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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历史上既有邹忌讽齐王纳谏使齐国强盛的美谈，也有比干被剖心处死的悲剧。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沉湎于四书五经的攻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
1842年到1851年，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而已。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坚定他的政治抱负，决心担当挽救清王朝的大任。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究其原因，就是官吏的贪污和残暴。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指出：“今事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及平梧，几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的安危。
第二，是非混淆，法度紊乱
曾国藩认为吏治腐败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曾国藩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世道人心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他愤激地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以上所说的情形绝不是偶然的，在官僚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和严重。
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甚至推过揽功。曾国藩认为这都是人心麻木不仁的表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问题的严重性。
曾国藩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就连上奏折，希望咸丰皇帝采取果断及时的措施，革除弊政，在政治上进行大的变革。然而大大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他递上的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清朝的政局仍然在风雨飘摇之中。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清政府派遣军队镇压，结果连连遭到失败。
曾国藩对时局十分关注，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内度身世，即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入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他这样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这样的军队作战能力低下，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如果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的情况。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清王朝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不断从广西前线传来。曾国藩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可谓“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然而，“受恩深重，不能不报”，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
1851年5月，他再次上奏疏。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其主要目的是指出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批判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
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
曾国藩的这封奏疏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自食其言、饰非拒谏、刚愎自用而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坚持“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昔尧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曰觉其可憎，佞谀曰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皇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有祁篙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惹得咸丰皇帝大怒，但终归是有惊无险，而且这使他声名鹊起，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为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并命曾国藩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在致弟弟的信中说：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政治家的抱负和远见在这些话中已经非常清楚明白。
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叙及此事说：
曾文正公国藩，以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篙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可见，在此次上疏中，曾国藩不仅表明了他的耿耿忠心，也显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见解。
这次上疏对曾国藩个人的政治前途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当太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时，清政府竟然找不到一个可用之人去平定叛乱，朝野上下一致想起犯颜直谏、希望有所作为的曾国藩。于是一介文臣曾国藩被委以重任，奉命组建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终于得到了一展抱负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