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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当大局面临困难的时候，为了支撑大局可以采取忍让的态度，以息事宁人的方式避免矛盾的激化，使事情逐渐改观。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深刻感到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太平军，恰恰是清政府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的矛盾和弱点，阻碍了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缺少战斗经验。因此，在湘军组建最初的六七年中曾国藩仅仅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但遭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在这种境遇下，曾国藩能够立足并逐渐壮大，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的结果。
1858年6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在江西虽然作战勇敢，然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时逢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来江西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9月间，安徽的败讯传来，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到六千余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的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时过不久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在石达开率太平军由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但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可谓朝令夕改，这使得曾国藩感到无所适从。但曾国藩知道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只好委曲求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虽有其益处，但也要付出极大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率兵攻下安徽的军事重镇安庆，千里长江一带已完全在湘军的掌握之中。曾国藩准备分兵三路，占领江浙地区，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致命一击。
然而，曾国藩所面临的困难同样很多。和他亲密合作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因积劳成疾病死，这使得曾国藩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合作伙伴。曾国藩异常悲痛，为之彻夜不眠。
在三路东向的大军中，只有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有时不听调遣，使曾国藩大伤脑筋。曾国藩依然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处世原则，没有激化矛盾。
前线的战况也不利，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开始出现军心涣散的情况，再加上军饷时有拖欠，曾国藩终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在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由于缺乏军饷，甚至到了每天喝稀饭度日的程度。几个月不发饷更使士兵怨声载道，曾国荃也感到那些家乡子弟兵难以约束。个别的士兵把营官捆绑起来索要军饷，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件不断出现。由于拿不出粮饷来满足士兵的要求，曾国荃也感到十分为难，对上述情况只好听之任之。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情加重，无法约束随时都有叛变可能的湘军；一方面面临着清廷的猜疑和言官的谤劾纷至沓来。
当时湘军缺饷的情况在各大部队中都十分严重。曾国藩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面对这样的混乱情况，病情更加严重，不时出现呕吐、牙痛和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的症状，只好奏请回家调养。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好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切实体现了曾国藩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的处世观，为了苦撑大局，曾国藩只得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