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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日子之后，继而迎来的就是最黑暗的时期。维也纳一直对贝多芬没有太多好感。像他这样高傲而自我的天才，在这个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得不到人心的。他不放过每个可以逃离维也纳的机会，甚至想要离开奥地利，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拿破仑的弟弟）的宫廷里去。热罗姆王愿意送贝多芬一笔钱，外加一笔旅行津贴，唯一的条件是让贝多芬给他做定期的演奏，并指挥室内音乐会。
贝多芬决定动身了，然而维也纳的音乐资源丰富，有很多鉴赏家深知贝多芬的伟大，不愿意自己的国家丧失这个天才。1809年，维也纳的三个富有的贵族，包括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支付给贝多芬年薪，只要他愿意留在维也纳。他们说：“在一个人没有经济上的顾虑的时候，才能够把全部生命献给艺术，才能创造崇高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决定给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物质保障，除去一切妨碍他的天才发展的阻碍。”
然而不幸的是结果和诺言并不一致，这笔津贴并没有被完全支付给贝多芬，甚至后来还完全停止了。1814年之后，维也纳的风气也在转变。社会大众把目光从艺术转移到了政治方面，音乐的风气被意大利破坏了，大家都开始听罗西尼，贝多芬被视作迂腐的象征。当时罗西尼的歌剧《唐克雷迪》轰动了整个德国。
1814年，贝多芬举行了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离散的离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亲王死于1816年。1815年，贝多芬和童年的好朋友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和，这一年，贝多芬的兄弟卡尔也死了。他写信给安东尼·布伦塔诺时说：“卡尔对生命那么执着，而我却愿意就此舍弃生命。”这时的贝多芬是那么孤独，只有玛丽亚·冯·埃尔德迪和他保持着友谊。但是玛丽亚和他一样患有不治之症。1816年，玛丽亚的独子去世，贝多芬经常送给她自己的作品，聊表慰藉之情。他在1816年的笔记上写道：“我没有朋友，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时，他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除了耳聋之外，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1816年10月，重伤风开始折磨他。1817年夏天，医生说他患上了肺病。从此，他就开始担心自己的肺病。1820年，他又患上了关节炎。之后的几年也是疾病不断，有时是结膜炎，有时是黄热病。从1815年的秋天开始，他只能用笔和人们交谈。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年起他的音乐风格也有了改变，从作品第101号的奏鸣曲中就能够感受得到。
关于1822年《费德里奥》预奏会的情况，辛德勒曾经做过这样一段惨痛的描述：“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然而他没有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行进延缓了，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演奏的时候，台上的歌手还在自顾自地向前。结果，所有的节奏都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只能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交谈几句之后，大家又重新开始。当同样的紊乱再次发生时，大家不得不又开始休息。在贝多芬的指挥下，排演无法进行下去，但是怎么才能让他明白呢？没有一个好心肠的人忍心对他说：‘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人群骚乱，贝多芬也开始不安，他东张西望，想要从人们的脸上察觉到什么，但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气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交给我，示意我写。我写道：‘请求你别再继续了，回去我再告诉你原因。’他一下子跳下指挥台，对我嚷：‘快走！’然后一口气跑回家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手捂着脸，这样一直到了晚饭时间。吃饭时，他一言不发，还是保持着痛苦的神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离开的时候，他挽留我，表示不愿意自己待在家里。之后，他又要求我陪着他去看治疗耳朵的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交往中，没有一天可以和这一天他受到的伤害相比，他至死也不曾忘记这可怕的遭遇。”
两年之后，也就是1824年5月7日，贝多芬指挥《合唱交响曲》，即《第九交响曲》时，他完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他丝毫没有觉察，直到一个女歌手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观众的时候，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观众已经起立，正挥舞帽子向他致敬，为他鼓掌。
他开始把自己隐遁在内心中，将自己和其他的人都隔绝了。他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自然已经成为了他的庇护所。1815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贝多芬一样热爱花草树木、云彩和自然……他爱护动物，并且怜悯它们。贝多芬自己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爱田野……我爱一棵树胜过爱一个人……”在维也纳的时候，他每天沿着城墙绕圈子，在乡间独自散步，从黎明到黑夜，不戴帽子，沐浴在阳光和风雨中。他这样写道：“哦，全能的上帝！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坡上，一片宁静，一片供人无限享受的宁静。”
虽然贝多芬的精神骚乱可以在自然中获得一些慰藉，但他的居所却让他永远感到不舒服。在维也纳的35年之中，他搬了30次家。他被来自金钱的烦恼折磨得疲惫不堪。1818年，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然而我还要摆出日常生活并不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写：“作品第106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下写的，用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他不能经常出门，因为靴子已经破洞了。他欠出版商的钱，而他的作品又卖不出价钱来。《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7个预约者，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贝多芬写信给当时的法国音乐院长凯鲁比尼求救，此人在当时的音乐界非常有势力，但是他却没有理会贝多芬。他那些美妙的奏鸣曲，每一部的创作都至少需要花上三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卖出的价钱却非常低。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127、130、132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是用血泪写成的，可结果他连一分钱都没拿到。
被日常的生活煎熬着的同时，还要为侄子的诉讼案花钱。贝多芬的弟弟卡尔在1815年死于肺病，留下了一个儿子。为了争取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需要花上大笔诉讼费，这对于他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贝多芬心里满是对侄儿的爱护，不知道有残酷的痛苦正等待着他。命运仿佛是一番“好意”，特意给他不断增加苦难，好让他的天才不至于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人品低下的弟媳争夺侄子卡尔的抚养权，他在笔记里写：“哦，我的上帝，我的围墙，我的防护，我唯一的庇护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让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内心的煎熬只有你能看见。上帝呀，请您听到祈祷，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所造之物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哦，神啊！救救我吧！你看，我被全人类抛弃了，因为我不愿意向不义妥协。请接受我的祈求，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卡尔生活在一起！”然而，被他疼爱的侄子显然并不配得到伯父的信任。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书信中，充满了痛苦的、愤懑的情绪，就像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一样，但是更天真，更动人：“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劣的、无情义的报答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吧。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些事情之后，都会恨你的……如果联系我们的约束让你不堪承受，那么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来执行。我把你交给最圣明的神灵，我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者面前……”
“像你这样被娇惯坏的孩子，学习一下真诚和朴实绝对无害。你对我做出的那些虚伪的行为，让我心里太痛苦，难以忘记……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远远离开你，远离我可怜的兄弟和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
虽然这样严厉地谴责了侄子，但是贝多芬马上又宽恕了他：“我亲爱的儿子！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到我怀抱里来吧，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话……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一同友善地商量，我以荣誉担保，绝无责备你的言辞。责备是无意义的……”
对于这个并不缺少天赋的侄儿，贝多芬想要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道路。然而，在为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后，又不得不答应让他去经商。但是卡尔经常出入赌场，欠了不少债。
这是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的更怪。伯父的伟大精神对侄儿不但没有益处，反而让他更恼怒，让他叛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加堕落。”这种可怕的话语，活脱脱显出了他浪子的本性。不仅如此，卡尔还曾经用枪自杀过，不过没有死。但是这件事情使贝多芬精神崩溃，他说：“如果卡尔死了，那么我也要死的。”几个月之后，贝多芬一病不起。卡尔自始至终都在让他的伯父受苦，对于伯父的死，他并不是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在贝多芬临终的时候，卡尔并没有在他身边。几年之前，贝多芬曾写信给侄子：“上帝从来没有遗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但是，替他阖上眼睛的，却不是被他称为“儿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