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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日子之后，继而迎来的就是最黑暗的时期。维也纳一直对贝多芬没有太多好感。像他这样高傲而自我的天才，在这个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得不到人心的。他不放过每个可以逃离维也纳的机会，甚至想要离开奥地利，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拿破仑的弟弟）的宫廷里去。热罗姆王愿意送贝多芬一笔钱，外加一笔旅行津贴，唯一的条件是让贝多芬给他做定期的演奏，并指挥室内音乐会。
贝多芬决定动身了，然而维也纳的音乐资源丰富，有很多鉴赏家深知贝多芬的伟大，不愿意自己的国家丧失这个天才。1809年，维也纳的三个富有的贵族，包括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支付给贝多芬年薪，只要他愿意留在维也纳。他们说：“在一个人没有经济上的顾虑的时候，才能够把全部生命献给艺术，才能创造崇高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决定给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提供物质保障，除去一切妨碍他的天才发展的阻碍。”
然而不幸的是结果和诺言并不一致，这笔津贴并没有被完全支付给贝多芬，甚至后来还完全停止了。1814年之后，维也纳的风气也在转变。社会大众把目光从艺术转移到了政治方面，音乐的风气被意大利破坏了，大家都开始听罗西尼，贝多芬被视作迂腐的象征。当时罗西尼的歌剧《唐克雷迪》轰动了整个德国。
1814年，贝多芬举行了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离散的离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亲王死于1816年。1815年，贝多芬和童年的好朋友斯特凡·冯·布罗伊宁失和，这一年，贝多芬的兄弟卡尔也死了。他写信给安东尼·布伦塔诺时说：“卡尔对生命那么执着，而我却愿意就此舍弃生命。”这时的贝多芬是那么孤独，只有玛丽亚·冯·埃尔德迪和他保持着友谊。但是玛丽亚和他一样患有不治之症。1816年，玛丽亚的独子去世，贝多芬经常送给她自己的作品，聊表慰藉之情。他在1816年的笔记上写道：“我没有朋友，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时，他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除了耳聋之外，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1816年10月，重伤风开始折磨他。1817年夏天，医生说他患上了肺病。从此，他就开始担心自己的肺病。1820年，他又患上了关节炎。之后的几年也是疾病不断，有时是结膜炎，有时是黄热病。从1815年的秋天开始，他只能用笔和人们交谈。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年起他的音乐风格也有了改变，从作品第101号的奏鸣曲中就能够感受得到。
关于1822年《费德里奥》预奏会的情况，辛德勒曾经做过这样一段惨痛的描述：“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然而他没有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行进延缓了，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演奏的时候，台上的歌手还在自顾自地向前。结果，所有的节奏都乱了。乐队指挥乌姆劳夫只能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者交谈几句之后，大家又重新开始。当同样的紊乱再次发生时，大家不得不又开始休息。在贝多芬的指挥下，排演无法进行下去，但是怎么才能让他明白呢？没有一个好心肠的人忍心对他说：‘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人群骚乱，贝多芬也开始不安，他东张西望，想要从人们的脸上察觉到什么，但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气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交给我，示意我写。我写道：‘请求你别再继续了，回去我再告诉你原因。’他一下子跳下指挥台，对我嚷：‘快走！’然后一口气跑回家里，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手捂着脸，这样一直到了晚饭时间。吃饭时，他一言不发，还是保持着痛苦的神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离开的时候，他挽留我，表示不愿意自己待在家里。之后，他又要求我陪着他去看治疗耳朵的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交往中，没有一天可以和这一天他受到的伤害相比，他至死也不曾忘记这可怕的遭遇。”
两年之后，也就是1824年5月7日，贝多芬指挥《合唱交响曲》，即《第九交响曲》时，他完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喝彩声。他丝毫没有觉察，直到一个女歌手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观众的时候，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观众已经起立，正挥舞帽子向他致敬，为他鼓掌。
他开始把自己隐遁在内心中，将自己和其他的人都隔绝了。他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自然已经成为了他的庇护所。1815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贝多芬一样热爱花草树木、云彩和自然……他爱护动物，并且怜悯它们。贝多芬自己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爱田野……我爱一棵树胜过爱一个人……”在维也纳的时候，他每天沿着城墙绕圈子，在乡间独自散步，从黎明到黑夜，不戴帽子，沐浴在阳光和风雨中。他这样写道：“哦，全能的上帝！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坡上，一片宁静，一片供人无限享受的宁静。”
虽然贝多芬的精神骚乱可以在自然中获得一些慰藉，但他的居所却让他永远感到不舒服。在维也纳的35年之中，他搬了30次家。他被来自金钱的烦恼折磨得疲惫不堪。1818年，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然而我还要摆出日常生活并不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写：“作品第106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下写的，用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他不能经常出门，因为靴子已经破洞了。他欠出版商的钱，而他的作品又卖不出价钱来。《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7个预约者，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贝多芬写信给当时的法国音乐院长凯鲁比尼求救，此人在当时的音乐界非常有势力，但是他却没有理会贝多芬。他那些美妙的奏鸣曲，每一部的创作都至少需要花上三四个月的时间，但是卖出的价钱却非常低。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127、130、132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是用血泪写成的，可结果他连一分钱都没拿到。
