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世纪，即耶稣降生前五百年，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这些伟人在不满百年的一生中赢得了不朽的声誉，为尘世留下极其有益的影响，对于人类价值的创建做出丰厚的贡献。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生活在他们的恩惠之中。据说萨摩斯的圣人毕达格拉斯活到公元前497年，印度的佛陀乔达摩大约在20年后涅槃。虽然这些记载并非十分精确，偏差亦不会很大。生平模糊不清的老子也生于同一时期，并且曾是孔子的一面之师。墨子则出生在几十年之后。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2—公元前361）、柏拉图（公元前429—公元前348）都属于同一时期。孟子（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比柏拉图略年轻，二人同样长寿且才智相当。这些人全都活到了心智成熟的晚年，尤其是享有“现代医学之父”之名的希波克拉底更是在世近百年。为何如此众多的圣人在同一时期分别出现于东西方呢？我们或可接受室利·阿罗频多的说法：他们都属于“上界之神圣力家族”，或如中国传统称之为“应天命而生”。文艺复兴时期有一理论认为，世界的德性从一个国家转移向另一个国家，首先从叙利亚移至波斯，然后到米底，这么依次传递。其中依稀透露出了相同的观念。

这些圣人之中，只有孔子一人的名字未曾与任何战争、流血和迫害的议论相关。墨家思想以利他为核心，甚爱和平，然而自墨子之后只传了几代，便几近灭亡。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此派的杰出领袖都甘愿为其所追求的社会改革事业舍弃生命，于是他们的学说便随同他们的性命一样损失大半了。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而言，儒教最少血腥和破坏性，更未曾以创造之意而行破坏之事。

拥有确切历史记录的圣者之中，孔子绝非最无名望，却唯独最无传奇色彩。即便在基督教外也尽人皆知的人物如耶稣，一生中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不见于任何记载。司马迁的《史记》中仍存有孔子的传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孔子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还分属各章对他的弟子和其他著名人物作了记载。《史记》类似一部传记集，同属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孟子和荀子占据同一章节。《史记》还专以一章记述了精通儒学经典的汉代学者。中国文字历经了两千年也未曾有什么变化，我们仍可以像阅读现代报纸一样轻松地阅读大量的古典文献。

然而困难亦在于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不缺少文献资料，除《史记》之外，其他文献资料可谓数量巨大。向不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的英语读者清晰明白地解说孔子和儒家思想，并非易事。读者首先要弄清楚诸侯的国名，公侯伯子男爵的姓名和头衔，宗族和家族的名称，山川、河流和关口的名称，还有依不同编年方式表述的日期和年代。不了解这些知识，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事实证明，这确实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且没有替代的办法。为使读者不被细枝末节所累，我会大致勾勒出孔子的生平。毕竟我们关注的只是孔子的思想和哲学及其教诲之大概。亦如老子曾对孔子说过，“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孔子生于鲁国，约略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后裔，宋是商朝皇族所居之国，商朝亦称殷朝（公元前1766—公元前1122）。孔子的曾祖父为躲避内乱移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在鲁国官居高位，是一名力大过人的武将。孔子的母亲颜征在亦是贵族血统。叔梁纥娶颜征在时年事已高，婚后五年生孔子，三年后叔梁纥去世。孔子三岁无父，二十四岁时母亲去世。

按公元纪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将这一天设定为教师节。古代学者早在公元3世纪就已经对孔子时代的日期做过精确计算，依照现代历法，这一日期最终确定无疑。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4岁。

顺便提及，“孔子”在英语中通常译为Confucius，源于拉丁文对“孔夫子”的音译，“孔”是姓，“夫子”是“老师”的意思。“子”是对人的尊称，亦如现世对知名人士的尊称。如此称谓还有嘉于老子、庄子、墨子等等。孔子的名是“丘”，是“小山”的意思。孔子的字是“仲尼” 。孔子出生前，他的母亲曾去尼丘祈祷生一个儿子，孩子出生后，为了纪念，取名为“丘”，“仲”是“第二”的意思，而山的名字“尼”也一同放在了“字”里。由于后人对这位圣人无比崇敬，以至于这些普通的称谓近乎成为禁忌。如果在书中出现“丘”这个字，就要读成“某”，表示不明确的指代。

