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重点，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不断变化。

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中组部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延安。因为那个时候，中组部的工作刚健全起来，而且中央许多工作部门尚未建立，一些原本不属于中组部管的事情也要去做，比如募捐工作、友军工作、财政经济工作、红十字会工作，以及延安的一般的群众性活动，包括欢送会、晚会、纪念会、运动会，等等。

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三九年初，中组部的工作重点开始转为面向全国。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这一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主要方面放到战区和敌后去”。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组部的工作重点也需要转向敌后和战区，转向全国去。二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延安各方面的工作已经走上正轨，中组部本身的机构也比较完善了，经验得到积累，人员有所增加，有条件有力量实现这种转变。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陈云在报告中对抗战以来中组部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他认为：组织部是“中央一个得力的部门，能大公无私地解决问题”，“帮助培养了干部，执行了干部政策”，“对干部的分配较有计划”，“能按照他的能力分配工作，派出去的人都很适当”。同时，他也指出：由于这个时期中组部的负担比任何时候都重，以致六中全会前难以“有计划地注意外省的工作”，“工作还带被动性，对全国工作的了解与经验不够”。针对这些问题，陈云对中组部今后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研究全国的组织工作，为七大作准备；二、研究外省的组织工作，包括党的巩固与发展、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不同地区的不同工作方法；三、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四、把延安的工作经验推广到全国去。 会议对陈云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充分肯定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要求。他说：“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主要的，现在仍要注意过去经验，使党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 这次会议，对加快中组部工作重点的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组部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全国的时候，抗日战争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经过一年多的较量，日本侵略者感到用“速战速决”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在坚持所谓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即在军事上减轻对正面战场的进攻，重点转向巩固已占领的地区，以更多兵力封锁和“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政府采取诱降方针。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仍坚持抗日，公开谴责汪精卫的投降行径，并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声称：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 。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却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次全会原则通过“限制异党活动”，会后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针对共产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这表明，国民党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这时，华北地区是日军进行封锁和扫荡的主要目标，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制造反共磨擦的主要地方。因此，当中组部工作重点转向全国之初，华北成为陈云最关注的地区。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九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组部工作时谈到“现在研究全国工作还只注意到华北工作。” 此后，他为研究、指导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陈云对华北地区情况的了解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找人来、派人去”的办法 ，先后听取中共晋西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刘俊秀、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中共豫南省委委员王盛荣、中共冀中区委副书记张君、中组部巡视团晋东南分团团长刘锡五、中共冀热察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区分委书记吴德、中共晋察冀区委宣传部部长刘秀峰、中共晋东南区委书记林枫，以及中共冀南区委负责人、中共山东分局负责人等的情况汇报。他还单独同晋绥边区、冀察晋边区的七位党支部书记谈话，详细了解最基层的情况。二是批阅大量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送来的工作报告。这些报告提供了大量陈云急于了解的情况。

在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先后撰写出对晋冀豫地区、晋察冀地区、冀中区委、冀南区委、山东及苏鲁战区党的组织工作的意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提出不同的指导方针。对晋冀豫地区，陈云认为，这里是华北抗战的基点，也是保障黄河、联系黄河南岸的基点，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因此，这里的党组织必须正确把握统一战线原则，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党的活动要深入到村，每个区先抓好一个地方，树立模范。 对晋察冀和冀中地区，陈云认为，这两个地区是日军围攻、扫荡的重点，敌人在平原有可能完成由点到面的占领，边区有可能被压缩到比较小的山地，而且会被分割；国民党顽固派也会同我们产生磨擦。因此，应该做好应对这种局面出现的准备。具体政策是：对阎锡山要敷衍维持，对已有阵地不能让步；对友军要既讲客气又保持戒备，做好培养同情分子的工作；对国民党地方进步分子要联络，但不必大力帮助他们建立党部；对顽固分子要看到他们的可变性，也要防备其难变性；对伪政权要争取他们反正，暂时不愿反正的，也要欢迎他们继续对我持同情态度，并主动找他们联络，秘密发展组织等。他强调：“如果准备工作做得好，在困难出现时我们就仍有饭吃，仍能打仗，仍能使敌人睡不安枕。” 对冀南地区，陈云认为这里是国民党制造磨擦比较严重的地区，现在已变成游击区，而且情况有可能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要坚持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及党的活动”。 对山东地区，陈云认为这里的特点是各派力量犬牙交错，党政军互不统一。因此，要注意利用各派力量的矛盾搞好统一战线，即联络表现比较好的，集中力量反对最坏的；在联合中要站在不吃亏、不让步的立场上。 陈云提出的这些意见，为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关于对冀察晋工作的指示》、《关于冀中工作的指示》、《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指示》等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巩固与发展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指导华北地区党的工作过程中，陈云十分重视开展群众工作，强调“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陈云多次指出：“如果不把这一环抓住，克服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弱点，便无法坚持抗日根据地，无法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 他要求各地党组织：“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并提出：“把区委和支部的注意力引向讨论和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引向当地的群众工作，是今天严重的任务。”关于如何解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陈云指出：“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 他经常用毛泽东的话来提醒大家：共产党员“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

陈云十分重视研究华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他撰写的《论游击区的一个重要斗争形式——游击小组》 一文中提出的意见，就是在研究华北七个区域的情况后经过综合思考，得出的结论。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对它作了修改并批示：“文章有用，并可在军政杂志上发表。”华北地区对敌斗争的经验在其他游击区得到了普遍推广。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到处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顽固派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干部战士多人。八月一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追悼平江惨案被难烈士大会，陈云参加了大会，并同李富春联名送上挽联，表达心中的悲愤：“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全民族伟大的力量，奋斗到底，流血牺牲，威武不能屈，仰望革命先烈，共产党员应有气节；帮助凶恶仇敌，破坏抗战最坚强的堡垒，反共投降，亡国灭种，万劫永难复，甘为民族罪人，顽固分子岂无心肝！”

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国内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对时局进行分析。陈云认为：汪精卫的叛变，不是个人的行为，政府军队中必然也有一部分人。要估计到蒋介石对日本也有求和、妥协的活动，但目前方针还没有确定。 他说：国民党存在投降危险，但要这样做还存在很多的困难，我们的任务要克服投降危险。 陈云指出：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党员，有准备，也不要恐慌”。 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这个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时局的宣言。这时，一些人对毛泽东六月提出的“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 这一思想不够理解。陈云认为，这样严重地提出问题，是“为了提醒全党警觉，以便巩固自己”。 他说：现在日本的基本方针是要实行政治诱降，反共危险与投降危险是不可分的。我党在政治上必须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在党内外提出反对投降危险是动员群众所必须的。 陈云还强调，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努力做好组织工作”。

处在如此严重关头，如何巩固党的问题迫切地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此前，党在组织工作方面着重强调的是“大量发展”；经过一年多，这时就把“巩固党”的问题提到突出的地位上来。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陈云参与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对中央组织部来说，如何巩固党的问题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工作重点转向全国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陈云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

应该怎样来巩固党？陈云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整理党的内部，即“教育党员，清除坏人”。这是“首先而且基本的工作”。二是要把整理党的内部同加强群众工作联系起来。为什么要把巩固党的内部同加强群众工作联系起来？陈云在许多篇文章中做了详细阐释。他指出：

“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

“历来的经验证明一，没有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党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部。所以，只有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现在党内发生的各种弱点，不管是党的组织方面的还是党的工作方面的，都是同脱离群众相联系的。”

“如果我们在巩固党的时期内，把整理党的内部与加紧支部周围的群众工作联系起来，那末，不仅党的组织可以巩固，而且群众工作也会大大深入。两者相互配合的结果，会使整个工作向前推进。”

陈云提出的这两条意见十分重要，是巩固党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他的意见是着重针对华北地区的问题提出的，但对各地党组织都有指导意义。