被日常的生活煎熬着的同时，还要为侄子的诉讼案花钱。贝多芬的弟弟卡尔在1815年死于肺病，留下了一个儿子。为了争取侄子的监护权，贝多芬需要花上大笔诉讼费，这对于他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贝多芬心里满是对侄儿的爱护，不知道有残酷的痛苦正等待着他。命运仿佛是一番“好意”，特意给他不断增加苦难，好让他的天才不至于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人品低下的弟媳争夺侄子卡尔的抚养权，他在笔记里写：“哦，我的上帝，我的围墙，我的防护，我唯一的庇护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让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内心的煎熬只有你能看见。上帝呀，请您听到祈祷，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所造之物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哦，神啊！救救我吧！你看，我被全人类抛弃了，因为我不愿意向不义妥协。请接受我的祈求，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卡尔生活在一起！”然而，被他疼爱的侄子显然并不配得到伯父的信任。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书信中，充满了痛苦的、愤懑的情绪，就像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一样，但是更天真，更动人：“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劣的、无情义的报答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吧。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些事情之后，都会恨你的……如果联系我们的约束让你不堪承受，那么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来执行。我把你交给最圣明的神灵，我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者面前……”
“像你这样被娇惯坏的孩子，学习一下真诚和朴实绝对无害。你对我做出的那些虚伪的行为，让我心里太痛苦，难以忘记……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远远离开你，远离我可怜的兄弟和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
虽然这样严厉地谴责了侄子，但是贝多芬马上又宽恕了他：“我亲爱的儿子！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到我怀抱里来吧，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话……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一同友善地商量，我以荣誉担保，绝无责备你的言辞。责备是无意义的……”
对于这个并不缺少天赋的侄儿，贝多芬想要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道路。然而，在为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后，又不得不答应让他去经商。但是卡尔经常出入赌场，欠了不少债。
这是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的更怪。伯父的伟大精神对侄儿不但没有益处，反而让他更恼怒，让他叛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加堕落。”这种可怕的话语，活脱脱显出了他浪子的本性。不仅如此，卡尔还曾经用枪自杀过，不过没有死。但是这件事情使贝多芬精神崩溃，他说：“如果卡尔死了，那么我也要死的。”几个月之后，贝多芬一病不起。卡尔自始至终都在让他的伯父受苦，对于伯父的死，他并不是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在贝多芬临终的时候，卡尔并没有在他身边。几年之前，贝多芬曾写信给侄子：“上帝从来没有遗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但是，替他阖上眼睛的，却不是被他称为“儿子”的人。
尽管生活如此悲苦，贝多芬依然热爱讴歌欢乐，这是他人生的主题。从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念头。他一生都在歌唱欢乐，想要把讴歌欢乐作为他某一部大作品的结局，以颂歌的形式，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生都在斟酌。即使是《第九交响曲》，也没能令他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者是第十一交响乐曲中去。《第九交响曲》的原题，并不是今天大家听到的《合唱交响曲》，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局。
1823年7月，贝多芬想用器乐来结束欢乐颂歌，这一段结束曲，又被他用在了作品第123号的四重奏内。车尔尼和松莱特纳证实，即使在演奏过后（1824年5月），贝多芬仍然没有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要在一首交响乐之内引进合唱，技术上存在极大的困难。从贝多芬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做过很多实验，想通过别的方式，并在这个作品中的别的段落里引进合唱。在柔版的第二主题的草稿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可以在这里很适当地开始。”但是他不能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见过人声。”所以，他把加入合唱的时间尽量延后，甚至先把主题交给乐器来演奏，不但终局的吟诵是这样，连“欢乐”的主题也是这样。
这些延缓和犹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始终在承受忧患的困扰和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但是年复一年，他不断推迟，因为他总是被卷在热情和伤感的旋涡中。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才算完成了心愿，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的主题刚出现的时候，乐队的演奏会忽然终止，出其不意地陷入静默，这使随之而来的歌唱带着一种神秘的神灵的气质。这个主题的确是在描述一个神明。“欢乐”从天而降，被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它溜进大病初愈的人的心中，第一下的抚慰又是那么温柔，就像贝多芬的一个朋友那样，忍不住因为“看到他温柔的眼睛而流泪”。当主题过渡到人声上，先由低音表现，声音中带着一种严肃的、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与痛苦的战斗。
