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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管一辈子走南闯北走了多少路，也不管他在生命的旅程中充满着怎样的奇趣和光彩，但总是一刻也不会忘记生育了他、养育了他的乡土，怀念着他生命旅程起点的地方。而且，越是到了老年，越是产生着对于故乡故土的怀念与思恋之情，纵然是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和我们身边经常见到的那些最刚强的汉子，也都曾经流过饱含着甘与苦、情与怨、喜与忧的各种滋味的思乡之泪。
思乡和乡恋，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感情，而刘国光对于故乡的思恋之情尤深，因为他与他的故乡南京一起，经历了许多难忘的艰苦岁月。
1923年11月23日，他诞生于南京下关煤炭港附近的宝塔桥畔。
南京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在刘国光刚刚记事的时候，就接连发生了四次灾难。
第一次是1927年他刚刚4岁的时候，北伐军攻占南京，迅猛的革命洪流使得帝国主义心惊胆战，怒火中烧。3月24日夜晚，英、日、美、法四国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军舰一齐向城里开炮，炸得房倒屋塌，血流成河，满地残砖断瓦和烧焦了的商品杂货，令人目不忍睹。
第二次是1929年的一场大火。一天晚上，怒吼的北风吹得天摇地动，忽有一家棚户失火，狂风立即卷起火舌蔓延到周边百余家棚户，只烧得天红地赤，火海翻腾，浓烟滚滚，遮日蔽空。刘国光家附近的宝塔石桥也被熏烧得斑痕累累、一片狼藉。上千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第三次是1929年，争权夺势的各派新军阀之间互相干戈相见。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不满蒋介石大权独揽，便唆使他的爪牙——浦口驻军头领石友三起来挑衅，夜半初睡之时突然用炮轰击南京城。于是又是一片房倒屋塌，又是一片血流成河。由于石友三的大炮都是由他的驻地浦口隔岸打过来的，那时的大炮射程又不很远，因之炮弹的十之八九都落在刘国光家的附近下关一带。
第四次是1931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这次洪水灾难大，波及面广，江、浙、皖、赣、鄂五省都受了灾，洪水淹没了汉口、芜湖、南京、镇江、扬州、无锡等长江沿岸许多城市。延续时间也长，大约有一个多星期水才退下去。
深黄色的洪水，夹杂着呼啸的风雨和轰鸣的雷电，以骇人的气势汹涌澎湃地泛溢出来，迅猛地吞没了长江两岸无数村庄和城镇、田野和川原。随着几个高大如山一般的洪峰席卷过来，大街小巷立即灌满了洪水，特别是下关那一带地势低洼的地方，更是转眼一片汪洋。
刘国光的父亲刘致和是个精明干练的人。他虽然只念完小学，但自学成才，在那个科学技术还都较为落后的年代，便能够娴熟掌握五金、电料等各种商品性能知识，而英文更是特别地好，因此由一个小贩变成了一家专营进出口的和记洋行职员，后来又晋升为月薪近一百块大洋的中级职员。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已经称得上是一位白领阶层了。
刘国光原来也曾有过几个兄弟，但都夭逝了，因之父母对他格外疼爱。然而越是疼爱，父亲对他的学业抓得越是紧，一刻也不放松。在他没入学之前，父亲就将他领到自己办公室，教他识些简单的字，算些简单的数，也教他认识些英文字母。因此，他的英语较其他孩子都好，没上学之前就能看懂一些英语小画册了。后来，父亲又把他送进私塾，在私塾里学了些《三字经》、《百家姓》等学前启蒙教育的书。
在六岁那一年，父亲将他领进小学校的大门口。这座学校名叫老江口小学，就位于煤炭港的下边，靠近长江轮渡的渡口。学校规模很小，只有两排房子板板整整地立在坡地上。后排房子较高，是高年级的教室，前排地势较低，是低年级的教室。刘国光从最低一层教室开始，一步一步地升高，最后走进了后一排较高地方的高年级教室里。他从没有迟到早退过，更没有无故地逃学和旷课。他印象最深的是樊子山校长的爱人邓老师，她教的一首歌一直鼓励着他的一生，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记住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走啊走，向前走，不回头！”