围绕巩固党的问题，陈云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自上而下审查党的各级干部以及党员是巩固党的重要措施之一。特别是，在上一年经历了一次大量发展党员以后，更需要这样做。在中组部的分工中，陈云亲自抓这项工作。在他参与起草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审查干部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发现干部的长处与缺点，以便适当地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干部；二是为发现混在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他要求中组部在审查工作中，“必须细心耐烦，不能粗枝大叶。既不能疏忽大意，又不能冤屈好人。”他强调，审查要严格，但“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他要求，每个问题审查结果均需作出结论，结论的字句均需有充分根据。结论应通知本人，对本人因不同意见而提出的理由，必须给予确切答复。审查切忌悬案不决，以使干部安心，使主管机关易于分配工作。 陈云还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他对延安在审查干部时，重视看干部的全部历史、重视从实际工作来判断干部的做法表示赞同，并作为经验加以推广。 他对一些人在审查党员成分时，把凡是同国民党有关系的就看成是成分复杂的观点提出批评，说：“这种看法必须纠正。”

陈云本着对党的事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慎重对待有关审干工作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在延安审查干部过程中，有人传说著名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南京期间曾经自首。丁玲听说后，压力很大。她找到陈云，请求组织调查。丁玲谈得很动感情，痛哭失声。陈云安慰她说：“不要激动，不要着急，组织出面调查。”事后，陈云指示中组部进行认真调查，并在作出结论后将调查结论批送丁玲，说：“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 结论指出：党内有些同志传说丁玲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组部直到今天未见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陈云和李富春在这份结论上签字，并加盖了中组部的印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使丁玲深受感动，在延安知识分子中也产生很好的影响。丁玲的丈夫陈明后来说：

“这样周到细致的考虑，对同志是多么的关心和珍惜！丁玲同志生前多次感念陈云同志的关心，终生难忘。”

在领导审查干部工作的过程中，陈云一直反对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和搞肃反扩大化，一旦发现，就及时纠正。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山东苏鲁豫边区发生的“湖西事件”，是陈云亲自处理的。

“湖西事件”发端于中共湖边地委干校。当时，学校临近毕业分配，由于学校思想工作薄弱，一部分学员不愿意留在当地工作，有些学员还暗地组织了“同乡会”。湖边地委负责人因病委托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负责解决这些问题。王须仁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他借机以“肃清托派”为名，采取“严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的手段，制造了从湖西地区扩大到整个苏鲁豫边区的重大冤案。当地党政军干部五六百人被捕受审，苏鲁豫边区统战部部长王文彬等三百多名党的干部和非党干部被杀，当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抗日根据地大大缩小，由二十来个县缩小到以单东为中心的一小块地区。 “湖西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领导赶往苏鲁豫边区，采取得力措施制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并委托陈云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处理善后事宜。

一九四一年一月，陈云主持召开“湖西事件”汇报会，听取中共山东分局负责人郭洪涛等汇报，并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大家完全同意陈云的分析，认为这个事件是错误的，并对善后工作提出处理意见。会后，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责成山东分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公布暗害分子的罪状，对无辜牺牲者平反昭雪，处分在这一事件中犯错误的干部，并将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写成简明的党内文件教育全党。 陈云强调，中央决定下发后，希望全党在讨论时要反对两种倾向，既要反对右倾麻木不仁，忽视反敌探奸细及暗害分子；又要反对“左”的思潮，夸大反革命力量，引起自己惊惶失措。他说：“这两种倾向，对革命都是十分有害的。”

严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保证党的行动上的一致，是巩固党的重要要求。陈云多次强调“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什么在这时需要特别强调严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陈云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复杂的，又是十分残酷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 他还特别强调，党员对党要忠实。有一次，两个知识分子新党员来找他，说明自己因为担心组织上不接收他们入党，不准他们在党的学校念书，而向党隐瞒了自己一些情况。陈云听后，一面原谅了他们的幼稚，一面又指出“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要求他们每个人写一个对党的声明。事后，陈云用这件事教育大家说：“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

当时，向党隐瞒情况的人比较复杂，不少是政治上很幼稚的新党员，但确有一些是政治上别有企图的分子、过去做了许多坏事的分子、自首变节分子，或者是叛了党的内奸和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他们隐瞒历史，假话连篇，目的是为了破坏党的组织。还有一些投机分子，为了取得党的信任，爬上领导岗位，也采取隐瞒欺骗的态度。对这些人，陈云提出：“不要幻想他们，不能消极不理，设法停止他们的动摇于不积极反共的界线上。”具体办法是，应通过公开谈判，使他们无形脱党，并采取不恶意的党外中立的立场。对由于自首分子的破坏而已暴露的党组织，要“静伏隐蔽一年”。“保持基干，提高质量。有步骤稳住脚跟。”撤走“不能埋伏的干部”。 陈云提出的这些意见和采取的措施，不仅教育党员必须提高警惕，而且防止了一些混入党内的坏人对党组织的破坏。

陈云十分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由于这些变化给各地党的组织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九四○年七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这时，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共产党应当执行哪些政策？陈云就这两个问题在延安作了一次讲演，并根据讲演的主要内容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他指出：现在，德国、意大利准备向英国进攻，日本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战线，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而在中国，“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要到来了”。陈云指出：“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全党必须紧张起来，把自己变为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核心，认真的明确的执行中央的政策，达到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陈云提出：现在要“强调抗战的有利条件”，“强调自力更生”，“强调团结一致”。在谈到团结问题时，陈云说，必须使党员懂得：“现在强调团结并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但现在我们斗争的主要火力应该向着真正的投降派，而不是向着一般的顽固派”。陈云强调，在新的环境中，要继续做好巩固党的工作。他说：“目前组织上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巩固而不是发展，注重质而不是注重量。必须严格审查干部，肃清内奸，以便有效地防止国民党的内奸政策。”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将反共磨擦的重点从华北移向华中。陈云敏锐地意识到，“河南党是中央和华中各地联系的桥梁” ，对这个地区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在组织工作方面必须提前作出周密部署。为此，在四五月间，他先后听取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兼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理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省委组织部部长危拱之等关于河南情况的汇报。五月三十日，他又同朱理治、刘子久等一起讨论河南地区党的工作，并对目前的工作方针与任务提出下列意见：

“方针：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基本在守得住）。”“敌情：可来可不来。”“应准备不来能伏得下，来了才能挺得起。”“以伏得下为主。”“任务：是巩固党，积蓄力量，准备长期埋伏。” 巩固党“ 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为了巩固党，决定的因素是审查干部，党内进行教育，建立和巩固支部，搞好领导机关的组织与工作。在统一战线上，要争取中间分子并“经过中间分子去活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做顽固派的工作。在群众工作上，要由公开转到秘密，由外部转到内部，并“注意于群众的福利”，领导民众斗争而不制造民众斗争。对工农群众以教育为主，对知识分子以思想工作为主，对妇女界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为主。要争取区保长、小学校长、小学教师和保安团（队），“这是巩固党的钉子”。对这些人中间的中共党员，“ 一般地不编入支部”，采取“ 越级领导”。“他们的工作：向着自己同业中交友。”

为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十一月十九日，陈云同王稼祥、李富春等致电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提醒办事处必须估计到“有被袭之险”，省委任何人常驻办事处内部都不适宜，必须决心移到外面建立秘密机关，地点不必在大城市。他们强调：“保证干部安全为第一，电台联络暂时为次，切勿犹豫。” 他们还要求办事处应“加强巩固内部，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 ，并迅速建立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条通到新四军第四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彭雪枫领导的豫东根据地；一条通到新四军第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师长兼政委李先念领导的鄂中根据地。不久，陈云获悉国民党特务已掌握中共河南省委及洛阳、郑州地委负责人的情况后，立即通知他们“查明叛徒，并注意干部与组织的安全”。 他还要求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在“适当时机内把这批干部撤退”，特别是“撤退已暴露的干部”。 有这样的高度警觉和应变准备，同没有这样的警觉和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后来，中共豫西五个地委及所属各县党组织，因河南省委机关出现内奸而遭到破坏，陈云立刻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帮助河南省委撤退已暴露的干部” 。当地党组织按照陈云等的部署，及时采取紧急措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由于国民党当局加紧反共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中共组织，也接连遭到破坏。一九四○年三月，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党的重要干部车耀先等十多人被捕。

