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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有一定之规，事物发展有一定之势。治理天下如果只依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而不遵循客观规律，就可能导致大乱。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起推动作用，却不能起决定作用。顺乎社会发展，顺乎民意向背，就会政治清明、法纪严明，才能达到大治。
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
何谓“六主”？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克已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逾限，政教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拥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
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主，就可以用来考核每一位皇帝的功过得失；总结出九种类型的国家风气，就能鉴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衰败；探讨四种乱国的表现，核定四种危国的征兆，那么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方针也清楚了。
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荀悦说：“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在天下大同，所有的举措都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王主’；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能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勤政爱民，兢兢业业地保护先辈开创的基业，丝毫不敢荒淫懈怠，处理国家大事能做到先公后私，这是‘存主’；性情狂恃，叛逆伦常，朝廷里的奸邪争权夺利，公私并得，政策的得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标准做依据，这是‘衰主’；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国家制度超过了界限，政治文化失去了常规，这是‘危主’；亲信、重用诬陷忠良的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德才兼备的忠臣，放纵情欲，贪得无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拿着国家的财物赏赐亲信，超过了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一不高兴就乱加刑罚，从不依据法律，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诚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也就是亡国的君主。”
何谓“九风”？
君臣亲而有礼，百寮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惟职是司，此“礼国之风”也。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所议。此“衰国之风”也。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
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乱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
“九风”是什么意思呢？
君臣之间亲近有礼，文武百官虽有不同政见但仍然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勤勤恳恳为国效力，不互相埋怨，一心一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这是“理国之风”——国家大治的象征。礼教风尚不能统一，当官的不受敬重，基层官员攻击国家的弊病，平民百姓议论纷纷，这是“衰国之风”——国家衰败的象征。君臣互相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劳，士大夫争名声，老百姓争私利，这是“乖国之风”——众叛亲离的象征。上层官员私欲泛滥，下层官员作恶多端，法规不稳定，政出多门，这是“乱国之风”——国家动乱的象征。把奢侈误以为繁荣，把骄纵误以为高贵，把自由散慢误以为开明，遵守礼义的人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是固步自封，这是“荒国之风”——国家荒淫的象征。把苛捐杂税当作精明，把为国家服务是为了捞取好处，把宰割老百姓当作能耐用，把溜须拍马当作忠诚，这是“叛国之风”——国家叛乱的象征。上下隔阂，内外猜疑，小官员争着讨上司的欢心，当大官的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国家危亡的象征。上级官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老婆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不执行，而是各搞各的，这是“亡国之风”——国家灭亡的象征。
何谓“四乱”管子曰：“内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民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
故曰：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疑焉。疑则动，动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君不乱，失君必乱矣；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存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矣。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也。
什么是“四乱”呢？
管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乱；庶子疑忌嫡子，这是宗乱；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乱；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乱。”
所以说：“确立谁为太子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子的时候，不能让庶子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乱，没有发生动乱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乱来。国王一死，必乱无疑。同时立两个嫡子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子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庭的。”
何谓“四危”？
又曰：“卿相不得众，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
什么是“四危”呢？
管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标准。”凡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法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号令，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令，也必然要大乱。
论曰：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
论者认为：能够匡扶世道人心、辅佐国家大政的权臣，务必要首先明白盛衰的道理，精通成败的奥秘，研究造成大治或大乱的体制根源，通晓各级领导的任用和罢免的规矩，这样，以后面临纷繁复杂的时局就能不迷惑，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就能断决——作为君王的辅相，古往今来，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