刘国光的母亲姜淑兰是个非常善良贤惠的妇女，淳朴节俭，乐善好施，姐妹四人中排行老二。外公姜永发家境较为殷实，住在北城鼓楼一带，有田产也有房产。他自己务农种菜，雇工开菜园子，而更大的进项是他在城里开设的大学生公寓。原来他家有一大片房产位于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附近，他便利用那片房产开设了个大学生公寓。幸运的刘国光也正是借助外公开设大学生公寓，自小儿便有机会接近许多文人、学者和读大书的人。
1934年，刘国光（前排右一）与父（后排右二）母（后右三）及亲属在南京玄武湖公园合影。
那时候，茶楼、大学生公寓、会馆和戏院子是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就同外国的文化沙龙一般。这里聚集众多文人、学者，互相传递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界的最新消息。不论是风和日丽、花朝月夕之时，还是北风朔雪、雷雨交加之际，这里总会有一些文人、学士前来活动。他们或者是借茶酒浇胸中块垒，抒发对时势的感怀；或者是吟诵自己的新作，评议他人的文章；或者是拜师学艺、传道授业解惑；或者是以文会友，以求同舟共济、并舆而驰。
母亲常带着小国光到大学生公寓里来，因为她的三妹姜淑颖嫁给了这座公寓里的一个大学生。他叫程登科，当时是中央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后来，他果然就像名字所兆示的那样，高科得中，以优秀的成绩大学毕业，被选派到德国留学，归国后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及湘南大学等高校任教，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教授。
由于姨父的带领，小国光认识了公寓里另外一些有品德有才华的大学生，其中特别是袁俊与孙泽树。他们都很喜爱小国光的聪明机灵，勤奋好学，看他对于读书天生有一种罕有的灵巧与感情。其中袁俊更是认下他来作自己的干儿子，把许多心爱的书交给他看，有的书最后就送给了他。他们告诉了他许多在他那个年龄段里有的能够理解、有的尚不能理解的知识。但由于他的认真、聪敏与诚挚，他们便都认为他理解了，从文学、历史、音乐、绘画，一直到各门自然科学，他们见到他的眼神里都能唤起共鸣的感应，于是便都以为发现了一个日后可以成长为学者或者是思想家的嫩芽儿，便都带着无穷乐趣地猛力向这嫩芽施肥浇水，耐心栽培。
刘国光就是这样毫无意识地走进了文化界的精英群体之中。虽然他当时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幼苗子，或者用他们所乐意戏谑的爱称“干儿子”的身份进入的，但这个进入却不期而然地获得了双向的美满收成。他得到了许多同龄孩子得不到的知识，而干爹也因他而幸运地得到了美满姻缘。母亲当时就是用这个被称作“干儿子”的孩子作纽带，将她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父亲洋行里的一个女会计张懿娟介绍给自己儿子的干爹孙泽树。抗战爆发后刘国光流亡到大后方时，曾得到孙泽树夫妇各方面的照顾，这是后话。
1935年9月，刘国光考进了江宁中学初中部。
江宁中学是南京市乃至江苏省都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成立于1934年夏，当时全名叫做江苏省立江宁初级中学，校长赵祥麟，一位挺有来历的教育家，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后来去了美国。教员都是些饱学硕儒，多是资深阅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的人。其中，语文教员管雄最有才干，他刚刚毕业于金陵大学，英气勃勃，满腹经纶。新校舍建成时，他还编写了一副朗朗上口、寓意精深的对联：“何年得广厦千万间，听寒士书声偢人颜笑；今日与吾党二三子，看迎门山色横楹晴岚”，让人多少年后仍深藏胸中，久久不能忘怀。学校校址原在中华门外小市口，是一些草房，中间还在一个旅馆里上过课，后来搬迁到江宁县东山镇，这才盖起让管雄老师长吟不已的新校舍。新校舍离南京城有二十多里路程，刘国光便作为寄宿生开始了集体生活。