面对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内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才能生存和发展。陈云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要求各地党组织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应对突然事变的准备。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执行“隐蔽政策”，“实行紧缩办法”；在敌占区也要“隐蔽工作”，使其精干化。 四月一日，他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提出：“群众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应该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尽量争取社会进步人士与开明士绅的同情、援助，使斗争易于胜利。”他说：共产党员在斗争中必须以群众面目出现，已经领导过斗争的党员在斗争后要有一个时期表现灰色，避免引起注意。要调整已经暴露的干部，防备突然事变发生。 随后，他同中共中央派往桂林、重庆、昆明等地了解大后方中共组织情况的胡乔木、湖南省委书记任作民等一起讨论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湖南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将是现状的延续或向更坏方向逆转，这就决定了它的工作总方针只能是“长期埋伏，以待将来” 。但是，实现党组织的工作转变并不容易。一些地区党的秘密组织还极不巩固，很多地方还没有把握住最重要的工作。什么是巩固秘密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十月一日，陈云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十一期上对此作出回答。

陈云认为，巩固秘密党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二、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三、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四、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为什么巩固秘密党需要做好这四方面的工作呢？陈云是这样阐释的：

关于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的问题：“因为无论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或者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它们用来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方法，都是派遣或收买内奸，使他们隐藏于我们党内，只要时机一到，就会立刻进行破坏，并且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的这种阴谋一，是直在进行着的。今天许多地方党内肯定还潜伏着内奸，而且为数不少。对此，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警惕，还没有把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作为巩固秘密党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把秘密党组织巩固起来。这是因为，不管你秘密工作做得如何好，不管你如何得到了社会的掩护，不管你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好，不管你马列主义学得好多，只要党内藏着内奸，只要机关里坐着内奸，他们一动手，我们的所有成绩都会丧失，党的组织就会被打垮。内战时期，上海及各省秘密党被破坏的痛苦经验，不正是如此吗？因此，不仅是目前而且是将来，巩固秘密党组织的第一位工作，就是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

关于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问题：“从阶级敌人破坏我们党的阴谋来说，他们企图残杀破坏的，首先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他们派遣和收买内奸的目的，主要的也是为了侦察党的领导干部，混进党的领导机关，以便他们一声令下，将当地党的组织自上而下地一网打尽。因此，要防备阶级敌人的袭击，领导机关必须首先而且特别提高警惕。”

关于党员的质量要重于数量的问题：“因为在敌占区、大后方的党组织是秘密的。一方面，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到武力的压迫、政治的诱惑、奸细的破坏，经常处于严重的被突然袭击的状态。另一方面，党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不像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的党，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卫，仅仅是依靠党员革命意志的坚定，党的组织的严密，党与群众的联系。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党员的政治质量不高，如果党内混入了奸细，那就不能与敌对势力作残酷的斗争。我们在全党范围内提出党员的质量应重于数量，那末，在敌占区及大后方，这个方针就更为重要，更应严肃对待。”关于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的问题：“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党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正确了解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及其区别，因此党外的群众工作没有尽量地开展，已经建立了的党外群众工作又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而使许多地方的群众工作完全垮台。党外工作垮台的结果，不能不使党的秘密组织因缺乏外层的掩护而暴露，最后必然使秘密组织遭受打击。这个痛苦的经验，应该成为现在秘密党的借鉴。”

这四点意见，是陈云对过去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总结，对当时秘密党的巩固有重要指导作用。陈云最后指出：如果秘密党把党的组织严密了，精干了，隐蔽了，党员的质量提高了，党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养成了，那末，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才说得上是巩固的。“这样的党组织，才能完成中央所给的任务：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秘密党的斗争环境残酷而复杂，不少共产党员遭到敌人逮捕和杀害，但他们的革命意志始终坚贞不屈。同时，也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经受不住考验，或脱离党的组织，或叛变投敌。为了正确处理混入党内的叛徒和在被捕前后从未对革命发生动摇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年十一、十二月间，陈云主持中央组织部先后制定了《关于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变自首行为的规定》和《对叛徒及填写出狱手续者处理办法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七月，陈云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这些文件，提出了应对敌人反共政策的办法，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止因叛徒出卖而造成党组织的破坏。

对被捕入狱的党员，陈云十分关心。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要注意收集国民党政府为监禁关押革命同志设立的劳动营、反省院的情况。十月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救济委员会，负责救济被捕同志。救济委员会内部工作由陈云负责，外部工作由中共南方局委员董必武负责。 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在狱同志和救济工作的指示》要求狱内的同志：“一方面，是坚持自己共产党员的立场。不怕牺牲，不受欺骗，坚决拒绝在文字上或口头上作任何政治上组织上有害党、有害革命、有害共产党员气节、有害民族气节的言行，抱定坚持到底的决心。另一方面，尽可能的保养身体，政治上提高自己。应有足够的信心与责任心，深信自己对党、对革命还负着重大的责任，不管在任何困难条件之下注意身体的保养（如锻炼身体，经济上营养资料上的互相帮助），随时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即使没有最好的书报，也须利用时间增加一般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等的知识。”狱外的同志应“在精神上、物质上安慰与救济他们” 。根据这些指示，各地党组织通过各界人士，用各种方法，向当局及社会说明拘禁热心救国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干部是不应该的，对抗战和国家是有损害的。各地党组织还在一些地区发起抗议运动，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人，并设法寻找社会关系，积极营救在狱党员及非党爱国人士。

在这期间，国内政治局势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险恶。一九四○年九月间，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条约，正式结成三国同盟；英、美也达成联防协定。这两大集团都在拉拢蒋介石，苏联也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在这种局面下，蒋介石颇感得意，认为可以更加放手地反共。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对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使皖南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和处理。陈云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过去说过抗战失败了是日本的中国，抗战胜利了是共产党的中国。我们要预防将来可能再受到损失，同时要有胜利的信心，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树敌越少越好，决不恢复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政策。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项英、袁国平等的错误，提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党性。陈云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党性问题，“下层虽有违反党性的，但头子愈大，危险愈大，军队愈多，危险愈多”。他强调：“对于干部，必须正面地坦白地批评其错误，目的是为了挽救干部，而不是打落水狗的办法。”他赞成朱德提出的采取“开干部小组会作自我批评的办法”，说“党内不要客气”。 这次会议决定由王稼祥主持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会后，陈云也参与了这个决定的起草。七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对党在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使国内外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突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陈云做了大量工作。一月二十八日，他致电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指出在香港、上海等地利用各种矛盾发动对共产国际、中国内地及敌占区的宣传是当前很重要的任务。但是，进行这一工作时，不要妨碍党的隐蔽政策，要指定专人进行，采取间接领导方式，并要纠正某些同志可能因悲愤而发生“左”的行动。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统区的党组织多处遭到破坏，处于严重的危机中。为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避免国民党的突然袭击，陈云强调，必须重视和改进大后方党的工作。他指出：

“大后方党的基本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进行互相联系而不能缺一的三方面工作：党的组织的精干隐蔽；熟悉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熟悉社会，深入社会。为了长期埋伏，党的组织必须精干隐蔽；但如果不去熟悉国民党，不了解国民党的反共统制，以避免国民党的袭击，或者不深入社会，得到掩护，则长期埋伏同样不可能。积蓄力量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已有力量，而且还须增加新的力量。同样，如果没有精干隐蔽，在国民党内部去争取革命力量，不深入社会，同各阶层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则积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 上述三项工作的中心一环，是深入社会。无论为了隐蔽党的组织，或熟悉国民党、了解国民党的反共统制，在国民党中争取革命力量，都必须以深入社会为前提。要深入社会，就必须适应社会。共产党员必须学习社会的人情世故，在革命工作的方针之下，善于与社会的各方面融洽。必须打破内战时期鄙视和割断社会联系或者害怕利用社会关系的心理。”

