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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居特性决定了人类必须建立社会制度，古希腊人选择的是城邦形式，即一座中心城市周围环绕着诸多村镇，从而在某个地域形成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群体。由于生产力进步和社会文化发展较快，古希腊人建立的这一社会制度，在当时是最科学和先进的，同时也是最适合他们生存的。此后，城邦制度曾经受到外来势力的多次打击，古希腊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城邦，不惜出钱出力，甚至付出血泪代价。在这个过程当中，古希腊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文化，并且不断推进城邦制度的完善，从而形成了最终的城邦主义。
城邦主义主要包含的内容为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这也是古希腊人在当时最本质和最迫切的生存需求，城邦制度正是这种民众意志促生出来的自然产物，当然也就成为了古希腊人用生命捍卫的对象。然而，古希腊人捍卫城邦不过是一种具体行为，捍卫自由独立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正如柏拉图所说，为了满足彼此的需求，我们组成了城邦，任何有悖于这一目的的事物，都将成为城邦主义讨伐的对象。
其实，古希腊人之所以选择城邦制度，主要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分别为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其中，地理因素是因为古希腊所在的地区多山地河流，交通往来非常不便，大范围的贸易往来根本不可能；政治因素是因为古希腊人追求自由独立，为了避免受制于人，他们只好奉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而城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已经覆盖了足够广阔的地域，这便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因此得到充分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古希腊人眼中只有城邦概念，没有国家概念，或者说城邦在他们看来就是国家，独立自由也就成了古希腊人最基本的民族意识。
此外，由于城邦是古希腊人的集体生存模式，他们在担负责任的同时，也享有诸多个人权力。比如在政治方面，公民可以担任各种政府官职，有权参与立法和司法活动；经济方面，公民不仅拥有固定的土地资源，还享有城邦内各种产业的公共收益（如矿产和林产等）；税收方面，由于每一位公民都是城邦的主人，公民有权不纳税；宗教方面，公民可以参加任何相关的城邦活动；其余如津贴、扶助、福利和赔偿等社会保障，在城邦制度中都有体现。当然，成为城邦居民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如父母必须都是本邦居民等。
公民和城邦的天然绑定，也是城邦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让公民和城邦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城邦是由家庭组成的，而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按道理来说，公民应该先满足家庭需求，再依序满足城邦需求。但城邦主义却并非如此，而是直接绑定了公民和城邦的荣辱得失。也就是说，城邦居民身为父母者，就是所有城邦孩子的父母，身为子女者，也是所有城邦父母的子女，这正是古希腊哲学家所推崇的至善至美。
特征方面，城邦主义最显著的就是其封闭性。由于各个城邦都能够完成自给自足，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和其他城邦进行交流，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隔阂与对立。尤其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城邦土地的承载能力必然面临突破，城邦之间便会发生相互侵略和兼并，然后因为战争和疾病导致人口锐减，人们再恢复和平状态，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生城邦面积的扩张和缩减情况。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整个古希腊民族的不断内耗，其斗争之残酷丝毫不逊于抵制外族入侵。
城邦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逐步走向情绪化。所谓城邦主义的情绪化，是指由于古希腊人对于城邦生活过于推崇和热爱，因而形成了高度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如此便形成了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民族情绪。再加上城邦公民手中都握有实权，一旦他们的民族情绪被煽动，就会迅速形成强大的破坏力。比如古希腊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不仅导致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全面衰落，而且招致了马其顿王国的征伐，古希腊人最终也只能选择屈服。而斯巴达之所以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君主的专制程度较高。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马其顿王国对古希腊进行了讨伐，但是并没有对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而在此之后，古希腊文化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随着马其顿王国征服波斯，还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古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由于其文化的先进性，很快开始在整个罗马版图内传播，希腊文化也由此开始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