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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6年七月初七，汉武帝刘彻出生。他父亲汉景帝刘启正好在这年登基，所以他一出生便是皇子。传说武帝母亲怀孕时，梦见太阳钻入怀中。汉景帝听说后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吉利的事情，预示着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刘彻的生母王夫人只是一个妃子，刘彻只能算作庶子，按封建宗法规定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四岁时，他被封为胶东王，其大哥刘荣被封为皇太子。
刘彻最后之所以能继承皇位，有一定的渊源。
汉景帝虽然有十余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薄皇后所出。为此，朝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皇储之争。当时，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干预朝政。窦太后对汉景帝的胞弟梁王刘武最为疼爱，考虑到薄皇后没有子嗣，于是想让汉景帝传位于刘武。七国叛乱前，汉景帝曾在醉酒后许诺传位于刘武，后被窦婴以“汉法之约，传子嫡孙”提醒，不再提及此事。在平定七国叛乱时，梁王刘武为保社稷奋勇杀敌，立下了战功。于是，窦太后待平定七国叛乱后又提及传位一事，窦婴用齐宣公不立儿子而立弟以致引发五世之乱的故事来反驳，窦太后只好作罢，放弃了拥立梁王刘武的打算。
汉景帝的姐姐长安公主有个名叫陈阿娇的女儿，长安公主想把阿娇许配给太子刘荣，但太子的母亲栗姬却不领情。长安公主非常生气，从此便与栗姬结下仇怨。不久，她又打算把女儿许配给刘彻，但汉景帝并不支持。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促使汉景帝同意了这门亲事，从此长安公主与刘彻的母亲结成了亲家。
景帝六年（公元前151年），薄皇后被废。接着，长安公主不断在汉景帝面前诋毁刘荣及其生母栗姬。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汉景帝将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由于长安公主的极力策划和帮助，再加上刘彻自己的出色表现，汉景帝在半年后终于立刘彻的生母为皇后，立刘彻为太子，此时刘彻仅有7岁。
刘彻的初名为“彘”，他生性聪明，勤学好问，七岁的时候“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汉景帝见其“圣彻过人”，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彻”。
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临江王刘荣因犯法被严审，不久便自杀。随后，梁王刘武暗地招兵买马，欲篡皇权。汉景帝发觉此事后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刘武反叛失败。由于窦太后和其他外戚的关系，汉景帝赦免了刘武的死罪。刘武随后便心神不宁，不久便病入膏肓，离开人世。刘武死后，汉景帝顺势把梁地划分成五块，使刘武后嗣没有反叛的能力。
为了能够为刘彻扫清各种障碍，汉景帝竟然毫不留情地对付位高权重的忠臣周亚夫。周亚夫深感委屈，遂绝食自尽。
刘彻做了太子后，景帝请了学识渊博的卫绾做他的老师。他学习非常勤奋，先后学习了骑马、射箭、经学、文学等知识，为以后继承帝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
在“文景之治”时期，汉朝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无为而治”严重阻碍了君权的集中，造成了人心涣散、一味向入侵匈奴妥协的局面。要想管理好国民，首先要改造国民的思想，让国民自觉地遵守法制、听命君主、为保国土而仇视匈奴。为此，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儒术。
为了顺利推行儒术，汉武帝罢免了年事已高的宰相卫绾，任魏其侯窦婴为宰相，任母舅田煖为掌握军权的太尉。窦婴和田煖都喜欢儒术，他们又向汉武帝推荐了儒生出身的赵绾和王藏。汉武帝任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汉武帝与儒臣合作，决心推行一场政治改革。一方面，他整顿法规，严格执法，要求臣子相互检举违法乱纪的官员，特别是皇亲国戚，罪行一旦被核实就对其贬谪；另一方面，为了削弱王侯的权力，他令住在京城的王侯迁回各自的封地。
但是，当时的朝中大权仍操纵在“好黄帝、老子言”的窦太皇太后手里。窦太皇太后从被立为皇后始，到汉武帝时已有四十年之久。她位高权重，其家族以她为靠山，飞扬跋扈，为非作歹。汉武帝的改革得罪了皇亲国戚，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遭到检举和贬谪。另外，王侯并不愿意迁回封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窦太皇太后那里去告状，诽谤当时推行的新政，再加上窦太皇太后本人并不喜欢儒家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反对改革的集团。