“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多方面与工农群众建立联系，并领导民众的各种斗争，这是大后方党的工作的主要内容。知识分子是党深入各阶层的桥梁，党必须继续加强在学生界、教育界以及其他职业界的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巩固党的支部，在没有党组织的学校及职业机关中建立新的支部。党应该经过社会上已有的或建立新的文化、教育、经济的各种组织，去影响和教育工农群众。”

他还指出：“党的组织虽然要短小精干，但党外活动必须扩大。党员数量不在多，思想上同情党的人和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则不怕多。只有‘党内小党外大’，才是目前秘密党唯一正确的组织形式。”他说：“必须彻底打破那种秘密党党员数量愈多愈好，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错误传统。留在党内的每个党员，必须是忠实可靠、有能力、有作用的分子，而不是挂名党员。他们不仅要与群众有联系，而且真正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或群众领袖。”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上，陈云指出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切忌呆板一律，必须‘杂乱无章’，以免被敌一网打尽。因此，平行组织，个别联系，党员转移地址不转党的关系等等办法，各级党委都应采用。”

在那段危险和艰难的岁月里，陈云为保存南方各地党的组织，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与远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南方局常委董必武等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致电询问南方局所属党组织被捕及死难者的情况，能否营救或救济，国民党对被捕者在何种情况下才能释放，等等。他指出：“现在国民党捕人不经任何司法手续，可发动社会人士给以反抗，最低限度要求司法审判。” 陈云还请周恩来等考虑，在大后方特务追踪及没有安全根据地为依托的情况下，西南各省委各自独立活动，暂不建立西南工委总的秘密领导机关是否更有利些。 他要求中共川东特委，将已经暴露的贵州党组织的党员“立刻隐蔽撤退” ；派人通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桂林机要交通负责人已被捕，“不得再派人去桂林” ；并指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告诉他“可以大批收容不能立脚的中共党员及非党革命知识分子到延安”。 陈云和中组部的正确指导和周密安排，不仅使南方各地党组织在危难的环境中保存下来，并且得以巩固和有所发展。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面向全国后，尽管陈云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工作比过去更加繁忙，但他始终坚持学习，从不放松。他说：“我们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他提醒高级干部要经常思索一下，认清学习的重要性，挤出时间来读书。陈云提倡的“挤”的办法，曾经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

“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遵义会议后，陈云奉命到莫斯科期间，曾到列宁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进行认真思索。那时候，他经常思考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样一个问题：如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是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他联系自己的经历思考：过去自己也犯过错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否是因为经验少呢？对这些问题，他看得很重，但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抗战爆发后，陈云回到延安，曾三次就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些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对他说，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建议他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陈云后来多次说过：正是在毛主席那些谈话启发下，他利用在延安相对安静的环境，开始了系统的理论学习。

毛泽东还建议陈云读点历史书。比如，蔡东藩编写的《历朝通俗演义》。这部书从两汉写到民国共十一部。还说读这部书的时候，可以从后往前读，即先从《民国通俗演义》读起，这样更容易读懂。

陈云十分珍惜时间，工作之余，不打扑克，也不跳舞，全力地读书学习。他的孩子们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妈妈告诉我们，父亲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

按照毛泽东指点的意见，陈云将很多时间用于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从中学习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还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担任研究会副组长，组长是毛泽东。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人的哲学思想。后来，陈云同宋平、薄一波等交谈时说过，在延安那段学习对他帮助很大，自从学习哲学以后，讲话做事才有了唯物论、辩证法 。他着重谈到，通过学习才认识：“在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客观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犯错误的人，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他们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而片面的情况就不是真正的实际。”陈云在工作中一向比较注重实际，但经过学习哲学，这种认识就更自觉更全面了。他还说：“有些人只知道书本上的词句，却不会跟实际联系起来，使之成为行动的指针。”他把自己学习的体会概括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这种体验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当年在中组部工作的王鹤寿回忆说：“在以后的几十年和他接谈工作或随意闲谈中，他经常提起毛主席提示他学哲学的事，并说在延安那一段学习，得益很大。这在他实事求是、辩证地处理问题和其领导工作中，是大家都深切体会到的。”

陈云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而且要求在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坐下来潜心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一九三八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后，陈云对学习更加重视。他说：“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自己的知识又这样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他还总结出一整套学习办法，来指导大家读书。他说：

“各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读书应该采取不同的办法。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是弛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可以每个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的就要认真请教。

“一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过去我们许多干部，书拿到手上，这句不懂那节不晓，而又不曾想法一句一句地弄通。这样，没有益处，而且不能坚持，必然半途而废。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种力求把书上的意思都读懂的办法，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对于初学的人，不要企图每门功课读很多参考书，那样读完一本书要延长几倍的时间，倒不如一本书多读几次，逐渐增加参考书，逐渐加深理解，得益更多些。

“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但是，如果书还没有读懂，就不要急于去‘联系实际’，弄得牛头不对马嘴，还不如先把书上的东西读懂。读懂就是消化。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

“读书要做笔记。这有两个好处，一是让你多读几次，一是逼着你聚精会神，认真思索，使你了解深刻些，而不像随便看过去那样模模糊糊。

“读书最好有几个小组，几个人在一起讨论一下，可以互相启发，程度低的还可以得到程度高的同志的帮助。

“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

当时，延安的学习空气非常浓。为探索在职干部学习理论的路子，陈云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六人学习小组，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坚持了五年，“影响较大” 。他自己担任学习小组的组长，李富春担任副组长，成员有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中组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旁听，大家戏称列席的人为“后排议员”。按照陈云的要求，学习小组从读原著开始。当年作为“后排议员”参加学习小组的刘家栋在回忆录中写道：“首先由每个人一本一本读原著，在自学中弄懂原著。在此基础上，与大家一起讨论结合起来，形成互相教学的局面。那时，一周要讨论一次，由一个或两个同志先准备好，先作发言，讲讲这一段、这一章学习内容是什么，中心思想讲了哪些。然后，大家来进行讨论，看他们讲得对不对，还有什么补充。在讨论中，年岁大的同志，往往能联系他们在白区、苏区的实践斗争，讲得生动活泼，而像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只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说起话来难免有点‘学生腔’。”

陈云还请来延安的著名学者为大家进行学习辅导，刘家栋写道：“请来的辅导员也都是延安最好的。如：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秘书和培元辅导我们的哲学，他思维清晰，讲得透彻。不幸的是，这样好的人，却在延河游泳时被淹死了。以后，这个位置被艾思奇同志代替，继续对我们进行辅导。《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吴亮平同志辅导的，《共产党宣言》是由柯柏年同志辅导的，《政治经济学》是由王学文同志辅导的。这些辅导员在延安都是很有名的，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们对每本书的学习，一般辅导两次。一次是在开头，讲讲这本书主要讲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一次是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根据学习情况，解答一些大家讨论中的疑难问题。他们的辅导，既帮助大家正确理解经典著作，又不完全包办代替，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每次专家来讲课，陈云都参加听讲，并且认真地做笔记。从至今保存的几十本陈云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一九四○年是他听课最多的一年，有时每周要听一次。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和培元讲德国古典哲学，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及时空，现象与本质，认识论，逻辑史；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讲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对立统一和矛盾法则，反映论，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宗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文化起源，孙中山哲学思想；马列学院副院长王学文讲商品生产，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法则，剩余价值法则；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讲民族、民族战争与统一战线；马列学院教员王思华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在这期间，陈云还自学了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今译《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

为了帮助大家养成学习习惯，陈云想了许多办法，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王鹤寿回忆说：

