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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牧师先生：
有时反复读大卫的感恩之歌让我感到十分快乐：“耶和华啊，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
神极大的怜悯在我生命初期就已显露出来——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尚在襁褓中就被奉献给神。我听很多人讲，我的母亲是一名成熟而虔诚的基督徒。她是从英国国教改信的基督教，在已故的钱宁斯博士的教会接受牧养。我是她唯一的孩子。母亲体格孱弱，性格内向，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的教育上。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她对我的照料和教导。我长到差不多快3岁时，她就开始自己教我学英文且成效显著，因为我4岁时，就能得体地读出别人拿给我的普通读物。那时她一直坚持让我背诵经文片段、章节、教理问答、赞美诗和诗歌等各种有益的内容。我那时的表现似乎颇令母亲满意：我一点都不喜欢其他小孩子吵闹喧嚣的游戏，而是喜欢与母亲做伴。每当她教导我学习时，我也总是乐意受教。尽管良好的教育可能没有真正触摸到我的内心，影响我的人生，但是我很乐意分享自己早年的经历，希望能够鼓励那些尽心尽力用正确的方法教养孩童的父母们。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因罪远离了早年所受的教导，然而这些教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对我起着制约作用，而且不断地影响我，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彻底把它们摆脱掉。当有一天主开了我的眼睛，让我重新回想起早年的教导时，我发现它们带给我的助益实在巨大。我亲爱的母亲带着我受了很多苦，她经常在神面前为我流泪献上许多感恩的祷告，这些祷告直到今天还在让我受益。
我小小年纪就取得如此进步，母亲由衷地高兴，既然神如此眷顾我，她就更坚定地要把我培养成有信仰的人。6岁起我开始学习拉丁文，刚学了不久，整个的教育计划就戛然而止。神的旨意远超过地上父母的计划，他希望我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见证他的忍耐、看护与恩典，因此在我快7岁的时候，他就把亲爱的母亲带走了，这件事完全超乎我那些亲友们的意料之外。我生于1725年7月24日，母亲则死于1732年7月11日。
父亲那时还在出海，他时任一艘地中海地区贸易商船的船长。第二年他回到英国，不久后再婚。因此我从一家被寄养到另一家，他们对我照顾得还不错，但是失去母亲的管教总归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时的我开始和一些没有教养、满口粗话的孩子混在一起，没用多长时间就学会了他们那一套。父亲再婚后不久，我被送到一所位于艾塞克斯的寄宿学校，那所学校的校长态度粗鲁严厉，让我常常感到恐惧，我也不再喜爱读书。只要他在场，我就会把母亲早几年前就已经教会的那些最基本的数学运算忘得一干二净。我一共在那所学校待了两年。最后一年，来了一位与我意气颇为相投的新老师。我开始十分卖力地学习拉丁文，结果不到10岁，我就在学校里学习图利
和维吉尔
作品，并赢得了第一名的头衔。由于学得太急太快，这些东西并没有在心里扎根，因此没过多长时间我就把它们全忘了（我10岁起就离开了学校）。许多年后，当我再拿起课本学习拉丁文时，竟然对以前学过的内容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父亲的第二位妻子是艾塞克斯人。我11岁时，父亲开始带我一起出海。他是一位很明理的人，社会知识丰富，非常注意我的道德培养。他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身上总有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与严厉，让我甚感畏惧与压抑。在他面前我总感到害怕，所以他无法给我施加积极影响。从那时起直到1742年，我已经有了几次出海的经验。我们每次出海的间隙，都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乡下进行休整，只有15岁那年的几个月是例外。那时我被安排前往西班牙阿利坎特港进行一次特别的勘查，但由于我无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控制自己的急躁情绪，致使这次计划流于失败。
离开学校前后的那个时期，我的脾气和行为特别变化无常。我很少再去关心宗教的事，反而很容易接受那些不好的事，心里总会被罪恶感缠绕。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喜爱读书，在所有的书籍里，我常常会想起伯纳特的《基督教礼拜堂》这本书。尽管我对这本书的内容一知半解，但它里面所提到的那种生命历程却令人十分向往，我打算尝试这种生活。我开始祷告、读经、记日记。在我眼里，这些做法会令我感觉很敬虔。但这些看似美善的行动背后却缺少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像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稍纵即逝。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感到厌倦，慢慢地放弃了这种生活。我变得比以前更糟，不仅不再祷告，反而在父母监管不到的地方，学会了许多极其恶毒的咒骂与亵渎的话。这些事都发生在我12岁之前。
