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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守病机：六经—八纲—方证
——我们为什么要出版《六经辨证解温病——胡希恕温病条辨讲义》
胡希恕（1898—1984），中国现代杰出的经方临床家、思想家、教育家。“谨守病机派”的代表胡希恕先生，与“脏腑经络派”的代表刘渡舟先生、“方证药证派”的代表叶橘泉先生，构成中国现代伤寒学术史上的三座高峰。胡希恕先生精于仲景学说，也对内经、温病等各家学说多有涉猎，能够伤寒温病融会贯通（本书即以“伤寒理法”通解《温病条辨》）。
胡希恕先生谨守“六经、八纲、方证”三个层次的病机，通解《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以临床疗效卓著而广受赞誉。胡老生前留下三部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伤寒论》的录音、讲述《金匮要略》的录音、油印本《温病条辨讲义》。
不少读者认为：经方家胡希恕先生以“方证是辨证的尖端”的名言而享誉中医界，堪称“方证对应”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实，“方证对应”只是胡希恕先生“六经—八纲—方证”整个辨证体系的三分之一。胡希恕先生关于“方证是辨证的尖端”表述的原文是“辨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
胡希恕先生的辨证体系为“六经、八纲、方证”三个层次。
胡老所概言的“八纲”，“虚实”之中已经包含了“气血津液”之虚实，“表里”之中已经包含“半表半里、脏腑经络”，并非现行教材“不言气血津液、脏腑经络”的八纲定义。
胡老所说的“六经”定义，与现行传统《伤寒论》教材体系略有不同。
一般教材按照“脏腑经络”来划分六经，而胡希恕先生则以“八纲”来划分六经。
胡希恕先生以寒热为主定阴阳，认为：热（实热、虚热）则必为阳证，寒（虚寒、实寒）则必为阴证。当不偏寒、不偏热的时候，则以虚实定阴阳（实为阳证、虚为阴证）。
与传统教材略有不同的是：胡老定义的“太阴病（里阴证）”，即传统教材所谓“太阴病与少阴病”；胡老定义的“少阴病（表阴证）”，即传统所谓“太少两感”（太阳病与少阴病合病）。除此以外，胡老还把传统六经所兼夹之气滞、血瘀、水湿、痰饮、食积和阳虚、气虚、阴津虚、血虚，亦合并到六经本证。如认为“里水证”水性偏凉而可归属六经“太阴病”。
需要向读者特别提醒的是，六经是为了确定辨证的大方向，假如对病性病位、方证药证都能直接辨析出来，则“六经名称本来可废”（胡希恕语，见（《中医临床家胡希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不过，临床中很多复杂错综的疾病，尤其需要运用六经辨证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胡希恕及其亲传弟子冯世纶教授，对于六经的界定，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有些与现行教材体系“名称表述”不尽一致，但对于“病机实质”的认识却并无二致。比如，对于五苓散证，现行教材多以“太阳蓄水证”名之，认为其病机为“水蓄膀胱兼有表证未除”。胡希恕、冯世纶教授则认为五苓散证有表里证，应该属于太阳太阴合病（水性偏凉可归属太阴病）。而且冯世纶教授还根据临床实践，认为水蓄日久则容易郁而化热，因此，五苓散证亦常兼阳明病（水郁化热）。所以，冯世纶教授在临床中常把五苓散证归属“太阳太阴阳明合病”。希望读者不要拘泥于六经的“名称表述”，而要借助胡老、冯老特定的六经名称，探究背后的“病机（含方证）实质”，以便让自己的辨证论治更加精细准确。
曾经跟随刘渡舟、胡希恕、许振寰三位名家学习中医的单志华，在《我的老师》一文中，如此追忆胡希恕先生：
在跟随刘老（编者按：即刘渡舟先生）攻读中医经典著作期间，1982年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结识了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另一位名老——胡希恕老先生。
记得父亲（编者按：作者的父亲单玉堂先生，北京中医学院针灸名家，著有《伤寒论针灸配穴选注》）当时患肺心病住院，病情发展出现肾积水，导尿失败，医生提出用麝香外敷肚脐，借其芳香开窍之力或许有效，于是院方派人去山西讨回一点上好的麝香给父亲用上，果然尿液点滴而出，可是也就这样了，终未能解决问题。
父亲病情在恶化，高烧、神志昏迷、大小便闭塞不通，已出现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院方邀请中医药大学的六位名老中医（包括董建华、王绵之、我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赵绍琴、杨甲三）会诊，有位名老提出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当以扶正为主，先保心肾，控制住病情。