“陈云同志规定的学习办法是，对很厚的一本哲学书从头至尾一章一章地一一，段段地读，每个星期必须读到哪一章哪一段。在到学习小组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必须如实报告是否精读了规定的章段，谁也不能（包括他自己）借口工作忙没有读完规定的章段，这是学习的纪律。然后开始讨论，各抒己见。”“在小组学习讨论会上，陈云同志每次讲述他读的那些章节的理解，对其他五位小组成员都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学习的纪律是很严的一一，有位同志说因为个星期工作特忙，未读完规定的篇章页数，受到了严肃批评。陈云同志当时既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又要参加中央政治局各种会议和工作，当然是小组成员中最忙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欠读一章一段。”

陈云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品格，给学习小组的成员留下深刻印象。王鹤寿说：“在繁忙的工作条件下，坚持不懈，既表现出陈云同志的学习精神，也显示了他的坚强毅力。当然学习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衷心地感激，他领导的这段学习，使大家得益匪浅，难以忘怀。李富春同志就时常和我深切地谈起这段往事。”

对列席学习小组的人，陈云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检查大家的学习笔记，看看是怎样记的，学习中有哪些问题。当年在中组部工作的王玉清回忆说：“我当时是中央组织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没有资格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学习小组。但作为‘二排议员’，我也受到了那种浓厚的学习气氛的熏陶，也跟着学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应该说，我所掌握的一些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基本上是在中央组织部期间打下的基础。”

一九四○年五一节前夕，中共中央对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情况进行了检查，陈云领导的中组部学习小组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此外，陈云还要中央青委的领导成员组成学习小组，每周集体学习一次，平时抽时间自学。他只要有时间，也参加青委的学习，并亲自主持小组会。开会前，他总是先询问大家：“读了没有？”“读了几遍？”“有什么体会、认识和问题？”对于陈云的询问，大家都如实地回答。他也如实地向小组汇报自己读了多少，有哪些心得和体会。在陈云主持下，小组会的讨论生动而热烈。对会上提出的问题，陈云总是耐心予以解答。对一些疑难问题，他请专家来帮助解答。散会前，还要布置下个星期学习的内容和讨论的题目，请大家作准备。当年在中央青委工作的武衡说：“这种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党建理论，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干部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正系统地学习，并且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党建知识，就是在陈云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教诲下取得的。它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有勤勉好学的传统。历史上的政治家们，有些即使在战争环境仍挤时间进行学习，因而留下“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的佳话。延安时期，在毛泽东、陈云等的倡导下兴起的读书热潮，更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传为美谈和具有深远影响的盛事。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采取自学与学习小组集体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家在战事和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时间，孜孜不倦地学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学中国历史，学哲学，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在掌握更多理论知识、历史知识、哲学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大家认真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和研究党的工作和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回顾和分析个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次学习，对于延安整风的开展，对于正确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对于深化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对于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对于保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顺利进行新中国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因为大家都感到从这次学习中学到的东西，是终生受用的。在这次学习中，陈云发挥了重要的倡导、组织、指导和表率作用。他率领的中央组织部学习小组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延安时期的这次学习，无论它的精神还是它的经验和方法，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学习，始终具有启示、参考和指导意义。陈云所说的“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也是言简意赅地讲明学习重要性的箴言，值得人们终生记取。它把学习与工作的内在联系说得十分清楚而又深刻。学习是工作的必要条件和组成部分，离开学习，工作就不完整，也无法改进。有了这种认识，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就会生生不息。

陈云不但刻苦学习，而且十分重视对党的建设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党校的工作时，决定将党校教员训练班与抗大、陕北公学教员班合并，中央一级干部也参加，办成一个高级研究班，并确定各门课程研究室的指导人，其中党建与群众工作课程研究室指导人为陈云和康生。 后来，中央又决定党建与群众工作课程研究室指导人以陈云为正，李维汉为副。 党建与群众工作课程研究室又称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在陈云主持下，研究会的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经常就党的建设、党内教育、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陈云到党校的讲课提纲也都拿到研究会征求意见。通过研究和讨论，许多干部的思想开阔了，认识有了显著提高。在此期间，陈云在党的建设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很多成果。其中包括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和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的文章《支部》、《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等；以及他以讲课、讲话等方式作出的有关党的干部政策、干部队伍建设、遵守党的纪律等问题的论述。这些成果，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所总结的领导方法，比如，“组织工作要适合于政治路线的要求，保证政治路线的实行”；“计划是主观的，但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发”；“工作要抓住中心，照顾其他”；“工作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不能存侥幸心理，不能希望一蹴而就”；“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当权的大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领导要“掌好舵，指出主要的努力方向，预防某种偏向”；“工作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遇事不要慌张，也不要松弛”， 等等，对各个时期做好党的领导工作都有借鉴意义。

从一九四○年开始，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困难。刘家栋描述当时的困难说：“我刚到中组部的一九三八年，延安的生活条件还不错。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余的都是小米。还有肉吃，一周能吃二三次，都吃红烧肉，讲究吃肥的。”“后来，困难就来了。国民党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不断闹磨擦，对边区进行封锁。肉没有了，大米没有了，白面先是从两顿降成一顿，最后也没有了。最困难的时候，主食都不知道该吃什么。”

为了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边区军队和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

一九三九年初，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号召。为了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成立了边区生产运动委员会，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陈云等为委员。 三月初，陕北的天气还相当寒冷，但边区的生产运动已经搞得热气腾腾。在边区，率先搞起大生产运动的是中央机关。中央组织部发挥了表率作用，很快取得可观的成绩。当时，中央机关按照各单位人数、劳动等级分配了开荒亩数和生产数量，并在延安附近的山坡、山沟的荒地上划分了开垦区域。中央组织部开荒的地点分布于延水之东的几个山头上，由于动手较早，开荒千亩的任务这时已完成百余亩，积肥八百担的任务已完成四五百担，并且派人到安塞等地购买耕牛和农具。在开荒生产中，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了三项劳动纪律：一、不无故不到；二、不迟到早退；三、有事不到需有人代替。 这三项劳动纪律后来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自觉遵守的劳动纪律。陈云身体不好，上不了山，就在中组部坡下的菜园里种菜。上山的干部每天干四五个小时，陈云在菜园里也要干整整半天。中组部干部陈耕夫回忆说：“陈云同志身体虚弱，分配给他看菜园、浇水、除草等劳动任务，他除去中央开会外，坚持同干部一起劳动，按时出工，以身作则。” 当时，在生产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肥料不足，陈云、李富春和中组部的同志就带头到处收集肥料。《新中华报》在“边区新闻”栏目里报道说：“抬集马粪时，陈李两部长以身作则，亲手掘抬，不顾粪秽。” 他们的行动受到大家的赞扬。陈云对一些不愿挑大粪、嫌大粪脏的人说：“大粪是香的，能培养出新鲜的蔬菜瓜果，不是会变成香的吗？”在陈云、李富春的模范行动影响下，中组部收集的肥料“最早也最多” ，带动了各部门积肥工作的热情，掀起了积肥高潮，为春耕播种做了充分准备。在中组部组织的纺线比赛中，陈云纺得又快又好，总是得第一。

一九四○年二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同中央机关及边区党委召开生产总结和表彰会，陈云等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

为推动生产运动的发展，边区急需培养各种科技人才。一九三九年五月，经中央批准，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由李富春兼任院长。第二年，又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由吴玉章任会长。研究会的任务是“开展科学研究，协助政府发展经济建设，推进生产事业，解决边区物质困难，改善人民生活”。陈云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事业，认为：“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员是后方万不可缺少的，抗战中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 他积极支持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工作，经常抽时间参加研究院主办的自然科学讨论会，鼓励科技工作者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的生产实践中去。一九四○年二月五日，毛泽东、陈云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陈云在大会上说：

“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自然科学家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可以大大发展的”。

