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长也最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于明万历年间改道流经台儿庄,水路运输的便捷,使得这个鲁东南水城,慢慢成为富甲一方的水旱码头和商贸重镇。
清朝初年,一天,沿着运河缓缓走来几位器宇轩昂的中年人。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相当显眼,不仅因为他们的穿着、气质迥异于当地人,而且还操着一口吴侬软语。
这几个人确实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的后代贺希伦、贺希贤、贺希圣,因为异地做官的缘故,他们离开了苏州老家,带着子侄辈沿京杭大运河来到台儿庄。
运河两侧的岸堤上,垂柳袅娜地在春风中摇曳,倒映在碧玉般清澈的水面上,端的是风景如画。
运河岸边的住户顺着河堤摆上一溜儿茶寮,其实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草棚,摆上桌凳,过往的行人可以在此歇歇脚,一边饮茶,一边欣赏着眼前旖旎的运河风光,也是相当的惬意。店家还提供煎饼卷大葱、蒸地瓜、煮玉米等简单的饭菜,原汁原料,十足的农家风味。
波光粼粼的河面、轻摆的垂柳、拱形石桥、恬淡乐天的运河人家——贺氏兄弟眼前的运河风光,颇有几分江南小镇的秀美,这让他们喜出望外。从此他们在此安家落户、扎根发芽。贺氏家族不断扩展,其中一支渐渐挪移到距台儿庄镇十六里地的苏楼村,随着贺姓人家的渐渐增多,这个小村后改名为贺窑村。
到清末的贺祖烈这一辈,作为一个诗书功底相当不错的读书人,他经常为乡亲撰写对联、贺幛、碑文,颇受乡邻敬重。
时光荏苒,到了20世纪20年代,贺氏家族的生活日益窘迫,挨饿、受冻成了贺家乃至大多数贺窑村百姓的生活主题。原因何在呢?
调查发现山东的天灾几乎每年都有,黄患、大旱、虫灾这些自然带来的灾害虽然可怕,但人为的灾害往往是灾荒形成的根本原因。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山东的灾难并非水灾、旱灾或蝗灾,“山东的问题是人祸,是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巧取豪夺直接导致的。”
1925年奉系军阀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山东三千万人的生死从此捏在他的手心。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张宗昌过着穷奢极欲的罪恶生活,一边用价值五万五千美金的定制比利时西餐餐具享用着珍馐美味、法国香槟;一边用巧取豪夺来的民脂民膏为一己私利去扩大地盘而四下征战。正是张宗昌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山东农业、商业带来巨大负担,使山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不仅山东一地,也不只张宗昌这一个军阀——整个旧中国都经历着天灾、匪患、兵乱的痛苦,到处是军阀混战,人民受到残酷的掠夺,尤其是在农村,百姓不仅饱受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还受到土豪劣绅的欺凌,生活非常艰难,贺家就是在最底层挣扎着熬生活的农民。
贺祖烈之子贺典谟由于家境贫寒,只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对于这家人来说,填饱肚子是当前最迫切的事情。贺典谟由于性格耿直,不善钻营,日子过得极其窘迫,一家人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一年辛苦下来的收成还填不饱全家人的肚皮。为了维持生活,贺典谟找到一个集市粮食经纪人的活儿,每次可以收取一点儿微薄的手续费。每当散集之时,贺典谟再去收集落在地上的粮食颗粒,聊以补充家用。
1924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呼啸的北风席卷着大雪扑打着贺窑村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面隐隐传来一阵婴儿的呱呱啼哭——贺典谟迎来了他的长子,取名为敬之。