至此为止，一切都很平常。孔子出生时是普通人的形状，出生前没有天使报喜，出生时天无异象，出生后身上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标记。佛陀乔达摩出生时曾有十二好相。这类传说并不是未曾有过，孔子出生前及其在世时都有过类似传说。例如某个孩子出生时掌中有字，后来成了名人。异相多与后世的英雄相关，英雄出生时或其母怀孕前曾有奇异的梦境，或见过奇特的景象，然而这些英雄大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曾有记载称，孔子的头顶四周高，中间凹，也就是说他的头骨形状特殊，这记载极可能是真实的，却根本算不上是神圣标记或吉祥之相。

孔子十九岁时娶宋国丌官姓女子为妻，两年后生下一子。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送给孔子一条鲤鱼，于是孔子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伯就是“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孔氏家族的血统在过去2500多年间一直未曾中断过。孔氏家族目前已传至第77代，其中有一人是著名的大学教授。颜氏家族也以同样的传统生活至今。对世袭血统作如此确实记录的例证，如今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很难找到了。

在玩耍中领头的孩子长大后多能成为卓越的领袖。孔子儿时喜欢玩弄礼器模样的器物，模仿演示各种祭祀仪式和其他礼仪。这些作为可能源于其成长的贵族环境。当时贵族的基本教育以传统的礼仪为基础，旨在强健体格，启蒙心智。孔子青年时精力充沛，教养良好，成年后身高九尺六寸，时人称其为巨人（周朝使用十进制，1尺大约相当于22厘米）。孔子力大过人，据说可以举起沉重无比的悬城门，这可能部分源于父母的遗传，部分源于经常的训练。孔子未曾以此显名，因为他的学问兴趣不在于此。有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大概除了商羯罗和罗摩克里希那之外，世界上从未有哪位伟大的宗教领袖体质羸弱。他们几乎全都体格强健，有能力承受世上任何必须承受的崇高的苦难。穆罕默德俊美出奇，身形健硕。孔子亦擅长射箭，古代的仪典上有许多仪式并饮酒，孔子在仪典上表演射箭时，人们争相前往观看。

孔子的父亲去世后，这一支的孔氏家族在经济上一直颇为拮据。孔子曾为当时的贵族工作，负责管理国家的谷仓，谷物在他的管理之下称量公平精准。孔子还曾负责管理公地，国家的牲畜在他的管理下大量繁殖。然而我们可以确信，孔子精通诗文，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孔子在20岁之前就已经对有关古代礼仪的知识非常熟悉了。当时鲁国有一个大夫，临终前在病榻上嘱咐自己的儿子要向孔子求学，并称孔子是自己的老师。这位大夫临终时说，据他所知，孔氏几代祖先都是贤德的圣人，孔子身为圣人之后，虽可能无权无势，但必为圣达之人。大夫的儿子遵从父亲遗愿，同另外一位公子南宫敬叔前往孔子处学礼。不久后，南宫敬叔向鲁昭公表明，自己想与孔子一同前往周都城。周都城是当时权势业已衰弱的周朝王室所在之地。昭公为他们准备了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随从。三人前往周都是为了学习古礼，他们见到了掌管周朝王室典籍的老子。这次旅行之后，求学于孔子门下的弟子渐渐多了起来。

孔子从23岁起直至生命结束，身边一直有众多弟子追随。他教授过的学生有3000人，其中著名者有72人，或说有77人。孔子说过“有教无类” ，还曾说过“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只有当孔子在朝为官时，他身边的学生才有所减少，而且这一情况也并不十分确定。“有教无类”是一件十分特别而且了不起的事情。这种做法完全不同于古代婆罗门，印度的婆罗门阶层认为精神知识的传授只限于再生者。这就难怪现代人称赞孔子是颇具民主精神的教育家了。

