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是做人之本

《论语》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说，君子立身有本，这个本就是道德。而孝悌，是道德之本，是为人之本。

孝悌，就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孝，指对父母要孝顺、服从；悌，指对兄长要敬重、顺从。

孔子十分重视孝悌，认为是为人之本，是施行“仁”的根本。孔子主张“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孟子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更提出“孝为百行之首”的主张；儒家要求子弟敬重父兄，晚辈善事长辈，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可见，孝悌自古受到国人重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蔡元培，北大最出名的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自他就任北大校长后，开始对北大进行改革，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开北大“自由”与“学术”之风，引入人才和先进思想，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因此培养和保护了一大批思想自由、才华出众的大师级人物。蔡元培还奠定了现代教育制度，为我国思想、教育、文化、科学事业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他既传统又现代，为学为人都堪称典范，学者兼“通人”，其言行垂范士林，楷模后世。

从旧时代走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蔡元培，是个典型的大孝子，思想文化上新派的蔡元培，其孝顺却十分守旧而真诚。

蔡元培10岁时，父亲病故，家庭重担完全落到母亲身上。父亲离世，经济断了来源，亲朋们要凑钱资助他家，但被要强的母亲婉言拒绝。她宁愿典押衣物，克勤克俭，也不想依赖他人生活。

母亲的要强给蔡元培留下很深的印象。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而且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她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孩子们，让他们明白做人要自立自强。母亲的刚强给蔡元培的影响很大，他从小就懂得母亲的辛苦，刻苦读书，十分争气。5岁起，蔡元培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然后看“四书五经”，学写八股文。十几岁时，他已经把《史记》、《汉书》等读得烂熟。读书增长知识，更涵养了他的思想。特别是传统的孝道精神，对他影响深刻，使他感受到母亲的伟大。

16岁时，蔡元培考中秀才，母亲十分欣慰。但是，母亲的身体因劳累每况愈下，胃病加剧，最终病倒了。

蔡元培每天侍奉在母亲身边，煎药喂饭，端茶送水。但母亲的病还是日益严重，常吃的药也不起效用了，蔡元培心急如焚。他忽然记得小时候听长辈说，祖母大病时，七叔秘密割下一片臂肉，和进药里，祖母服之而愈，民间相传此土方可延寿12年，云云。

蔡元培心想：不妨一试。于是，他咬着牙，在自己的左臂上狠狠割下一小片肉，和进药里。这事他没告诉别人，因为总是他熬药，所以当时没人知道。后来，大哥发现了他的臂伤，全家人才都知道了。蔡母感动得流下眼泪。

但蔡母的病还不见起色。次年，病情加重。蔡元培的三弟又割了一片臂肉，和进药里，但还是没效果。最终，无力回天，蔡元培的母亲还是病故了。

母亲过世，蔡元培悲痛欲绝。为表达哀思，他不顾人劝阻，坚持尽完孝道。他睡草席、枕土块，以寄托哀思。他的兄弟们见他如此，也过来陪他一起守灵。

不久，哥哥要给他娶亲，他哭着恳求哥哥说：“母亲死后，还没有尽完孝道，我绝不成婚。”同时，他更加刻苦读书，化悲痛为力量。结果，他进步神速，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1892年成为翰林院编修。后来又成为开北大新风的校长，成为令人敬仰的大教育家。母亲地下有知，也可含笑九泉了。

多年后，蔡元培回忆起母亲，深情地说：“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 的母教比父教为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今天，蔡元培割肉孝敬母亲的做法当然不科学，我们不必效仿，但他的孝心却值得学习。

无独有偶，北大的另一位校长胡适，也是从小丧父，其孝敬母亲也是无条件的。他努力学习以慰母亲，而且遵守母命，与江冬秀结婚，战胜自己的其他爱情，一生维持这份婚姻。胡适在谈到母亲时说：“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北大的两任校长，如此事亲至孝，不愧为万世之表。

“子欲养而亲不待”，孝敬要趁早、要随时，不要等，否则很可能留下遗憾。很多人忙于事业，忙得顾不上孝亲，口口声声要等到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给父母一个幸福的晚年。但往往是，当他成功时，父母已经等不及了，导致遗憾终生。

人生命有限，人生际遇无常，旦夕祸福，未卜先知。所以，要趁父母在时，常回家看看，承欢膝下，给其天伦之乐。

恪守道义，活出高境界

古人重视“道德”，“道”即天道、地道和人道，古人认为“大道归一”，“道者无形”，它存在于万物中。所以古人敬畏“道”，认为大道不可逆，唯有顺道而行。

而“德”呢？就是心怀良善，让万物“得”其位，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先济别人，让别人得到，自己才能得到。“德”体现了一种博爱精神，有成人之美，对自我却加以规范；有所操守，但这种操守必须符合“道”。所以，“德”有自我约束性、原则性，不仅上遵大道，而且下与自我追求、人格、节操相关。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古人把“德”和“天”连在一起，天、地、人合一，体现出一种大智慧。

