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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医疗站

在桃源卫生院的培训转眼间五个月过去了，1969年9月在大队干部的领导下，各大队都在紧锣密鼓地创办合作医疗站，我也回到了自己所在大队参与建站。我们的医疗站被安排在当时一户百姓家的“豪宅”里，占用了屋主大概几十平方米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一房一厅。厅就是我们卫生站的药房，四分之三被中药柜占据，剩下的就由西药橱挤占。房间是我们的住处，房间里还有个阁楼，我们除了在房间里铺设了一张床，在阁楼上也铺设了一张床。而看病的地方就被设在了屋主吃饭的大厅。房屋的主人是位教书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生产大队手握大权，所以对于把医疗站安排在他家里，纵使有千万般的不愿意，也是不敢有任何抱怨。

卫生站加上我总共也就三个人，一个是中医郭培文医生，一个是西医郭涵芬医生。郭培文医生是镇上祖传世家的医生，除了熟悉本行中医外还学习了少量西医。郭涵芬医生和我一样，培训班出身，比我大四岁，参加过之前县里组织的农村医生培训班，毕业后在桃源卫生院跟刘胜衍医生学习医务，期间也自学研习过中医，对常见病都能单独处理。而我要负责的就是依据他们开的处方配药和做好登记。

卫生站的经费主要靠生产大队从陶瓷厂的收入中划拨，合作医疗，看病拿药都不用直接给钱。看病的要签名或盖章做好登记，各生产队的社员或子女患病来就诊，除了要详细登记他们的基本信息，还要分门别类地列出该次的医疗费用，然后以月结的方式由医疗站上报到生产大队合计。大队在拿到合作医疗站的登记本后便进行核查，然后把相应款项划拨到桃源卫生院，由卫生院统一采购药品和器械，然后让登记在册的社员为陶瓷厂砍柴割草供作燃料，抵交医疗费用。当时种田也是按工分计算，生产的粮食由生产队按人口工分分配，一年到头都看不到现金。要是谁家里急需用钱，就只能通过片区生产队向管理区生产大队转达需求申请借款，生活异常艰辛。在没有办合作医疗之前，没钱看病的只能自行服食一些草药，运气好对症的话还能控制病情甚至痊愈，因药不对症延误治疗的也是屡见不鲜。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每对育龄夫妇都有5～10个小孩，生育过多，大人营养不良，小孩先天禀赋不足，免疫力差，每遇受风感冒很快便转变为肺炎，治疗不及时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

合作医疗站的开办完全是一个惠民政策，所有社员及他们的小孩生病了不用先付钱便能得到及时治疗。医疗站一开张就门庭若市，三个人忙得焦头烂额，诊病、打针、配药，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登记、配药、算账、记账造册都由我一个人操办。另外药房地方过小，很多药品没有药柜可以分类摆放，只能堆放在一起，待到用时再翻找，再者就是对于有些药品的价格不甚熟悉，导致来诊病取药的病人经常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拿上药。我们几个人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起床，七点钟前便要搞好本站卫生，吃完早餐。早上七点钟后就有人陆续前来，平均每天都有80多个病人。其中很多是因长期延误治疗造成的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哮喘、慢性肠胃病、胃溃疡、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皮肤炎、骨髓炎、中耳炎、肾炎、慢性肝炎、长期咳嗽、肺结核等。很多人听说治病不用钱，都纷纷涌来医疗站。工作量剧增，压得我们三人都快喘不过气了，但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思想的鼓舞下，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地做好自身业务。郭培文医生从医经验丰富，对于疾病的诊治得心应手，需要出诊时从来没有半点怨言，无论何时何地说走就走。郭涵芬医生年轻活泼，刚刚开始独当一面，初上战场虽没有百战百胜，但却也能很好地把自己以前所学的课本知识以及跟刘胜衍医生学习的医术很好地运用在临床上，对很多疾病的诊疗也是疗效显著。不过合作医疗站还是以预防疾病发生为主，遇到危急重症都是转送到桃源卫生院。

以前对课本上的知识死记硬背经常容易遗忘，现在通过在药房配药让我有很大的学习机会，能够更好地熟记各种药物的药性、功能、用法用量，然后通过与书本的比对进一步加深印象。另外遇到不明白的还可以请教两位郭医生，在药房工作也是再次当学徒，是我医学路上重要的一站。平日里接触的病人多了，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自己成为一名医生后的画面。 4B+pZ+HS1GZrG9Zp3RkzcWXZ6CqFgFL38pJzD/D2yWGInqmzbISQiv4FSOMI3J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