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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学科，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传播学的源头还在传播这一概念上，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弄清楚传播学，首先要从传播这一源头说起。
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传播与我们如影随形、处处相伴，似乎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传播是怎么回事，然而，一旦有人问起来，才发现要明确地解释传播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很多事物都是这样，越是司空见惯越是难以界定。那么，究竟什么是传播呢？
正如许多理论用语都是由日常用语演变而来的一样，传播一词也不例外。传播是由英语单词翻译来的。其实，“传播”一词并不能精准地表达“communication”的含义，甚至可以说不相符合。在19世纪末，这个词已经成为了日常用语，它的含义有十几种，包括“通信”“交流”“交通”“参与”等。由这些日常用语可知，“传播”一词要表达的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在汉语中传播仅仅意味着从一方到另一方，并没有体现双向流通的意思。
因此，有人为了准确翻译英文的communication，也曾经尝试使用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日常用语，如“交流”“交通”等，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比如，交流固然有明确的双向流通的意味，但是意义很宽泛，除了有信息的交流这一意思之外，还可在物质交流、人才交流、文化交流等层面使用。再如，交通一词如果从字面意思即交相流通上看，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遗憾的是它在汉语中的用法早已固定，提到交通只会使人联想到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公路、铁路、运河等事物，而绝想不到信息传播。
那么，“传播”一词是何时被当作理论用语的呢？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不过，最晚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将“传播”作为学术考察的对象了，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其著作《社会组织》中，专门设有一章论述传播，还为传播下了一个定义：“传播指的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它包括表情、态度和动作、声调、语言、文章、印刷品、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人类征服空间和时间的其他任何最新成果。”
库利是社会互动理论的创始人，在他给传播下的定义中也着重强调了传播在人际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此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传播得以进行的介质，传播进行的手段，如表情、动作、态度等。
此后，还有不少学者以自己对传播的理解，给传播下了定义。传播学者奥斯古德等人这样定义传播：“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说，传播是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
奥斯古德强调了传播的过程性，描述了传播过程要经历的几个环节，确实，传播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包括信息的源头、信息、信息流通渠道、信息的归宿等几个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个要素，传播都无法进行。也就是说，传播总是先由某个信源发出某种信息，这个信息经过中间渠道的运送到达信宿，之后被信宿接受。与此同时，信宿也可能作为信源发出信息，经过信道返回信源，这个过程就是互动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双向传播。这样一来，传播看上去就像是一场有来有往的交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那么，这种互动行为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一令人纠结的问题，随着信息科学的出现迎刃而解。解题的关键是信息概念的提出。信息科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社会互动的介质是信息。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呢？简而言之，一切“反映”事物内部和外部互动状态或关系的东西都是信息。自然界的鸟语花香、刮风下雨，以及人类社会的语言交流、发微博、微信互动等都包含信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传播学考察的对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所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类的社会信息及其传播活动。
很显然，引入信息的概念之后，传播的定义就更加简洁和确切了。简单地说，所谓的传播就是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信息社会这个词，对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一个现代人每天的生活都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着：早上尚未醒来，手机里面已有各种短信、微信发来；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各种发布信息的广告、条幅、音频、视频等。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信息社会呢？一般来说，信息社会是指“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通俗地讲，信息社会就是信息贯穿在整个社会中并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信息社会是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丰富和体外化信息系统的发达使得信息和信息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强大而出现的。在信息社会，随着媒介的发达，社会的信息量按指数函数的速度迅速增加。美国学者弗莱德里克曾经对由于媒介的发达带来的信息量的增加做过这样的推算：
如果以公元元年人类掌握的信息量为单位1来计算，那么，信息量的第一次倍增，花费了1500年；第二次倍增，花费了250年；第三次倍增，花费了150年；进入20世纪后的第四次信息量倍增，所需时间进一步缩短为50年。其后，倍增速度骤然加快，在50年代，10年内就实现了倍增；在60年代和70年代，时间周期进一步缩短为7年和5年。根据现在的推算，人类社会的信息量倍增的时间仅仅需要18个月至5年的时间。
这个速度是惊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信息社会的概念最早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来。随后，有不少学者进行分析论述，使“信息社会”在全球范围产生普遍影响的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及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现如今，我们都处于信息包围的社会。
我们前面介绍了发生在生命世界里的传播现象，主要有两大类：动物传播和人类传播。传播学研究的只是其中的一类——人类传播（社会传播），一般简称为传播。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尽管与新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科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传播学毕竟已经从诸多社会科学中脱胎而出，成为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因此，传播学必须具有独立明确的研究对象。那么，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传播学的定义寻找一下答案。所谓传播学，简单来说就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规律的科学。由此可以看出，传播学研究的是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规律，因此，简单地说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规律就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通常所说的传播学是个总的学科名称，其实，传播学的很多研究者是一些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的课题目标的学者。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研究领域去探索传播问题，形成了传播学的分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十分繁荣。尽管如此，在传播学包罗万象的研究领域之中，大众传播始终居于主流位置。很多时候，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说的都是一个学科、一回事情，很多人在说传播学的时候也都是指的大众传播学。事实上，正是由于大众传播的兴起才促使人们开始关注传播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对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兴趣，也为传播学的最终形成准备了背景条件。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的，一类是应用性的。前者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后者包括法律学、新闻学、外交学等。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到底是理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呢？这个问题至今尚难断定，因为传播学本身研究内容具有双重性，正如研究传播学的两个学派——管理学派和批判学派一样，一个注重实践性，一个从理论的角度关注。但是，从总体上看，传播学更偏向理论性的一面。
由于传播学的研究者很多都是“杂牌军”，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只是把研究传播当成学术上的敲门砖，一旦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就不再关注传播的研究了。有的干脆将传播学纳入自己原本所述的学科，使传播学研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对于这种情况，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经将他们比喻为学术领域的“十字路口”和“租界”。鉴于传播学的这种研究情况，其作为一门科学还很粗糙，许多概念和范畴不明确，一些理论还不成熟和完备。1978年，英国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就断然宣称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传播学。
无论如何，传播学还是在学科之林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当今，有关传播学的研究更是在世界各地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其中，有不少研究者不再仅仅将其当作学术的“租界”，而是开始着手“打桩绘图”，准备构筑传播学大厦。当然，传播学大厦的构建，需要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
现今社会，各种新媒介不断涌现，其惊人效果也一再挑战人们对媒介的理解。当然，这些都给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鲜有趣的课题，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传播学终将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