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写出来的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佛教传至中国成为禅宗,只求自己“明心见性”。再看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道德经》七十八章)。可是现在所说黄老、老庄
,只是“清静无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现在,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官场现形记》
写官场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阅微草堂笔记》
记一清官死后对阎王说,我一文钱不要,“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
(卷一《溧阳消夏录一》)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还清。而那究竟还清。其实只要给老百姓办点儿事,贪点儿赃也不要紧;现在是只会贪赃,而不会办事——向内、向外都没有。这是造成亡国的原因。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曾子
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论语·先进》)。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做一句话说,而他当做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换成动作。所以颜渊
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的学问。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可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此曾子自讲其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 修 、 行 。
[宋]马远《孔子像》
(一)认识,(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如程砚秋
一上台,真有点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人若是兽心,他面一定兽相。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
《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而以司马迁的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论语·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史记》改为:
三人行,必得我师。
是还是,而没味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若改为:
士必弘毅,任重道远。
是还是,而没味了。
曾子所谓“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远”,不弘毅行么?此章中曾子语气颇有点儿孔夫子味:
……不亦重乎?……不亦远乎?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人是要牺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身体力行。
任←重—弘
道←远—毅
合此二者为仁,道远亦以行仁。
仁(道),君子(人),以道论为仁,以人论为君子。
朱注
:“仁者,人心之全德。”这太玄妙,无从下手,从何了解?从何实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严》之“圆妙明心”。——弄文字学者结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学者结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结果不解。故禅宗大师说“知解边事”不成。
知解乃对参悟而言。如云桧树为何门类,枝叶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桧之心性、灵魂,此是参悟,虽不见其枝叶无妨。禅之喝骂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参悟正是真知真解。禅欲脱开理障,其实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赞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论语·雍也》云: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乐,绝顶聪明的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的乐来了。
先生讲尽心尽力,学生听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若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
余要使人看出曾子之学问、精神、思想——合为其真面目。曾子之所以为曾子,在此;其所以能表现孔门精神,亦在此。而前所说“任重而道远”太笼统、太高,现在讲低的、细的功夫。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泰伯》)
