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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 ［1］ 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盛，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2］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3］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 ［4］ 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释
［1］《三坟》：孔安囯《尚书传序》中认为“三坟”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说的都是修身治国的道理，坟有大的意思。常与“五典”（相传为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一起使用，代指大道。
［2］祖述、宪章：借为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语出《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说的是孔子传承道统的功德。
［3］“周公”四句：语出《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4］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是儒家心目中施行王道政治的理想社会。
译文
徐爱说：“孔子删述‘六经’，只是要教人去人欲，存天理。比如春秋五霸的事，孔子不想详细地展示给世人，这是应该的。至于尧舜以前的事，为什么也省略了不少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事迹稀少，流传下来的也很少。这也可以想象。那时世风淳朴，大概没有华丽文饰、注重虚文的风气，这就是太古时的大治情况，不是后世所能比的。”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孔子为什么都删掉了呢？”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下来的，也逐渐不合时宜了。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文饰日渐兴盛，到了周朝末年，即使想要恢复夏商时的风俗，已是不可能的了，更何况恢复尧舜时的世风呢？而恢复太古时代的伏羲、黄帝时的大治更是不用说了。虽然各国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遵循的圣道准则都是一样的。而孔子承继道统，效法尧舜的大道，遵循文王、武王的宗旨。文王、武王时的制度也就是尧舜之道的再现，但他们因时制政，所施行的制度政令，与尧舜之时已经不同了。实际上，即使是夏、商的制度政令想要施行于周朝，也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周公深思大禹、商汤和文王的治世方法，遇到不合适的地方，夜以继日地反复琢磨。更何况太古时的制度政令，怎么还能继续照搬使用呢？这就是孔子删掉前代之事的缘故吧。”
先生又说：“专门采用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不能像三王那样因时制宜，而一定要恢复太古时的风俗，这是佛教和老庄学派的观点。能因时制宜，但不能像三王一样完全遵循圣道，而是存有一种功利之心来治国，这是霸王之道的治国做法。后世很多儒者说来说去，也只是讲了一些霸道的策略而已。”
先生又说：“唐尧、虞舜以前的治国方法，后世基本上不能再恢复使用了，省略了也可以。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治理方法，后世也不能效法，削减了也可以。只有三代时的治国方略可以推行。然而后世研究三代的人，不明白圣道的本质，仅仅探讨一些三代治国的细枝末节，所以恢复三代之治恐怕也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