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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着根深蒂固的模仿本能，当一个人看到二十个人都望向天空时，他很难做到不抬头望。在很多情况下，模仿他人能让我们变得更精明，就像觅食的企鹅。当然，模仿有时也可能会误导我们的判断。
企鹅每天都得面对一个难题。大海里的鱼类，为企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食物来源，使企鹅族群得以存活下来。但是，在冰冻的海平面之下，除了有食物之外，有时还潜伏着企鹅的天敌，也就是黑虎鲸（killer whale）。所以，企鹅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只有在它们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会下水觅食。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假如冰下潜伏着一头黑虎鲸，那在陆上的企鹅不会知道黑虎鲸藏在哪里。想要知道有没有杀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潜入水中，或者在陆上一直等着，等某个饥饿难耐的企鹅一头扎进水里。所以，企鹅在每天一开始的时候，都会玩一个等待的游戏，就像黑虎鲸躲在水下“守冰待鹅”一样。它们一般会在一边站上数个小时，直到最后某个绝望的企鹅义无反顾地跳下水，此时，冒险的结果不是饱餐一顿，就是“鹅入鲸口”，血染海水。假如是后者，那么每个企鹅都继续站着，原地不动；假如是前者，那么所有的企鹅都纷纷下水，寻觅食物（某些企鹅为了让觅食行动进行得更顺利些，甚至还会不客气地推搡同伴）。
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生活中是由自己来做决定的。但事实上，我们有一点跟企鹅很像。在缺乏足够的信息时，我们会一边观望别人，一边收集信息、拼拼凑凑。比如，很少有人会选择一家空荡荡的饭店吃饭，而放弃另一家门庭若市的饭店，因为我们会猜想，选择那家饭店吃饭的人肯定是为了什么；银行要开新的分行，会选择其他银行开分行的地方；商业分析家也知道，小公司常常会仿照大公司的做法，像英特尔公司的某些决策，总会有一大群小公司跟着照做。
所以，模仿可以是一种合理的策略，能够为个人和群体提供帮助，是一种生物学家所说的社会习得的形式——通过跟他人互动来学习，而不是靠独自一人学习。但是，即便社会模仿有搜集信息的好处，它还是经常会带着人们跑偏。
2002年10月，华盛顿特区出现了神秘杀手，四处开枪杀人。10月3日，杀手在15个小时内开枪5次，先后射杀了一个正在除草的园艺工人、一个正在加油的出租车司机和一个坐在公园长凳上看书的女人。警方收到通报说，两次犯案现场都出现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所以警方设置了路障，搜查了每一辆同种颜色的面包车和箱式货车。报纸、电视和广播不断地重复报道白色面包车，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杀手开的是什么样的车。两周过去了，案子的进展一直停留在白色面包车上。
可后来，在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警方检查了一辆蓝色雪佛兰轿车的牌照，发现车主的名字正在疑犯名单之列。出人意料的是，也极为尴尬的是，警方发现在几次枪杀案件中，这辆车就停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但警方每一次都错过了，主要原因是这辆车不是白色的。在公布蓝色雪佛兰轿车的几小时里，按照警惕的市民提供的线索，警察终于在通往马里兰公路的休息区逮捕了杀人犯，41岁的约翰·阿伦·穆罕默德和17岁的约翰·里·马尔弗。
问题很明显。模仿并不是每一次都能产生新的信息，而只会放大一些真假难辨的微小信息，误导人们的判断。1995年，两位管理学专家迈克尔·崔西和弗瑞德·威斯玛出版了一本名为《市场领导者原则》的书。他们自己掏腰包买下了五万本，尤其是去那些销量能决定《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书店买。虽然这本书的观点非常平庸，但是却名列畅销书的榜单。而且，榜上有名就足以带来更多的销量，销量越多，这本书在榜单上就待得时间越长。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各种意料之外的事情之所以会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人们会互相影响。我们跟随模仿的本能，或者为了寻求策略而盲目地跟风，因为我们总觉得别人比我们懂得更多。在某些情况下，他人的行为甚至会迫使我们加入其中，我们还自以为这就是最佳策略。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模仿使得我们很难找出因果之间的联系，因为一部分人的行为能迅速改变许多人，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学很难从“叙事”升华到更深层次的、似法则般的解释的一个原因。
当然，模仿并不能完全切断因果之间的联系，只不过看似如此罢了。假如我们把焦点聚集到模式上，而不是人本身的话，那么就会对模仿的运作模式有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