大约在那时，我遭遇到一次异常危险的坠马事故，我从马背上被甩了下来，距离旁边的一根尖桩木栅只差几厘米。我禁不住想，这次脱险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我若被甩在那根木栅上，肯定是必死无疑。我的良心让我明白，若真的在那种败坏的生活状况下见主，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事发生后，我迅速断绝了那些亵渎的言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故态复萌。罪与良心不断在我内心中激烈交战，然而每次故态复萌，都使我陷入更深的罪恶泥沼。
我的良心也曾因一位密友的死亡而被唤醒，我们两个曾经商议一起登上一只战船（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然而也许是天意如此，我去得晚没赶上，而那艘船翻了，船上的人全部丧生。我受邀参加了朋友的葬礼。只是几分钟的延迟（之前我还为此不满和愤怒），我的生命却得以保全，这件事让我受到极大的震撼。然而，这个事件也很快被我抛诸脑后。另一次，我认真地阅读了《家庭教师》
这本书，它让我经历到一次不完全的、短暂的转变。尽管我无法详述其中的细节，16岁之前，我曾有三四次试图回归信仰，但内心都不是很真诚。我明白要想逃离地狱，必须走信仰之路，然而我喜爱罪中之乐，不舍得放弃。我所能记得的就是，这个时期我经常在变换着角色，极其无知和愚昧，甚至有时在做决定时，明知那些事是犯罪，有悖于我的道德观，我就是不愿放弃。我想到祷告，祷告时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生怕耽误时间。一祷告完，良心一得着某些安慰，我马上又会忙着去做那些荒唐事了。
我最后一次的改变无论从程度上还是持续性上都与以往不同。这个时期——至少这个时期的某个阶段，我可以用使徒保罗的话来描述：“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紧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徒26 : 5）我做了一个完全不明白神的公义的人所能做的所有事情，盼望借此成为一个公义之人。我每天会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读经、默想和祷告上，还经常禁食，有3个月的时间没有吃任何肉食。我几乎不回答任何问题，生怕自己说出什么无用的话来。表面上看，我会为自己以前的堕落行径深感哀伤，有时还会为此流泪。总而言之，我成了一名禁欲主义者，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逃避社会生活，以躲避试探。我持续着这种严肃的生活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中断过。但这种可怜的宗教生活，在许多方面将我置于罪恶的权势之下，留给我的只有沮丧、愚昧、孤立以及全然无用的感觉。
当我认识沙伯里先生（英国自然神论者——编者注）的时候，整个人就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中。我在荷兰美登堡的一家小店里看到他写的《论品格》的第二卷。因为书名很吸引人，我就把它买了下来。这本书的结构与风格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乐趣，特别是被沙伯里先生恰到好处地命名为狂想曲的下半部。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书中那些浮夸的辩论更能让我陶醉了。我并不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倾向，只觉得他是我认识的最属灵的人，只要能跟随他，我就无比兴奋。书中那些华丽的辞藻和美妙的词句一下子就抓住了我那不谙世故的心。我将这本书随时带在身边翻看，熟悉到几乎能将狂想曲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马上显现，但是它就像毒药在我里面慢慢地起效，等候着那最终发作的日子。
我在这封信中所讲述的经历可以追溯到1742年12月。那时我刚从一次远航中返回。父亲打算不再航行了，开始考虑如何为我在这个行当里谋一个职位。然而我既没什么经验，也没什么经商的天赋，对这一行的人和事知之甚少。我喜欢的是空想或冥思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有宗教精神，又富哲学意义，还可以满足好逸恶劳的恶习，与那种勤俭经营的想法截然相反。最终，父亲的一位密友（我在地上所得的许多安慰都应当归给神手中这位良善的器皿）建议把我送到牙买加待上几年，并应承会亲自照看我今后几年的生活。我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开始为出行做各样的准备。在我出发前的一周，父亲差我到肯特郡附近的一个地方办事。这次短途旅行本来只需要三到四天时间，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所引起的变故实在太突然，重新诱发了我早年养成的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导致了后面一连串不同寻常的情况发生，那些事正是您希望我尽可能详述的。这实在是：“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10 : 23）
向您致以诚挚的敬意！
您最好的朋友
1763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