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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把主要哲学家们的——这里暂不考虑二流作品和过渡时期的作品安置在四格书柜里，那么，在最上面一格，我摆放的将是印度作家的作品（既然我读不懂这一格作品的语言，我把它们放在我够不到的地方）；第二格，我将摆放希腊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遗憾的是，这类作品数量有限，为了弥补，我将在这一格补充上文艺复兴的自由探究者的作品，一直到斯宾诺莎为止——经过两千年变迁，斯宾诺莎重又回到科学沉思的轨道，另外，本格还包括所有现代科学著作，因此，这一格将成为非普通哲学作品大全之格；在第三格，我将摆放柏拉图派的作品，这类作家包括亚里士多德、早期基督教作家、经院哲学家以及所有诚实的基督教神学家；在最后一格，我将摆上现代哲学或主观哲学的所有著作。出于怀疑，我将把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摆放在桌子上。在这些作家中，有一些充满活力，我喜欢他们关于自我觉悟所做的素描，他们具有反叛性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对术语的热心改革，以及他们赖以清楚地观察事物的某个微小部分的窥孔；他们拥有丰富的智慧，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就像小孩子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居何处，却仍旧激动万分。他们确实生活在普通的自然世界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物威胁他们或吸引他们；为了认识哲学，他们只有设法摆脱哲学束缚。”
这是乔治·桑塔雅那从哈佛退休回到欧洲之后发表的关于哲学发展的独白。对一位哲学教授的如此肺腑之言，我们表示感激，只希望这类话语更多地具有同样的爽直魅力、同样的诙谐灵气，以便了解其真正内涵。“我们就好像一群孩子在玩弄盲人的探路棒……兴奋异常却不知身居何处。”对于最近三百年以来的现代主观哲学来说，在哲学探索的乐趣方面，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描述！“极其傲慢的费希特（Fichte）和尼采（Nietzsche）在才思枯竭、轻率多变的贝克莱（Berkeley）和休谟（Hume）面前显得相形见绌。这的确是一幅好景致：众神看见其中的一个大学肄业生把物质从宇宙中驱散，而另外一个肄业生却驱散了精神。”考虑到现代哲学普遍关注对于自我意识的科学审视，桑塔雅那对其要点所作的概述既公正又精确，如今所有学习哲学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毋庸置疑，现代哲学抨击的问题是知识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了解现实的问题。进行了三百年这样的探索，唯一的结论是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对现实无能为力，我们对事物本身无能为力。穿越现代知识漫长昏暗的走廊，人们听见了这些哲学家们恐怖的叫喊声——“我在哪里？”“我还存在吗？”“我是真实的吗？”“我如何知晓自己的存在？”这些叫喊声充满了叠加的愤怒，回响在涂满灰泥的走廊，人们仿佛这才意识到，唯一真实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现代哲学家中有两个人看起来对这一现状很不满意。尽管他们承认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令人兴奋，而当他们对此提出异议并称这一游戏有点不公平——对他们自己不公平、对现实世界不公平、对人类生存不公平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依然妙语连珠。其中一位是威廉·詹姆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红头发的脑袋里面闪烁着爱尔兰人的灵气；另外一位是乔治·桑塔雅那，像美国人一样优秀，却具有欧洲人主要是天主教徒的背景。他们两位悄悄地举起他们的哲学眼镜，偷窥外面的日光、树木和小鸟。他们举起眼镜的习惯备受非议；除非所有人都玩起同样的游戏，都假装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他们才能消除自己的错觉。人们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威廉·詹姆斯，他被描述为“对哲学的突然造访”，即哲学并非他的研究领域。