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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悠闲的艺术，谈到享受此时的光景，首先涉及的话题应当是友谊与交谈。在交谈的话题上，有一大群杰出的健谈者，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克利斯朵夫·毛利等。他们向我们谈论了关于如何出色地交谈，顺便谈及友谊和不相互通信的问题。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饶舌者，我似乎没有必要再谈论关于交谈的话题。我只需要重复刚才说过的话：霍姆斯博士本人非常健谈，他的话题相当广泛，从马匹到精神错乱，再到“女孩子的面容或者体形——哪一方面更重要？”我想知道这位美国的蒙田
为什么几乎总是那么孤单。无论他多么健谈，从来都没有人理会过他。几乎没有谁愿意在创作中涉及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生活艺术有关的任何有趣的话题。有一次，他借助“教授”的名义，正准备创作“早餐桌上”系列演说的第二辑。这时，他在文学上的另外一个自我形象——霸主，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霸主把所有事情都叙述完毕或者叙述了大部分之后，教授会把剩下的内容讲完。教授回答说：“生活创造思想的速度比我用文字记录思想要快一些。我，教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有足够的生活体验，采摘完生活的花朵，就去采摘浆果——浆果并不总是灰暗的颜色，有时是金黄色的，宛如四月的番红花，或者是玫瑰红色，仿佛六月的蔷薇；当我蹒跚学步时，我踉跄着奔向书籍，当我到达耄耋之年时，我仍将踉跄着奔向书籍；我的大脑充满令人兴奋的思想，它们确实令人兴奋，正如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因为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持着清醒状态，我们称之为‘睡眠状态’，而它却具有刺激性的锐利作用；我把尚未晒黑或硬化的神经系统的键盘展现出来，供手指触摸并敲打出所有外界的事物；我对万千细丝织成的蜘蛛网一样的生活有一定了解，在这张网里，我们这些昆虫发出短暂的嗡嗡声，等待着灰白的老蜘蛛露面；我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心满意足，可是手指间却捻弄着开启充满各种理想的秘密疯人院的钥匙；我常常和狐狸一样到处获取知识，而不是像鹳一样捕食的水域非常狭小——我更喜欢使土地肥沃的漫无边际的大水，而不是浇灌面积狭窄、深不见底的喷水井；纤细硅藻的斑点再小也不会影响我的思考活动，在太阳系朝着武仙座蓝色恒星运行的过程中，事物再大在我看来也不算太大——现在的问题是，在我那活泼的朋友连宇宙肛门里毫无价值的东西都讲完之后，我，教授，还有什么可以再谈的呢！”（《早餐桌上的教授》）
这就是我所谓的出色的演说方式。我们没有必要要求霍姆斯博士毫无拘束地谈出自己的想法，他一贯无拘无束。
人类社会开始之初，男人们在营火会上聚集在一起，或者手里拿着导管坐在啤酒桶上，或者在房间里懒洋洋地躺在皮革坐椅上；自从那时以来，那种推杯换盏的场面，那种在思想上进行的自由、轻松的交流、争论以及相互之间的传递——这种行为被称为交谈——一向被视为生活中令人大快朵颐的事情。下面的几段文字选自霍姆斯博士的作品。他以一种从容、闲适的方式，对于男人的社会和交谈的艺术展开论述，或者说是“闲谈”。
你在拖鞋里看见智慧，在短外套中发现科学。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我们养成了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形成因素中，十分之九，或者大约十分之九，是书本知识，十分之一属于他自身的造化，这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即便他真的是这样构成的，他也没有必要阅读太多的书籍。社会是书籍的浓烈溶剂。社会会吸收最值得阅读的书籍的优点，正如热水会充分溶解茶叶的成分一样。假如我是一个王子，我会租用或者购置一只供私人专用的文学茶壶，我会用这只茶壶浸泡有关好前景的新书的所有书页。这种浸泡对我来说会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并不需要植物纤维的溶解。你是理解我的；我会找一个人陪伴我，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夜以继日地读书，并且一旦我需要，他就得陪我聊天。