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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论语·颜渊》）
孔安国
曰：“友以文德合也。”又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辅成己之仁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
朱注：“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益近。”（《论语集注》）
佛是神秘，禅是玄妙，但禅宗中有“平实”一派。唯孔门不曰“平实”，而曰“中庸”。儒家未尝不玄妙，但他们避讳这个。治学在思想方面不要因他写得玄妙就相信，许多道理讲来都很平实，在文学方面不要以为艰深便好；简明文字，力量更大，但不是浮浅。文章绕弯子是自文其陋。
然越平常的字越难讲。
文→友→仁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为上下二句连索。
凡“文”是表现于外的，文章礼仪。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孔门重视行为（表现），咱们现在是知识。《论语·颜渊》：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文”与“礼”为二，此“文”与今所谓学问相似。人与人之相联系，盖都因表现于外（表现于外者如礼仪、学问……）这一点，故曰“以文会友”。但并没做到此为止，因文而结合，而结合不为此，乃欲以“辅仁”。（现在是以利会友，以友取利。）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
此即为政治上个人主义。
然此与西洋不同，西洋只是竭力发展自己，不管好坏善恶；孔门个人主义乃自我中心，并非抹杀旁人、抹杀万物，不过以自己为中心就是了。修、齐、治、平的道理也由此而出。
也可以说这是政治上的唯心主义。
若唯物是内旋，
，自外向内，自远而近，自物而心。唯物史观特别注意历史，同时非常注意环境背景，前者（历史）是纵的，后者（环境背景）是横的。他研究历史注重在演变，以古推今。
而唯心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皆并非唯心就完了，涅槃是唯心的顶点。儒家唯心是外旋的，修、齐、治、平，并非自己成一“自了汉”便拉倒。
“子帅以正”，“帅”，跑在头里！这是儒家、道家不同之处。老子三原则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不敢为天下先”，是儒、道不同之一点，由此而成为杨朱
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
。“不为天下先”，是不为福首，不为祸始。而老子“不为天下先”有意思，他以为这样倒可替天下干点事；若“为天下先”，结果连我也掉在火里。“欲取故与”，“欲擒先纵”，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正所以为天下先。大家围着他转、跟着他跑，但不能露出痕迹；后来一转为消极，无作、无为，此非老子本意。如某妇遣女曰：慎勿为善。某女曰：然则为恶乎？母曰：善尚不可，欲恶乎？
此即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之一转为“无为”；至杨朱之“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乃老子三转。现在多是这种人，无为之人已很少，至于老子原意没人做到。
“子帅以正”，孔子心里想什么，口里说什么，这一点以勇气论，儒家超过道家；以聪明论，儒家不如道家。
文学不容易说出自己话来，往往说出也不成东西。孟子说孔子：
圣之时者也。
（《孟子·万章下》）
这话该是赞美之意。“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皓皓乎不可尚矣。”（《孟子·滕文公上》）“圣之时者”，没有恶意。但便因此句使孔子挨了多少骂，说孔子为投机分子，“是亦不思而已矣”（朱熹《孟子精义》）。
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固为投机分子，即造时势之英雄也未免有投机嫌疑。总之，无此机会造不成此时势。假如我们生于六朝，敢保我们不清谈么？生于唐，敢保我们不科举诗赋么？宋之理学、明清八股，皆投机也。使现代人不坐汽车、火车，非要坐椎轮大辂、独木舟，倒不投机，但这算什么人了？我们现在作白话文，岂非也是投机？
我们是得拿我们自己的眼来批评、观察了，而且还该用自己力量去作。投机、投机，不投机，落伍怎么好呀！《吕氏春秋》论邓析子
云：
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