了解孔子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有利于理解中年孔子的政治生活。孔子生活在周朝后期，史称“东周”。孔子编订的史书《春秋》，起始于公元前722年，结束于公元前481年，记述了东周初期的历史，史称“春秋时期”，这是一段相当混乱的历史时期。

公元前770年，由于西北蛮族的入侵，周朝将原在陕西的都城向东迁往洛阳。西周王朝随着都城的陷落寿终正寝。在欧洲，罗马帝国大约崛起于公元前753年，约略在西周都城陷落20年之后。而周朝的命运颇似罗马，在西方陷落后，继续存活在东方。周朝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地方是，东周中央政府的权力从此逐渐衰弱，随后两个多世纪里仅仅保留着古旧的传统，从形式上维持着统摄诸侯国的威望和尊严。

前面已经提到，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处于良好的约束和规范之中已经400余年了，春秋时代正是一个生命力磅礴爆发的时代。如果西周是经典时代，与之对比鲜明的春秋时期则是浪漫主义的革命时代。今天的人们喜欢将这一时期和随后的战国时期一同赞誉为自由与解放的伟大时代。旧制度在这一时期土崩瓦解，中国文化进入史无前例的繁荣期，出现史称“百家”的各种哲学流派，当然实际上不足一百家，但确是后世所不可比拟的。这些哲学派别与希腊的著名哲学流派对应出现，在思想上也颇为相似。如果没有发生于前的经典时代，没有和平与统一的西周时代，如果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力未曾经过近400余年的规范和蓄存，我们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思想迸发期出现于后。“不积大水无以成洪流”，“种优土沃才会花开奇彩”，说得正是这个道理。

古代学者曾用类似现代统计学的方法统计过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大事件。春秋时期有15个重要的诸侯国，还有一些存在时间极短的小采邑。东周王室共有12个正式的君王或君主，实际上共有14个王，因有一个君王在位不足1年便死去，另一个君王死于孔子之后。其他统计数字如下：

鲁国的公　12位

大战　23次

诸侯国之间公开的武力侵袭　213次

偷袭 60次

诸侯中的霸主　5位

特别之会盟　11次

（鲁国派出代表4次，别国代表来访鲁国5次。）

政治会议　97次

立盟约时由齐桓公“执牛耳”的会议　11次

由齐桓公出动战车召集的会议　4次

围城　44次

侵入诸侯国　27次

因敌军武力胁迫而迁都　10次

被消灭的小采邑　30个

被刺杀的诸侯（包括君主）　36位

灭亡的大小诸侯国　52个

自然灾难　52次

日食（作为凶兆记录 36次

地震　5次

山崩　2次

另还对大霜、旱灾、火灾、蝗灾、台风、洪水及其他奇异的自然现象所做的诸多记录。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他编订的史书《春秋》记录的便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由于现代学者对《春秋》一书作者是谁的问题存有争议，我会对此略作说明。

“春秋”即是四季中的春秋二季，《春秋》一书是记录鲁国大事的史书。古人认为，因为孔子对《春秋》作过修改编撰，删除了其中不值得存留的内容，所以《春秋》是孔子所著。其实从根本上来讲，这部书并不是由孔子创作的。公元11世纪，大学者王安石，亦是一个失败的社会经济改革家，曾讽刺《春秋》为“断烂朝报”。《春秋》确有破烂残缺之处，例如书中至少有两处句子只有两个字。然而王安石如此评价《春秋》可能另有原因，也许他对这部书没有学术兴趣，或者因为他曾试图为《春秋》写注，但已有同代人写了非常出色的注释，遂未成功，便心生嫉妒。如果有充足的材料和证据证实《春秋》的作者并非孔子，那将是一个特别发现。