《道德经》说：“孔（大）德之容，惟道是从。”是说品德要以道为前提。有道之人，必然有德；有德之人，必顺道而行。这个道，是大道，即真理。有道德的人，自然会在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实践，这是道德的外化和表现。有仁义、知礼节的人，必道德庄严；道德高的人，必然严苛自己，不断完善修养自己。“无德不贵”，有德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活出有尊严的高贵人生，才能活出高境界。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文的，重德育，对价值观的评判不从物质层面讲，而是从精神和道德层面讲。所以，德高望重，最受崇敬。传统社会中，上自君主，下到百姓，无不以道德自律，修德为先，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几千年来，这个道德体系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存在着，对完善个人，协调社会、形成价值一统的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这是先人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人本、最温暖、最智慧的所在。而且，其生命力巨大，福泽后代，绵延至今。

曾任教于北大、有“清末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就是一个认识到传统文化道德力量和价值的人，并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他学博中西，是当时中国精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他母亲和义父都是西洋人，他受西洋教育多年，但最后回到中国，回归传统文化。他用英文翻译“四书”，影响巨大；他用英文写《中国人的精神》，对比中西方人，彰扬中国人及其文化的魅力，轰动世界。以至当时西方有言：“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尊崇传统已达顽固，在当时西风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他的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显得可笑而悲哀，但又不失警醒作用。

辜鸿铭祖籍福建，生于南洋富裕的橡胶园总管之家，母亲是西洋人。义父是橡胶园主布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义父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已被放在砧板上，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十岁时辜鸿铭跟义父到英国读书。临行前，父亲在祖宗牌位前焚香，对辜鸿铭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辜鸿铭重重地点点头。

在西欧留学14年后，辜鸿铭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当蔡元培留学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已声名显赫；当林语堂留学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书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辜鸿铭毕业时已经成为西方有名的青年学者了。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来到中国，他苦读中国典籍，研究中国文化。他在张之洞幕府中做“通译”20年，一边做洋务，一边研究国学。

他深深地爱上了祖国文化，开始对西学不屑。看到国家受欺，他自觉走上捍卫中国文化的道路。一次，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道：“这样，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有人写信让辜鸿铭来，但久等不来。毛姆只好亲自拜访。他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令毛姆尴尬异常，无言以对。

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到武昌时，他与张之洞会面。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他是中国保守派的先锋，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说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无言以对。

民国时期，辜鸿铭受聘于“北大”，讲授英国文学。他梳着小辫子，刚一进教室，就引来哄堂大笑。他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他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

他了解西方文明和科学的发达，但他还是坚持说西方是“四夷之邦”，人们讥讽他，甚至把他告到蔡元培那里，蔡校长主张“自由思想，兼容并包”，当然包容辜鸿铭的我行我素。于是，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成为北大的一大风景。

1915年，辜鸿铭用英文写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轰动世界。他对比中西方人，指出中国文化于世界的意义，指出中国人“温良”外表下的一颗“纯真的 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说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然而，毕竟当时西风东渐，加之北大孕育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方文化的进入成为必然。辜鸿铭忧心忡忡，但无力回天，又不甘心，只好一个人疾呼呐喊。但是有谁理解他呢？他是孤独的——这个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界尊敬的人，在自己国内却遭到同胞的嘲笑。

他预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即将断层的命运。因为他的开阔，他认识到这个文化的价值和被淹没的危机，于是产生深刻的民族自尊和忧思意识。忧思无以自遣，干脆采用偏执的方式——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喜中国姑娘的小脚；主张皇权，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做辩解，以此对抗当时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弃绝和畸形走向。

据说，他的夫人淑姑长着一双可人的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读书之余，以抚弄夫人的小脚自娱，以至于康有为送他一联“知足常乐”，成为一时趣谈。

辜鸿铭是典型的守旧卫道士。他坚守民族自尊自信，坚守道义追求，维护中华文化的尊严，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道德责任感。也许，当时和身后，对他存在诸多误解，但他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活出了人生高境界。辜鸿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传统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当下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道德下滑，信仰危机。曾几何时，国人失落了传统的道德观，唯利是图；曾几何时，道德教育不再受重视。面对物质和金钱，无限追捧，对道德的力量表示怀疑。于是，做人做事没了底线。连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难耐寂寞，羞谈清高，拒绝安贫乐道，甚至放下学问，加入到赚钱大军中。至于人生境界，没有时间空想！一个多么浮躁的社会，贫富都不感到幸福。为什么？因为道德失落，精神空虚。

实际上，道德力量是无形的、巨大的，它承前启后，连接着古今文化命脉，直接影响着国民素质，凝聚着民族人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怎么可以忽视？

泱泱大国，正呼唤着辜鸿铭一样遵守道统的人，而且呼唤着创新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尊重传统，承上启下，坚守道统，勇于创新；他们安贫乐道，不失自我，不为世俗所左右；他们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追求成就但不图虚名。人生的高境界，就在这里。

这样高境界活着的人，相信就在民间，他们是民族的希望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