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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陋室铭》中有这样一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人与人之间说话亦如此，话不在多，简要即可；语言不用很华丽，只要一语中的即可。听话人一般厌恶空话、大话，但是对简明扼要的话却十分欢迎。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在单位，领导作报告的时候，开始你听得还挺有兴趣，但是当领导一再地反复强调那几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开始分散了，接着，如果领导还是在重复那几个问题，你就会产生反感，而且对领导的印象分也开始下降，最后可能讨厌这个领导了。
在家里，当你犯了错误后，父母总是一个劲儿地批评你。开始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真的不应该犯错，还感到愧疚，可是当父母没完没了地数落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厌烦了，到最后甚至故意跟父母对着干，他们越是说东，你越要往西。
这就是生活中的超限效应：指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从而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象。很多年轻人都嫌父母、长辈或是领导啰唆，对这种效应体会尤为深刻。对此，心理学家的解释是，人接受任务、信息、刺激时，存在一个主观的容量，超过这个容量，人就不愿意认真对待这些任务了。
的确，“好菜连吃三天惹人厌，好戏连演三天惹人烦”。一个人说话，如果总是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就会让人不耐烦。
方强就是一个说话常常不在点子上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大家都不爱听。虽然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但是同事们都叫他大姨妈。
每次他说话怕别人听不懂，都要重复地解释好几遍，东一句，西一句抓不住重点。讲得自己筋疲力尽了，别人也听得晕头转向。同事们打趣地说：
“开会的时候听方强做个汇报，我睡一个小时，醒过来照样能听懂他的讲话内容，因为他还在讲我睡觉之前的内容呢！”
鉴于他的这个说话“特点”，每次开会，无论是部门开会，还是公司开会要发表意见的时候，经理都安排他最后一个发言。因为害怕耽误大家的时间，有很多次，他的话还没说到一半，经理就不耐烦了：“行了，行了，你说重点吧！”或是干脆让他别说了。
王凤与方强正好相反。她说话干净利落、条理清楚，而且肢体语言特别丰富。平时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话都语出惊人，切中要害。同事们每次发言完毕，都会主动地要听听她的意见：“王凤，你来总结一下！”“王凤，你觉得我们说得对吗？”
方强喜欢说话，但大家不愿意听他说；王凤没说话的时候，大家盼望着她说。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语言魅力不在于他说了多少，而在于他说的是什么。一些人所以话太多，喜欢讲话，是想显示自己的“才能”。他们往往把讲长话当做是有水平的表现，其实，话讲得到位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口才。
语言是人行动的影子，日常中我们常因言多而伤人。言语伤人，胜于刀枪，刀伤易愈，舌伤难痊。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像一只漏水的船，每个乘客都会纷纷逃离。有道德者，绝不泛言；有信义者，必不多言；有才谋者，必不滥言。我们说话也要适量，若要说话，就应当掌握说话的艺术，话多不如话巧，关键在于能一语中的。
1991年11月，中国电影“金鸡奖”与“百花奖”在北京同时揭晓。李雪健因为主演《焦裕禄》中的焦裕禄，最终获得这两项大奖的“最佳男主角”奖。颁奖之后，李雪健在台上致答谢词时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却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他的话音刚落，赢得全场一片掌声。
李雪健巧妙运用对比的两句话，既赞美了焦裕禄的为民奉献精神，又表达了自己受之有愧的心情，打动了观众的心，给人留下难忘与美好的印象。
马寅初先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有一次曾经在百忙中参加中文系郭良夫老师的结婚典礼。贺喜的人们发现校长亲临现场，情绪顿时高涨起来，鼓掌欢迎马校长即席致辞。
马寅初先生本来没有想到自己要讲话，但是既然大家热情相邀，又不能让大家扫兴。讲什么呢？多夸奖新郎几句吧，又显得是客套话；讲学问吧，显然不切时宜。最后，他来了个一句话的演讲：“我想请新娘放心，因为根据新郎大名，就一定是位好丈夫！”人们听了马校长的这一句话，起初莫名其妙，后来联系到新郎的大名，恍然大悟：良夫，不就是善良美好的丈夫吗？
可见，语言作用的大小，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平时生活中，与人交流或是做演讲的时候，要掌握好“火候”，否则过犹不及。比如，在演讲的时候，有的人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自我感觉良好，在浪费听众宝贵时间的同时，却提供给听众们有限的信息，让人厌烦；而有的人把自己的意思浓缩成一句话，犹如一粒沉甸甸的石子，在听众平静的心湖里激起层层波浪，让人敬佩。
记住，任何沟通，特别是旨在诱发别人态度改变的说服和引导，都必须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否则效果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