陈云强调：“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去开展科学的工作，并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取得联系。”他指出：“自然科学界目前在边区的任务，为进行研究发展边区已有的经济建设基础，这些工作大体上是会顺利开展的，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尽力支持，希望大家抱着不怕困难、绝不灰心的奋斗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事业。”

当年在台下聆听陈云讲话的武衡，几十年后提起这件事仍然十分激动。他说：“在全国处于抗日救国战争的烈火中，在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陈云说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这是多么响亮的宣告。”

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三百多位科学技术干部，陈云等中共领导人的讲话给予他们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在以后战胜困难的岁月中，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发展边区的农业、工业、医药卫生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战胜经济困难的过程中，为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受党外人士李鼎铭的建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央决定精兵简政实行裁、减、并三种办法，成立由任弼时负责，王稼祥、陈云等为委员的裁减委员会。陈云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在中组部率先实行大精简，将原来五个内设机构改为两个，人员由五六十人减到十三人，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

在此以前，中共中央为了增强工作效能，决定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由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两次会。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陈云为主任，谭政、彭真、李富春、杨尚昆、叶剑英、陈正人为委员。

艰难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一些干部的健康。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十分关心干部的身体。一九四一年，在边区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陈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干部保健条例》，1941年6月15日。提出：“为着保持与恢复干部身体的健康，以便于支持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各地党的组织须依据目前具体环境与可能条件，进行一定范围内之干部保健工作。”条例规定，地委以上党的领导机关要设立干部保健委员会，县委以下由组织部负责。受保健待遇的干部需参加实际工作三年以上，并是被捕出狱或因伤病后体力极为衰弱者、因公积劳以致身体衰弱者、患有慢性病者、年老者；过去在秘密环境下长期从事特殊工作的干部及党的女干部，应按工作时间长短和革命功绩大小予以相当优待。 对自己，陈云要求十分严格。他身体不好，理应受到照顾，但他从不搞特殊。平时陈云生活很简单，穿着打扮都是公家发的衣裤和鞋子，同大家一样。伙食标准按照当时的规定，陈云和李富春吃小灶，所谓小灶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是能吃上大米。进入困难时期后，陈云和大家一样，生活很艰苦，每顿饭只有两小碟菜，油水很少。就是这样，他还要求身边的秘书常常检查一下，是否超过标准。有一次陈云生病，食堂为他多做了一个菜，他见到后硬是让人退了回去。陈云这样严于律己，受到大家的尊重。

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一九四二年春天起，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长达三年。毛泽东把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称为党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的“两个环子”。他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过：“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

事实上，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克服困难的范围。它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目的是提高全党的认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

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包括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这些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得到纠正。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因此，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一直仍存在分歧。毛泽东希望，通过整风学习的办法统一全党的思想。

这次整风运动，事前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最早在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提出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强调“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陈云按照中央的部署，率先在中央组织部组织干部开始系统的理论学习。前面说过，他在学习哲学时曾说：“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客观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这实际上为他投身整风学习作了重要准备。

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整风学习必须结合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但由于共产国际没有同意 ，再加上后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而拖了下来。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一九三一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增订后在延安出第三版。这本书集中反映了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王明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教材的帮助。”这样，如何正确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便迫切地提到中共中央面前。

这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用较长篇幅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他指出：在大革命末期，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时说：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陈云在发言中表示：“同意毛泽东对过去苏维埃政策的批评。”他指出那时错误的根源是：一、在四中全会后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左”的错误尚未完全纠正；二、当时有人对历史的经验没有应有的尊重。“总括一句是马列主义不够。”对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陈云认为：“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武汉失守前，到山东、冀南与华中发展政权与武装“是失了很多时机，特别是新四军失了很多时机”。他说：“抗战三年来尚未具体的总结经验。今后要总结起来，教育干部。” 在讨论中，因为有人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会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时，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他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 这次会上，成立了由张闻天、陈云、杨尚昆组成的党的问题委员会。

由于学习中最初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要求“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 。为了纠正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陈云任党务研究室大后方研究组组长。

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组织高级领导干部总结历史经验。这是在全党普遍进行整风运动开始前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着重讨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路线问题。会议时断时续地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的有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还说：“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因此，还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会议进行了认真讨论。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十年的白区工作，主观主义占统治地位。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们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我们实际工作者”。“过去十年白区工作的主观主义，到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他说：“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上层，中央里的所谓‘理论家’、‘实际家’，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

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问题？陈云讲了三点意见：首先要自知自勉，有些人摆架子，不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其次，要“功”、“过”对比，过去我们过多功少，这样看自己便能心平气和。“要坦白地揭穿错误，揭穿了便会心地愉快。”有些干部把自己摆得不适当的要补课和正位，如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其三，“理论家”和“实际家”的名义要取消。

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陈云指出：空理论不是理论，不联系实际的理论也不是理论；实际是重要的，但实际要有内容。他说：“过去我认为实际工作者不能学习理论，现在我看了八本理论书，知道理论是可以学习的。书本对老的干部还是要读，但学生青年需先做实际工作。”关于反对宗派主义，陈云指出：“没有党外群众的帮助，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不能用宗派主义的尺子去量非党的人士。军队老干部怕提拔新干部，怕挤掉自己的位置，这是宗派主义。我们要提拔新干部，才能使新干部进步。他还指出：过去莫斯科劳动大学中的清党运动，六百余人中，只有四十余人是好的，这便是宗派主义的充分表现。

陈云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被写进党的历史决议中。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意义。不少人列举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尖锐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只有王明的表现使与会者普遍感到不满。他在会上两次发言，把错误诿过于人，自己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多次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转变态度，认识错误。但是，王明拒不认错，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政策是太左了。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并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十月八日，王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并为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陈云在会上批评王明的错误，指出：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毛泽东和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他不注意乡村工作，对中央布置不回电，在处理国共关系与组织问题时也有错误。陈云希望王明能把过去的错误当作客观存在的东西，离开个人关系想问题。他说：

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只是军事上很行，因为遵义会议后红军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便了解了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实际上毛泽东政治、军事都很好。”

对王明提出的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陈云认为“值得详细讨论” 。

鉴于王明的发言涉及重大的政治问题，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加以说明。但是，王明突然称病不参加会议，使会议未能开成。此后，王明借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央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因为王明有病，武汉时期的问题不再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会议继续讨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陈云发言指出，王明在四中全会以后只是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克服立三路线。会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参加；组织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参加。

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九月会议的最后一次会。陈云在会上诚恳地检讨了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和进入苏区后的错误。他说：十年内战后期“路线错误是确定了的，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是如此”。“上海时期我是赞成这个路线的，无功而有过，应负一定的责任。”“在苏区工会工作中未改变‘左’的倾向，把上海工运的一套搬到农村。”他还说：我在五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也是错误的。虽然帮助过几个遭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但未从根本上反对过打击人的做法。在兵工生产上尽了点力量，但军事错误中应负“不负责任”的错误。在准备长征时参加过三次书记处的会，实际是“非法”行动，因为所决定的事没有提到政治局讨论。陈云特别谈到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说：

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的分歧是原则问题。进入苏区前，对毛主席“是不熟悉的，且听说是机会主义”。见面后，认识上有变化，感觉他“ 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他“才了解的完满”，认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对王明，陈云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他说：在上海时期对他“很尊敬”，在莫斯科时期对他“更尊敬”，但在人事问题上对他“有些不满”。在十二月会议后，“见他目无中央，对他尊敬就降低了”。陈云说：王明有功，主要表现在反立三路线和提出统一战线方面；也有责任，即在四中全会后未能改变工作路线，在干部问题上有宗派主义倾向。

对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问题，陈云同意毛泽东的估计，“有原则错误”。如在国共关系上取消独立自主，不发展武装力量；在组织上，不喜欢延安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电，等等。陈云认为，这些错误“都是主观的有意识的错误”。

通过九月会议，陈云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一九四二年元旦这天，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新年团拜会时，陈云深情地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