我愿意赞成这种说法。据我所知，威廉·詹姆斯是为了生计，偶然从事了教授哲学的职业。晚年时，他已经非常厌烦这一职业。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对着数百本哲学和心理学书籍，一直来回地踱步，并透过钥匙孔窥视阳光普照的外部世界。他听到一个内心平静的声音：“世界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满足了我的多种需求。”这两位哲人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人们不能就此责怪詹姆斯。桑塔雅那在1918年这样写道，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自然环境中，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物威胁或者诱惑我们”。这个时候，幽灵一般的詹姆斯也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想用一段文字总结上述情况。既然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开始怀疑自身的存在，并进而依靠自己的意识证明自身的存在，那么，一直以来，人类知识的这一分支主要涉及一大问题，即现实是否真实，我们是否可以了解其全部内涵。于是凸显了一个矛盾：物质，而不是精神，如何产生意识？精神，而不是物质，如何运动并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哲学家们依据自己的概念划分，人为地分割精神和物质，他们面临着无法弥合的裂痕，因而，他们无法迸发一些有趣而奇异的思想。直到最近，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怀特海德指出了他们关于精神和物质彼此独立存在的基本构想的谬误所在，并且以一种自鸣得意的口气宣称，意识只是某一事件的作用所致，因而必然是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只不过是“专门用语上的又一次根本变革”。从游戏规则的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似乎改善了我们的现状，挽救了我们的现实世界。确切地说，这又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是，正如霍伊尔（Hoyle）制定的游戏规则一样，这一变革证据确凿，像我这样对游戏一无所知的观众因此而释然。这一直是关于概念、措辞和定义的一则游戏。最近，耶鲁大学的诺思罗普（Northrop）重新认同了即时产生的本能意念的价值和效用。
这些意念是上帝赐予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法，这也是刚愎自用的人类由于自己的知识傲慢决定忽视的一面。这，标志着思想上的重要进步。
确切地说，这些令人难忘的思想架构，从康德到黑格尔，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然而，多少年来，这一直是人类的思辨形式。许多善于思考的哲人研究思想、现实和精神的本质和效用，完全沉醉在这些大师为他们编织的五彩缤纷的思想网络里，在沉思中获取极大的乐趣。研究思想的人大都渴望赶超同行，渴望不被认为愚笨，因此，对于光与色的复杂结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观察、尽其所能地探索。他们从不停下来，发出这样的质询，如果哲学的全部内容是知识的不可能性，那么，难道没有出现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吗？如果物质世界在知觉上、道义上、社会上和美学上是真实的，而在逻辑上是不真实的，那么，难道思维方式本身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吗？显而易见，对真理本身的定义发生了错误。哲学家争论的真理本质是一回事，而当一个乡下人自言自语：“天从西北方向暗下来了，今天晚上吃晚饭之前，我必须耕种完这块马铃薯地。”他眼中的真理本质是另外一回事。如何弥合思想上的这一鸿沟，对于一个想满足自己的事实观和知识上的自豪感的哲学家来说，绝非易事。
