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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汉元帝刘奭出生。他的父亲刘病已当时只是一个流落民间的皇族，但几个月后便奇迹般地成为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刘询。刘询做了皇帝后，刘奭的生母、刘询的嫡妻许平君被立为皇后。
当时，身为辅政大臣之首的大将军、大司马霍光官高权重，霍氏集团早在汉昭地时已经控制了汉廷的军政大权，因此霍家上下都显得异常尊贵。霍光续妻霍显因汉宣帝没有立她的小女为皇后心生怨恨，于是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乘许皇后产后不适毒死了许皇后。就这样，4岁的刘奭虽然身为皇族，却过早地失去了母爱。
许皇后死后，霍显的小女被立为皇后。霍皇后见汉宣帝有立刘奭为太子之意，在其母霍显的怂恿下欲毒死刘奭。此后，刘奭虽然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但在其父亲汉宣帝的小心防范下还是活了下来。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死。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通过采用各种手段收回了霍氏集团手中实权的汉宣帝摆脱了霍氏集团的威胁，果断地将嫡子刘奭立为太子。这一年，刘奭8岁。
小时候的刘奭是一个乖巧而又懂事的孩子，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长大后的他才变得柔弱和优柔寡断。宣帝时，武帝统治时期给以后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仍然存在，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官吏腐败等等。这些负面影响直接引起了处于下层的人们的愤怒，各种自然灾害又使他们原本贫困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于是，各种武装斗争纷纷发生。尽管汉宣帝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缓和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但措施的推行和生效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时间段。在这个难以估测的时间段内，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激化。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刘奭看到的更多是农民的疾苦和愤怒，认为要想真正缓解社会矛盾，缓和当时的严峻形势，只有通过推行儒术才能实现。身为太子的刘奭不仅有这样的想法，还在认真地学习各种儒术，以便能够在即位后治理好国家。通过不断地学习和研究，刘奭对《诗》、《书》、《礼》、《经》等各种儒学经典皆熟透于心。
刘奭不仅本人尊崇儒术，而且还建议父皇汉宣帝也用儒术治国。做太子期间，他与汉宣帝讨论治国方略时曾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听后大怒，对他说汉家治国一向是采用王道和霸道结合的方式，单凭儒术是行不通的。然而，早对儒学痴迷的刘奭是不会耐心听取父亲的教导的，继续我行我素。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死，26岁的太子刘奭即位，西汉王朝的衰落也由此开始。“文景之治”、“昭宣中兴”那样的局面对极力推崇儒术的刘奭来讲，是永远不可实现的梦想。
刚即位的汉元帝信心十足，欲用儒术为西汉开创一个辉煌时期。
汉元帝是一个有“心计”的人，知道要想推行儒术，首先要让西汉子民尊崇儒术，于是采用各种措施宣传儒术，比如奉祀儒学先祖孔子，赏赐、吊祭或厚葬儒士等。不仅如此，汉元帝还扩大太学规模，大力培养儒学博士。元帝以前，儒学在西汉一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汉武帝时期得到大力推行，因此儒学的发展极为迅速。汉元帝此时又如此推崇儒学，儒学之风自然更加旺盛。
汉元帝推崇儒学只是一种手段，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于是，在儒学推行的同时，汉宣帝一边选用优秀的儒生为官，一边用以儒学为中心的“王道”治国。由于汉元帝采取的措施之间有着层层递进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王道”在执行过程中颇为顺利。通过一番整顿后，汉廷上下皆是儒生。
不同的国情需要不同的治国思想，统治阶级选用符合国情的治国思想，然后能够强有力地贯彻执行下去，总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治国思想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能够及时消除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各种弊端和化解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另外，在不同治国思想的影响下，往往会衍生出不同形式的社会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西汉的灭亡是必然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于汉元帝本人。