邓力群回忆说：“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识，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九月会议尽管受到王明的干扰，但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进一步搞好全党的整风运动打下了基础。

九月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以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 十月六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又决定，根据文化水平、党龄及工作关系三个条件，把延安的高级学习组扩大到二百五十人，由陈云同任弼时、康生、李富春共同确定学习组名单及阅读各种文件的人员名单。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另一方面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与此同时，为提高教员质量，总结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和陈云负责，在一九三九年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的基础上第二次成立党建研究会。参加的人“除少数教员、一少部分延安各机关的负责同志外，绝大多数是各地方党来的干部”，“开始时有三十余人”，后来“增至将近一百人”。这个研究会计划用四个月的时间，研究十二个问题：一、党章；二、党员；三、组织原则（包括组织机构）；四、干部政策；五、支部工作；六、两条路线斗争；七、领导方式；八、党与群众工作；九、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十、巩固党；十一、党内教育；十二、自首分子。当时文化教育研究会编辑的党内刊物《学习生活》评价说：由于党建研究会“讨论的方式也不是一般的报告方式；而是总结、归纳和引起问题的方式：主要的着重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提出，且用具体的例子来充实报告”，“又因为参加的同志，都是从各地实际工作中来的，故发言时内容极丰富”，加上“这研究会每次的结论，都是洛甫同志和陈云同志作的”，“所以比较起来，在所有研究会中，是最好的一个了。” 在这期间，陈云着重研究和总结大后方党组织的建设问题，撰写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等重要文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通过陈云关于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及抗战五年来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提议，并成立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王稼祥为主任，陈云为副主任。这个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按时期、分问题进行研究。事前，他们组织一些熟悉情况的人分头认真准备。最初的分工是，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总结中的职工运动问题由邓发负责，组织工作问题由陈云负责，公开与秘密工作问题由李维汉负责，特科工作问题由康生负责，文化卫生问题由周扬负责，农民运动问题由彭真负责，监狱斗争与自首分子问题由陶铸负责，抗战五年来国民党区域工作总结中的统一战线问题由博古负责，组织和群众工作问题由陈云负责，对付国民党各种反动政策问题由康生负责，青年与文化工作问题由凯丰负责。二月十一日，经陈云提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又增加了李富春、王若飞为委员，陶铸为委员会秘书。委员会按照问题下设小委员会：王若飞、彭真、古大存、张鼎丞组成农运委员会，邓发、吴德组成职工运动委员会，冯文彬、凯丰、陆定一、朱理治、李华生组成少共与青运委员会，陈云等组成组织工作委员会，周扬、李初梨、陈伯达组成文化委员会，柯庆施、欧阳钦、郭晓棠组成白军与统战工作委员会，康生、王学文、孙志远组成特科工作委员会，李维汉、邹凤平、贾拓夫、赵振生组成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委员会，凯丰组成宣传教育委员会，陶铸、王德、王鹤寿、陈伯村组成监狱斗争与自首分子问题委员会。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中央在整风运动中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帮助。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基本上取得一致。这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作好了重要的准备。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党整风学习正式开始。

四月三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作出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报告的决定，并成立五个系统的学习委员会。其中，中央党校系统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由康生和李富春负责，学校（军事学校除外）系统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任弼时和高岗负责，中央军委系统由王稼祥和陈云负责。会议决定扩大中央学习组名单到一百人左右，名单由陈云、王稼祥与秘书团审定。会议还决定由陈云和李富春等九人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各工作部门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与生活制度等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 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到会干部有两千多人。四天后，王稼祥、陈云领导的中央军委系统分区学校委员会正式成立。当天，《解放日报》在整顿三风讨论特辑专栏上刊登了陈云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

有一段时间，王稼祥生病了，军委系统的学习由陈云主要负责。为了有针对性地指导军委系统的学习，他派专人到指定单位了解学习情况，包括大家提出了什么问题，有些什么不同意见，争论焦点是什么，然后向他汇报。当年负责汇报情况的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的余建亭回忆说：“当时没有长篇系统的汇报，也没有提纲，看看笔记本，边汇报边议论，气氛很活跃，参加汇报会的人不感到拘束。不是等到全部汇报完毕才作结论，而是不断提问，插话，发表意见和提出要求。” 汇报中谈到，大家议论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学习的问题。对前一个问题，陈云认为，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要使两方面统一起来。有时动机和效果也可能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都要看，都不能忽视，但主要应该看效果。对后一个问题，陈云很重视。在此之前，他曾针对一些新干部不愿意参加实际工作，要求“长期学习”的问题，在《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社论《到什么地方学习》。他在文章中指出：

“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不论是苏联的或者是中国的，决不是毫无经验、夸夸其谈的人，而是既有丰富革命经验又有真正革命理论的人。干部也是一样，真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决不是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因此，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

他明确提出：“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 在汇报会上，陈云进一步强调他的观点，嘱咐大家要好好学习，认真实践。余建亭回忆说：“当陈云同志讲话结束时，我觉得受到了深刻教育，认识提高了一步。”

在普遍整风学习中，广大干部通过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对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反映在延安文艺界中。当时，有些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在墙报上用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周扬后来回忆说：这个问题，“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这还加上演旧戏呀，演外国戏呀。毛主席就找了很多人谈”。“谈了以后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就是同工农兵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文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一百多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他的这篇讲话，被称为会议的“引言”。

陈云对文艺界的问题十分关心，他在中央讨论整风中应注意纠正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时，曾指出：对于文艺界某些写不满文章的人，应采用个别谈话与自我检查的方式，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陈云曾约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刘白羽、副主任丁玲到家里来，座谈文艺方面的问题。刘白羽回忆说：

“我们到他的窑洞里，陈云同志站起来笑面相迎，要我们坐下来。他谈笑和谐，先谈些闲话，然后转到当前相当严重的文艺问题上来。他毫无中央领导作指示的气势，只是跟你商量问题，我们也就没有一点拘束之感一。那是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他对于文艺界情况十分熟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我想这恐怕是因为他当年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关系吧。他从上海左翼革命文学的斗争讲起，然后转到延安当前的混乱思潮。他批评了那种文学不要政治的现象，坚定地指出，党必须领导文艺，特别谈了作家的党性问题。

“经过长期战争，颠沛流离之后，当时的谈话记录早已遗失。事隔几十年，我也记不清谈话全文，但有几句要害的话牢牢记在心中，从没忘记，而且至今身体力行，那就是 ‘ 一个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 这精辟的话，使我从心里起了一个大的震动。他还谈道 ：‘ 如果不讲党性，不讲纪律这些人一个派那些人一，个派，那党就不是党，而是联合会了。’”“ 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这警世之言一，直像雕刻在山石上的铭言深印在我的心灵上。”

刘白羽还说：

“他很善谈，说话轻轻地、慢慢地，很自然，有时还很幽默，但很深刻。”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广大文艺工作者转变了立场，增强了党性，认识到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兵相结合。许多人背起行装，奔赴农村，奔赴敌后，奔赴革命需要的地方。文艺界出现了一派新气象。

看到延安文艺界发生的变化，陈云十分高兴。中央组织部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强了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为即将下去工作的同志送行。陈云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充分肯定党的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他们之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加以克服。

陈云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人以什么资格做党员；另一个是文化人如何正确估计自己。

对前一个问题，陈云指出对自己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基本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陈云认为：

“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党是不是像共产党？党员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

对后一个问题，陈云指出，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演过很多戏，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是不是值得骄傲呢？他说：“丝毫值不得骄傲。”原因是：

“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一，个和革命群众在起的作家，自然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一，这就是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 ？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

陈云在讲话中还谈到，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他说：

“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一，少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干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陈云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要注意克服骄傲情绪。他说：“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斯大林说：‘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我们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陈云最后满怀感情地说：“如果我今天的话能够对同志们的进步有所帮助，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陈云的讲话明确而深刻。当年亲耳聆听他讲话的草明说：