既然我们决定不从事正统哲学研究，我们也许可以借鉴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这两位大家的思想，用几段文字尽快理清哲学体系，然后与他们一起回归生活的充实。詹姆斯和桑塔雅那均背离了哲学家们的职业奥秘。詹姆斯的言辞实际上承认了哲学家们的无知，承认了他们都是主观猜想者，而不具备詹姆斯所谓的虚假的客观性，不具备桑塔雅那所谓的对真理的热爱。威廉·詹姆斯代表一种美国现象，原汁原味、自由散漫、永远好奇、狂傲不羁。当他把自己的美国事实观和成熟的生活观用于欧洲哲学架构的教学时，注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所依赖的证据是真实、客观的，他对此的坚定信念只不过是又一个主观意见而已。人们所宣称的客观证据和绝对事实导致了多少相互矛盾的主观意见啊！这个世界自始至终都是理性的，而它的存在是一个无理性的基本事实；世上存在私人的上帝，而私人的上帝是难以想象的；也有一个独立于思想之外的物质世界，人们很快就会了解它，而思想却只能了解它自己的观念；也存在着一个道德规则，可责任只是各种观念的结果；每个人的心中都存有一个永久性的精神原则，而造成的结果只是不断变化的精神状态；事物的起因不计其数，而总会有一个绝对的起因；如果说外部的必要性，那就是自由；如果说目的，没有目的；如果说存在一个最初的起因，那就会存在许多最初的起因；宇宙具有连续性，而从本质上来说，事物又具有非连续性；如果说事物是无限的，它也是有限的。有这方面，就会有那方面；某个人认为某事完全正确，肯定会有相反的情况。比如，他的邻居会觉得这事完全错误，而这两位绝对主义者中谁也不会这样想：‘麻烦总是难免的。’他了解事物真相所依赖的知识万无一失，即使他直接掌握了真相。”
对哲学体系的最后一击是乔治·桑塔雅那完成的。他熟练地挥舞着自己的反语武器，恰似一名技艺高超的斗牛士，把剑径直刺向“某物”的心脏，此处的“某物”代指欧洲斗牛，斗牛随即鲜血迸流。
“觊觎真理需要独特的热情。每个哲学家都说他在追求真理，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哲学家们往往不能获取真理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往往并不渴望获取真理。真正忙于探索真理的人是科学家、博物学家、历史学家……专业哲学家们通常是只会道歉的人，即他们沉迷于为某些被赋予的假象或者某些有鼓动性的思想而辩解。就像律师或侦探，他们受人雇用，分析案情，以确定他们能搜集多少辩护所需的证据或疑似证据以及能举出多少支持控告的反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为嫌犯辩护，人们怀疑，也许他们自己的良知也怀疑，此人犯有伪造罪。他们并不觊觎真理，只是向往胜利和消除他们的疑虑。他们辩护的是某种体系，即某种关于事物整体的观点，而实际上人类对此一无所知。假如人们只是对了解事情的真相、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兴趣，就不会建立起任何体系。我们的某种流行的或继承的观点恰当而充分，不理会所有有望成功之士而有意坚持这一点，正是形成体系的因素。一个体系可能包含许多事物，其细节真实可靠；但是作为一个体系——此体系包含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的经验和逻辑均无法对此有所影响——它必须是想象力的结晶、人类的独白。它也许表现人类经验，也许富有诗意；然而，真正觊觎真理的人，无论是谁，怎么可能认为这就是真理？”
在另外一篇散文《面具》中，桑塔雅那继续犀利地批评专业哲学家们。他说：“一个人在某个事实上无意间犯了一个错误，谁也不会和他生气；但是，当你正在叙述一个事件的时候，他一意孤行坚持跟你捣乱，你就很想一脚把他踢开。这就是每一个哲学家和神学家争吵不休的原因所在。”有人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在墨西哥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有人试图召集神学家和哲学家一起开会，愚蠢地希望他们可能就某些共同的信念达成一致，而没有意识到，要想让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接受基督教浸礼会教义，还不如让帕莫里夫（Palmolive）总统承认象牙牌肥皂的优点呢！
在看待人类对于哲学付出的努力时，实际上只需注意一个重要区别：相关思维和不相关思维。关注生命的思维是相关的，忽视或摒弃生命的思维是不相关的。人的本能，即使是在思想领域，也是对生命的探索，即使哲学家们频繁地忽视这一点。难道荒芜本身不就是对哲学的强有力的谴责吗？在中世纪，传教士们享受着“神职人员的利益”。在现代社会的大学教授身上，是不是也存在一种消磨意志、腐蚀心灵的利益，可以免除他每日受到自负谎言的折磨？但愿，学者的这种利益会消失！但愿，会建立一个普遍的信念：在普通人生活里有一个世俗法庭，哲学家们不应该免除那里的审判！当然，现代哲学往往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同时，现代哲学极其缺乏适应性；它无法改变牧场，无法从荒芜的土地迁移到富饶的山谷，早期的牛羊生活在这里，显得肥硕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