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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想要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所掌握的几种简单的手势，已经不足以帮我表达我的意思了。尤其是在用手语和别人交谈，意思得不到理解时，我就会大发脾气。那种感觉好像是被魔鬼紧紧地抓着一样，我想拼命地挣脱，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发脾气，直到筋疲力尽。
这个时候，如果母亲在我旁边的话，我就会扑到她的怀里，哭得伤心欲绝，往往连为什么要发脾气都忘了。这样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我想要表达自己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故此，发脾气的次数也频繁起来，甚至有时每隔一小时都要闹一次。
我的态度让父母忧心如焚，但又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塔斯喀姆比亚并没有聋哑学校，而且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也没有人愿意来做我这个聋哑孩子的老师。当时，我父母的朋友们都怀疑像我这样的孩子是否能接受教育。但是母亲在读完狄更斯的著作《美国札记》后，看到了一丝希望。
在这本书中，狄更斯提到了一个像我一样的聋哑少女罗拉，经过一位郝博士的教导之后，罗拉学有所成。母亲去打听这位博士，得到的消息是这位发明聋哑人教育方法的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他的教学方法也失传已久，坏消息让母亲苦恼极了。大家都不知道郝博士是不是有传人，即使有，他会愿意到这么偏僻的塔斯喀姆比亚来教我吗？
6岁那年，父亲了解到巴尔的摩有一位眼科医生，据说他治好了好几个盲人。父母商量之后，决定立刻带我去那里治疗眼睛。
这次旅行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它让我感到非常愉快。在火车上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穿出小孔，让我用线把它们穿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满足。那趟列车上的乘务员和蔼可亲，每次他来查票，我都会拉他的衣角。他把检票的剪子给我玩，那时，我趴在座位上，在一些卡片上打小孔，连续玩几个小时，我也不会厌倦。
姑姑用围巾给我做了个娃娃，但是因为是临时拼凑的，所以它没有鼻子、耳朵、嘴巴，当然也没有眼睛。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个娃娃的样子，尤其是她没有眼睛，对我更是莫大的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为娃娃加上眼睛，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做到。那时，我灵机一动，找到姑姑披肩上缀着的珠子，扯下两颗给娃娃做了眼睛。姑姑将珠子缝在娃娃的脸上，然后她拉着我的手让我触摸。我兴奋极了，摸到珠子之后就使劲地点头。
整个旅途我都兴奋不已，因为吸引我的事情太多了，我忙个不停，一次也没有发脾气。
到了巴尔的摩之后，我们直接去了医生的诊所。那个叫做奇夏姆的医生接待了我们，并仔细地给我做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让医生觉得无能为力，不过他告诉父亲我可以接受教育。他建议我们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会为我们提供聋哑儿童的学校资料。按着奇夏姆医生的指导，我们立刻去了华盛顿。一路上，父母都忧心忡忡，但是我丝毫没有觉察到，只觉得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候，我还是不懂事的孩子，但是贝尔博士却让我感到无比亲切。他抱着我，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我摸着他的胳膊，玩着他的手表，他一点也不厌烦。而且博士非常了解我，我做个手势，他便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我非常喜欢他。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温暖。
贝尔博士给了父亲一个建议，他让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思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请他帮我找一位合适的老师。柏金思学校就是狄更斯《美国札记》中记载的郝博士工作和做研究的地方。
父亲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写了一封信。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就收到了热情的回信。这封信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安纳诺斯校长告诉我们老师已经找到了。那是1886年夏天的事情，等到沙利文老师来到我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开启了知识的旅程，我感觉灵感遍布我的全身，仿佛是身在圣山之前，那山上传来的声音告诉我：“知识教会人爱、光明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