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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个体的生命之初，就已经能够展现出人类对于“生命的意义”的探索了。即便是小小的婴儿，也会努力去判断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以及在所处生活环境中的地位。五岁前，儿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能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和任务，我们将这称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形成了个人最为根深蒂固，也最恒定的概念，知道能对世界和自身期待些什么。从此以后，世界在他的眼里就被放进了一个固定的统觉
框架中。一切经验都得经过解读后才会被接受，而这解读又往往离不开儿童时期形成的对生命意义的原初理解。
哪怕这个意义大错特错，哪怕面对困难和任务时一再被误导，总是摆脱不了苦恼与不幸的纠缠，人们还是不会轻易放弃它。要纠正我们观念中对于生命意义的误读，唯有重新审视造成这一错误认知的环境，回头寻找到错误之所在，最终完成统觉框架的修订。在极少数情形下，也可能有人被歧途导向的严重后果所迫，自行修正了他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从而成功调整了自己的处事方式。然而，若无一定的社会压力，若非意识到继续旧的行为态度无异自我毁灭的话，人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走出这一步的。通常来说，人们要调整其生活方式，最有效的方法是借助于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帮助，因为他能够了解这些意义，能够帮助人们发现最初的错误，并提供一个更为恰当的生命意义。
让我们来勾勒一幅简单的图画，看看童年情境在不同方式下的诠释。对不同的个体来说，童年的不愉快经历可能会被赋予大相径庭的含义，并由此导出截然不同的对于生命意义的解读。比如，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如果对未来产生了影响，人们就会无法释怀。有人会想：“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样不幸的状态，确保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好一些的环境下成长。”而另一个人也许就觉得：“生命太不公平了！其他人总是那么幸运。既然老天这样对待我，我何苦要对这个世界好？”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父母在提及他们的孩子时会说：“我小时候也吃过很多苦、遭过很多罪啊，我都扛过来了。为什么他们就做不到？”又或许，第三个人的感受另有不同，他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应该被原谅，因为“我有个不幸的童年”。在每个个案里，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都会直接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他们就永远不会改变行为的方式。
这是个体心理学有别于决定论的地方：经验本身无法决定成败。我们并不会因经历本身所带来的冲击而受伤——也就是所谓的“创伤”——而只是从中提取出符合我们目标的东西。决定人生的不是经验，而是我们自身赋予经验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某些特定的经历当作未来人生的基础，那么或多或少就已经开始误入歧途了。生命的意义不为环境所决定。我们通过赋予环境的含义来决定自己的人生。
生理缺陷
然而，童年期的某些境遇常常会导致对生命的错误解读，大部分的失败人生也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这类童年情景的人身上。幼时曾饱受身体残障和病痛困扰的儿童往往属于这一类。他们经受了太多苦楚，以至于很难感受到为社会做贡献即是生命的全部意义。除非有某个亲近的人能够引导他们将注意力从自身的种种问题转移到关注他人上，否则他们的眼里多半都只看得到自己。在如今的社会里，他们的自卑感还颇有可能因那些怜悯、嘲笑或厌恶排斥的目光而越发强烈。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可能变得孤僻内向，丧失掉成为社会中有用一员的期待，甚至觉得遭到了整个世界的羞辱。
我想，我是第一个描摹出这些孩子所面临的困境的人，他们或者机体不健全，或者腺体分泌出现了失调。科学在这一分支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若是继续沿着固有道路走下去的话，我却很难看出它还能有怎样的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满足于仅仅将失败归咎于基因或生理的问题。没有什么生理障碍能够强迫一个人进入扭曲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生理机能（腺体）在两个孩子身上会产生一模一样的效应。事实上，我们反倒常常看见那些克服或正在尝试克服困难的孩子一步步拥有了非比寻常的有用才能。
