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删述“六经”的本意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1］ 。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 ［2］ ，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 ［3］ 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 ［4］ ，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 ［5］ 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 ［6］ 以后，《诗》自《二南》 ［7］ 以降，如《九丘》、《八索》 ［8］ ，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 ［9］ 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 ［10］ ，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 ［11］ 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12］ 。’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13］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注释

［1］文中子：王通（584～618），字仲淹，隋朝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大儒。曾任蜀王侍郎，后辞官，一心著书讲学。曾仿《春秋》、《论语》著《元经》、《中说》等，主张三教合一。弟子门人众多，且多为一时俊杰，传说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温大雅、杜淹都是他的弟子。

韩退之：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朝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中唐文学家，古文运动领袖，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尊崇儒学，排斥佛、道。

［2］孔子删述“六经”：孔子在晚年看到大道不行，就将以往的典籍编修删改以待后来，形成了《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和《春秋》六部经典，即后世所谓的“六经”。

［3］譊譊（náo náo）：争辩，喧嚣。

［4］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见于《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说的是《周易》一书的成书过程。伏羲氏是三皇之一，上古圣人，他仰观俯察创立八卦。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将八卦演绎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之后周公作了爻辞。

［5］《连山》、《归藏》：《连山》相传为夏朝的《易》，《归藏》相传为商朝的《易》，后都失传。

［6］《典》、《谟》：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谟》，并称为二典三谟，是儒家王道思想的重要源泉。

［7］《二南》：即《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两篇。

［8］《九丘》、《八索》：远古时代的书名。孔安国《古文尚书序》载：“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这两部书包罗万象，所述许多是关于天人之际的知识，后被用来泛指学问。

［9］《传》：指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10］征伐当自天子出：语出《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11］天德：与天同德，意为道德极其高尚。语出《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12］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语出《论语·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乘之。今亡矣夫。”

［13］“尽信”二句：语出《孟子·尽心下》。《武成》为《尚书》中篇名，记载武王灭商后，与大臣商量怎样治理商地等。

译文

徐爱问先生，怎样评价王通和韩愈这两个人。”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杰，王通则是一位贤能的大儒。后人仅仅因为文章诗词的缘故就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远了。”

徐爱问：“那么王通怎么会有仿作经书这样的过错呢？”

先生说：“仿作‘六经’恐怕不能都算是过错。你姑且说说后世儒者根据‘六经’而作著述的本意，与仿作‘六经’有什么区别呢？”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著述，求名的私心也不能说没有，但其目的主要是阐明圣道，仿作‘六经’则纯粹是为了名声。”

先生说：“著述以阐明圣道，是效法谁呢？”

徐爱说：“效法孔子删述‘六经’，以阐明圣道。”

先生说：“那么就独独只有仿作‘六经’不是效法孔子吗？”