84岁的胡老诊完舌象脉象后，提出一个与众人截然不同的“峻剂攻下”法并处方案，还说：“小大不利治其标”，必须先解决大小便问题——这就是救人。态度非常果断。众名老念其年事最高，便都依了。但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服药到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大便5次，开始排尿。到第5天，尿量已达正常，肾积水消失，父亲开始下地活动……
后来刘渡舟老在胡老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就这样，一周后父亲出院了。为表达谢意，父亲准备了两瓶茅台酒让我送给胡老。老人家那会儿住在东直门医院宿舍——一个小两居室，采光也不太好。
记得那是一个午后，大约3点半的时候，估计老人家午睡已醒，我携礼登门致谢。胡老连连摆手说：“你父亲就是太客气，没这个必要嘛！”我说这是家父的一点心意，还请胡老笑纳。
落座后，我见桌子上摆着围棋盘，还有布局的棋子，便问胡老：您在跟谁下棋？胡师母在一旁回答：他是自己跟自己下。
有这等下法？我感到奇怪。
胡老问我会下围棋吗？
我说只学了一点点，谈不上会。
胡老说：祖宗发明的围棋不仅是娱乐，也是医生看病不同阶段的一种演示，我自己跟自己下，考虑的是用药如用兵，怎么开局，怎么落子、布阵，这里头辗转腾挪，显尽机巧，是为轻灵一路；另一面，走坚实一路，步步为营，渐展威风。棋局经常会纷繁缭乱，但心绝不能乱。看病如下围棋，要有识有胆，胆识俱备。
我痴痴地听着，这不就是陆游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吗！
当胡老了解到我在学中医时，便说：我现在每周末给内科医生们还有留学生讲《伤寒论》，你如果愿意，就来听听吧。我跟他们说一声就是了。
于是我每周末去听胡老讲课，带一个日本产的松下“板砖式”录音机，连听带录，回到家就整理笔记——整整记录了两大本，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又一大收获！
胡老的传授让我实实在在地学会了“读经典”的思维方法，知道什么叫“读书”了。如此坚持了一年，直到1983年夏秋之交，胡老病重住院为止。
胡老先生密切结合临床讲解《伤寒论》，每发真知灼见，我时有振聋发聩之感！老人家已近85岁高龄，但思维敏捷，颇有口才。讲《伤寒论》的篇章结构，气势高屋建瓴；而具体到每一条，甚至每一个字，又毫发毕现，细致入微。真的，太精彩了！
试举一例（一般读者可绕开此段比较专业的文字）：
《伤寒论》第31条经文：太阳病，项背强
，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译成白话就是：感冒出现的表证，如果出现脖颈后背发僵不舒展，加上没有汗、怕风的症状，用葛根汤治疗。
就这17个字，胡老讲：葛根汤的组成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为何以葛根名汤？是张仲景为了突出“项背强
”这一主要症状，再从葛根汤的用量上看，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依次主治项背强、无汗、恶风，与经文先后顺序一致。这是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冠以“太阳病”是提醒医家此病还处在感冒的表证阶段，类型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中风”。但太阳病见“恶风”，又颇像桂枝证，然桂枝证是“汗出”，此是“无汗”，何意？本条经文以“恶风”代替太阳病的恶寒，反映出表证有化热苗头（风为阳邪），但尚未形成热象。
第三层意思：无汗与恶风相连，含义深邃，这是表证渐趋化热的动态描述。同时，首揭“太阳病”，煞尾用“葛根汤主之”，恰是太阳病将入阳明病（或者阳明里证外合太阳表证）的一个过渡阶段。
总之，张仲景这17个字告诉医者：此三个症状，“项背强”是为突出主证而设，故列为一；“无汗”反映出病起于“伤寒”或者说属麻黄证，但病势在变化，已渐渐失去表“寒”之典型征象，而出现化热之“恶风”，想必张仲景在此动了一番脑筋，故起首曰“太阳病”，而不曰“伤寒”。这是经文的含义。
运用到临床上，大凡项背僵直不柔和的病人，如颈椎病、颈性头痛、眩晕、背痛等等，都可以考虑用葛根汤为主加减治疗……
一部《伤寒论》398条，基本上条条如此，老人家就是这样讲。
