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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的生活的快乐完全属于一种思想方法。葡萄酒也许可以看做消除忧愁的工具，或者指一种习惯性的心愿，或者是一种恰当的场合，此时，饮酒的人感到有些飘飘然，比平时的感觉舒服些。我们除了从各种物件中学会获取快乐，再也不会有其他收获。一个人也许常常愤世嫉俗，他在自己的犬儒哲学中得到快乐；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抑或感伤主义者。每一种思想方法都带有同样的主观色彩。如何选择一副合适的眼镜观察生活，只是个人的爱好问题。一种思想方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习惯做法，对当事人来说，它随后会变成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一位智者会小心谨慎，不让任何特定的思想方法成为永久性的态度；他知道，一旦产生某种思想方法，他就必定会从中获得快乐。冥顽不化的傻子将会从他的冥顽不化的蠢行中获得快乐，年轻而圆滑的愤世嫉俗者将会沉迷于他的犬儒哲学。[即使是在一幅剧照中，利奥内尔·巴里莫尔（Lionel Barrymore）的固执也让我感到厌烦。]
杰弗逊说：“比起过去的历史，我更加注重未来的梦想。”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杰弗逊式的思想方法。他选择佩戴这样的一副眼镜观察世界，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的。一个人怎么会意识到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或者如何得到看待生活的最佳方法？霍姆斯法官曾说：“快乐法则和职责定律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回事。我坦承，毫无私心的言论和愤世嫉俗的自私言论在我看来似乎同样是不真实的。”他又说，“生活的快乐就是以一种自然、有效的方式释放一个人的潜能。”在这一模式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而他自己并不清楚是怎样形成的。经过一生漫长、睿智的生活方式，霍姆斯法官终于发现了这些真理。
富兰克林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业余道德说教者。他观察生活时，时而非常清醒，时而又怀抱幻想。他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本文体现了典型的富兰克林风格，今天我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它的新奇和强烈。他在文中阐述了关于“自由选择”的观点，关于用两种方法看待生活的观点。本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富兰克林认为，一个人的生活观也许会“通过模仿来形成，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习惯”。据我所知，在写这篇幽默的散文时，富兰克林正忍受着痛风带给他的痛苦，而且他的一条腿用绷带扎缚起来。
本杰明·富兰克林
世界上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幸福的人，另外一类是悲惨的人，尽管他们拥有同样的健康状况和财富以及其他形式的生活慰藉。这种分化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为他们采用不同的态度看待物体、人和事件，这些不同的态度继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法。
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形，人们都会拥有便利、遭遇麻烦。
不管和谁待在一起，不管待在何种场合，他们都会发现某些人、某些谈话或多或少令人感到愉快。不管坐在怎样的餐桌旁，他们都会品尝到味道好坏不均的肉食和饮料，制作精良和粗劣的菜肴。不管处在怎样的气候区，他们都会碰到好天气和坏天气。不管在怎样的政府管理下，他们都会发现有些法律合乎民意，有些法律不得人心，有些法律得到很好的贯彻，有些法律执行不力。在每首诗或其他才华横溢的作品中，他们都会发现其中的瑕疵和优点。在几乎每张面孔和每个人身上，他们都会发现一些优缺点，一些美好和不良的品质。
在上述情形下，在上述两类人中，追求幸福的人们总是关注提供便利的事物、谈话中令人愉快的部分、制作精良的菜肴、关味的葡萄酒、晴朗的天气等，并且怀着快乐的心情欣赏这一切。另外一类人的思想和言论总是与第一类人背道而驰，他们注定是不快乐的。于是，他们自己永不满足，他们刺耳的话语使得交流的快乐一扫而光，他们的个性冒犯了许多人，致使他们本人在每个场合都不受欢迎。如果这些不快乐的人在本质上具备这种思想方法，他们的处境会显得更加悲惨。然而，吹毛求疵、令人厌烦的性格也许最初就通过模仿形成了，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习惯；虽然现在它是他们很难克服的痼疾，但是，如果有这种习惯的人为他们的幸福考虑认识到其恶劣影响，那么，他们就会改掉这一习惯。所以，正因为此，我希望这个小小的劝诫会对他们有所帮助，促使他们改掉一个习惯；尽管这一习惯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却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它会带来真正的伤心事和灾祸。这类人冒犯了如此多的人，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他们……
