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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来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员是下属和百姓学习效仿的楷模，官员的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昏庸使官员决断错误，傲慢会丧失人心，贪鄙使官员目光短浅，狡诈使人对官员心生厌恶。因此，为官者对官场的忌讳一定要坚决杜绝。
不少居官为宦的人不得善终，有的是犯了罪，违了法，也有的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究其原因，是犯了官场的大忌讳。
居官而败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或是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不当，或与时代不合拍。但曾国藩总结的高官失位四点原因却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即昏庸、傲慢、贪鄙、狡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以前把居官四败和居家四败写在自己的日记中用来自警。现在怕时间长久遗忘，所以再次写出。
居官四败是昏庸、傲慢、贪鄙、狡诈：“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则是：“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曾国藩认为，走向仕途的人如果不犯这八败，就会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必须力戒四败，其中以戒昏惰任下为最紧要。欲不昏惰任下，必须要有知人之明。曾国藩在1853年给吴文镕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我过去阅历很浅，实行起来时不免把握不准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发现了塔齐布这个人才。当时，军营风气不好，官兵遇事退缩，训练漫不经心，整日无所作为，纪律涣散，发现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不容易，因此我十分器重他。
除他之外，我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将不同的人混为一谈，依着我的胸怀对此实在难以容忍。我认为造成今天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志士贤人心灰意冷，偷奸耍滑的人却得意洋洋。
所谓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使事业兴旺。曾国藩确实有知人之明，曾说某人可以为营官；某人可以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劳善终。后来皆一一验证。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功勋卓著，最终战死沙场。曾国藩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后来都有所应验。
有知人之明，部下就有所顾忌，不敢为非作歹。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的时候，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薄弱，为了增加力量，曾国藩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为人暴虐，不把刘铭传放在眼里。但对刘铭传军配备着的先进的枪械羡慕不已，竟然产生了抢夺枪械的念头。
于是，陈国瑞率兵越过长沟杀人抢枪，竟连杀数十名士兵。刘铭传闻讯后恼怒不已，立即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并将陈国瑞的亲兵打死多名，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了三天，直到陈国瑞求饶为止。
事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图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
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已不满，对此次发生的火并事件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召见陈国瑞，历数其半生的功过是非，并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
第一条，湘勇必须大为裁减，不许超过三千人，免致游勇生变；
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
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另立门户，独树一帜。
但陈国瑞借故并不执行。曾国藩丝毫不讲情面，连续三次弹劾陈国瑞，终使陈国瑞被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这样，陈国瑞才不得不向曾国藩赔礼道歉，并表示愿意服从曾国藩的调遣，由济宁移驻江浦，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