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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到人才，首先必须重视人才。如果一个管理者不具备重视人才的心理，就难以发现人才。即使人才摆在眼前，他也只会看到人才的短处，对人才的长处视而不见，从而浪费了人才。
随手翻阅一下我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历代王朝中，凡是英明的君主时时都会怀有一种求才若渴的心情。一旦发现人才，他们就会立即起用。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非常注重人才的皇帝，他认为人才没有出身、学历之分。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天下大旱，久不下雨。按传统的想法，这一定是朝政出了问题，所以上天以此示警，提醒皇帝检查自己为政中的不当之处。唐太宗李世民坐立不安，于是颁布诏书，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
对于文武百官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趁机显示自己的才干，于是纷纷上书。这下可急坏了一个人，无论他如何努力，就是写不出一个字，这人便是中郎将常何。
常何在玄武门之变时适值宿卫北门，支持太宗夺取玄武门有功，得以升任中郎将要职。他是个武夫，虽然官职不小，但不善文理，即使对朝政有看法，也难以用文字表述。这时，一个叫马周的门客替他解了围。
马周是山东人，早年便失去父母，孤身一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中，他的才华也因而难以显露。不久前，马周流浪到长安，在常何家中做门客。
这天，马周见常何在室内独自发愁，便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他向常何问明了情况后，笑着说：“这事容易，我来替你写这份奏章。”于是立即代常何起草了一份奏章。
唐太宗知道常何写不出什么来，对他呈上来的奏章并不抱有多大兴趣，但为表示负责，他还是要打开看一看。出人意料的是，奏章里所陈的二十多件事，件件合乎自己的意思。而且这篇奏章条理分明，批评和建议都很中肯，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唐太宗在兴奋的同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对常何的学问很清楚。于是，唐太宗马上传旨宣常何上殿。常何不知皇上因为何故召见他，心神不安地随传旨官进殿面君。
见了常何后，太宗问：“这奏章写得很好！是你写的吗？”
常何松了一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哪有这个能耐！是我的门客马周替我写的。”
唐太宗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召马周进宫，等了一会儿不见来，又派使者去催促。马周进宫后，太宗与其进行了一番交谈，感到马周的确是个人才，于是立即委以重任。常何实事求是，让唐太宗得到了马周这样的人才，唐太宗认为他荐人有功，赏赐他三百匹绢帛。
后来，马周在任职过程中见事敏速，能言善辩，深识事端，处世平允，又敢于直言进谏，得到了唐太宗的器重，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提起马周时，太宗曾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
从任用马周的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求才若渴的君主。他得知常何的奏章是马周所写后，便立即召见马周。当发现马周的确有非凡的才能后，他根本没有计较马周的卑贱身份，而是直接任用。正是因为他的求才若渴，在他执政期间，朝中人才济济，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从另一方面讲，人才如果得到了重用，一定会对领导者抱有浓厚的知遇之恩，从而竭尽全力为领导者效劳。反之，如果人才不能够得到重用，难免会产生一种怀才不遇的心理。同是唐朝人，中唐诗人李贺却没有马周那样幸运。他总是渴望得到重用，却始终不能如愿。正因为如此，他十分羡慕马周。他曾在一首诗里歌咏“马周昔做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希望自己也能像马周一样有朝一日能得到皇帝的重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在无限的郁闷中赍志而殁，难怪韩愈发出了“其真不知马也”的疾呼！
为了完成大业，为了不让人才寒心，就应该主动去发现并重用人才。与唐太宗相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求才若渴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初朱元璋听了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以及李善长论述的平定天下之道后，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隐约看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并深深认识到了读书人的重大作用。此后，他便特别注意网罗人才，向他们垂询问计，请他们出谋划策。他曾对人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这话绝非是他的自我标榜，而是他招揽英才的真实写照。
