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体现出最大的修养

古人说“君子有恕道”，这个“恕道”，讲的就是要有容人之量，即胸怀宽广。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是说君子的胸襟坦荡，一马平川，似碧空如洗，秋月皎洁。而小人则心怀隐秘自私，心生不平，心中有恨，总觉得别人对不起他，时刻想予以攻击。

胸怀坦荡，是君子区别于小人的重要特征。坦荡就是一片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就是这种心境。

君子一生追求道义，“忧道不忧贫”，追求成就而不汲汲于功名。做人做事光明磊落，心底无私。无论荣誉，无论幸与不幸，他都能做到坦然面对，乐天知命；无论别人如何对待自己，他都不会耿耿于怀；无论得失成败，都能乐观以对。只要对己对人问心无愧，他就总是心安理得，心平气和，不必有权有位，自有一种自在的威严。

历来成就非凡的人，不仅有凌云之志，更有一种高过常人的胸怀，能容人之所不能容，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所谓雅量也。

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为人谦和，温文尔雅，为人有雅量，纵使面对批评和谩骂，也不为所动，仍然保持淡定，一派君子之风。

胡适有句很有名的话：“做学问当在不疑处有疑，交朋友要在有疑处不疑。”其境界非凡人可比，所以当时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说法。

胡适的胸怀，在他与鲁迅的关系上可见一斑。曾经，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两人的志趣应该是一致的。但之后，由于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因为政见不一，两人关系日远。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文化界热情相迎，鲁迅却是“驱泰”人物之一。他写杂文《骂杀与捧杀》，矛头直指林长民、徐志摩，也不放过胡适，语言满是讥讽。徐志摩因此生气，不做泰戈尔的翻译，胡适顶替他做翻译，却并没说鲁迅什么。

1926年左右，因女师大事件，鲁迅和“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开始激烈论战，口诛笔伐，揭露章士钊等的倒行逆施，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鲁迅的文章里，不只针对陈西滢，还“斜刺”到同属“现代评论派”的胡适。但胡适并没参与论战，也不做回击。他反而写信给鲁迅、陈西滢和周作人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鲁迅对胡适的某些政治言行疾恶如仇，对胡适的讥讽文章，在1925年写作的《华盖集》和之后的杂文中，都可看到。

1922年5月，胡适被逊帝溥仪“召见”，有人讽刺胡适想为“帝师”，鲁迅倒没说什么。1931年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后，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鲁迅把胡适看成了“叭儿狗”。

面对鲁迅对自己的攻击，胡适从来不理会，也从不以牙还牙进行驳斥。不但如此，在鲁迅过世后，他反帮他辩护，阻止别人攻击鲁迅。

1936年11月18日，鲁迅刚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就撰文攻击鲁迅，说他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语言激愤，极具攻击性。她还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表达自己对鲁迅的看法。

12月14日，胡适回信责备苏雪林：“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在胡适看来，鲁迅尸骨未寒，不必要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鲁迅的威信。

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求胡适帮忙，请他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慨予俯允”，他把写给王云五的信交给许广平。因为他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答应出版。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说他“功德无量”。

……

多年后，胡适在台湾还不忘肯定鲁迅。1958年5月，他在台北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时，仍然说：“在‘新青年’时代，鲁迅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在超然而有修养的胡适眼里，很多情况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