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修行，勇于改过

“慎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儒家修行的最高境界，体现了对道德操守的重视。什么意思？就是独处时也能谨慎不苟。不做错事，对己对人无愧于心。

一个人如果在独处时能做到光明磊落，没有私心杂念，那就是真正的君子，修养到家了。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大学》中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意思是小人独处时可能就会生出一些不善的念头。而当他见到有“慎独”的君子时，往往伪装自己，“掩其不善”。但这样的掩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会露出马脚来。因为人的言行与他的内心往往是一致的，情动于中而显于外。而“慎独”修行的君子，则因为正心诚意，中正以守，所以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给人一种“威而厉”的自在庄严。

“慎独”，是一种对内心的观照和自省，为一种自觉的修养。所以古人“一日三省吾身”，就是这个道理。每天抽出点时间独处，反观审视自己，问自己今天做错了什么，是否记住教训。从而做到“不贰过”，这是自我修养，也是自我激励。儒家的“知耻而后勇”，“改过自新”，都说明了一个人经常反思自己，知错就改的道理。

人都是自恋自尊的，自我保护的，看人看事总不离自己的角度，所以“慎独”反思容易，谨言慎行容易，明白错误容易，但改过就难了——人总要为自己找出很多理由来自圆其说，不想承认，为自己开脱辩护。可见，做到知错并改过，不是一件易事，非大毅力难以做到。一个人春风得意时，做到改过就更难了。所以，知错就改，其实也就是战胜自己这个最大的敌人，不容易。

一个人知错不改，就是不敢面对自己，没有自知之明。相反，则体现了一个人的真修养、真勇气。

林纾，曾任“北大”讲师。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他自小博览群书，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因为古文好，被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席。他没到过英国，但却用文言文翻译了《茶花女》，影响很大有“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说法。

林纾最出名的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面”角色。当时，林纾认为学好文言文是写好白话文的基础，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人士们却全面否定文言文，以此达到改良文化的目的，双方论争日益激烈。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之初呼声大，雨点小，正想有更大的交锋，以把运动推向高潮。而林纾，冲动之下就成了“靶子”。

据说严复曾劝说同乡林纾，让他不要与后生们较劲，认为革命时代，顺其自然去。但林纾最终没忍住，他情绪越来越激动。1919年初，他在上海《新申报》上连载小说《荆生》和《妖梦》。前者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通哲学，便是影射胡适。这三人在陶然亭饮酒高谈，攻击孔孟和古文。忽然，一声巨响，“伟丈夫”荆生出现了，斥他们为“禽兽之言”，三人在羞辱下败退。该文发布后正中新派人物下怀，胡适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

小说《妖梦》中，有三个“鬼中三杰”：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桓，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是指胡适。小说中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林纾视三人为败坏伦常如禽兽一样的人物，故名为《妖梦》。

这两篇小说由张厚载在上海发表，张曾是林纾早年在五城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已是“北大”学生。因为小说攻击丑化的是“北大”校长、教务长和教授，所以小说发表后在“北大”引起公愤。虽然距毕业还有几个月，但舆论哗然中，张厚载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学籍。

林纾因连累学生而愧疚。于是，他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向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道歉。陈独秀对此积极回应：“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处，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

当时，林纾已经是68岁的老人，也是文化界的“名宿”，以其高龄和前辈身份，向新文化的小青年们赔礼道歉，如此知错就改，并且不惜公开致歉，也算难得了。

不久，新文化运动取得快速发展，白话文获得正宗地位。新文学理论和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新文学革命的前景和成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从此，林纾成了挡车的螳螂，他的反对成为一时笑谈。

当时的激进时代，林纾的反对纵使有理，也没人去做分析，他终会被改革的洪流所淹没。这是他作为殉道者的悲哀和无奈。但林纾终是才德两佳之人，其文采和“清介”品质，为世人称道。

一个人只有经常“慎独”，反观反省反思自己，才能正确认识自己，做到有自知之明，从而做到知错就改，不再犯。只有在改错中不断纠正完善自己，人才能不断成长提高。这就需要冷静的思维，正视现实，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并加上自己的修养，认识到“人非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