我的一个老朋友处理问题客观冷静，他根据经验对上述习惯采取谨慎态度，避免与这类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就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他配备一支温度计供他了解天气的冷暖，一支气压计供他预知天气是否适宜。然而，如果没有发明任何仪器马上测定一个人的这一令人厌烦的性情，他就会利用自己的双腿达到这一目的。他的一条腿没有任何残疾，而另一条腿，由于某次意外，已经弯曲变形。假如一个陌生人在初次会面时更多地注意到他那条畸形的腿，而不是另外一条健全的腿，他就会怀疑他的能力。假如这位陌生人只是谈论畸形的腿，而丝毫不理会健全的腿，这足以决定我的这位哲学家朋友与他失去了任何交往下去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两条腿的“仪器”，可是，一个人只要略加注意，他就会或多或少察觉到这种吹毛求疵的性格，并采取同样的措施避免接触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因此，我建议，如果那些爱挑剔的、发牢骚的、不满足的、不快乐的人期望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如果他们自己希望获得幸福，他们就应该停止观看那条畸形的腿。
19世纪20年代，海明威膜拜的鼎盛时期，美国青年过分夸大死亡、性和绝望。
在这种背景下，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教授创作了一篇随笔，“如何做到既圆滑又随和”。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海明威膜拜是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堕落行为，一种不成熟的行为，而年轻人趋之若鹜。性的探索、直面性的勇气、突然的幻灭感、想成为“硬汉子”的欲望，所有这些很正常的青春期特征，都被称为老到的智慧。埃德曼，当时是关于青少年问题的一位智者，质疑所有这一切特征，仿佛一位教授批改一个大学生的论文，无论批语多么迎合论文的内容，这篇论文都显得有些浮躁，或者说满篇都是陈词滥调，或者让人感到伤悲的是，论文表达的是错误观点。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向我们揭示的那样，过去的美国人思考的是幸福问题，而如今精于世故的美国人喜欢思考不幸和绝望。
但丁能够想到的最严重的罪孽之一就是在阳光下闷闷不乐。对那些那样做的人，他惩罚他们在泥土里永远不停地翻滚。
——欧文·埃德曼
通过铭记一代人的爱好，通过研究一代人轻视的对象，一个人就会足以了解这代人的主要性格。在我们的时代，要想说出我们喜爱什么绝非易事；我们原有的爱好充满了种种疑虑，而且，在我们当代的智者怀疑论的掌控中，爱本身已经变得臭名远扬。对斯巴达人来说，纪律严明、节奏紧张的勇士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中世纪，受难者、禁欲者或是圣徒代表着理想生活的最终目标。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希望成为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
侍臣一样的角色，它集绅士、学者、士兵和老于世故的人于一身，是这些角色的完美结合体。而在当代，我们将会模仿英雄人物的虚构模样，因为当代英雄至今尚未确定下来。我们没有英雄形象；另外一个关键在于，我们怀疑英雄膜拜……
科学不再是实验室里的专家们拥有的神秘事物；科学已经成为大街小巷众所周知的术语，或者至少是在沙龙里聚会的女士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我们非常熟悉腺状组织，因此我们不会轻信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忧郁的心情。当我们感到压抑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可能，造成我们机能出现问题的不是广袤的宇宙，而是具体的甲状腺……再次提一下爱的话题。在青少年中间，爱可能会自我炫耀其古老的、人人可以理解的雄辩术。但是，我们对爱了解得更清楚。爱具有一副华而不实的假面孔，掩盖着欲望的本性，我们透过这副假面具——甚至是借助欲望本身——了解爱的本质。几乎每一个学童都曾读过弗洛伊德的作品。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够引用海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的话语。我们投入的爱也许很深厚，但是它的最深处却在我们丑恶的灵魂深处。至于我们用永恒的方式赞颂每一份短暂的情感——哦，我们自己对早已过时的柔情主义抱以赞许的微笑……
因此，摒弃了一系列古老的神话，我们逐渐形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英雄神话……该现代人出场了。男人女人都一样。无论男女，就像体形和头饰一样，其思想感情将是完全相同的。他不会谈论爱，不会接纳爱。他不会信奉美好的生活，不会在其他人的目光中公开过这样的生活。他将对宗教保持理智态度，并且相信原始的思想体系的遗风犹存。他对“耶稣或者柏拉图珍视的一切事物都将会麻木不仁”。他不会赞同其他人谦逊的言行，他自己也不会变得谦逊。他将努力成为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快乐而冷漠地生活在艰难的人世间。他自己最不愿意容忍的事情将会是高尚的行为。他最不愿意迁就的弱点将会是温柔体贴。他谈起话来就像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作品中的人物，做起事来就像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描述的奇特的伦敦知识界中的一员——或者他将假装如此——他将会运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女主人公在无拘无束的时刻所使用的话语思考问题……
而在目前最高级的社会交往中，正派被认为是下流的，害羞被认为是可耻的，谦逊被认为是无礼的，朴实被认为是有疑心的。我们中间有许多另类的聪明人，他们宁愿残害儿童，也不愿意善待父母。他们宁愿因为粗鲁而受到责骂，也不愿意因为谦逊的态度而得到人们的赞许。他们甚至在许多方面怀疑自己：他们也许会偶尔产生某种不再流行的高尚情感；他们也许会偶尔实施某种善行；他们也许会放纵于某种自发的感情冲动……