窦太皇太后的权势直接阻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御史大夫赵绾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上书汉武帝，提议不要让窦太皇太后干预国政，实际上是建议汉武帝取消窦太皇太后的特权。窦太皇太后听闻大怒，逼迫武帝废除了刚刚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罢免丞相窦婴和太尉田煖的职务，囚禁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
不久，赵绾和王臧在狱中被迫自杀，汉武帝的改革措施由此中断。随后，许昌任丞相，左青翟任御史大夫是，石建任郎中令，这些人都是窦太皇太后的亲信。
汉武帝并没有因为大权落旁而消沉下去，而是在养精蓄锐，等待振臂而起的时机。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他立即下令罢免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左青翟，清除了窦太皇太后朝内的所有亲信党羽，重新任命田煖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召见大儒董仲舒，向其探询治国良策。董仲舒将自己的一整套儒家治国思想说给武帝听，提出了颇有见地的治国安邦之策，深得武帝之心，史称“贤良对策”。
儒者的典型特征是：踱着方步，捻着胡须，慈眉善目，面带微笑。儒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在政治、哲学、教育、文学、伦理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仁政”是儒学核心的政治观和道德观，更适用于统治阶级控制人民。董仲舒应运而生，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上融进了法家和阴阳家等其他学派的思想，适应了汉武帝的需求。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宣扬君主权力来自上天的赐予，给皇权披上了神化的外衣；实施仁政的同时也加强法制，对待百姓要先进行教育，教育无效后再用刑罚来镇压。
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接班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办了完全把儒家五经作为教学课程的太学，聘请儒学博士担任老师。由于国家的大力提倡，太学生数逐年增加，到西汉末已多达上万人，这些人成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有力的维护者。另外，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使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阶梯，将国家体制与思想儒家思想有效地结合起来。
汉武帝之所以要推崇儒家思想，主要是为了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他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汉武帝即位时，丞相大多为开国功臣，位高权重，往往牵制了皇权的效力，汉武帝对这种丞相分权的局面极为不满。好在这些丞相基本上都已年老或者去世，汉武帝便趁机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他一面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一面进行官制改革，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
汉高祖在位时曾封了很多刘姓的王，被称为同姓王。后来，这些同姓王的后裔横行乡里，对抗中央。为此，汉武帝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着手削弱地方的割据势力。汉武帝从“大一统”理论中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的理论依据。为了彻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他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通过颁布“推恩令”来清除分封制。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的形式让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可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有独立的地域，且不再受原国王管辖，而直接由各地的郡县来管理。“推恩令”名义上是皇帝施以恩德，但实际上却剥夺了诸侯王的政治军事权力，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汉武帝在打击地方势力的同时，还着手打击地主豪强势力，并且加强了对地方官吏的控制。西汉初年，由于政策的宽松，刑罚被减轻，地方豪强势力得到很大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豪强地主。为了实施对他们的有效控制，汉武帝除了继续推行汉初以来将豪强迁至关中、直接监管的策略外，还任用酷吏来诛杀豪强。