由于儒学的推广和儒官的任用，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籯经”。只要能够通晓儒经，就能够入仕。于是，为了光耀门楣、为了拿到俸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研究儒学的队伍中来。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读死书、死读书”的无能之辈也纷纷穿上了官服。这些人即使不会作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促进国家昌盛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除此之外，宣帝在临终前为元帝安排的辅政大臣逐渐丧失了作用，朝纲日趋腐败。
元帝身旁的辅政大臣有三位：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史高、前将军兼光禄勋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其中，史高为戾太子之妻、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属于外戚，宣帝时被封为乐陵侯，任侍中一职；萧望之和周堪是当时的名儒，宣帝时分别任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他们在元帝时所任的这些官职，是汉宣帝临终前临时晋升的。
史高、萧望之、周堪三人原本按照宣帝遗嘱共同辅政，而且并领尚书事，然而，在辅政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史高将萧望之和周堪排挤出去，凭着外戚的尊贵独领尚书事。不过，由于汉元帝当时以儒术治国，萧、周二人自然受到信任和重用，在朝中的声望都很高。于是，史高心生嫉恨，与他们之间的成见越来越深。
汉元帝注意到了辅政大臣间的明争暗斗，决定重用没有家室的宦官，以便维护自己的皇权。然而，汉元帝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出现了宦官专权、朝纲日趋腐败的现象。
宦官虽然没有家室，但同样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达到专权的目的，比如拉拢朝中重臣、在民间私结死党等。宦官石显的做法便印证了这一点，他不仅拉拢了一些唯利是图的儒臣、外戚，还在长安城内结党营私，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然而，早被甜言蜜语充塞双耳的汉元帝已经无法分清黑白是非，对宦官宠爱有佳。随着这种局面的出现，萧望之、周堪等一些正直儒臣的地位与日俱下。最后，萧望之、周堪的结局分别是自杀和被贬为庶民。
汉宣帝在位时，汉朝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大的改观，但在边事上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武帝时，匈奴迫于汉武帝的强大武力，不得不向西北迁徙。然而，匈奴人的野心随时都有可能复发，“漠南无王廷”的局面不会一直维持下去。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出现“五单于争立”一事。经过一系列的内部斗争后，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成为了匈奴中两股并存的势力。这两股势力实力均衡，尽管经过了数次的争斗，仍然不能够吞并对方，一直延续到汉元帝时期。汉元帝即位后，野心勃勃的郅支单于开始向西域发展自己的势力。
早在武帝时，汉武帝攻破了姑师和楼兰两国，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后来，汉武帝又攻破了大宛。面对汉朝的强大力量，西域各国纷纷向汉朝诚臣上贡，西域遂被划为了汉朝的疆土。通西域后，西域和中原地区得到广泛的交流，促进了两地经济的繁荣。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前往西域任职。不久，副校尉陈汤发现了郅支单于的野心，建议甘延寿铲除郅支单于的势力。甘延寿奉诏行事，按兵不动。正在陈汤心忧如焚时，甘延寿身患疾病，令陈汤暂时代办公务。陈汤接手后立即矫诏，调兵击败了郅支单于。虽然陈汤犯下了欺君之罪，但他的做法换来了西域的安定和中原地区与西域的继续交往。
郅支单于被杀，呼韩邪单于有喜有忧，喜的是汉廷为他除掉了竞争对手，忧的是汉朝会不会对付他。迫于汉朝的威力，呼韩邪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初再次入汉，表示愿意与汉朝和亲。汉元帝求之不得，遂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
王昭君是一位身份卑微的宫女，她名叫嫱，昭君是她的字。深居后宫中的她虽然颇有姿色，但始终没有见过汉元帝，任容颜随岁月失色。听说匈奴要和亲后，愁肠百结的王嫱下定了决心，主动要外嫁匈奴。于是，“昭君出塞”的故事被被世人代代相传，感染了无数的中华儿女。
王昭君牺牲了自己，但却换来了汉朝与匈奴的团结友好。至此以后，汉朝与匈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互不侵犯，汉朝的西北边境得到了安定，“竟宁”这个年号就包含这个期望。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42岁的汉元帝被病魔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