至正十四年（1354年）七月，朱元璋攻占滁州以后，儒士范常到军门拜谒。朱元璋热情款待，并将其留置幕下，以便向他讨教。范常也尽心尽责，只要朱元璋有问题，他必然会详加剖解。
龙凤元年（1355年）六月，朱元璋渡江攻取太平后，耆儒李习、陶安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次日召见他们，与他们谈论天下大事。陶安献策说：“当今四海翻腾，群雄并起，攻城夺邑，互争雄长。然皆好子女玉帛，无拨乱救民之心。将军您若能一反群雄所为，不烧杀掳掠，顺天应人，民心悦服，必能平定天下。”朱元璋又问陶安：“我想攻取金陵，您以为如何？”陶安回答说：“金陵是古代帝王建都之所，龙盘虎踞，又有长江为天然屏障，若攻取以为根据地，然后出兵四方，定当战无不胜。”朱元璋对陶安的话十分赞赏，将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中。李习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新建立的太平府知府。
龙凤二年三月，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马上宣布：“贤人君子有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都尊礼重用。”消息传开，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前来谒见，朱元璋均加以录用。他听说曾担任元朝江南行台侍御史的洛阳名儒秦从龙，字元之，隐居于镇江，便特意嘱咐率军攻打镇江的徐达说：“镇江有一个秦元之，才器老成，你要寻找到他，转达我希望见到他的心愿。”徐达在攻克了镇江以后访得秦从龙，朱元璋立刻让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重礼前去拜望，秦从龙抵达应天时，朱元璋亲自到城门外将他迎入，与他朝夕相处，向他咨询军政事务。
龙凤三年四月，邓愈率军进入皖南，他听说徽州名儒朱升学问渊博，于是特地向朱元璋推荐此人。朱升，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他是休宁人，后移居歙县，早年曾拜著名学者陈栎为师，刻苦好学，至正四年参加科举考试，登乡贡进士第二名，曾出任池州学正，后见天下扰攘，便弃官回到家乡，隐居于石门山，闭门著述。朱元璋对朱升早有耳闻，现在听了邓愈的介绍，知道朱升果有才学，便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朱升虽身在山中，却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心中有所谋划。
他被朱元璋的诚意打动，遂进言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头一策是让他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后方；第二策是让他发展生产，积蓄经济力量；第三策是让他韬光养晦，不过早地树立目标。这三策言简意赅，为朱元璋经营江南指明了方向。朱元璋将朱升的建议作为自己一个时期内奉行的基本方针，牢记于心。后来，他把朱升请回幕府，参与密议。
龙凤四年十二月，朱元璋亲征婺州。他知道婺州是理学中心，一向有“小邹鲁”之称并拥有大批富有学问的儒士，把这些人拉拢过来，不仅有助于稳固对当地的统治，也可以扩充自己的智囊团。所以，攻克婺州后，朱元璋迅即召见了儒士范祖干、叶仪，询以治道，接着又聘请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等13名学者为他讲解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并把范祖干、王冕、许瑗等纳入幕府，让他们参议军国大政。他还下令开设郡学，礼聘名儒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芷，吴沉、徐原为训导，恢复了因战乱久已废毁的教育体系，深受当地士人欢迎。
龙凤五年十一月，胡大海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叶琛、章滏。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统年间考中进士，历官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因才学不为上司赏识，无法施展平生抱负，弃官归隐，读书著述。叶琛，字景渊，丽水人，协助石抹宜孙守处州，授官行省元帅。章滏，字三益，龙泉人，曾组织乡兵抵抗农民起义军，授官浙东都元帅府佥事，推辞未受，退隐匡山。朱元璋接到胡大海的推荐后，当即派人前往礼聘，叶琛和章滏表示愿意出来，但影响最大的刘基却不愿为他所用，不肯出山。朱元璋命人再三敦请，陶安和宋濂也分别写信劝他应聘，刘基不得已，只好勉强应允。
朱元璋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每到一处都会招揽当地的人才。在与人才的交往中，他礼贤下士，获得了各地人才的好感。他们要么真心投靠，要么诚意献策，为朱元璋的统一大业增砖添瓦，并最终在多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明王朝。
古人云：“数步之内，必有芳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糟糠。”很多时候，人才就摆在眼前，关键在于欲成大业的人会不会发现他们、重用他们。
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也应该像古代有成就的帝王这样，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去发现人才并主动求得人才的帮助，从而推动企业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