为了加强和完善对全国各地的监察，汉武帝改革了汉初的监察制度。他把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作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仅中央的刺史叫作司隶校尉。刺史不处理行政事务，专门检查各地豪强的违法行为和地方长官郡守、国相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防止郡守和地方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避免以前同姓王犯上作乱局面的再次出现。同时，刺史要负责向中央推荐优秀官吏或罢免政绩不好的官吏。这一措施的施行，使地方豪强势力受到遏制，社会趋于安定。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设置了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三大监察系统。这样以来，朝内外的绝大部分官员都处于被监察的范围内。
从西汉初到汉武帝时，基本上都是军人当权。为了改变政治官员的构成，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通过一系列法令、措施，建立了以选拔文官为主的用人制度。
武帝在继续推行汉初察举制的同时，扩大了察举的范围。在汉朝初期，只有贤良和孝廉两科，武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儒学、明法（即明习、通晓法令）、德行、学术等科。武帝命令郡守向中央推荐德才兼备的人，否则就要受罚。
汉武帝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征召制。征召制、察举制与公车上书制互相配合，使汉武帝网罗了大批优秀人才，壮大了他的统治基础。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汉初实行了黄老的“无为”政治。这种治国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但同时助长了西北边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贵族的嚣张气势。他们经常侵扰西汉边境，给边疆吏民带来了灾难，也给西汉政权的稳固造成了威胁。
文景时期，西汉在对待匈奴方面基本上以和亲为主，以此换取短暂的和平。到了汉武帝时期，经历了前几代的发展后，西汉的国库逐渐充实起来，士兵素质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基本上具备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彻底的打击，洗刷数年来的耻辱。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封卫青为车骑将军，首次出击匈奴。卫青、太仆兼轻军将军公孙贺、大中大夫兼骑将军公孙敖、卫尉兼骁骑将军李广各领兵1万，分别从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向雁门出发。
卫青率部队到龙城（位于今蒙古，当时为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斩杀、俘虏数百敌军，首战告捷；公孙敖伤亡7000兵士；李广被匈奴所俘，后逃脱；公孙贺无功而还。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卫青领3万骑兵出雁门关攻打匈奴，歼敌数千。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杀辽西太守，掳掠渔阳2000余人，大败将军韩安国的大军。汉武帝见形势不妙，立即派令匈奴人敬畏的飞将军李广镇守右北平（今辽宁省凌源西南），匈奴兵避开李广，转而从雁门关入塞，进攻汉朝北部的边郡。武帝又令将军李息出代地，令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收复了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之河南地区）至陇西之地。为了巩固这一地区，汉武帝设置朔方郡、五原郡，迁徙内地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建了防御工事。经过这次战役，西汉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还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令卫青率3万骑兵出高阙，击退匈奴右贤王王延，俘虏右贤王属下副将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千百万。汉武帝为鼓励前线将士，派使者捧大将军印敢往军中，任命车骑将军卫青为大将军。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歼灭匈奴几千人。
据史书记载，这次战役中，霍去病率800精骑首次参战，歼敌2000余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精兵1万人，从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出发进攻匈奴。这时的汉军战斗力极强，所向披靡，穿过五个匈奴王国，斩匈奴折兰王、卢侯王，活捉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都尉等。
同年夏天，河西之战开始，霍去病以车骑将军的身份指挥作战，大败匈奴。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区（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人们常说的“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锐骑兵5万人，分作东西两路，远征漠北。为了解决粮草供应问题，汉武帝动用私人马匹，拨出步兵十余万人运输粮草辎重。