我心里清楚要找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富有机智、直言不讳、思想敏锐的人；他了解历史，或者，无论如何，他都会拥有一个摆满历史书籍的书架，供他参考时方便之用，书架上还应摆放所有关于实用艺术和科学的书籍；他了解所有戏剧和小说的一般故事情节，了解穿着新戏装不停地登场演出的演员们所在的专业剧团；他能够对一个绰号和一个瞬间发表一页长达八开纸的评论，并且你会觉得他的评论很有道理；他谁也不关心，只注重他所说话语的功效；在摘掉长长的假发，脱掉职业长袍之后，在所有文学木乃伊腐烂、风化之后，他感到欣喜。然而，对于所有天才人物——也就是说，汇集真理或美丽的新型天才人物——他就像一位修女诵读弥撒书一样充满柔情和敬意。简单地说，他属于这样的人：除了不会谋生之外，他无所不知。我会把他安置在生活的棋盘上，一个紧邻我的分隔间的方格里。我会帮他找一个聪明、美丽的年轻女子作为他的助手，他必定会和她结为夫妇。我会对他很大方，允许他做一切可能的事情。简言之，我会用一个一般化而又有表现力的用语来表达，“帮助他渡过”生活中的所有物质难关；看着他受到庇护，得到温暖，吃饱肚子，缝好衣服的纽扣。所有这一切，只要我愿意，就能添加到他的谈话中去——而且我有随意中断谈话的特权。
接下来，最佳选择就是建立一个社团，其组织结构宛如一把竖琴，具有大约十二个声音洪亮、有智慧的成员，每名成员对应着宏观世界的某根琴弦。他们不时地在一起聚餐，而且很有规律。这类聚餐会标志着文明对野蛮的最终胜利。自然界和艺术和谐统一，人们陶醉其中；由于娴熟的技巧，赤道地区的酷热变得缓和了许多；全体教员下班了，他们开始采用自然的生活态度；你在拖鞋里看见智慧，在短外套中发现科学。
交谈的力量全部产生于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交谈是理所当然的。普通的对弈者想方设法把棋下完；他们对棋局的把握相当拙劣，只有真的把对手残忍地将死，他们才感到满足。然而，看一看两位大师在棋盘上的对垒吧！白棋优势很大。这一点清清楚楚；可是，黑棋一方说，只需六步就可将死对方；白棋一方看了看，点了点头——就这样，棋下完了。与高品位的人交谈也是如此；尤其是当他们谈吐优雅、性情豪爽的时候，他们坐在餐桌旁时往往表现出这样的性格。那种透过事物表面观察本质的非凡洞察力——这是神圣的生活执照，关上门，把记者赶离门口，才显露出真面目，俨然圣洁的贞女！从贞女的宝座上下来，抛弃她的学术姿态，戴上庆祝的花环，坐在普通的空座上，提问题、回答、评论，人们尽情狂欢；在餐桌上，影响巨大的公理被推翻，仿佛从专业迫击炮射出的炮弹，爆炸性的机智言语引发大量五彩缤纷的火光，爆炸后调皮的余烬落在每个就餐者的头上——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宴会场面……所有的演讲者、所有的教授、所有的校长，都具有固定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谈话不知不觉就会遵循这一方式。在一个静谧的6月的晚上，驱车穿越森林的时候，难道你从来不会突然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你身边开始弥漫一层温暖的空气，一两分钟内就把上方寒冷的空气逼退？在绿色的贝克湾里乘风破浪之时——在那里，当地的清教徒式的人习惯于打败“都市”小船俱乐部的成员——难道你从来没有发觉自己处在一片微光之中，处在当地的一条窄窄的湾流中，处在一个并不痛快的免费温水浴中，不久，你的肩膀由于布满水珠而闪闪发光，将你带回现实中寒冷的水域上？与此相似，在和上文提到的任何一个人物交谈的时候，一个人往往发觉交谈的风格突然发生变化。没有光泽的眼睛就像8月份灯塔街上的门牌一样黯淡无光，突然间充满亮光；那张面孔刹那间开朗起来，仿佛新娘和新郎步入教堂时洞开的大门；那个个头不高的人在你的目光里变得高大起来，就像毛发倒竖的小个儿犯人。喜爱然而又害怕童年时期——你正在与侏儒和傻瓜交谈——在你面前，却站着一位声如洪钟的巨人！——这只是价值五十美元的演说中的一部分内容。
[《早餐桌上的霸主》（三）]
塞缪尔·麦克考德·克罗瑟斯（Samuel McChord Crothers）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交谈的快乐是一个过程，一个人可以通过这样的过程看到思想的产生或者调整；交谈的快乐是软化思想外壳的一剂良药；交谈的快乐是两种可能出错的思想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的表现形式。这一切都只能通过交谈来实现。
如果交谈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话有权威性，那么，他们不可能交谈下去……