春秋时期，诸侯大国都有自己的编年史。晋国的编年史是《乘》，“乘”是“车辆”的意思。车能载人而不论人之好坏，国史则记录所有大事而不论事之好坏。楚国也有史书，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录每年发生的大事。祭祀和军事行动是那个时代的国家大事，重要仪式一般在春耕之前或秋收之后举行。封建之始，因周公辅佐建立周朝，功德无量，周王室将周朝礼乐赐予周公的封国鲁国。鲁国因保存有最完善的西周礼乐而闻名各国 。诸侯国设置史官一职并非周朝先例，史官设置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朝代。孔子老年时（后文会详述孔子的老年时期）研究自己国家的编年史，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孔子“编辑”了鲁国史。《诗经》也是同样性质的书，并非孔子创作，而是他从3000多首民歌、诗歌和祭词中选取305首，集成一书，可在仪式上配乐演唱。

如果编撰诗集需要依据标准，编撰史书就更应该有所标准。史书避不开对人物事件的判断和评价，赞誉或指责，欣赏或贬视。这些态度源于撰史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中国人称之为“大义”。“大义”蕴涵在语言和书写技巧之中，言中之意不必直接说出，却可以清楚明白。读者依据书写内容和行文方式读懂书中“大义”。有古代注释家认为，《春秋》蕴含着深奥的机密，为了不让公众知晓而有意隐匿，其实不然。实际上所有学者都知道，这样的“大义”仍然存在，虽然有些已经过时，有些会令外国人不高兴。如果我们不忽视这些“大义”，一定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同孔子一样伟大的圣人，而《春秋》的作者之名可以归于他们。然而，现代学者似乎未能发现这样一位无名的圣人。

《春秋》至汉代有五家注释，其中三家较为出众，文本仍在。另外两家已经消亡，一家因观点无人赞同，一家因最初便无文本存世。如果拥有五家注释之多的《春秋》是一本名为孔子所作而实出无名的伪书，那是极难想见的事情。如果《春秋》真是伪书，孟子和庄子对《春秋》的引证就全都是伪造或篡改，不然两位圣人都被同一个错误蒙蔽了。这两种说法都极不可能是正确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春秋》的真正作者是谁，而在于这本书的权威性。自孔子以后，《春秋》获得极大的尊崇，曾经左右许多朝代的命运。《春秋》中有许多历史教诲成为古人构建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例证。如果现代学者能够充分证明《春秋》并非出自圣人，尽管这不可能做到，那么书中的所有历史例证，或精细或粗略的思想和所有道理的权威性将会顷刻坍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将来是否会用《春秋》中的道理建构出一个国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些道理的确曾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回到《春秋》作者的问题上，我们可看几段《孟子》中的文字：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三段文字清晰明了，从内容、风格和上下文上判断，绝非他人篡改之词。事实上，孟子夸大了《春秋》一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但是历史证明，《春秋》留给后世的有益教诲是巨大的，孟子所言亦非虚夸之词。

除《孟子》中的引文之外，我们还可考证其他古代哲学家的作品。

《春秋》文字寓褒贬、正名分，即古语所说的“微言大义”，即隐指，这是在孟子之前就已公认的事实。我们还可引证《庄子》中的几段文字。后世视庄子为道家的代表人物，而庄子轻视儒家学说。《庄子》书中有关孔子的故事大体皆为道家后人的杜撰，不可作史实看待。《庄子》第二章中有一处提到“春秋”，说到“春秋”的“经世”和“先王之志（志即是记录）”，并说圣人讨论这些话题但不争辩。既然提到“经世”，便可知《春秋》并非是毫无深意的编年史。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部编年史没有贯穿其中的书写原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书写。如果历史什么也不能教给我们，就不是有意义的历史。即使现代的科学方法也必须有所意图。《庄子》最后一章中指出“春秋以道名分”。这一章可能不是庄子所作，而是出自惠子之手。惠子是庄子的好友，死于庄子之前。这句评论《春秋》的话被广泛接受，因孔子一生都在谈论与“名分”相关之事。我们也可认为，汉代某位无名作者有意将这段文字植入《庄子》。《荀子·劝学篇》也曾提到《春秋》的“微言大义”。《荀子·大略篇》中有如下文字：