徐爱说：“著述对于圣道固然是有所发明阐述的，但仿作‘六经’似乎仅仅是模仿‘六经’的形式，恐怕对圣道的阐发没什么用处。”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圣道，是指返璞归真，使道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只是夸夸其谈，借华丽的言辞哗众取宠呢？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虚文盛行而实行匮乏。假如圣道已经明白于天下，那么孔子也不必删述‘六经’了。删述‘六经’，孔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自伏羲画八卦到周文王、周公，这之间阐述《易经》的有《连山》、《归藏》等，五花八门，简直不计其数，而《易经》所要阐发的圣道却被弄得极其混乱、莫衷一是。孔子认为天下喜好虚文的风气日益兴盛，《易经》将会被歪曲，于是取用文王、周公的学说来做一个总述，认为只有这种学说体现了《易经》的真正宗旨，于是其他学说渐渐都被废弃了，然后天下对于《易经》的阐述才得到统一。《书》、《诗》、《礼》、《乐》、《春秋》也都是这样逐渐统一的。《书》自《典》、《谟》以后，《诗》自《周南》、《召南》以后，例如《九丘》、《八索》等，一切淫秽逸荡的词句，大概有成百上千篇。《礼》、《乐》中的名物道理，也是数不胜数。孔子都把它们删除，并且做了正确的阐述，于是其他的种种邪说都被废弃了。像《书》、《诗》、《礼》、《乐》中，孔子删除时何尝加过一句自己的话？今天《礼记》里的许多阐述，都是后世儒者附会而成的，已经不是孔子删述的原本了。至于《春秋》，虽然大家说是孔子的著作，实际上是鲁国旧史书中的文字。所谓‘笔’就是摘录原文；所谓‘削’就是删除繁杂，是有减而无增。孔子删述‘六经’，害怕纷繁复杂的虚文扰乱天下，一直删减得不能再删了才罢，希望使天下人去掉对虚文的追求而求实行，他并不是要用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繁杂的文辞更加兴盛，天下也更乱了。秦始皇出于私心焚毁儒家典籍，得罪天下，其实他不应该把‘六经’也给焚毁了。如果当时他的宗旨是阐明圣道，将那些离经叛道的学说，悉数拿来烧掉，则正暗合了孔子删述‘六经’的本意。自秦汉以来，追求虚文的风气又兴盛起来了，但要想除尽这种风气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效法孔子，选录那些与‘六经’相接近的著述进行宣传表彰，那么其他的怪悖理论也就慢慢地自行灭亡了。我不知道王通当初仿作‘六经’的本意是什么，但我深切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认为即使圣人重生，也是不会改变他的做法的。天下之所以没有大治，是因为虚文兴盛，而实行之风衰败。人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以迷惑世俗而取得名誉，这只能扰乱天下人的思维，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逐渐颓靡，争相追求虚文，以求尽快在社会上出名，而不知还有敦归本心、崇尚实行、返璞归真的做法。这些都是那些著述的人所开启的。”

徐爱说：“著述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春秋》一书，如果没有《左传》为其注解，恐怕世人也难以知晓它的真义了。”

先生说：“《春秋》如果必须有《左传》为其注解才能明白，那不是成了歇后谜语了。圣人为什么要写这些隐晦难懂的文章呢？《左传》多是鲁国旧史书中的文章，如果《春秋》必须参考《左传》一书才能看懂，那么孔子删削它，又有什么必要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说过：‘《左传》是案子，《春秋》是对案子的裁断。’比如《春秋》中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明白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恐怕也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句话，恐怕也是沿袭了世儒的说法，没有领会圣人作这些经典的本意。比如《春秋》记载‘弑君’，杀害国君本身就犯了大罪，何必要问他杀害国君的详细经过呢？征伐天下的命令由天子发出，书中写‘伐国’，就是说‘伐国’本来就是犯罪，何必要问其讨伐别国的详情呢？圣人删述‘六经’，只是要纠正人心，只是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关于存天理、去人欲的事，孔子曾经讲过，碰到有人请教了，就因人因时酌情作些解说，但也不会说很多，恐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自己学说的本来宗旨，所以他对子贡说：‘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如果是一些放纵私欲、毁灭天理的事，圣人又怎么肯详细告诉大家呢？那是在助长混乱、引导世人犯罪呀。所以孟子说：‘孔子的弟子，不说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这就是孔门的家法。后世儒者只讲究研习霸道的学说，所以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种功利之心，与圣人删述‘六经’的宗旨正好相反，他们如何能想得通呢？”先生因此慨叹道：“不是通达天德的人，是很难跟他们讲这些的！”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只从《武成》篇中取两三节而已。’孔子删改《尚书》，对于尧、舜及夏朝四五百年的历史，只不过仅留了几篇。这难道是再没有什么事可写了吗？虽然阐述的仅有几篇，但圣人的宗旨却阐述得再明白不过了。圣人只是要去繁就简，而后世儒者却硬要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添上去。” UthCh3q8Rd55PBxckkNhhrHNzZZU9V5Rmawo3R0mW5TWsMfBBDtRzPrruiHaMI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