新生儿的出生并没有给贺家带来欢乐,极为艰难的生活迫使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枯瘦的祖母跪在屋角哽咽着祷告:“俺用什么喂养这个孩子啊?”父亲抄着手低头躲进村里的酒馆里,他赊账买来劣质酒麻醉着自己,最后苦恼地醉倒在那儿;只有尚且虚弱的母亲把这个小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暗暗发誓定要把他养大成人。
穷苦、凶年下成长着的幼年敬之过的日子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饥寒交迫。
北方的冬天寒风肆虐,小小的茅草屋四下漏风,贺敬之冻得直哆嗦,母亲心疼地把他搂在怀中。母亲的棉袄其实既单薄又破旧,根本无法御寒,她是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着怀中的孩子。如果贺敬之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母亲就烧上一小把高粱秫秸给他取暖。不过秫秸也不敢浪费,家里烧饭靠它,常不够用,母亲再爱他也不会多烧,她得想其他法子。
贺窑村素以窑制品闻名,烧窑是村里的大事。各种坯件在窑炉里被烧制、熏闷,直到出窑。出窑前,乡亲们聚集在窑炉外等着窑件出炉,他们不是买窑件,而是等着端些残余的窑火回家取暖。幼年敬之依偎在母亲怀里,和大家一起兴奋而又焦急地等着出窑的那一刻。
“出窑喽!”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喊声,乡亲们纷拥上前去端窑火,母亲也小心地用瓦盆端回一盆红彤彤的窑火,她把瓦盆放在敬之身边,仔细地在瓦盆上洒上薄薄一层炉灰,为的是让窑火烧的时间更长些。
在暖暖的瓦盆旁,听着母亲哼唱的民歌、讲述的《老虎接生婆》、《铁拐李》的传说,幼年敬之的心中满满都是幻想——如果自己认识铁拐李那样的能人、或能结交虎大王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就能让奶奶、父母吃上白白香香的麦子面煎饼?想到这里,他不禁轻轻吞咽下快流出来的口水。
煎饼是山东人的主食,不过香甜的麦子面煎饼对贺敬之来说可算奢侈品。其实他连谷子、高粱、绿豆面的煎饼都很少吃到,饭桌上的主食往往是用野菜比如“竹目草”磨成菜浆摊成的煎饼,虽说翠绿翠绿的非常好看,可吃到嘴里却又苦又涩,简直无法下咽,关键一点儿也不耐饥,说到底不过是一把菜叶子,吞下去不一会儿肚子又咕咕叫了。
贺敬之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浑身冒冷汗,腿脚发颤,以至于平时很懂事的他只要看到绿煎饼就忍不住跟母亲哭闹起来:“俺饿,俺要吃饱肚的,要饱肚!”
母亲心酸得湿了眼睛,她摩挲着儿子的胸膛,忍着悲伤安慰他说:“不慌,我儿不慌!等等吧,我儿等等,等等粮食就上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贺敬之人生第一课就是学习劳动。他蹒跚地跟在母亲身后,上山打柴、下地搂高粱叶。母亲背大捆,贺敬之就背小捆,每当他累得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母亲就把他和柴禾一起背到身上。他趴在母亲背上,听到母亲累得气喘吁吁的,心疼地要挣扎着下来,母亲却不让他下来——母子俩争来争去的结果,往往是娘儿俩都哭了起来。
母亲教会贺敬之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麦收的季节到了,贺敬之跟在大人身后去地里拾麦,小伙伴们唱着“桃花开,杏花败,李子开花炸咸菜”,一边手眼不停地拣拾着地里散落的麦穗。骄阳暴晒下劳作的贺敬之脸上流下一道道汗水,心里却十分快乐,一想到晚饭能吃上香甜的麦子面煎饼,再多的劳累也不再当回事儿了,只盼麦收的日子可以再长一些!
一个初冬的深夜,贺敬之突然听到门外乡亲们大声喊道:“来土匪了!”母亲急忙抱着他逃到村北的树林里躲起来。这时传来一阵哗哗的响声,大家以为土匪追过来了都吓得发抖,等了一会儿才发现原来是风吹树叶的声音。
被母亲裹在怀里的敬之气愤地说:“把树都砍了,谁让它刮风吓唬人!”
母亲轻轻按了按敬之的头,低声告诉他说:“风不是树刮出来的,是先有了风,然后才有的风吹树叶哗哗响……”
很多个夜晚,父亲拉着贺敬之的小手走在乡间小路上。
父亲有时会突然考一考他:“我们转向了吗?哪儿是北呢?”
