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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俗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传播学也经历了多年积累才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它逐渐繁荣并不断向前发展。
传播学大致孕育于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于20世纪下半叶。我国则推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如诗文“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所说，传播学的问世也一样，既需要充足的内部依据，也需要适宜的外部条件。
传播学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在美国开始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在这个时期，大众报刊和电影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高度普及，当时的新媒介——广播，也迅速地发展了起来。随着媒介数量的不断增加，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广播尤其是电视，不仅改变了人类传播，更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此后，人们的生活和传播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当然，在那个时候，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传播问题并展开了传播研究，突飞猛进的传播事业的发展给传播学的创立提供了前提。其实，传播研究的广泛开展与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兴大众传媒的繁荣发生在同一时期。因此，当时发达的传播事业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最适宜的环境和社会条件。
产生于美国的传播学，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美国的最高长官——总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与此相应，热闹非凡的还有选举期间候选人四处宣讲的拉选票之举。的确，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候选人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就只能拼命地“推销”自己。成功的推销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体，更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而这两者都是传播学研究的领域。在当时，美国的这种政治氛围对传播学的问世也产生了推动作用。
今天，一说到广告，我们很自然就会将其和媒体联系起来。其实，当年传播学的问世也借助了经济发展中广告的推动作用。美国是市场经济，产品要大卖，除了产品本身的质量有保证之外，也需要宣传推广。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要使产品信息能够顺畅、快速、有效地传播出去，自然就需要相应的传播理论来支持这种传播行为。这在客观上对传播学的问世产生了促进作用。
传播学形成的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战争与革命大爆发的时代。军事上，战争宣传的迫切要求也使传播的研究刻不容缓。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作战双方都利用传播媒介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通过宣传进行心理战：瓦解敌人意志力，鼓舞我方士气，激励民心，等等。
除了上面说到的四个因素之外，传播学诞生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德国纳粹党在执政之后，大批欧洲学者为了躲避法西斯迫害逃亡到了美国，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正是上述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因素给传播学的问世创造了适宜的社会氛围。正如小鸡破壳而出需要一定的温度一样，传播学的问世也需要特定“温度”。但是，温度再高也不会把土块变成小鸡，传播学自身的内因才是其问世的关键。
李白的名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道出了黄河水之源，正如没有无源之水一样，传播学的形成也有其必然来源。前面我们介绍了传播学形成的外因，下面我们来说说传播学形成的内因——传播学学科自身的机制和演化。
传播学的第一个来源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就是把人的外在行为作为研究的客观依据。人的思想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但人类的行为却是实际可见的。与行为主义相比较，行为艺术也许更容易理解。其实，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比方说一个青春萌动的少年，或许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是否爱同桌的美女，但是，他总是忍不住关心她、帮助她，他的行动是明白无误的。
进入20世纪，行为主义的规范研究首先兴起于心理学领域，随后进一步渗透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有关社会行为的科学。自然传播学也得到这一学术传统的庇护，如传播学的先驱拉斯韦尔，就非常注重传播学功能的研究。传播学的另外两位先驱卢因和霍夫兰，更是采用了实验的方法开展传播学研究。
“三论”是传播学的第二个来源，包括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三论是一组密不可分的理论群落，而控制论则宛如信息论的孪生兄弟，三者之间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信息科学的学科基础。信息科学对传播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信息的概念。
信息论的提出者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电信工程师申农。他不仅提出了信息的概念，还提出了一个对传播研究及其模式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的传播过程的基本模式。控制论是麻省理工大学著名的科学家维纳创立的。对于传播来说，控制论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反馈这个概念，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收视率、点击率、热线电话等都属于传播中的反馈。反馈的目的是调节信息系统，使之达到需要的状态。“一双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这句歌词中就包含着系统论的思想。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不是各个要素的简单相加或排列组合。系统论对传播的主要贡献是方法论上的，也就是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去审视传播过程。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从我们今天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命名上可见一斑。也有很多人压根就把二者当成一回事。的确，二者是存在一个先后出现又齐头并进的发展过程。最初的新闻事业主要是报纸，所谓的新闻学也就只能是报学。后来，随着大众化报纸和通讯社的出现，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学。随着媒介的不断丰富，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出现和普及，新闻学也开始向传播学转变了。传播学在继承了许多新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又甩开步子向前发展了。因此，毋庸置疑，新闻学也是传播学的来源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传播学，从孕育到形成到今天的状态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曾经几度“山穷水尽”，而后又“柳暗花明”。
起初，传播学主要研究传播媒介的效力和传播的效果，这主要是受霍夫兰及其耶鲁学派的影响。但是，研究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在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研究遭遇了第一次疑似“山穷水尽”的困境，许多传播学研究者都陷入了焦虑之中，其中，蓓蕾尔森曾这样宣布：传播学研究已经寿终正寝了。
当然，事实证明，传播学研究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了。传播学研究从这次困境走向“柳暗花明”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转机：一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传播效果研究开始从多角度展开，不再局限于一隅，不仅关注直接效果、最佳效果，也开始关注远期效果和间接效果，总之，关于效果的研究日渐摆脱小家之气，而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天地之中；二是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改变了，人们逐渐发现受众并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任人摆布“中箭即倒的靶子”，研究者开始改变对受众的看法，并发现在传播的过程中，受众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心理学家鲍尔提出的“固执的受众”。这表明受众观念是十分牢固的，并不是媒介所能够轻易改变的。
由于上述转机的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传播学研究摆脱了之前的狭隘思维，打破了50年代的裹足不前，开始甩开步子跨入传播学研究的广阔天地，视野豁然开朗，面貌也焕然一新。
进入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各种学说纷纷登场，研究的内容也包罗万象。到70年代末，传播学成为一门日益完善的新兴学科，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20世纪末期，传播学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了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其发展大有“席卷天下之势”。传播界各种学说纷呈、各种流派林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有两个，一个是以美国为主的传统学派也叫经验学派，一个是以西欧为中心的批判学派。两大学派在研究方法、研究趋向、研究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多区别，我们在后面会详细介绍。
如今，随着传媒业日渐繁荣，各种新兴媒体不断出现，自媒体的繁荣和广泛应用，很多传播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研究方向转向新媒体、自媒体，跟风的现象十分明显。比如，博客出现后，到处都是研究博客的文章、书籍；微信出现之后，又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微信，有关微信的研究铺天盖地。如今，传播研究的实用性尤其突出，传播研究往往和营销推广结合起来，如博客出现之后，博客营销就随之出现；微信出现之后，微信营销也迅速成为了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