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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是我们对抗神经官能症倾向的唯一安全保障。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应该培养和鼓励儿童学会合作，应当允许他们自行探索与同龄人融洽相处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共同的小任务，也可以是通过一起游戏。任何对于合作的阻碍都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被宠坏的孩子就只学会了关注自己，即便到了学校，对他人漠不关心的情况也不会改变。功课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只在于能够借此赢得老师的偏爱。他们只听得进去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成年以后，社会情感的缺乏在他们身上会越来越严重。早在第一次曲解生命意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终止了对于责任和独立这两大命题的学习。事到如今，他们毫无应对生命中的考验与困境的能力，满心痛苦。
我们不能因为幼年时的错误去苛责成年人，只能在他们尝到恶果时伸出援手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指望从未学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科目上考取高分，同样，也不能期待一个从未学过合作的孩子能正确应对需要合作的任务。但一切有关生命的问题还是得依靠合作的能力来解决，每一项人生使命都不得不在人类社会的框架里，通过谋求人类幸福来实现。生命意味着奉献，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充满勇气地直面自己的难题，并保有胜利的可能。
如果老师、父母和心理学家们了解了在探求生命意义时可能出现的种种错误，如果他们自己避免了这些错误，我们就可以相信，那些缺乏社会情感的儿童最终都能对自身能力和生活机遇有更好的感受。当遇到困难时，他们会锲而不舍地努力尝试，而非寻找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逃避，甚至将包袱甩给他人；他们不会再要求额外的关注或特别的同情；不会满心羞辱地试图寻求报复，不会愤愤质问：“生命有什么用？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会说：“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能做到。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如果有什么需要除旧布新的，那也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完成，无需他人。”倘若生命被赋予了这样的面貌，成为了独立个体之间的合作，那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