汉武帝命霍去病从东方的代郡（今北京市荨县东北）出塞，卫青从定襄（今山西右玉县以北）出塞。卫青依旨行事，命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两军合并，从右翼包抄，他本人率左将军公孙贺、后将军曹襄从正面进攻，直插匈奴单于驻地。
卫青大军北行一千多里，穿越大沙漠，与以逸待劳的匈奴军遭遇。但卫青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命令部队用武刚车（相当于今天的铁甲兵车）围成匈奴的圆形营栅，然后派5000骑兵前去冲击匈奴，匈奴派出1万人迎战。
当时已经是黄昏，并且风沙很大。单于只听见杀声四起，在辨不清形势的情况下引精兵数百向西北奔逃。汉兵虽没捉到单于，但俘杀匈奴1万多人。
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北进两千多里后，与匈奴左贤王王延对战。激烈的战斗后，汉军俘获了匈奴三个小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消灭匈奴7万多人，彻底击溃了左贤王。
漠北之战后，汉军打垮了匈奴的主力，使得匈奴元气大伤。为了避开汉军的锋芒，匈奴逐渐向西北迁徙，产生了“漠南无王廷”的局面，汉朝的北疆威胁基本上解除了。
除了给予匈奴沉重的打击外，汉武帝还不断用武力来扩大西汉的疆土。当时，东南沿海一带有“三越”，西南一带有“西南夷”，东北有许多少数民族。在汉武帝时期，这些边境上的地盘都被划进了西汉王朝的版图。
“三越”包括东瓯（今浙江温州）、闽越（今福建闽侯）和在文帝时期已经归顺了汉朝的南越。其中，东瓯和闽越早在秦末时被合称为东越。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南越遭到闽越的攻打，遂向汉朝求援。汉武帝发兵讨伐闽越，闽越发生内乱，闽越王被杀。汉武帝将引发内乱的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封为东越王，利用他来控制东越。不料，余善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不再向汉称臣，开始与汉朝对抗。汉武帝再次发兵讨伐，很快平定了再次发生内乱的闽越。为防再生事端，汉武帝索性将东越人迁徙，彻底废除了东越政权。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因不满南越王婴齐的过于亲汉举措，待婴齐死后发动叛乱，并杀死汉朝使臣，公然与汉朝为敌。次年，汉武帝发兵征讨，一举消灭了南越政权，按照汉朝制度在当地设置郡县。
“西南夷”是汉朝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四川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和云南一带。当时，西南夷主要包括两个国家，一个是云南西南部的滇国，另一个是除滇国领地外的夜郎国。夜郎国国王本以为他统治的国土幅员辽阔，繁荣昌盛，不料与汉朝使臣对汉朝的描述比起来竟显得小巫见大巫，“夜郎自大”便来源于此。随后，夜郎国便归顺了汉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国迫于汉武帝的武力，也归附了汉朝。
收复了这些地方后，汉武帝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着手东北地区的开发。位于汉朝东北的乌桓、鲜卑、挹娄等少数民族虽然有些繁杂，但在汉初已被燕人卫满统一。卫满与汉朝约定，表示愿意做汉朝的潘属。为了能够进一步控制汉朝东北的这些地区，汉武帝在当地设置了郡县。
评说一位君主的功过是非，需要从多方面来看，不仅要看到国家领土是否保存得完整、国民是否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要看到这位君主的所作所为能够给后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来分析问题，汉武帝是一个十足的功过参半的帝王。
在经济发展上，汉武帝依然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措施。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的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减轻赋税等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外，汉武帝还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建。水不仅是生命之源，而且是植物不可缺少的营养物之一。要想保证农作物的健康成长，没有足够的水分供应是不可能的。为此，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修筑了很多灌溉渠，如漕渠、白渠、洛水渠、六辅渠等等。有了这些灌水渠道，不仅可以及时为干旱地区的农作物进行灌溉，而且可以及时地排除潮湿地区的过多水分。
此外，屯田制度的发明使得汉朝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汉武帝多次将各地的贫民迁徙到西北方的边郡，将边郡上可以开发的土地都变成田地，大大增加了汉朝的耕种面积，增加了汉朝的农业收入。