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能变”即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

荀子晚于孟子，他对《春秋》的看法应与孟子相同。这句话正是对《春秋》“微言”的解释。自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起，后世都认为“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司马迁在其自传中也解释过孔子编撰《春秋》的原因，如此著名的历史学家决不会随意采用错误而无意义的说法，来解说孔子作《春秋》的用意。我们似不必辩驳孔子的春秋大义，更不必怀疑《春秋》另有作者。

古今学者对《春秋》中若干褒贬词汇的使用仍有疑问。《春秋》文风短简，对人对事的褒贬评价仅区别于一二字之间。《春秋》一书仅用18000字叙述242年的历史，如此文风实则无法避免。

我在这里仅作两点说明：

第一，在中国，有给予过世者一个谥号的传统。谥号是一个单字或双字的称谓，此称谓在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犹如在古埃及，死去的人渡过冥河接受检验，评判生前所做的好坏事，以此决定他是否能享受国葬。中国贵族对死后的谥号十分看重，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对此耿耿于怀。这有些类似欧洲“骄傲的昆塔”和“公平的菲利浦”这样的称谓，但谥号的意义要远甚于此。有特殊功劳或德行的普通人死后也会被授予谥号。简单说，谥号就是间接授予家族后人的荣誉，是生者莫大的荣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由此可见，《春秋》以一二字褒贬人物功过是非的传统并非始于孔子。

第二，古代史官于历史书写的权威要远大于统治者本人。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两个史官默立在君王两侧，记录君王每日的言行。在位的君王不可以阅读史官对自己的记录，只有他的继承者在他死后才可阅读。君王可独裁，史官可获死，但君王在位期间的编年史却不可阅读。这一传统源于孔子之前。及至孔子时，诸侯国的史官对褒贬词汇的使用都极其严肃谨慎。其间有一事：齐国大臣崔杼密谋杀害了齐国的独裁暴君，史官即刻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听后大怒，立刻下令杀了这个史官。被杀史官的弟弟也是史官，听到哥哥被杀，前去接替哥哥的职位，同样写下“崔杼弑其君”，也被杀掉。而史官的三弟赶来，也写下同样五个字。崔杼没再杀害史官的三弟。另有史官听到崔杼杀史官之事，即刻抱着竹简赶来，路上有人告诉他，被杀史官的三弟已经记下了事实，他才返回。由此事可以看出，古代史官对于自身的职责和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怀有怎样高贵的忠诚。孔子编撰《春秋》当然也继承了这一古老的传统。据说，即使孔子最喜爱也最具有天赋的弟子也无法更改这本书中的一个字。

孔子是否有意依借《春秋》一书意欲改变已然分崩离析的社会呢？或许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孔子生活在一个不幸且动乱的时代，各诸侯国内部多已瓦解殆尽。但孔子仍期冀理想的君王之治，他奔走四方以求获用于诸侯，为的是发挥才智，实现理想。孔子不断地寻求服务于君王的机会，又不断地失败。及至晚年退隐之时，除去编写《春秋》和其他文献书籍之外，已再无机会去施展抱负了。而这又是极其艰巨的工作，首先在规正名份，其次在价值辩护。孔子希望后人能凭借他所留下的遗产实现其高远的理想。而此时，他所能把控的仅仅是一支笔而已。

孔子作《春秋》似乎已无任何异议。但仍有一个争论一直存在，就是《春秋》应该归于“经”，还是归于“史”。人们大都倾向于后者，显然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后文谈论孔子晚年的作品时，还会详细论述这一问题。 ECtGFOv4aL1FbqY1IzuRFisHcrnzEpCanJkxJFosZ6CS3UM70cccJiZ6mBPSws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