——塞缪尔·麦克考德·克罗瑟斯
所以，哲学头脑很有可能变得“多产”起来。那样的话，仅仅产生一些新的思想就不会再令人满意。它一定会策划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体系。哲学家在这样的氛围中容易变得急躁起来，而普通人并不习惯于如此。当另外一个哲学家接近他的时候，他会猛烈攻击他，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威胁到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
只要拜访一下哲学图书馆，人们就会了解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多少哲学巨著。当一个哲学家头脑中产生一种新的思想时，他正处于最佳的思考状态；而当他固守旧观念，回避任何新思想的时候，他处于最差状态。这是对他性格的痛苦磨炼，他的智力并不能改进多少。我们时常发现一个人总是苦思冥想，而不太在意他最终的思考结果。他清楚，他产生了一些思想，另外一些思想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因此，你们了解了柏拉图，他的哲学理念并不能自成体系，而是采取朋友之间交谈的方式。
交谈的好处在于，交谈的双方总会拥有自己的机会。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交谈双方在许多方面意见相左，可他们的冲突并非根本性的；友好的谈话这样进行下去，永远不会结束。“你刚才谈的事情就它本身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也非常有道理。你这样说，让我想起了曾经有过的一次经历，这次经历证明，也许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
正常发展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常发展的儿童，会更加坦率地处理这些冲突。哈克贝利·费恩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交谈的时候说的是“你说谎！”他的伙伴的回答很巧妙，“你也说谎！”之后，他们成了朋友。
随着我们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这些冲突中明显的敌意变得缓和了，最终，它们变成了完全令人愉快的事情；或者，用密尔顿的话来说，这是“兄弟之间的意见相左，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不一致”。为了和你有一次交谈的机会，我没有必要假定真理并不在你的一方，而只能认为，你从另外一个不同的立场上已经把握了真理。你夸大问题的一个方面，目的是使我对自己的意见可能做出必要的修改。
如果交谈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话有权威性，那么，他们不可能交谈下去；他们只会彼此怒喝。首轮交锋后，他们就会带着愠怒的神色中断交谈。如果我们开始交谈的时候，双方都以一种轻松的心态确信彼此都有错误，我们就会不断地认为对方是正确的。思考逐渐成为彼此合作的一件事情，我们双方都从中获益。我们不仅可以思考问题，而且可以共同思考问题。
在自由交谈的过程中，真理不知不觉就会浮出水面；而在正式文件中，真理将会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我们不仅意识到已经做了什么事情，而且还了解“人们做这件事情的缘由”。
[《朋友之间》]
然而，我要说，美国人不大可能在餐桌上进行交谈。毫无疑问，在鸡尾酒会上，人们是不可能相互交谈的；但是，即使在宴会上发生交谈，长长的餐桌往往也会阻碍交谈使其无法进行下去。只有当你具备不开口说话的自由时，你就拥有了说话的自由，这样说的确有些奇怪；交谈应当是这样的：似和风细雨，娓娓道来，或者，如汹涌的洪流，突然迸发出来，不可强迫，无法预约，更不能提前计划其进程。当然，女主人的作用应当是监督整个宴会的交谈场面，哪儿的交谈顺畅温馨，哪儿的交谈三言两语，哪儿的交谈可能会一触即发。一个人眼神中微不足道的变化，或者在心灵的窗户上没有全部拉严的窗帘后面透出的不寻常的闪光——在窗帘里面，你可以理解字词、短语、表达法和思想——这是恶魔般的闪光，或者（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如磷火一样在闪烁；这种变化，这种闪光，将会蓄势待发，将会成为现实并被赋予全部的声音吗？当宴会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以后，此类交谈还会有机会吗？