在重视农业发展的同时，汉武帝并没有放松对商业的抑制。为了抑制商人个人经济的快速膨胀，汉武帝运用国家这个武器来干预国内的商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用深谙“轻重之术”的“理财三杰”桑弘羊、东郭咸阳和孔仅三人，对国内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自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加紧对工商业者资产税的征收。由于征收资产税时主要依照个人资产的比例来征收，很多商人、富豪都虚报财产，于是汉武帝采用奖励措施鼓励人们告发。凡被告发属实者，个人财产一律被没收，被告发者本人也将沦为奴婢。汉武帝的这种做法给商人造成了汉朝有史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严重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采用了桑弘羊的计划，将汉朝以往的盐铁买卖由私营转变成官营，大大减少了民间商贾的盈利空间。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在地方上设置均输官，同时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的主要责任是处理所在郡国的贡物，除了要将朝廷需要的贡物运往朝廷存储外，还要将朝中暂时不需要的贡物在物价上涨的地区售出，以增加朝廷的收入。平准官则负责观察全国各地的各种物品的价格走向，通过低进高出的方式来实行商业垄断。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规定各郡国不准私自铸造货币，只有中央拥有铸币权。负责铸币的官员有三类：均输、钟官和辨铜。此三类官员统归上林苑水衡都尉管制，再加上他们铸造的货币有五铢的重量，导致了货币有多种名称，如三官钱、上林钱、五铢钱等。汉武帝时期铸造的这种货币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一直被沿用到隋朝。
汉武帝采取的这些发展经济的措施，虽然达到了重农抑商的效果，在增加农民收入和国家收入的同时抑制了商贾的发展，缩小了国内的贫富差距，但是，它同时存在着一些弊端，因为它造成了官僚的腐败和投机商的牟取暴利，为西汉王朝的衰落留下了可乘之机。
一个政策的实施往往具有两面性，正如汉武帝的重农抑商，又如汉武帝的连年征战。由于不断地对外征伐，本可以安居乐业的民众在汉武帝后期不得不面对沉重的赋税徭役。虽然汉朝的疆土在不断扩大，但民众的生活却越来越紧张。
不仅如此，汉武帝的有些做法与秦始皇相似，比如大兴土木、封禅泰山、寻求长生不老药等。这些做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治国安邦来说简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更为荒唐的是，汉武帝竟迷信“巫蛊”，戾太子冤案便是由此引发。
“巫蛊”是一种纯迷信活动，但在西汉时期却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据说，如果恨一个人，就用桐木刻一个木偶人，然后把木偶人埋进土里，对着它诅咒自己恨的这个人，便可以借助鬼神的力量达到目的。自从有了巫蛊后，朝廷内外人人自危，生怕被有不轨意图的人陷害。
受汉武帝宠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刘据后，汉武帝非常高兴，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卫子夫为皇后，立长子刘据为太子。后来，刘据与汉武帝由于在治国方略上不能达成一致，遂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经过不断的深化后，导致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相互猜疑。
晚年时候的汉武帝常常感到精神恍惚，不知何故。朝中奸臣江充知道后，遂进谗言说是巫蛊所致。汉武帝对此深信不疑，立即令江充调查此事。一时间，上至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受牵连者不计其数，太子刘据同样遭到诬陷。刘据愤怒，砍了江充的脑袋。汉武帝知道此事后，更加怀疑刘据想夺皇权，于是发兵讨伐。刘据败逃后，四处藏匿，不久便死去。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也就是发生巫蛊事件后的第二年，汉武帝知道太子刘据受冤致死后深感愧疚，令人建了思子宫，并追谥刘据为“戾太子”。
此后，汉武帝开始反思这些年他的所作所为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并开始认真治理国家。虽然此时的他已经到了垂暮之年，但他的用人得当为西汉以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如，丞相田千秋为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首先，耧车、耧犁等铁制的农用工具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使用，既加快了农业生产的速度，又减少了人力的耗费。除此之外，农具的运用还能够起到播种均匀的效果，能够使农作物的间距适当，保证所有的作物都能够更好地吸收地里的养分和外界的阳光、水分和温湿度。其次，代田法的出现。代田法在当时是一种新型的耕作方式，通过更换垄沟的位置来充分利用土壤肥力，并能够保证土壤肥力的均匀。
另外，汉武帝在安排后事上也显得非常慎重。他将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后，还做了两件事情：为了杜绝太后专权的再发生，他赐死了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为了能够治理好国家，他让忠臣霍光辅政。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