在我们的时代，很难同时拥有“坚定的意志”和温和的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并非害怕其他人会作何评价，而是害怕自己会对自己发表什么看法。在思考、创作和交谈方面产生的所有新现实主义思想，使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无论是谁，只要熟悉新精神病学理论，他就会清楚其中的缘由。我们知道，我们想要慷慨大方的姿态显得有些胆怯或者徒劳无益。我们知道，我们努力表现出来的善良是对我们自身不足的一种弥补，是担心自己不善良的一种表现。热情是青春期延长的一种症状。狂喜是一种心理上的放纵，一种远离理智的粗俗方式。
看来，现在我们是应该去搞清事情的发展是否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认为，老于世故的那些人自己会意识到事情已然如此。在我们最高级的社交圈里，有知识的绅士们和淑女们会为文学上或艺术上所透露出来的任何一丝纯真气息而欢呼雀跃；对于这样的快乐，我们又能作何解释呢……至于精于世故的人所轻视的那些可敬的中产阶级民众，那些生活殷实的乡巴佬，他们无法具备足够的、传统意义上的朴实的美德和朴实的心灵。正如一个英国人最近所做的那样，为这些人写一篇报道，内容是：一位父亲家境破败，却表现得英勇无畏，他与各种困难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自己天真烂漫的儿子。倘若如此，你就会得到数十万民众的支持，你的出版商也会得到数十万件报道素材。在所有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常常高兴地引用“克里斯托弗·罗宾（Christopher Robin）”和“小熊维尼（Winnie-the-Pooh）”系列故事中那些异想天开的天真想法。我不清楚这一局面现在的情况如何。
实际上，这一问题可以归纳为：温情和圆滑能否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呢？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能否同时具有诚实又善良、聪明又谦逊、见多识广又幸福快乐的品质呢？……它们属于修辞性疑问句，这是有意为之。作为关注事态发展的人，我至少希望找到一些微小的证据加以证实，当代智慧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范围。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甚至在当代世界上，意识到生活的舒适，过舒适的生活，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圆滑需要诚实，但圆滑并不需要暴躁的脾气。有一种智慧叫做成熟老练，在文学历史上，令人愉快的此类事例俯拾皆是，蒙田是这类智慧的权威人士；他的散文文字优美，行文儒雅，表达了他的清醒头脑和脉脉温情。最近的当代悲观主义者清楚地了解世界上有多少令人悲叹的事情，蒙田也同样了解。生命的鼎盛期是短暂的；一半的生命是由幻觉造成的快乐，另外一半是由幻觉的后果带来的不幸。我们在一生中有把握的事情寥寥无几，而在大部分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感到的必定是遗憾或者羞愧。
暴躁的脾气不可能是保证舒适生活的一种情绪，也不会是世界上有理智的人愿意具有的一种精神状态。蒙田很清楚这一点，可现在的人们却不清楚。天堂的光芒、地球万物存在的意义，也许早已远逝。我们也许变成了受命运支配的动物，怀着焦虑的心情匍匐而行，一路上伴随着快速而杂乱的心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但是，在杂乱的心跳间歇，不时地显露某种惊喜或美丽；甚至在我们缺乏秩序的当代社会也存在快乐的瞬间。显然，只有分户记账的借方才会感到这样的快乐；否认油炸圈饼中间有孔，这类现实主义是带有偏见的虚伪的思想方法。
总是怀疑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善良或者我们狂喜的心情，也是不诚实的，不合道理的，这是因为实验室里一直摆放着各种器械，而这些情感正是依赖它们才发挥出自身的作用。我们得知，爱只不过是一种腺体分泌物。而承认这一生理事实，就等于承认爱的存在。在潜意识里，我们也许有无数个理由说明我们需要帮助一个失意的朋友，或者为了某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投入我们的精力，牺牲我们的生命。最近这场战争的爆发也许证实是出于某种肮脏、卑鄙的目的，但是，即使是最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否认，千千万万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普遍相信，他们从事的是崇高的事业。是什么因素让我们狂喜，让我们产生爱和忠诚，这并不重要。即使最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怀疑这些情感的存在。
了解我们飞行的物质上的原因，并不是否认飞行的事实或者价值。认识到大千世界里存在着恐怖和罪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机会欣赏去纪念人世间所有活泼可爱的事物。也许的确可以这么说，成熟而不是幼稚的本质在于，当认清生活的本来面目时，不再感到气恼。另外，这也意味着，能够以一种平稳的心态面对生活，没有幻觉——也不能幻灭……
不断地美化生活，不断地讽刺生活，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成熟的表现。但丁能够想到的最严重的罪孽之一就是在阳光下闷闷不乐。对那些那样做的人，他惩罚他们在泥土里永远不停地翻滚……一个人也许会做到坚定的意志和温和的心完美地结合起来，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想。坚定的意志不会因为任何事实或者任何恐惧而变得脆弱；它也不会因为任何形式的快乐或者幻想而发生错误的改变。一个人具备了坚定的意志，他就会了解到，人既不是猿猴，也不是天使，而是一只危险的困兽，它生活的世界变化无常，时而狰狞可怕，时而美不胜收。
[《亚当、婴儿和来自火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