在你们之间不会再有自发而流畅的交谈，它自然而然地被几次孤立的强制性竞争性的交谈而替代。于是，我的情绪被激发出来了。我试图同时做两三件事情，其实我一件也做不好。我努力地倾听对方的谈话，偶尔会偷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唯恐别人指责自己无礼，故而自己也在滔滔不绝，不时地检查牙齿之间是否存有鱼刺，同时担心别人享用甜点时，自己是否可以要求喝咖啡。当然，你的身边也许坐着一位国色天香的年轻女子，鳎鱼片味道鲜美，你比平时显得更加神采奕奕。然而，由于你戴着一条五十美分的领带，所有的谈话猛然间会变得了无生趣，突然生硬起来。在餐桌的另外一端，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正在用一种低缓、动人的语调和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交谈；那是个热情奔放的女孩，眼睛里充满了渴望，餐桌上飘浮着用特别的西班牙酱油烧制的菜炖牛肉诱人的腾腾热气，而餐桌的上方回荡着那个女孩阵阵温柔的笑声。当交谈不能流畅地进行时，你不会缄默不语，坐视不管的。无论何时，我都会咀嚼着鸡肉，聆听着对话，看着思想撞击的弧光在餐桌上胡乱照射。只有某条看不见的弧光直接照耀你的时候，只有当这条弧光点燃你身上刹那间产生的某种灵感，并且使你在这种弧光四射的演出中扮演合适角色的时候，你才会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写信是朋友之间进一步的交谈方式，因此，在令人愉快的交谈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随意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在写信过程中都会出现。你可以戴上假面具，你可以夸大事实，你不必小心翼翼，因为，公众可能会理解错误你的话语，而你的朋友不会误解。你在其他场合可以说自相矛盾的话，证实了这一点。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本人就是一位写信水平非常出色的美国人，他告诉世人书信写作的注意事项。在写给诺顿小姐的信（1869年4月6日）中，他说道：“……我最亲爱的女士，作家是不会写信的。他们最多只能偶尔挤出一篇随笔，将思想中每一个自然的萌芽埋葬在枯燥、沉闷的沙暴里；这种沙暴与你心中汹涌的思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些令人欣喜的思潮使你的思想溢出笔端，跃然纸上。他们仔细斟酌自己使用的标点符号，认真思考在拼写字母t时应如何交叉笔画，在拼写字母i时应如何添加上面的一点，他们在写信时忘不掉自己。我认为，这正是书信写作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在写给弗朗西斯·肖（Francis Shaw）的信中，洛威尔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方式谈论到，一个人应当有责任不急于给最好的朋友回信。
假如我们的挚友不允许我们欠他们一封信，那么，保持这一友谊又有何益？
——埃尔姆伍德（Elmwood）
亲爱的莎拉：
你知道，我曾郑重答应过你在瑞士的时候给你写一封信，当然，我没有写成。这些信中的承诺的确总是（或者至少总是应当）受到反对。一封信永远应当是一个人性情的真实而自然的展现——这对于写信者和写信的时机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在廉价、柔软的纸上写信，你根本无须费力就会描述出美丽的芜菁山茶。于是，当你把信封起来后，信仍会散发出新鲜而浓郁的香气。我不喜欢你来我往的通信方式。假如我们的挚友不允许我们欠他们一封信，假如我们不是每月都寄给他们一封回信的话，他们就会怀疑我们是否仍然相信他们喜爱他们，那么，保持这一友谊又有何益？仿佛存在一条法令限制着友情的发展！当爱神开始思考责任的时候，他最好用他的绞索绞死自己。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假如我自此不再给你写信（这很有可能），假如我们不再相见，除非有朝一日在另外一个星球我去拜访你，那么，我会焦急地看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同时我等着你下来），并将聆听你怀着和我同样的渴望之情下来时翅膀的拍打声，正如我此刻会聆听你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一样……