在小学校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考试时总是名列前茅。他之所以能有这样优秀的成绩，得之于严父慈母的关怀与管教。现在他离开了父母，在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里，又结识与蒙受了同学的关爱、朋友的关爱。他开始体验到世界上除了父母之爱以外，没有什么比在学校里结成的友谊更让人值得珍惜了。一岭青山同风雨，半窗明月共书声，这里边有着多么浓厚的情趣与情谊呀！最值得怀念的，是他在江宁中学里结交的两个很要好、很知心的朋友。他们岂止是共笔砚、同书声，简直就是形影不离，几乎能做到“三位一体”。如果你在图书馆里或者运动场上见到了他们其中一个，就不难见到另外两个人的影子。他们因此而常常被人称为“一坨儿”，或者是“三兄弟”。这两个人就是一直坐在刘国光后排的路翎（后来成为著名的作家，当时的名字叫徐嗣兴）和姚牧（后来成为音乐家，当时的名字叫姚抡达）。三个人因为学习上都很优秀，加上气质相似，性情相投，自然发展成拆不散、打不乱的莫逆之交。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望着这坨儿充满着青春友谊的“三兄弟”。
1937年1月，父母与14岁的刘国光合影。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很快就传导到南方。日军不仅霸占了东北三省，而且又连肇祸端，铁蹄践踏到长城内外，炮口直指华北平原。国家危亡于旦夕，中国人民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从平津一直震荡于长江、珠江，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义愤填膺。
原来还比较平静的南方，现在也已不平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成都事件为借口，派出大量军舰横闯长江，猖狂肆虐，蛮横无理地用大炮轰击长江沿岸各大城市，南京更是首当其冲。无数的无辜平民再一次在日军的炮口下流血牺牲，成了无家可归的冤魂。对于日本强盗如此野蛮的行径，国民党政府不敢还击（虽然沿岸设有无数炮台），但爱国的人民大众却忍无可忍，一起发出愤怒的吼声。
在这群愤怒的游行队伍行列里，也有南京江宁中学的学生们，其中刘国光、路翎等人更是走在这队人群中的前列。他们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号召，走上街头，呼着口号，打着旗帜，游行示威，同时用更多的时间走向农村，深入民间，宣传抗日道理，为英勇奋战的义勇军募集款项。他们一路上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和《九一八小调》，走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慷慨悲壮地呼唤着、呐喊着，激荡的青春热血感动了无数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同胞。
在这宣传队伍里，数姚牧的歌唱得好。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很受群众的欢迎。他也是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常常是唱着唱着便热泪盈眶，喉哽嗓咽，唱得周围的人眼圈都红红的，有的人也跟着流下了泪水。刘国光的歌唱得也很好，他经常同姚牧一起在宣传队中合唱，同样也是很能感动人的。但他更多的时间还是与路翎合作，编写墙报稿子。他们还编写了不少小型的演唱节目，宣传抗日爱国思想。
到了1937年11月，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过江阴、无锡、镇江，一步步地向南京逼进。句容茅山脚下已经连连响起了撕天裂地的炮声，接着便是密集如雨的枪声、号声、咆哮声、嘈杂声、呼喊声、女人凄惨的哀嚎声和孩子的啼哭声，一切时间上的顺次和空间上的秩序都统统被打乱了，都在天昏地暗的恐怖之中摇晃颠倒和溃散崩塌。
