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史不分家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 ［1］ 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栖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2］ ，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 ［3］ 。’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4］ ’‘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 ［5］ ’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1］“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六经中《乐》已佚失，故称五经。

［2］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语出朱熹《论语集注·为政篇》“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意为记录历史上丑恶的事可以惩戒人们贪求安逸的思想。

［3］放郑声，郑声淫：意为禁绝郑国的音乐，因为郑国在春秋时期以音乐淫靡放荡著名。语出《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4］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意为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音乐应有的高雅。语出《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5］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意为郑国、卫国的音乐淫靡放荡，是亡国之音。语出《礼记·乐记》。

译文

徐爱说：“朱熹论述‘六经’，把《春秋》作为史书，史书是专门记载历史的，恐怕和‘五经’的体例宗旨稍有出入。”

先生说：“《春秋》一书，从记事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史书，但从传道的角度来看则是经典。史实体现天道，天道在史实中表现出来。因此《春秋》也是经典，‘五经’也是史书。《易》是伏羲氏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来的史书，《礼》、《乐》则是三代时的史书。它们所记载的事件基本是相同的，所遵循的天道也是相同的，怎么会有差异呢？”

先生又说：“‘五经’也是史书。史书是用来辨明善恶、展示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的。那些可以作为后世典范的善事，在史书中要特意保存具体的详情，以供后世效法；那些可以用来训诫后世的恶事，也要在史书中保存以警戒后人，但要部分删去具体的恶行，以杜绝后世效法。”

徐爱说：“在史书中保存善行让后世效法，也是存养天理的自然要求。删除恶行以杜绝后世效法，也是为了将人的私欲遏止在萌芽状态吗？”

先生说：“孔子作‘六经’，他的本意无非如此。但也不必拘泥于文章中的词句，而是要掌握其宗旨。”

徐爱又问：“那些可以用来训诫后人的恶行，在史书中要保留其警戒部分而删去具体的恶行，以杜绝后世的奸邪。孔子作《诗经》，为何不删除其中的《郑风》、《卫风》呢？朱熹说‘记录历史上的丑恶事可以惩戒人们贪图安逸的思想’，真的是这样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恐怕已经不是孔子删定的文本了。孔子说：‘禁绝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淫靡放荡。’孔子又说：‘厌恶郑国的音乐，因为它扰乱了高雅的音乐。’‘郑国、卫国的音乐里透露着亡国的征兆。’这是孔门的家法。孔子所删定的《诗经》三百篇，都是高雅的音乐，都可以在祭祀天地祖先的场合或在乡村中演奏，都是用来宣扬和平、涵养德行、移风易俗的，怎么会有淫靡放荡之声呢？这种音乐只会助长淫乱，导致奸佞的产生。这一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后世儒生为了穿凿附会，以凑足三百篇而加上去的。一般来说，世俗之人都喜欢传唱淫逸之词，如今的街头巷尾也是这样。朱熹的‘记录恶事可以惩戒人们贪图安逸的思想’，这只是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之下的一种辩解。” QOodS65aoH2D7ocMqG2XWtTUuHOsnc0hiNMzjbNODqjdUsDLeQbE2QQOXVzsRkz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