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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词，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行”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行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借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词，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行”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知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行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紬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行之特征。德行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行”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作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行，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行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它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史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于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成，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的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形。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导源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咒，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模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横征暴敛，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行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做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夫姐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十月，唐高宗东封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布朗（Tom 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行，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审虑所磨炼出来的。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两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轻松自在不管闲事，左右逢源，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行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传》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埃莉诺·格林（Elinor 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知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地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一六六年至一六九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导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作一个譬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稍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端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什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寒山曾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三十六计”；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凶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nile Zola）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知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是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地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糅合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芬孙、巴莱，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行。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吗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地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们忝属人民一分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吾人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所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吾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示以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吾人无所用之，因为吾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吾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唯人主义者”，基督教必须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信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两大属性。
简言之，吾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虚枉。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一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吾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以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得十分客气，连喊“来哉来哉”以应，而身体并不弹动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两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前面吾们讲过了三种恶劣的德行，它们麻痹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行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不是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的，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容受，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以内必须快快活活地过此一生。
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夸妄，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欢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盖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将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行，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吾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地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词语。“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功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糅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猾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戒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常说：“财钱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此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颠覆之预兆。英国有句通行俗语，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堂堂正正之竞争”的心理。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却说“勿逼人太过”，乃纯粹为修养关系，吾们叫它“涵养功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是以照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养功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染渍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她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远较欧美孩子为少。忝为人民，吾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吾们应有之程度，虽然吾们尚有不息的内战。把美国人置于同此弊政之下，在过去二十年中，至少要发生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爱尔兰现在很平静，因为爱尔兰曾经艰苦奋斗，吾们目前还在继续奋斗，因为吾们还没有奋斗得够艰苦。
中国的内战实在也够不上战争这个名词的真意义，内战从未有任何价值。国民征兵之义务向非所知，兵士挺身于战场者是那些穷苦饥寒的人民，没有其他糊口的方法，这样的兵士从不感兴奋于作战。而军阀则对战争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致亲临战场，历次较大内战总是大洋钿操了胜算，尽管让胜利的大帅在巨炮隆隆声中威风凛凛地凯旋，内幕还不是托了大洋钿的福不成。大帅凯旋时的隆隆炮声乃是一种表示战争的声浪，不失为历来一贯的典型，因为中国私人间的争吵或军阀内战，都是让声浪构成战争的元素。人们不大容易在中国目睹战争，只可耳闻战争，如是而已。著者曾耳闻过两次这样的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对于耳官，那是满足了。通常优势的军队常威吓退了劣势军队，而在欧美可以延续长期的战争，在中国只消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失败了的军阀，根据中国祖传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让他拿十万大洋钿旅费作一次考察实业的欧游，盖战胜者洞悉天道循环之三昧，下一次内战或许尚有借重他的长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来一个转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见上次战胜者和上次逃亡的军阀共坐一车如同盟兄盟弟。这是中国人涵养功夫的“妙”处，当此际，人民实实在在一无干系。他们痛恨战争，永远地痛恨战争，好百姓从来不在中国战争。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高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一八五○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线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sway（国王道）和巴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知识阶级，也流露于非知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干活带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欧根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欧根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部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借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欧根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欧根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借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若他能：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士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谲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嗣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罄咳之首却被庄子抓住。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吾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渊莫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识，其语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沙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实用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用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吾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么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做“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似《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圣诗集》（ Song of Songs ）。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蕴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因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个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拔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垣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律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未免幽默过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近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到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勿准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老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汉了。
此种幽默汉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仗就满储滑稽资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体肤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错杂伴随以新式乐队，大奏《前进！基督精兵》（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仗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标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仗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识，演绎地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仪仗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仗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地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宏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贳器店之专备婚丧仪仗、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若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弃把中国当做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味的人生观和分辨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玩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吾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模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做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做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吾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理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每一个中国人，即从其外表上看来，未有全然不带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义本身而言，非为玷辱之词。保守性不过为一种自大的形象，基于现状之满足的感觉者。因为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保守性是以实为一种内在的丰富之表征，是一种值得羡妒的恩赐物。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夸大，倘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一番全盘的检讨，除掉最近百年来的屈辱，你当首肯斯言。虽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自明之事实。——唯一之文化劲敌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义，忠实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为儒学家常无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夸耀于孔子，即夸耀于其民族，夸耀中国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质理解人生，夸耀其认识人类天性的知识，夸耀其解决了伦理与政治关系之人生问题。
他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孔教不独寻求人生的意义，抑且解答了这个问题，使人民以获得人类生存的真意义而感到满足。这个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条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来的人生，亦无意更改现存的这个人生，当一个人觉察他所获得的既有效而且为真理，天然变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会以外，未见及别种人生的范型，认为为人之道，没有第二种范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组织完善的社会生活，伦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无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妇人跨过热闹街道，此等事实叫中国人听来，多少未免吃惊。
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含蕴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鲁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与伦比。但是另外有种种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这一点他认为是中世纪的遗传而非为十九世纪新发明），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相、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贵，靡有孑遗。外国商人为预防中国之可能的进攻租界而所取的种种骚动的措施，实为他们的胆略和对于现代中国认识不足之铁证。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国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当内在的愤怒。但倘外国人因此就认为中国人将总有一天会暴露其愤怒而还飨外人以较次等之皮靴，则属大误。倘使他们真暴露其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国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许多这样的冲动一定曾经引起了过激主义，结果产生了中华民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这种变动太广大，太雄伟，没有人敢担当这个责任，除非是呆子，否则是鼓吹出来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来造一架通天桥，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家真给鼓吹出来了。自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革新中国的宣传运动极为活跃，当时有两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维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权；一派则为民主革命主义者，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前者为右翼，后者为左翼。左翼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右翼则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后来脱离了他的恩师而向左转了。这两个固执的党派在日本笔战了好久，可是这问题终究给解决了，不是双方辩论的结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药，与民族自觉之本能的抬头之结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后，紧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学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胡适所倡导，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