刘国光刚从湖熟、板桥一带的下乡宣讲队里回来，父亲就到学校把他接回家，催促他赶紧随同母亲、堂姐与逃难的人群一起逃离南京。已经是一刻也拖延不得了，这里马上就要处在日本强盗的屠刀之下。他还想走进屋里去收拾一下衣物，父亲焦急地说：“你母亲已经替你把东西都收拾好了，船正等候在和记洋行的门前，时间是一刻也耽误不得的了！”刘国光心情沉重地随同母亲和一个堂姐急匆匆赶奔到江边船上。
轮船满载着苦难和忧愁，夹杂着婴儿啼饥号寒的哭声和疾病老人可怜无助的呻吟，在浑浊的江水里缓慢地航行。两天之后，到了汉口，刘国光他们又换乘小火轮奔向长沙。
到了长沙，姨夫程登科接待了他们，并安排他住到他的干爹袁俊家里。现在，这两人都在湖南大学里任教。他们还都像当年在大学生公寓里那样地照料着他，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的学业，百般周到，尽量使他感受不到流浪异地的困苦。他们把他送到长沙中学里去做旁听生，听那些底蕴深厚的老先生讲课。岳麓山下是当年王船山办学的地方，学风古朴，气运传承，非其他地方可比。这里的学生作文一概要求用古文，起码也要用像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那种文体来写。这样的熏陶磨砺，对刘国光日后文笔的精练畅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长沙有个八角亭书店，课余时间他喜欢在那里读书。这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等长江局领导人住在武汉，后来又迁至长沙，因此这里的进步书刊很多。他在八角亭里读到了许多好书，像斯诺的《西行漫记》（当时叫《红星照耀中国》）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经历》等等。这时，他的头脑里已开始激荡起革命的思潮。
到了年底，刘国光的父亲刘致和也满脸怆然愁楚、神情黯然地随同洋行的人，失魂落魄地逃难到武汉。
从12月8日起，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面用重炮狂轰滥炸开道，步步缩紧了对南京的包围圈。炮火中，刘致和与和记洋行的职员一起躲进英国的“怡和”号趸船上，避难于三汊河的上流。他们在船上听到枪声密如骤雨，炮弹弋着流光不时从空中划过，四处轰鸣着震颤大地的爆炸声。他们亲眼看见护守在下关一带的军舰接连击落好几架在空中横行的日本飞机。他们满怀着期望，同时也用泣血的虔诚衷心祈祷我们能够打退敌军的侵犯，守卫住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民国首府，然后好掉棹回家，照常去洋行工作。谁曾想到，到了11日傍晚，枪炮声响竟然越来越稀落下来，敌人的飞机与坦克越来越密集地在天空和地上横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古城是保不住了。人们心如刀割，焦苦如焚，无限哀伤、无限眷恋地换乘到英国太古公司的吴淞号轮船上，仓皇离开南京，溯江而上奔往汉口。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刚刚离开南京后，就发生了历史罕见、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的祖居之地，顷刻之间变成一片血海，变成了血雨腥风的焚尸场、埋人坑；他们的乡人邻居，顿时变成了断头冤鬼、屈死灵魂，千秋万代饮恨黄泉。根据后来人们踏着血迹、含着泪水一一核查的结果，南京大屠杀的十二个场地中，有七个就在他们所居住的下关一带，离他家最近的有宝塔桥鱼雷营集体屠杀场地、煤炭港集体屠杀场地、和记洋行附近的集体屠杀场地、下关中山码头的集体屠杀场地、龙江口集体屠杀场地、挹江门集体屠杀场地。日军为什么多选择下关一带实施血腥暴行呢？因为这里便于尸体处理。火焚需用大量汽油，深埋难免遗留下罪恶痕迹，而把尸体推入江中，是毁灭罪证的最简便方法。据日本一个随军记者叙述：“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糊糊的山，有50-100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
长江水为之呜咽，为之哀泣，江里边一时间流淌的全是血水，漂浮着的是黑压压的一片尸体。这是亿万斯年流淌着的长江从来没有过的凄惨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