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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活如此悲苦，贝多芬依然热爱讴歌欢乐，这是他人生的主题。从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念头。他一生都在歌唱欢乐，想要把讴歌欢乐作为他某一部大作品的结局，以颂歌的形式，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生都在斟酌。即使是《第九交响曲》，也没能令他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者是第十一交响乐曲中去。《第九交响曲》的原题，并不是今天大家听到的《合唱交响曲》，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局。
1823年7月，贝多芬想用器乐来结束欢乐颂歌，这一段结束曲，又被他用在了作品第123号的四重奏内。车尔尼和松莱特纳证实，即使在演奏过后（1824年5月），贝多芬仍然没有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要在一首交响乐之内引进合唱，技术上存在极大的困难。从贝多芬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做过很多实验，想通过别的方式，并在这个作品中的别的段落里引进合唱。在柔版的第二主题的草稿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可以在这里很适当地开始。”但是他不能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见过人声。”所以，他把加入合唱的时间尽量延后，甚至先把主题交给乐器来演奏，不但终局的吟诵是这样，连“欢乐”的主题也是这样。
这些延缓和犹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始终在承受忧患的困扰和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但是年复一年，他不断推迟，因为他总是被卷在热情和伤感的旋涡中。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算完成了心愿，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刚出现的时候，乐队的演奏会忽然终止，出其不意地陷入静默，这使随之而来的歌唱带着一种神秘的神灵的气质。这个主题的确是在描述一个神明。“欢乐”从天而降，被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它溜进大病初愈的人的心中，第一下的抚慰又是那么温柔，就像贝多芬的一个朋友那样，忍不住因为“看到他温柔的眼睛而流泪”。当主题过渡到人声上，先由低音表现，声音中带着一种严肃的、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与痛苦的战斗。
之后就是进行曲的节奏，像浩浩荡荡的军队一样，男高音热烈急促地高歌，在这些沸腾的章节内，好像有贝多芬的呼吸，和他受到感应而发出的呼喊的节奏，他在田野间奔跑，谱写他的音乐，受着如痴如狂的激情鼓动，如同大雷雨中的李尔王。在战斗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意境，之后又是神圣的宴会，是爱的兴奋。整个人向天张开手臂，大声呼喊扑向“欢乐”，把它紧紧搂在怀里。
伟人的巨作终于战胜了人类的庸俗，连维也纳的浮躁之风也为之震撼。贝多芬感到忧郁颓丧，想要迁居伦敦，到那里去演奏《第九交响曲》。就像1809年一样，包括亲王在内的几十位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写信给他：“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指《D调弥撒曲》），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着您的情操，渗透着您心灵中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部作品。我们也知道您伟大的交响乐的皇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这几年的沉默，让关注您的人心生凄凉。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的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的艺术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人，竟然默默无言……只有在您的身上，才有整个民族期待的新生命、新光荣，不顾当下的风气建立起来的真和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让我们的愿望不久之后就实现……但愿依靠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会加倍繁荣！”
贝多芬被这封信感动，决定留下来。1824年5月7日，他在维也纳举行了《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观众的热情，简直如同一场暴动，在贝多芬出场的时候，受到群众五次鼓掌欢迎，在这个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出场，也只是习惯用三次鼓掌礼。音乐会引起的骚动让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很多人哭了起来，贝多芬在快要终场的时候，感动得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了辛德勒家。他就和衣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早晨。
可是，这样的热情并没有为贝多芬带来任何收益，音乐从来没给他挣到过什么钱。他的物质依然匮乏，生活依然贫困，他贫病交加，孤独无依，但是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痛苦。
1824年秋天，他很担心自己会在一场暴病中送命。他的胃病很厉害，他吐血、流鼻血，于是他写信给自己的侄子说：“我衰弱到了极点，长眠不醒的日子就快要来了。”在这之后的几年，《第九交响曲》先后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国的巴黎等地区演出，贝多芬感慨：“牺牲，把人生的一切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贝多芬已经实现了终身向往的目标，他抓住了欢乐，但是在充斥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能够长期停留吗？尽管他还会不时地陷入往日的痛苦中，尽管最后的几部四重奏充满了异样的阴影，但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已经在贝多芬的心里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艺术之神还不愿让死神把我带走，因为我还欠它太多东西！在出发去天国之前，我必须把神灵启示我的、要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写了几个音符。”
贝多芬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典大师的清明恬淡之境，他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他的笔记中写道：“法国南部！对啦！对啦！”“离开这里，只要成功离开这里，你就能重新登上艺术的高峰……”1826年，施皮勒医生看到他时，说他的气色变好了。同一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他碰面的时候，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个颓废的诗人说：“要是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体力和意志该有多好啊。”时代环境艰苦，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格里尔巴策苦恼地说：“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如果一个人想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应该去北美洲。”但是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
诗人库夫纳写信给贝多芬说：“文字被束缚了，幸运的是声音还自由。”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贝多芬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经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人们创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驱散他们的懦弱。米勒医生在1827年说：“贝多芬面对政府、警察、贵族时，永远会自由地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
贝多芬说：“统治者的贵族什么也不曾学会，什么也不曾忘记……50年内，共和国将会遍布世界。”1819年，他被警察当局起诉了几次，但是他毫无顾忌，大胆地抨击政府的腐败。他斥责法院组织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烦琐，完全妨害诉讼的进行；警察权利的滥用；官僚政治的腐化与无能；颓废的贵族霸占国家的最高职位，享受特权……贝多芬晚年的政治倾向，正反映了1814～1830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