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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刘恒出生。刘恒出生后，汉高祖先后又添了四个儿子。
刘恒为薄姬所生，从而决定了他在诸多皇子中的轻微地位。楚汉相争时，汉高祖打败了依附项羽的魏王豹，将魏宫中的宫女押入荥阳，薄姬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汉高祖偶然遇到了薄姬，将其纳入后宫。刘恒出生前，薄姬没有受宠。刘恒出生后，汉高祖也没有因此宠爱她，始终没有封她为“夫人”。
小时候的刘恒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处处需要小心谨慎，因为后宫中的权力之争是残酷的，他与母亲薄姬没有后台力量的支撑。为了不给母亲添麻烦，刘恒从不招惹是非，待人接物都严格遵照宫廷礼仪，得到了宫中上下的一致好评。公元前196年，7岁的刘恒在朝中上下三十余位大臣的共同保举下，汉高祖封他为代王。
汉高祖死后，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即位，吕后成为了太后。汉惠帝做了不满7年的皇帝后，也离开人世。汉惠帝去世后，朝政大权落在了吕太后的手中。
吕太后只有汉惠帝这一个儿子，为了防止其他皇子将皇权夺去，她先后除掉了汉高祖的四个皇子。刘恒的母亲地位卑下，使得他们母子二人没有成为吕太后的敌人，从而保全了性命。
公元前180年，吕后死。汉高祖旧臣陈平、周勃二人携手合作，铲除了吕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掌握了朝政大权。当时，大臣们多认为吕太后生前所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皇家子孙，纷纷要求另立皇帝。一番商议后，他们决定立代王刘恒为皇帝，并迅速派使者前去代国迎回刘恒。
刘恒从京师来的使者口中得到消息后，一向小心谨慎的他心中起了疑惑，遂与诸臣商议。属臣们各有看法，意见不统一，弄得刘恒举棋不定。此时，他想起了占卜，欲通过占卜来测算吉凶。占卜结果是“大横”，意味着他将要做天子，像夏启和大禹那样子承父业。不过，刘恒和母亲薄姬二人仍不放心。薄姬找来弟弟薄昭，派他前往长安城察探实情。薄昭马不停蹄，了解到朝中真要立刘恒为天子后，速回禀报。
刘恒知道实情后，带着随从前往长安。在距离长安近五十里地的时候，刘恒又派人进城探路。刘恒得知朝中上下皆已列队恭候他的到来后，这才放下心来，入城与众人相见。起初，刘恒在大庭广众之下并不接受玉玺和符节。他回到在长安城的府邸，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八名朝中重臣联名上表给他，阐述立他为天子的理由后。在这种情况下，刘恒才同意做皇帝。刘恒称帝后，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即位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巩固皇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号令如山，保证各种措施的顺利推行。
汉文帝深知失去军权就等于失去了控制力，于是把国家军权交给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幕僚。同时，他从自己做皇帝的经历中看到，要想保住皇位，必须除掉有可能与自己争夺皇位的人，于是先后将汉惠帝的四个儿子统统诛杀。
吕太后执政期间，极力使刘姓天下变成吕姓天下。在这种局势下，朝中元老重臣遭到排挤，一些同姓诸侯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汉文帝即位后，重新起用朝中与吕氏对立的旧臣，分别封周勃、陈平、灌婴为右丞相、左丞相和太尉，在朝中建立了一个新的权力核心。与此同时，汉文帝不仅恢复了同姓王曾被吕氏削去的封地，而且仿效父亲汉高祖的做法，在原有同姓王的基础上新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
不过，任何一种措施的实行都具有两面性，关键在于它是向好的一面发展还是向坏的一面发展。汉高祖之所以要分封同姓王，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姓人篡权夺位。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杜绝内乱的发生，因为在有些时候，内乱来自于同姓。一旦同姓王的势力得到膨胀，他们便有可能萌发称帝的野心，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首当其冲，举兵谋反；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也欲犯上作乱。幸好汉文帝及早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有效制止了内乱的发生。
汉文帝从同姓王叛乱的事实中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遂听取了贾谊的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不过，汉文帝担心这种做法会引起各地同姓诸侯王的不满。起初，他只是有选择性地多建诸侯，尽量不得罪原来的诸侯王。比如，没有子嗣的齐王死后，他在齐国设立了六个诸侯王；淮南王刘长被发配后，他在淮南封了三个诸侯王，这三个诸侯王是淮南王的三个儿子。后来，汉文帝才在全国范围内众建诸侯。不过，众建诸侯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法，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汉文帝即位后，在经济、司法和对外政策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使得汉朝出现了第一个盛世。