1853年1月11日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书信集》]
关于不给朋友回信的人类问题，克利斯朵夫·毛利创作了一篇插科打诨的随笔，它令人感到愉快和温暖，它充满深情，它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出众才华。
克利斯朵夫·毛利
有很多人的确认为，接到朋友的信后就应当马上回信；这一现象就如同有人在上午九点钟电影院刚一开门就进去看电影一样。这些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显得很奇特。
这种做法大错特错。这种粗俗的、迅速的回复信件的做法，大大减少了朋友间通信的乐趣。
接到信，然后下决心回信；这种心理上的恶作剧是相当复杂的。如果这种复杂的过程能够得到细致的分析，它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得到认真的审视，那么，也许，我们会对那些奇怪的恶作剧——高效率、强有力的思想——了解得更加清楚。
以比尔·F为例。比尔·F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即使审视一下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会感到心情舒畅。想起他，我们的大脑中就会浮现出一个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平等地拥有思想、身体和财产。我们不时地收到比尔写给我们的信。每当接到他的一封信，我们就会马上情不自禁地深陷其中，我们的大脑中很快就会产生一些概念、思想、推测出来的情形以及自相矛盾的事物，我们想把它们通通写入给比尔的回信中。我们想象着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端坐下来，搅动着墨水池，在一大摞规格为大裁的纸张上，向着比尔尽情地倾诉心声，大发牢骚。
严格说来，我们克制着这种冲动的情绪，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比尔给我们写一封信后马上接到我们反击他的回信，他一定会大为震惊，他完善的思想体系一定会受到动摇。
我们把他的来信收入到放置在我们书桌一角的许多未回复信件中。偶尔，我们会再把这封信翻看一下，此时的心情感到非常轻松、愉快，想象着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写出如此大快人心的信件。
比尔的信在那堆信件中待了两个星期左右之后，我们发现在它上面已经又覆盖了大约二十封令人愉快却未经回复的信件。偶尔再读到这封信，我们就会认为，到这个时候，比尔在信中提到的所有具体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此时，他在不经意间对于家族管理和人类命运所做的反思将很可能转换为新的看法，因而，如果我们还以他那封信中传达的基调去写一封回信，就不会与他现在热衷的观点保持一致。我们最好再等待一下，直到我们确实想到什么事情要告诉他。
我们等了一个星期。
在这个时候，一种羞愧感开始侵入我们的大脑。我们感觉到，如果现在回信，我们会显得缺乏教养。我们最好假装从来没有接到过这封信。不久以后，比尔将会再寄给我们一封信，我们会马上回信。我们把原来那封信重新放回那堆信中间，心里想着比尔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虽然我们没有回信，比尔知道我们喜爱他，所以我们写不写回信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又等了一个星期，我们没有接到比尔的任何音信。他是否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喜爱我们，我们对此感到困惑。然而，我们还是没有写信去问一问他的情况，我们对于我们和他之间的友谊感到非常自豪。
几天以后，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也许，比尔认为，我们已经去世，而没有人邀请他参加葬礼，他为此感到气恼。我们是否应该给他写信？不应该，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死去，即使他认为我们死了，当他得知我们还活着的好消息时，他舒畅的心情也会冲淡他在那段时间的苦恼。最近一段时间的某一天，我们将给他写一封反映我们真实心声的信，信中充满我们绞尽脑汁产生的思想，充满感情，充满谬论。可是，我们最好花一点时间润色一下这封信，使它要传递的思想成熟起来。信件，宛如美酒，倘若不拔出酒瓶口的软木塞，它就会积聚起鲜亮的气泡。