高处着眼,低处着手。浅近,是着手练习,不是满足于此浅近。理想了现实,现实了理想,浅近是高远之准备,并非停顿于此、满足于此。浅近并非简单。
《论语》文字真好,而最难讲,若西洋《圣经》文字。
曾子“以能问于不能”诸句,图解为:
“犯而不校”,一句支住。其好不仅在词,词意合一,内外如一。辞是有形之意,意是无形之辞。不是在辞上能记住,是在意上,“犯而不校”就有力。(“犯而不校”,不但儒家,宗教精神亦然。)而其文之前后,又并非只为这样写着美,其意原即有浅、深,轻、重之分,由浅入深,由轻入重。无论在辞上,在意上,皆合逻辑。
“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不是开玩笑。
玩笑是不好的,但看用在什么时候。人敢跟死开玩笑——除了穷凶极恶之人不算,那是无意义的——但其大无畏勇气已可佩服。敢跟有势力的人开玩笑,跟暴君开玩笑,你是皇帝,我没看起你。因有意义,玩笑往往成为讽刺。犬儒学派(Cynic)
是讽刺。亚历山大(Alexander)
谓某哲人将说其坏话,哲人说,我还不至于无聊到没话可说非说你坏话不可。中国人开玩笑先相一相对手,口弱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这是阿Q。鲁迅先生说话真了不得,除非他说的话你不信,你若信便无法活。中国的笑话有许多是残忍的,如讥笑近视眼、瘸子。人多爱向有短处人开玩笑,这是不对的、残忍的。又,开玩笑必须心宽才成,跟死开玩笑而非穷凶极恶,跟人开玩笑说话幽默,而绝非无心肝,这便因其心宽大,但宽大绝非粗。(其实,他的乐真是“哭不得所以笑了”。)可是现在人心是小而不细。人在极端痛苦中很难说出趣话,若能而尚非无心肝、穷凶极恶,这便可观了。
曾子虚心到极点,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普通说自己不能,自谦,是为自己站住脚步,是计较利害,连知解都谈不到。是不是知解,利害是计较。计较利害,学文、学道最忌此。怕自己跌倒,怕能人背后有能人,不是曾子精神。曾子之虚心也许是后天的,但用功至极点,则其后天与先天打成一片。
学道最忌诳语、骄傲,骄傲之对面是虚心。慢说“能”、“多”,便是“不能”、“寡”,也不肯“问”,这样人永远不会长进。会的不想再长进,不会的也不求补充,这样人没出息。曾子虚心是后天功夫与先天个性合于一。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须“下问”。愚人之知,有时虽圣人有所不知也。
“能”、“不能”,“多”、“寡”,是从表面看,实际也许多还不如寡。
“有若无,实若虚”,岂非虚伪?不是。“有”是表面,内心感觉着是“无”。富人装穷人,对金钱有此功夫。而对学问则不成。人对学问、对道,往往是“无”而为有,“虚”而为丰,这是俗人。曾子压根儿就没觉得够过,没觉得有过,这是虚心。然但虚心不成,还要猛进。虚心是猛进的一个原因,肚子饿则需要食物之情绪更浓厚。学道、学文必先虚心,然后才能猛进。而猛进有进取之精神,又往往爆发,猛进则爆发而不能收敛,有进取之人则往往于人、于事多有抵牾。所以曾子赶快拿“犯而不校”补上,“犯”正是抵牾。
[清]吴昌硕《面壁达摩》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曾子真是虚心,不肯说自己。汉儒、宋儒皆指吾友为颜渊。未必是,也未必不是,总之都是孔门高弟。
“犯而不校”,朱注:“校,计较也。”何晏
注引汉人包咸
曰:“校,报也,言见侵犯而不校之也。”
“犯而不校”,以前在中国颇有人实行。凡世人所谓“老好子”、“好人”,皆是“犯而不校”。但他们的“犯而不校”,的确没什么了不起,虽然他们也要有多年修养;但他们的修养不可佩服,因为他们的“不校”是消极怯懦,不能猛进,不能向前。这或者也不失为明哲保身之道,但这样人能进取向上、向前么?《论语》则不然。
但“犯而不校”,在宗教上熟。宗教之经上可曾有一次教人着急、教人怒?如耶稣直到临死未曾怒过,还说叫人怒?佛经戒嗔,不但打你、骂你,不能怒;甚至节节支解,亦不须有丝毫嗔恚之心。《圣经》上说人打你右脸把左脸也送过去,这岂不与乡下“老好子”之“犯而不校”相同?其实,宗教上的“犯而不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余以为一个做大事业的人看是非看得很清楚,但绝不生气,无所用其恼。恼只能坏事,凡失败的人都是好发怒的人。三国刘备最能吃苦忍辱,故曰刘备为“枭雄”。刘备只生过一回气——伐吴,结果一败涂地。诸葛亮说:“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
(《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所以刘备一死,诸葛亮赶紧派人向东吴求和。这还是就事业上而言。
在宗教上,在己是求道,对人为度人,都不能发怒。怒,对人、对己两无好处,还不用说怒是最不卫生的一件事。乡下“好人”是明哲保身,是怯懦、偷生苟活,不怒是不敢怒。宗教上所讲不怒,是“大勇”。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提倡大勇主义
,佛教提倡大雄,这还不仅是自制、克服自己。因为要做人、做事,我们都不能生气,不是胆怯、偷生苟活。“忿怒乃是对于别人的愚蠢加到自己身上的惩罚。”这话说得很幽默,可是很有道理,很有意思。(知礼不怪人,怪人不知礼。)这往上说,够不上大雄、大勇主义,但至少比乡下“老好子”好得多。这两句话是智慧,生气没惩罚别人,自己受罪。韩信受胯下之辱是大雄、大勇,但胆怯者不可以此为借口。一种宗教式的不计较与怯懦是两回事,宗教上不怒是道德。
一怒、一校,耗费精神、时间;而一切修养,皆需利用精神、时间。我不相信一个人在怒中能做出什么事来,气来时读书也读不进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是怒,是狠。怒如汽水,冒完沫就完。所以,“犯而不校”看怎么说。匹夫匹妇之勇,是你自己气死,人更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