之后就是进行曲的节奏，像浩浩荡荡的军队一样，男高音热烈急促地高歌，在这些沸腾的章节内，好像有贝多芬的呼吸，和他受到感应而发出的呼喊的节奏，他在田野间奔跑，谱写他的音乐，受着如痴如狂的激情鼓动，如同大雷雨中的李尔王。在战斗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意境，之后又是神圣的宴会，是爱的兴奋。整个人向天张开手臂，大声呼喊扑向“欢乐”，把它紧紧搂在怀里。
伟人的巨作终于战胜了人类的庸俗，连维也纳的浮躁之风也为之震撼。贝多芬感到忧郁颓丧，想要迁居伦敦，到那里去演奏《第九交响曲》。就像1809年一样，包括亲王在内的几十位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写信给他：“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指《D调弥撒曲》），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着您的情操，渗透着您心灵中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部作品。我们也知道您伟大的交响乐的皇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这几年的沉默，让关注您的人心生凄凉。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的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的艺术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人，竟然默默无言……只有在您的身上，才有整个民族期待的新生命、新光荣，不顾当下的风气建立起来的真和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让我们的愿望不久之后就实现……但愿依靠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会加倍繁荣！”
贝多芬被这封信感动，决定留下来。1824年5月7日，他在维也纳举行了《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观众的热情，简直如同一场暴动，在贝多芬出场的时候，受到群众五次鼓掌欢迎，在这个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出场，也只是习惯用三次鼓掌礼。音乐会引起的骚动让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很多人哭了起来，贝多芬在快要终场的时候，感动得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了辛德勒家。他就和衣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早晨。
可是，这样的热情并没有为贝多芬带来任何收益，音乐从来没给他挣到过什么钱。他的物质依然匮乏，生活依然贫困，他贫病交加，孤独无依，但是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了痛苦。
1824年秋天，他很担心自己会在一场暴病中送命。他的胃病很厉害，他吐血、流鼻血，于是他写信给自己的侄子说：“我衰弱到了极点，长眠不醒的日子就快要来了。”在这之后的几年，《第九交响曲》先后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国的巴黎等地区演出，贝多芬感慨：“牺牲，把人生的一切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贝多芬已经实现了终身向往的目标，他抓住了欢乐，但是在充斥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能够长期停留吗？尽管他还会不时地陷入往日的痛苦中，尽管最后的几部四重奏充满了异样的阴影，但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已经在贝多芬的心里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艺术之神还不愿让死神把我带走，因为我还欠它太多东西！在出发去天国之前，我必须把神灵启示我的、要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写了几个音符。”
贝多芬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典大师的清明恬淡之境，他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他的笔记中写道：“法国南部！对啦！对啦！”“离开这里，只要成功离开这里，你就能重新登上艺术的高峰……”1826年，施皮勒医生看到他时，说他的气色变好了。同一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他碰面的时候，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个颓废的诗人说：“要是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体力和意志该有多好啊。”时代环境艰苦，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格里尔巴策苦恼地说：“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如果一个人想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应该去北美洲。”但是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
诗人库夫纳写信给贝多芬说：“文字被束缚了，幸运的是声音还自由。”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贝多芬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经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人们创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驱散他们的懦弱。米勒医生在1827年说：“贝多芬面对政府、警察、贵族时，永远会自由地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
贝多芬说：“统治者的贵族什么也不曾学会，什么也不曾忘记……50年内，共和国将会遍布世界。”1819年，他被警察当局起诉了几次，但是他毫无顾忌，大胆地抨击政府的腐败。他斥责法院组织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烦琐，完全妨害诉讼的进行；警察权利的滥用；官僚政治的腐化与无能；颓废的贵族霸占国家的最高职位，享受特权……贝多芬晚年的政治倾向，正反映了1814～1830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