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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君子”与“士”

“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写出来的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佛教传至中国成为禅宗,只求自己“明心见性”。再看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道德经》七十八章)。可是现在所说黄老、老庄 ,只是“清静无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现在,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官场现形记》 写官场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阅微草堂笔记》 记一清官死后对阎王说,我一文钱不要,“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

(卷一《溧阳消夏录一》)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还清。而那究竟还清。其实只要给老百姓办点儿事,贪点儿赃也不要紧;现在是只会贪赃,而不会办事——向内、向外都没有。这是造成亡国的原因。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曾子 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论语·先进》)。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做一句话说,而他当做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换成动作。所以颜渊 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的学问。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可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此曾子自讲其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

[宋]马远《孔子像》

(一)认识,(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如程砚秋 一上台,真有点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人若是兽心,他面一定兽相。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

《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而以司马迁的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论语·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史记》改为:

三人行,必得我师。

是还是,而没味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若改为:

士必弘毅,任重道远。

是还是,而没味了。

曾子所谓“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远”,不弘毅行么?此章中曾子语气颇有点儿孔夫子味:

……不亦重乎?……不亦远乎?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人是要牺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身体力行。

任←重—弘

道←远—毅

合此二者为仁,道远亦以行仁。

仁(道),君子(人),以道论为仁,以人论为君子。

朱注 :“仁者,人心之全德。”这太玄妙,无从下手,从何了解?从何实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严》之“圆妙明心”。——弄文字学者结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学者结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结果不解。故禅宗大师说“知解边事”不成。

知解乃对参悟而言。如云桧树为何门类,枝叶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桧之心性、灵魂,此是参悟,虽不见其枝叶无妨。禅之喝骂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参悟正是真知真解。禅欲脱开理障,其实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赞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论语·雍也》云: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乐,绝顶聪明的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的乐来了。

先生讲尽心尽力,学生听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若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 d7apssAAiOnynQW8cKrMxAIcmaaTG61HUS6PDg0y5fS/rqTiy2z577b2DnRB6j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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