贺敬之抬头看向天空,他眨了眨眼,很快想起父亲以前教他的方法,小手指向天空,一下子就找到了那颗明亮的北极星。
贺敬之很快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把他送进村里的私塾。
上学前,母亲再三叮嘱儿子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做个有本事的人,贺敬之牢记母亲的教诲,学习非常努力。
由于贺敬之很小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临帖写字,字写得比一般孩子都好,私塾里的老先生看到他不仅聪明好学,字还写得非常好,就格外喜爱他,给他开了不少的“小灶”。
贺敬之在这里学到很多古典文学名篇,比如《陈情表》、《祭十二郎文》等,每一篇教过的文章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半年后老先生走了,在亲友的帮助下贺敬之进入当地天主教堂办的小学,学校就在教堂后面。虽然校舍不大,但环境非常静谧,隐隐传来教堂清澈的钟声和信徒们悠扬的唱诗声,夹杂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相互回应,分外美好。
当地的村民大多是天主教徒,贺敬之的家人、族人都是信徒。在黑暗的旧中国,耶稣基督对人类舍命流血的拯救大爱抚慰着他们受伤的心灵,对天国的向往也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虽然贺敬之最后没有成为信徒,但是教义里面的仁爱、怜悯、平等的观念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使得他从小就对劳动人民充满了热爱情怀。
这所小学除教诵《圣经》,主要讲授白话文,也就是新学。在这所学校,贺敬之的学习成绩依然优异,在作文上尤其表现出极高的天分,一篇《黑山远足记》写得层次分明、声情并茂,受到老师的夸奖,不过这也惹班里一些富家孩子的嫉妒,他们就用好吃的去馋贺敬之。
一次,班里的一个同学看到贺敬之在吃野菜摊成的绿煎饼,他眼珠一转,从书包里拿出一张香喷喷的鸡蛋烙饼,在贺敬之的眼前晃来晃去,鸡蛋饼散发的诱人香气一个劲儿地往他鼻子里钻。那个同学肥胖的脸颊上泛着油光,显示出他营养充足,他想给贺敬之一个难堪,就炫耀地冲他嚷道:“你见过吗?吃过吗?想不想吃?”
贺敬之扭过脸去没理他,转身走开了,心里却很委屈,回到家里他扑在母亲怀里哭了。
父亲夸奖他道:“我儿有骨气、有志气,咱穷也要穷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
母亲既心疼儿子被欺负,也不忘教育他:“为富不仁算不得什么!猪才比吃比喝,人只比志气、比出息!”
父母的教训让贺敬之明白了什么叫尊严,也看到了希望,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做个有出息的人。至于怎样才算有出息,那时候的贺敬之还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就是努力学习。
就在贺敬之打定主意要更争上游的时候,这所小学却停办了。父亲满面愁容地看着失学在家的儿子,叹息连连,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父亲突然想起堂妹出嫁时,从台儿庄过来帮忙的叫锁哥的表侄。这个表侄在一个饭馆当厨师,做得一手好菜,如果儿子跟他当学徒,将来也算有门手艺,养活家人不成问题。
贺敬之虽然很想继续求学,却也非常理解家里的艰难,就毅然答应了。不巧的是,这位表哥因不小心打碎饭馆的餐具被开除了,贺敬之当厨师的路走不通了。
不过父亲又想出一个主意,让贺敬之去天主教堂当修士,每月可得一定的生活费。
教会的王神父很喜欢这个仁慈善良的孩子,答应会好好教导他,将来培养他成为一名神父。贺敬之虽然向往望弥撒时的崇高虔诚气氛和赞美诗的纯净美好,可既然憋足了一口气要有出息,继续求学仍是他的首选。
就在贺氏父子各自坚持的节骨眼上,曾给贺敬之起名字的大祖父贺祖尧站了出来。他非常看好贺敬之,认为他在读书上显示出来的天赋是贺氏一族将来的希望,就力主让贺敬之与自己的儿子贺绅谟一起去北洛村私立小学继续读书,就这样,贺敬之插班到四年级入读。
临行前,面容清癯的大祖父和蔼地问他:“敬之啊,你知道自己名字中为什么有个‘之’字吗?”
贺敬之眨了眨眼睛,回答道:“是因为您给我找的是‘之、乎、者、也’的第一个字。”
大祖父轻轻点了点头,微笑道:“不仅如此,其实我还有一个用意,咱们贺家曾出过一位大诗人贺知章,你的名字里带个‘之’字,也是为了纪念他。不过为避长者讳,没有用彼‘知’,而用了此‘之’——你能体会大祖父的用意吗?”
贺敬之心里一热,他突然感到自己肩负的不仅是父母的希望,更有家族的期待,这让他对未来有了更高的目标。
与魁梧的小叔贺绅谟比起来,此时的贺敬之显得羸弱得多。常年半饥半饱的生活,让正处于发育期的少年患上营养不良。
山东南部地区日照时间长,非常适宜棉花生长。当地农民都是自己种植棉花,勤劳的主妇再用纺车纺线织布,然后去染坊买上染料亲自给布料上色,最后裁剪做出成衣,一件衣服成形的整个流程几乎都是各家独立来完成的。当然,那时乡下的工艺和材料都是粗粗拉拉的,绝对与精致扯不上关系,不过胜在结实耐用。
这次出门,贺敬之就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外衣,虽然肥肥大大不太合体,却难掩少年的清秀。贺敬之深知,这次的学习机会格外来之不易,他分外刻苦,各门功课都考第一,让父母非常高兴。
为不耽误儿子的学业,每周一次父亲都要走上20多里路给儿子送去口粮,口粮大多是棒子面煎饼和母亲腌制的咸菜。煎饼易存放,就着学校提供的开水,贺敬之一天三顿就这样打发。如果遇上天气湿热,煎饼也会发霉,每到此时他会拂去上面的霉渍,照吃不误。
一天,村里有人到校捎话给贺敬之:“你赶快回家一趟。”当时恰逢麦收时节,贺敬之以为母亲叫他回去吃麦子面煎饼,就高兴地向家奔去。
一进门,他看到母亲昏倒在床上,浑身浮肿,身上一按一个坑。打开锅一看,里面一大锅清水,只有几块小小的南瓜块——原来父母整天吃的就是这个,他们把珍贵的粮食留给自己,母亲是活活被饿病的啊!贺敬之趴在母亲床边嚎啕大哭,既哭自己的无能为力,也恨那些为富不仁的财主。穷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啊?
