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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小节是宽容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成就大事必备的一种手段。如果处处斤斤计较，不仅难以找到真正的朋友，更难以找到为我所用的人。
“玄武门之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轰动性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秦王李世民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事变后，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并“籍没其家”，而且还有许多人不断地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和兵勇，争相捕杀邀功，在这种肃杀的形势下，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内心无比恐惧。这个时候，性格宽容的李世民决定放弃“一网打尽”的策略，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他一方面禁止秦府人员滥捕滥杀，同时又以高祖的名义诏告天下，安抚宫府中的人。对于那些不敢出面的宫府集团的成员，李世民表示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并当众释放了他们，消除了他们的顾虑。
李世民的宽容让宫府集团的人深感佩服，他们纷纷放下武器，自动投靠李世民，都声称愿意为其效犬马之劳，这其中也包括魏征、韦挺等才华卓越的人。
早在“玄武门之变”之前，魏征便劝太子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是太子优柔寡断，迟迟不肯动手。当“玄武门之变”发生后，太子党人纷纷逃亡，魏征却没有逃跑。他被抓住后，李世民当众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在场的一些官员都为魏征捏把汗，魏征却毫无惧色，镇定地回答：“假如太子早听我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灾难了。”对魏征桀骜不驯的回答，在场的官员都惊呆了，但李世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赞扬了他的忠诚坦荡，对他更加器重，并对他委以重任，封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
对待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都人心惶惶，由于担心遭到杀害，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从大局考虑，向李世民建议说：“陛下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患，不利于国家的稳定。”李世民接受了魏征的建议，而且让他做特使，到李建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魏征到了河北后，看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皇上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现在把他们逮捕，这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皇上已经授予我自行处理的权力，请把他们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魏征此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由于李世民肯屈尊降贵，放下架子，先得到魏征的效忠，后得到了大多数太子党的信任和支持，河北一代很快稳定下来。但是，原秦王府的旧属，对李世民这种以慈待众、化敌为友的做法非常不理解，所以仍然对太子党抱有成见。
一次，李世民在宴请近臣的时候，有的大臣提出：“魏征等人以前是李建成的亲信，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就像仇人，实在不愿意与他们在一起谋事。”李世民听后笑了，说道：“魏征等人过去是我的仇人，但仔细想想，他们曾为自己的主人尽力工作，这有什么不对呢？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是应该予以赞扬的。而如今我提拔重用他们，就是看中了他们这种能够一心为自己主人效力的忠心。”
在对待太子幕僚魏征的态度上，无论是屈尊降贵还是化敌为友，都体现了李世民的不拘小节。如果他不能做到这点，因自己高贵的身份不愿意任用魏征，因魏征曾为太子出谋杀掉他而敌视魏征，那么他就不会得到魏征这位后来对他忠心耿耿、敢于直谏的良臣。其实，李世民不拘小节的宽容性格在很多地方都能表现出来。
在一次李世民出游时，一个卫兵不小心，脚下滑了一跤，无意中一把拉住了李世民的龙袍，险些把李世民拉倒。当时这个卫兵吓得魂不附体。李世民当即安慰卫兵说：“这里没有御史法官，不会问你的罪，不要担心。”同时他还告诫身边的人，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触犯龙体在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之事，按理是论死罪的，但李世民却没有小题大做，把官兵的无疑之举以恶意谋杀或者其他什么罪名治他的罪，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心胸的博大、宽广。
还有一次，李世民与群臣饮酒，酒至半酣，看着在座的文臣武将，想着庞大昌盛的帝国，不禁感慨万千。李世民不但善于用兵，而且还颇有文采，擅长书法。此时他书兴大发，命人笔墨伺候，很快一幅书法作品笔端立就。李世民童心大发，将书法作品高高举起道：“此幅书法作品谁能得到，就赐予谁。”此言一出，群臣争先恐后，其中有一位官员手疾眼快，登上皇帝的座椅，一把把书法作品抢到手。这时，有清醒的大臣，见抢书者没有人臣之礼，竟敢蹬踏皇帝的座椅，实是大逆不道。马上跪倒启奏，请治其不敬之罪。所有人顿时都吓醒了酒，抢书者马上叩头请罪，可唐太宗却哈哈大笑道：“今日没有君臣之礼，不要破坏了饮酒的气氛。”可见唐太宗的宽容、仁慈，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存在着的。
由于不拘小节，李世民放下了皇帝高高在上的架子，用他博大的胸襟对待他的子民、臣民，从而使国家的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
无论是对待合作伙伴还是下属，都要做到不拘小节。只有如此，才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忌讳，从而促进双方的有效交流和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加快事业发展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