不久，我们再次翻阅那堆信件。在下面，我们找到了两三封半年前的来信，这几封信可以放心地销毁了。我们依然记得比尔信中的内容，现在想起比尔却有一种愉快、空幻的感觉。一个月前，他的来信使我们心里感到隐隐作痛，而此时伤痛已被抚平。结交像他一样的老朋友并与他们保持联系，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我们想了解他近况如何，他是否有两三个孩子。了不起的老比尔！
到这个时候，我们在想象中已经给比尔写了几封信，并乐此不疲，而我们越来越没有兴趣给他写一封真实的回信。下笔写信的想法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具有吸引力，不再令人感到兴奋不已。这时，一个人就会觉得写信是不明智的行为。书信应当是思想感情自然迸发的结果，永远不应该仅仅因为一种责任感而去写信。我们知道，比尔不愿意去写一封受责任感支配的信。
又过了两个星期。此时，我们完全忘记了比尔最初在信中所说的话语。我们把信取出来，仔细阅读。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信中充满了盘根错节、措辞巧妙的奇思怪想，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这封信似乎有些陈旧，读起来已没有当初的新鲜感和惊喜了。现在最好不要再回这封信了，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到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写信。我们不知道，没接到我们的回信，比尔是否能够熬到圣诞节？
那些在想象中写给比尔的信件不时地闪现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不断地“阅读”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信件的内容精彩纷呈。假如比尔看到它们，他会了解到我们多么喜爱他。借用欧·亨利笔下的经典笑话看待这种情形，我们在想象中给比尔写那些信件，仿佛我们置身于达蒙与皮西厄斯骑士（Damon and Knights Of Pythias）时代。我们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假如我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比尔，也许是一种更好的结局。当你非常喜爱一个人的时候，和他交谈是相当困难的。以一种温馨、奇妙的口吻在想象中与他交流，那就容易得多了。当与他面对面时，我们就会感到舌头发僵，前言不搭后语。如果比尔到我们的居所看望我们，我们就会留下口信说，我们已经离开这里了。了不起的老比尔！他总是带给我们许多珍贵的记忆。
几天后，我们忽然感到义愤填膺，尽管我们手头有许多迫切的事情要做，我们仍旧预备好笔墨纸砚，动员起文学突击部队，准备用几个营的军队向比尔发起攻击。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的言辞显得很不自然，很生硬。我们感到无话可说。亲爱的比尔，我们开始这样说道，我们似乎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你的来信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信？尽管你身上有那么多缺点，我们仍然爱你。
这样写信似乎并没有很大的诚意。我们攥着笔，苦思冥想，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心中激情澎湃，无法写出任何的言语。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喂，哪一位？”我们问道。
是比尔。出乎意料，比尔来拜访我们了。
“你真了不起，老伙计！”我们惊喜地喊道，“我们本来可以在五分钟之内赶到第十街和栗子街的拐角处去接你。”
我们撕毁那封没有写完的信。比尔永远不会了解我们有多么爱他。也许，这样更好。让你的朋友们了解清楚你对他们的感受，你会感到十分困窘。当与比尔见面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言行应该稍微谨慎点。如果违背他的意志，对他过分热诚，结果将会适得其反。
对于从未拜访过最亲爱的朋友的人来说，也许可以写一则不全是杜撰出来的短篇报道，因为，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拜访朋友，当他不得不离去、说再见的时候，他会感到非常难过。
[《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