前去探望贺母的乡亲们谈起村里的事儿也是连连叹气,贺敬之惊讶地发现,不仅自己家吃不饱、穿不暖,大多数乡亲们的日子过得都极为艰难。
村里有位五婶子,丈夫给财主张大爷当长工,因为偷吃一块张大爷家的蛋糕,被鞭打后投入监牢中,关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五婶子家失去了生活支柱,几乎揭不开锅。大儿子流浪到远方音信皆无,女儿病死在炕头上,唯一的一头老黄牛也被张大爷拉去顶账——绝望之下的五婶子抱着剩下的小孩子投河自尽。
邻居老王家是一对孤苦的夫妇,唯一的儿子在二十年前一个大饥荒年跟着小叔叔流浪到关东,叔侄二人相依为命,叔叔却没能熬过松花江上的第二十个冬天。埋葬叔叔后,思念父母的游子赶回家乡,路上巧遇自己的姑母,姑母看到久别的侄子哭诉道:“今年又是大荒年,纳粮交租逼死好多人,地主刘三爷发‘善心’,用十石发霉的粮食换走五个庄的土地,现在就连树皮草根也无处可挖了。你爹娘也快饿死了,却不敢出门去别村借粮食,现在强盗如毛,一出门就会被他们杀死。你也别进村了,不然会没命的。”心急如焚的侄子不肯听姑母的劝告,继续向家赶去。在一片树林旁,里面躲藏的强盗冲了出来把他砍死,游子携带的一点儿财物和身上的衣服也被夺走。
贺敬之倾听着乡亲们讲述的一幕幕惨剧,既愤恨又迷茫,小小少年开始思考着人生,后来他把这些内容都写入诗集《乡村的夜》中。
回校后贺敬之仍然很消沉,看到他痛苦迷茫,一位来自胶东的抗日流亡老师走过来安慰他,跟他讲了很多很多。这位老师提到苏区红军、讲到一个遥远的国度苏联。他的话就像一股春风,温暖了贺敬之幼小的心灵,也在他心底播下革命的种子。
贺敬之从国文课本里读到了《苏武牧羊》、《木兰诗》、岳飞的《满江红》;此后,又陆续读到了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须》和鲁迅、巴金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引发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给贺敬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老师讲的《最后一课》,从法国作家都德的这篇作品中,他明白了亡国就意味着失去做人的尊严。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的篇章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心上,让他们对“家”、“国”的概念和民族存亡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在几位良师的启蒙下,贺敬之的精神世界大大丰富,他对各门课程都产生了浓厚兴趣,除了擅长的写作、唱歌,在美术上也颇有进益。
这几位老师还把当时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介绍给大家。因贺敬之国文最好,师生们推举他去担当北洛村私立小学的拉丁化新文字会长,这是贺敬之人生中担任的第一个群团组织领导,对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
贺敬之走马上任之初,就写信给北平总会,宣告北洛村私立小学分会成立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收到北平总会的回信,信里除了对当地分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和鼓励,还随信寄来很多时事报刊,这可极大激发了大家学习拉丁化新文字的热情。
从这些时事期刊中,他们这些象牙塔中的学生终于知晓一些外面发生的事情——不仅得悉红军长征的事迹,还有西安事变的消息。鉴于大家对某些时事背景感到陌生,老师还特意做了详细的讲解,贺敬之和同学们对当下民族存亡的危机有了更深一步的体会。
几十年过去了,贺敬之一直记挂着这几位启蒙恩师,曾多方打听他们的下落,终于在80年代和其中的一位老师取得了联系,那位老师身居香港多年,早已弃文从商。
1937年秋,不足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成绩毕业,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贺父实在无力继续供儿子求学,这次还是大祖父贺祖尧拿主意。
他建议贺父:“敬之读书这么有天分,不继续求学实在太可惜,就让他和绅谟去考兖州简师吧,那里不收学费,每个月还发五块钱生活费,而且一毕业就可以教小学养家。”
路是条好路,却不好走,兖州简师出名的难考。由于不收学费,且每个月有补助,学成还能安排工作,无数贫家子弟心向往之,每年报考人数众多,录取名额却极少。
贺敬之报考那一年,报考人数达到2000人,只取90名,竞争非常激烈。