此即《左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说“时”字是投机，谁不投机呢？说不投机，便不是投机。夏日则饮水，冬日则饮汤，这也是投机吗？夏雷冬雪，岂非也投机？这不投机不行。
大概孔子在他那时是崭新的见解。哲学与文学一样，自其不变而观之，则万物皆定于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日新月异，是创作。“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与“日新月异”是一个，是两个呀？今之人犹古之人，今之世犹古之世，不变；古者茹毛饮血，现在烹调五味，日新月异。孔子的政治、哲学，真是崭新崭新的。现在看起来是迂阔，绕弯子，不着实际，否则就是落伍，虽然现在看来未尝不新。（旧同新，有时也相通。）
我们读《论语》，又不想拿孔子抬高自己身价，想也不肯，肯也不能。我们读《论语》，不想迂阔落伍，但也不想被人目为投机。人活着，只有混容易。其实，混也要费点心思、拿点本事，何尝容易？
天下事进化难说，有的由繁趋简，有的由简趋繁。字由繁趋简，文由简趋繁。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
孔子弟子群像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子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冉有是想着做事的，近于事功。曾子精力多费在修养上，是向内的、个人的。冉有是向外的，对大众有影响，故对政治留心。
一庶，二富，三教。
“庶”（人口多），不是最终目的；要“富之”，最终“教之”。
“教”，连朱子都以为是立学校，此教未尝无立学校之意，但还不仅是知识；教未尝没有教育之意，但孔子尚非此意。孔子所谓“教”是“教以义方”（《左传》）。现在教育只教知识，不教以“义方”。“义”之为言，宜也；“方”之为言，向也，向亦有是非之意。明是非，知礼义，有廉耻。孔子盖以此较知识尤为重要，否则知识只使其成为济恶之工具。“教之”不仅立学校，立学校也不仅读书识字。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真结实，也真有味。结实，有味，二者难以兼有，但《论语》真是又结实又有余味。老子说话不老实，而无余味。冉有问政是“加”，子贡问政是“去”，夫子说来又结实又有味。
古本《论语》“民信之”上有“令”字，“令民信之”，“之”指为政之人，有“令”字好。“民无信不立”，立：（一）立国，（二）存在。总之，在上位的人要得民心。得民众拥护也有失败，但民众对失败原谅，对错事了解，因为民众信得及他。能信故能得人拥护，若不得人拥护，办好也是不好。
庄子真是思想家，中国思想非玄不可。别国“玄”是复杂，而中国玄妙在简单中。如佛学，虽是宗教家，实是思想家，能想象又极能分析。佛学传入中国，信佛，老成为净土，简单化了；解的人成为禅宗。无论净土、禅宗、释家，皆不用佛之丰富想象、琐碎分析。
孔子不玄。最注重实际，日用平常，所以结果是平易近人。好处，人人觉得他可亲；坏处，使人易视他（虽不见得轻视）。其实儒家之日用平常、平易近人，道理虽非懂不完、知不尽（一看、一会就懂），可是永远是我们行不尽、用不尽的。
《子路》中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一章可与《颜渊》“子贡问政”章参看。“冉有仆”一章，一庶（人众多），二富，三教（乃教育哲学）。“子贡问政”一章，按文章次序：一食，二兵，三信；按重要分，则：一信，二食，三兵。精神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物质缺乏能造成人道德之堕落。犯法罪人多为物质缺乏的结果，穷生奸邪，富长良心。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以个人为出发点―→天下，以物质出发点―→精神。并非离开个人而能有天下，也不能离开物质而言精神。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孔子之说法不行。一因现在时代不同，一因若曰个人做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传·襄公八年》，子驷引《周诗》）？所以孔老夫子显得迂阔。但若想根深蒂固，还非从个人精神修养下手不可，否则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我们做事太书呆子气，不太世故。世故使人不能成为书呆子，而书呆子往往不能去做事。要成一种势力，而领导此势力的人必须有崇高人格修养才配做领袖。“为政以德”，自己精神修养至完善境界便是德。“为政”是天下事，而曰“以德”，还是以个人做基础“而众星共之”。“居其所”是他的精神，“众星共之”，做成一种势力。而要造成一种势力，先要有纯洁、高尚人格才能永久。而往往有修养的人，无办事能力；能办事的人，无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