由此可知，个体心理学所宣扬的并不是优生学理论。许多杰出的人物天生就有着某种生理缺陷，却为我们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许多一直饱受病痛困扰，甚至英年早逝。他们总是努力对抗困难，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物质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进步与发明。抗争令他们强大，令他们能够走得更高更远。我们无法从生理上来判断为什么思想会变好或变坏。然而，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身有残疾或患有内分泌类疾病的孩子还都没能得到正确的培养。他们的困境无人了解，大多数人都滑入了自我中心的深渊。为什么我们总能在那些从幼年起便遭遇生理困境的孩子身上看到那么多失败的情形？这就是原因所在。
溺爱
常常会导致儿童误解生命意义的第二种情况，便是溺爱。蜜罐里长大的孩子会觉得自己的意愿就是金科玉律，一定要得到满足。他们享受着众星拱月般的照顾，却不需要为之付出任何代价，以至于渐渐将一切看作理所当然。结果就是，等到他们不再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其他人不再优先照顾他们的感受时，巨大的失落感便席卷而来。他们开始觉得遭到了整个世界的背叛。此前的成长经历只教会他们伸手索取，却不曾让他们学会付出，更没有告诉他们应对问题的任何其他方式。他们被身边的人照顾得如此无微不至，甚至丧失了生而为人的独立性，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可以动手做些事情的。被溺爱的孩子的主要兴趣中心只有自己，从来没能理解合作的用处与必要性。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要求他人的帮助。这些曾经的宠儿从心底里坚信，只要能夺回众星拱月的地位，就能迫使其他人认识到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并且他们的一切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唯有如此，他们的境遇才会越来越好。
作为成年人，这些曾经被宠坏的孩子或许会变成我们这个社会里最危险的群体。其中一些人可能戴上冠冕堂皇的良善面具；有的会变得非常“可爱”，却只是为了伺机左右他人；然而，一旦被要求在常规的工作中像常人一般与他人合作，他们便会“罢工”不干。也有人会表现出公然的抗拒——当他们无法再轻易找到一直以来所习惯的关怀与纵容时，便会觉得遭到了背叛，认为整个社会都在与自己为敌，于是开始试图报复他人。如果社会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他的生活方式的否定（事实上这很有可能），他们就将这种否定作为遭到了不平对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对他们毫无用处的原因了，一切惩罚只是进一步印证了“人人都与我为敌”的观点。但无论被宠坏的儿童后来是消极罢工，还是公然抗拒，无论他们是选择“恃弱凌强”，还是暴力“复仇”，一切的根源仍旧在于同样错误的世界观。我们甚至会发现有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手段，但目标始终如一。在他们的心目中，生命的意义就是成为“第一”，被视作最重要的人物，可以予取予求。只要坚持这样的生命意义，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就都会是错误的。
忽视
第三种容易形成错误人生观的是被忽视的儿童。这样的儿童无从得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所构建出的生命意义中完全没有这类积极的因素。因此也就很容易理解，当遭遇生命中的难题时，他们总会高估困难的程度，同时低估自己获得他人帮助与善意的能力。在他们的眼中，世界是冷漠的，毫无友善可言，而且还会一直这样冷漠无情下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意识到，只要做出有益于他人的努力就可以为自身赢得喜爱与尊重。因此，他们只能就这样抱着对他人的怀疑生活，甚至无法相信自己。
没有什么经历能够取代慷慨和无私所给予的影响。作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便是让孩子在生命之初便体会到信任“他人”的价值。之后，父母必须进一步加深加大这种信任感，直至它充溢在孩子身边的整个环境中。如果他们在第一个任务上失败了，无法赢得孩子的关注、喜爱和合作，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若想在将来建立起社会兴趣以及与他人的伙伴关系就会变得极其困难。每个人天生都有关注他人的能力，但这项能力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和练习才能得以无碍发展。
如果我们能够研究一些被忽视、仇视或不受欢迎的儿童的极端案例，就有可能发现他们完全看不到“合作”的存在，与世隔绝，无法沟通交流，全然无视一切有可能帮助他们与他人共存的东西。但是，就如我们一直以来所能看到的，这样生活的个体总是难逃灭亡。一个孩子能够顺利度过婴儿时期，就证明他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关爱和照顾。因此，并不存在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讨论的其实是那些得到的关爱少于常规水准，或仅在某一些方面被忽视的儿童。简而言之，所谓被忽视的儿童，就是那些从未真正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的孩子。可悲的是，在我们的文明里，如此多的孤儿或弃儿都经历着失败的人生，基本上，我们必须将这些孩子都纳入被忽视儿童的范畴。
这三种情形——生理缺陷、溺爱和忽视——都很有可能导致当事者对生命的意义做出错误的解读。生活在这些环境下的儿童几乎总是需要外在的帮助，方能修正他们面对问题时的行为方式。唯有依赖帮助，他们才能寻找到一种对于生命的更好的理解。假若我们稍稍留意一下——更确切地说，我们真的关注他们并且受过相关训练——就能从各种细微的言行中看出他们对生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