发榜那天,贺敬之拿着自己的考号55号和小叔贺绅谟一起挤在人群中看榜。
“敬之快看,你名列第四,两千个人你考了第四名啊!”小叔激动地喊了起来。
周围看榜的学子们听到了,惊叹的目光纷纷投向这个腼腆的少年。
“小叔,你也考上了!”贺敬之高兴地看到小叔的名字也列在榜上。
叔侄二人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雀跃地往家奔去,急着把好消息分享给亲人。贺敬之幸福地憧憬着未来:毕业后自己挣钱了就可贴补家用,减轻一下父亲养家的重担,也可帮助弟弟、妹妹求学深造——再说,小学先生在族里也算有出息了。
贺敬之的父母听到这个好消息喜上了眉梢,邻居们也纷纷过来道贺,贺家这天真是扬眉吐气。
这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大地开始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轰炸,这就注定学子们求学的梦想要被无情地打碎——战火纷飞的大地上,哪里可以安放一张平稳的书桌?
在日寇炮火轰炸下,兖州简师的师生们到处躲藏。贺敬之曾亲眼看到炮弹从自己头顶飞过,落在不远处炸出一个大坑。对敌人的仇恨在他心里深深扎了根。
不久学校迎来从北平、天津前线下来的大学生宣传队,他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激情澎湃地号召大家不做亡国奴,还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给贺敬之留下深刻印象。
形势越来越恶化,日军很快逼近济南。为保存教育资源,国民政府决定让山东各所中等、高等院校向南迁移,兖州简师也在其中。由于学校南迁一路艰难而且充满危险,校方决定让几个年龄小的学生退学,贺敬之差不多是里面最年幼的,毫无例外地也被劝退回家。
美好的人生刚刚开始却戛然而止,贺敬之此时不知所措,他找到小叔贺绅谟想听听他的意见。没想到贺绅谟早就偷偷报考了炮兵学校,准备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只因舍不得贺敬之,所以迟迟没有告诉他。
贺敬之听后也喊着要考军校打鬼子,贺绅谟及时打压下侄子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告诉他军校不收年龄不够的学生。贺敬之垂下了头,自己求学无望,报国无门,前路茫茫,看不到希望了。
看到贺敬之沮丧的样子,贺绅谟按住他的肩膀,鼓励他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等待机会继续求学,报效祖国。最后贺绅谟拿出一件自己喜欢的大衣送给侄子作为留念。
在贺敬之目送下,昔日熟悉的师生们的身影渐渐模糊,长久以来与他相互支撑的小叔也大步离开,留在家中的他犹如困兽一般异常苦闷。不甘心就这样被命运扼住喉咙,贺敬之到处寻找可以结伴同行寻找母校的同学。
1937年,贺敬之的生活一波三折;1937年,中日之战处在生死拐点。
年末,日寇相继占领南京、济南。为打通南北战场,实现他们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日寇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成了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
1938年春,这场由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李宗仁、张自忠等指挥的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终于拉开帷幕。战争过程非常惨烈,战火虽没烧到贺窑村,可贺敬之和大人们站在村边的翠屏山山头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坦克发射的炮弹把美丽的田野炸得满目疮痍,飞机投射的炸弹在京杭大运河上激起一阵阵冲天的火光和漫天的硝烟。逐渐村里不断涌入运河两岸逃出的难民,他们哭诉着日寇的残暴兽行。父母和他们一起流着泪痛骂鬼子,贺敬之心中燃烧着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焰。
台儿庄大战结束后,贺敬之打听到母校已搬到湖北,在那里组建成“国立湖北中学”,师范部设在湖北均县。贺敬之先后联系上四个人同去湖北,其中的张延龄、陈德秀、孙柄成和贺敬之是同学;最年长的任保善是一名小学体育教师,他打算考湖北军校,正好顺路。
贺敬之,这条冻土上顽强生长出的幼枝,挥手作别家人,还有自己的童年,勇敢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求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