胡老才华横溢，一专多能。早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即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后担任哈尔滨市电力公司会计股股长，市政局公署营业股股长。还在辽宁省立中学担任过英文教师。日本侵略中国，胡老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到北京，凭借早年拜师学的中医，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陈慎吾等名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填补了这一阶段我国中医教育史的空白。
胡老一生淡泊名利，治学非常审慎，他的大量医学手稿总是根据临床所得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论著。然而唯一在60年代发表的一篇题为《伤寒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论文，给了医学界一个不小的震动，《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历代医家缺乏论述的难题”。
胡老于1984年初春病逝。
在他病逝15年后，他的大量手稿由老人家的弟子们陆续整理出版问世，他的独特又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大大震撼着中医界。
门里人都知道，在中医四部古典医著中，《伤寒论》是最硬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它是衡量一个中医水平能力的一把尺子。自宋金·成无己首开其端为《伤寒论》作注解以降，历代医家趋之若鹜，大致分类有三：维护旧论派、错简重订派、辨证论治派。据粗略统计，为《伤寒论》作注解者，不下500家。从学术繁荣的角度看，可以说蔚为大观。但从临床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则大失仲景本意。使一部活泼泼的《伤寒论》变得扑朔迷离，雾障重重。
我们都说中医的精神实质在于辨证论治，如果不能将《伤寒论》有效地应用于临床，那么中医就彻底失去了它的阵地，辨证论治四个字就是形同虚设的空架子。
胡老在病逝二十几年后，又被中医界同道缅怀并大力宣传，除了证明老人家学术上的货真价实外，也凸显出胡老的理论勇气和中医教育家的过人才华。他对《伤寒论》的深透领悟和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不能不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历史性贡献。
比如中医的脉学，自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问世以来，历代奉为圭臬，迨至明朝李时珍《濒湖脉学》问世，虽以四言诀、七言诀的形式易学易诵，朗朗上口，但与临床脱节，壅赘繁琐，较之仲景脉学已属南辕北辙。胡老在研究《伤寒论》的同时，结合数十年的丰富临床经验，认真系统地研究了张仲景脉法，撰写出《脉学概论》一稿，老人家秉长沙遗风（注：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返博为约，执简驭繁，质朴实用，惟求实效，同时又有很强的理论性、思辨性。他身在学院，却没有学院派的某些陈腐气，而是推陈出新，别开生面而鹤立鸡群。有学者甚至评价为：胡希恕先生是继清朝伤寒大家柯韵伯之后200年来又一位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伤寒界经方大家。
如果说刘老（编者按：指刘渡舟先生）在学术上使他的学生脱俗变质、由石变玉的话，那么胡老（编者按：指胡希恕先生）则是把这玉雕琢成器。
为方便读者学习，胡老提出了辨证论治的大致顺序，先辨六经、再辨八纲（可细化至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后辨方证。但在实际运用中，作为辨证论治的三条路径“六经、八纲、方证”，从哪条路径进入辨证之门均可，不必拘泥于先后顺序。但无论从哪条路径入门，均要对三条路径全部考虑，互参互校，才能使得辨证尽可能精准无误。
在中医学派中，六经辨证伤寒派、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温病派、脏腑标本易水派、病机气宜河间派等，均为独立而完整的辨证体系。这就意味着，既可以六经辨证解温病，也可以卫气营血解伤寒（当代医家姚梅龄教授对此颇有研究），还可以脏腑标本与病机气宜互解互释（伤寒大家陈慎吾对此有所专论）。本书即是伤寒大家胡希恕先生以“六经辨证（六经—八纲—方证）”解读《温病条辨》的力作。
本书主要采用“按语（即胡希恕按）”方式评说，另有胡希恕自序、附录胡希恕“药物的医疗应用”及胡希恕“《温病条辨》约言录”。本书谨遵油印本文字，个别地方编者以“（）”顺畅文字，或者用“编者按”的方式加以说明。
刘观涛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4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