在经济上，汉文帝继续大力发展农业。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汉文帝继续降低田地赋税，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除田租税之半”，变成了三十税一，而且，按照这种比例收取赋税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西汉昭帝时。另外，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汉文帝采用了太子家令晁错的卖爵屯粮的建议，充实了汉朝边境和各郡县的粮库。汉文帝用这种方法满足了国家的需要，索性免去了田地租税。不过，这种惠民政策是不能长期推行的，否则将会影响到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
为了进一步减轻百姓的负担，汉文帝降低了口赋。口赋又称作算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人口税。汉高祖时期，每人每年要交纳120钱的口赋。汉文帝将口赋减至汉高祖时期的三分之一，即为40钱。
文帝以前，全国绝大多数的山川湖泊都被划归国家，私人一律不允许擅自围猎捕鱼、伐木采矿。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汉文帝放宽了政策，允许私人在一定范围内开发山川湖泊的资源，使得汉朝的经济发展多样化和全面化。
文帝以前，为了保证国内稳定，朝廷设立关卡，严格控制各地军事要地的人口流动。汉文帝一改以往的规定，允许人们自由流动，促进了各地商业贸易的发展。
汉高祖时期，汉高祖为了防止各诸侯国内的名门望族反叛汉朝，遂将他们迁至长安。汉文帝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取消了这种措施，将各地的列侯遣回他们的封地，不仅进一步减轻了百姓的劳役，而且节省了运输费用。
在司法方面，汉文帝废除了收孥连坐法和肉刑，从而更能稳定人心，让人感受到汉朝政府的仁德。
从汉初开始，黄老学说成为了治国安民的主要学说。所谓黄老学说，是以黄帝、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学说。老子和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有人在汉初道家思想流行的情况下把黄帝推崇为道家鼻祖，于是出现了黄老并称的现象。
汉初推崇的黄老学说已经不再是单一的道家学说，而是道家、儒家、法家等各种学说的糅合体。陆贾在汉高祖时期提出了这种治国思想，曹参在惠帝时期成为了全面推行这种思想的第一个执行者。到了文帝时期，惠帝时期的“黄老政治”继续得以延伸。
黄老学说虽然融合了多家思想，但“无为而治”的思想没有改变。“无为”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遵循以往的旧制，另一方面是尽量少干涉百姓。然而，在有些时候，要想使这两个方面能融为一体，为了能够更好地无为而治，进行一些改革还是有必要的。汉文帝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标新立异。
所谓收孥连坐法，是指一人犯罪，其家人皆当被贬为奴隶，而肉刑是指以往挖眼、割鼻之类的残酷刑法。汉文帝废除这种法律和刑罚的做法是中国文明史上的进步，也是一个有为帝王的英明之举。
当时，汉朝北有匈奴、南有百越，都威胁着汉朝的稳定长存。汉文帝采取了“和为贵”的做法，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是采取抵御措施，不主动进攻外敌。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后便与匈奴交好，直到文帝时期。文帝即位后，继续与匈奴交好，以免破坏了国内的和平稳定。然而，匈奴为了从汉朝得到更多的利益，有些时候并不遵守约定，进犯汉朝边境。此时，汉文帝又一次听取了太子家令晁错的提议，通过种种优惠政策号召内地人前往边地生活，然后按照什伍编制将他们组织起来。他们一边务农一边参加军事训练，有效地保证了汉朝边境上的稳定。
除了匈奴外，汉朝的东南方还有“百越”。百越是对越族人的统称，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越族人的支族有很多。早在战国时期，越族人已经开始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岭南一带活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岭南设置了三郡。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赵佗乘势而起，宣布岭南独立。
汉高祖称帝后，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的封号，表示向汉称臣，奉行与汉朝的约定。吕太后掌权后，改变了汉高祖的外交策略，在经济上不再对其开放，导致了赵佗对汉朝的敌视。文帝即位后，立即令陆贾再次前往南越，采用各种政策对百越进行安抚，如无偿向其提供各种生产工具和牲畜、替赵佗修葺祖坟、任赵佗兄弟为汉官等。赵佗被汉文帝的诚意打动，再次向汉朝称臣。
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46岁的汉文帝病逝于未央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