“陈云的话，明白无误地使我了解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第一性的，是我们的写作源泉。资产阶级唯灵论的唯心主义等学说，和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是格格不入的。我也领会到一个作家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才会得到工农兵的欢迎。那些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作家认为写作是自我表现的观点是多么渺小。我愈是琢磨领导的话，愈觉深刻，这是他们赠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开窍良药啊。”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一九四二年五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五人组成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 六月七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同志混合编为十个组，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凯丰、陈云、博古、邓发、李富春、康生分别担任各组组长。会后，总学委对各系统所属重要机关学校进行整顿，并采取了不少措施督促大家学习，比如，要求大家做学习笔记，并分系统进行抽阅，等等。不久，中央决定：“以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合并举行，有关整风学习的决定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名义公布。” 作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的陈云，成为延安整风学习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六月八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特别重视高级干部的作用。他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但是，“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因此，“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 八月八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将中央学习组重新编成九个小组，陈云编在第六组，成员还有蔡畅、王鹤寿、柯庆施等。 学习组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按照毛泽东的提议，联系本地区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闹独立性问题”。 当时，最引人注意的是西北局高干会。

十月十九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西北局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而成，委员名单是由任弼时和陈云商定的，并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那次会议还决定成立由任弼时、陈云、康生、李富春、王首道、陈正人组成的解决过去边区党内关系委员会。西北局高干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组织的整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延安的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多人。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余人到会旁听。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七整”，即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由于要讨论的问题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会议开了近三个月，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

陈云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多次讲话，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整政整军。陈云指出：整政有两个基本任务，即生产与教育，包括干部教育和军队教育。他说：整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改进领导作风，加强县对乡的领导。在政权建设方面贯彻“三三制”原则不是手腕，而是长期的制度。党外人士有职有权，遇到争执时，用民主集中制办法来解决，互相进行善意批评。在政府工作中的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领导，认为“服从党的领导妨碍与党外人士合作”的观点不对。整军的意义在于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改正现存的严重缺点和原则错误。每个连要有一名知识分子，教战士学文化。

第二，关于整顿党政军民关系。陈云指出：现在党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着闹独立性的倾向，原因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思想认识不正确，组织问题没有得到适当解决，业务职能不清楚，对自力更生有不正确理解。他说：党的工作不限于党务工作，而是全面的领导。政府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军队的需要，树立为军就是为民的思想。军队工作也应努力把生产搞好，树立生产等于打仗的思想。

第三，关于整党。陈云提出四点意见：首先，地方党委工作要照顾全局。他说：“要做到党的领导一元化，首先必须反对闹独立性的倾向。”过去地方党委领导不了军队，也不敢领导。现在中央已给了这个权柄，西北局也给了这个权柄，地方党委就要实行对军队的领导。今后，如果地方党委和军队的关系再搞不好，一方面要责备闹独立性倾向的单位和个人，另一方面也要责备地方党委没有尽到责任。他强调：“地方党委只有照顾好全局，党的领导才能稳固。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是指明方向，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帮助人家做好工作。地方党委千万不要把军队的、政府的、民众团体的事统统自己揽起来，甚至包办代替，指手画脚，这是做不好领导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地方党委不能只是自扫门前雪，也不能代替人家去扫他们门前的雪，而是要领导大家去扫，指挥大家去扫。”他还说：“军队是地方人民的一部分，养兵就是养民”，不能把老百姓同军队对立起来。第二，老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他说：“应该看到，我们的干部将来要担负的责任更重、任务更大，那时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办不好事。”他还说：“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但是搞政治要有一个基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这些不是电影，是写的书。如果连字还认识不多，许多基本知识都不知道，怎么去学？所以，要搞通政治，就先要提高文化；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学懂政治。”第三，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云指出：“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要决定政策，就要研究情况，用脑筋去想问题，如果自己脑子里所想的是主观主义的，和实际情况不相符，那就会犯错误。既然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我们的革命工作在错误之中又是不会成功的，那末，有了错误，发现了缺点，我们就要纠正。怎样纠正呢？就要作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如果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马马虎虎的态度，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他强调：不能把党内处理问题的原则用来对待敌人。同样，也不能把打仗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搬到党内来。第四，坚决反对自由主义。陈云指出，抗战以来，对于新干部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曾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党内的错误倾向，反对的少，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这是有普遍性的。要克服自由主义应做到：“嗅觉要灵敏，要主动地发现问题”；“看问题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在反对错误倾向时，态度一定要坚决”；“要注意纪律”，“有赏有罚，赏罚分明”。

陈云还谈到对西北局一些问题的看法。其中谈到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和政治路线。他说，干部犯错误，一个是路线问题，一个是品质问题，但主要是路线问题。关于党员的品质，陈云指出：党员个人的利益和局部利益要绝对服从党的利益和全局的利益，这个关系一定要摆正。党员在工作中一定要取老实态度。“老实的态度大体是不会吃亏的。相反，如果不老实，那就一定要吃亏。党的历史上无论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不老实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关于政治路线，陈云指出：抗战前，我们的队伍很小，抗战后有了很大发展，天下英雄豪杰都来到陕北。原因在于遵义会议结束了错误路线统治，解决的不只是反对阵地战、前线突击等军事问题，而且是路线问题，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发展了。他还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我过去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革命经验不足；革命知识少，中国大事、中国现状知道不多；马列主义理论缺乏。今后要避免犯错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我们党历史上每次出现错误路线，总有部分同志跟着走，怎样使我们的同志今后减少盲从性呢？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肚子里真正多装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马列主义，而且“是真正的、是老实的、不是假的”。没有这一条，“我们将来还是要吃亏的”。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而且是革命的损失。每个同志要意识到提高自己也是“对于革命应有的责任心”。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取得很好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应该说，取得这样的结果，同陈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西北局高干会期间，陈云对中央组织部一九四二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这一年，在陈云领导下，中央组织部作出很多成绩，如为中共中央拟定关于非党干部政策的指示；调动三百学生到边区工作；研究在延安的外来干部情况，并通过他们了解各地干部政策及华北和大后方的干部情况。陈云还对中组部一九四三年的工作作出安排：同其他部门合作清查奸细；做好干部教育工作，接收从华北、华中撤退到陕甘宁的干部，了解生产机关、经济机关干部的工作经验等。

西北局高干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中央的领导职能，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了毛泽东为书记的宣传委员会和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陈云任组织委员会委员。为统一中共中央对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由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分别负责华北、华中、陕甘宁晋西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陈云负责大后方工作；杨尚昆负责敌占区工作。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将近二十年革命实践的磨练，年仅三十八岁的陈云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家。

陈云身体比较弱。一九四三年春，他因疲劳过度，经诊断患了心脏病。三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他休养一段时间。陈云休假期间，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管理，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 陈云后来回忆说：“我约在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因患心脏病，由中央派刘少奇来接替我中央组织部工作，我也就离开了中央组织部工作。”

毛泽东十分关心陈云的健康，为照顾方便，让他从杨家岭中组部住地搬到自己的住地枣园养病。陈云在枣园休养了一年时间。养病期间，他仍然关注着整风运动的发展，参加了中央关于批评王明错误等重要问题的讨论。他特别关注四月以来开展的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主要内容的审干工作。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出现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伤害了大批好同志。康生还指责中组部过去审查干部工作右了，太宽了，甚至攻击陈云说：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呀？陈云不同意对干部搞“抢救运动”，认为这是夸大敌情，是不符合事实的，违反了中央关于如何整风的决定。 后来，审干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为是扩大化了，要求坚决予以纠正，并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向受到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在因病休养的这一年里，陈云更多的精力是用在学习上。他进一步研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起草的文件、电报。在延安的学习生活，陈云是难忘的，也是大有收获的。几十年后，他在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经过一年的调养，陈云的身体逐渐恢复好转。 H8CZchoATT1optqVRtuz0mHv2w+FkFlQAgO4lajH3mePf61+23qvkHqaUOEd2b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