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二岁的陈云搭乘王明、康生等从苏联回国的飞机到达延安。这时，陕北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寒风到机场迎接。当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也在欢迎人群中，他回忆说：

“毛主席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他们一一拥抱，互致问候，其他首长也都上前握手问候。陈云同志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硬是给毛主席戴在头上，自己换了布棉帽。”

欢迎大会是在位于延安城东的陕北公学的操场上举行的。出席大会的有延安的机关干部、部队指战员、学校师生，还有当地不少老百姓，人山人海，气氛热烈。在欢迎人群中，有一位年轻姑娘，她就是不久后成为陈云妻子的陕北公学学员于若木。几十年后，于若木对当年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搭了个主席台，有几个方桌。毛主席、朱老总、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等都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主持会议，我就在离主席台三四米的距离，别的话我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毛主席不断地说：喜从天降。说一句就把帽子丢得很高，接到手里，又重复这样的动作。” 陈云等三人“也先后发表了即兴演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尽管时间很短暂，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国内抗战局势由于太原、上海先后失陷而变得更加严峻。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张闻天、王明等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王明在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他批评中共中央八月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由于王明声称他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他的报告对不少与会者产生了影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这些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

陈云在十日、十二日的会上先后发言，详细介绍了西路军余部在新疆学习军事技术的安排和盛世才的情况。对抗战形势，陈云指出：“目前抗战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是因为中国军事技术不如日本，同时我们又有许多弱点，这部分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我离开中国两年，现在的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现在中国党成为了强大的革命的政党，比大革命时代是不同的。”陈云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培养大批干部，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党内团结。他说：“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全国的团结，全国的团结就要全党的团结，全党的团结首先就要中央的团结。中国党有十六年历史，是十六年来患难的朋友，大家要相亲相爱，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提出：“对于思想斗争，要正确的执行，不要过分，可以避免时，要避免在群众中公开损害党的威信。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减少戴大帽子（多穿衣服），使每个同志不要怕讲话。这样，党的生活健全起来，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陈云还对张国焘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党中央是帮助国焘了解错误，国焘要帮助党来团结干部在中央的周围，应该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对于党没有利益的事都不能做。”

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对各地的工作重新作出部署，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也重新进行了调整。会议明确中央常委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九人组成，并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决定陈云参加七大筹备委员会，并同王明、张闻天、毛泽东、康生组成七大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康生、陈云、高自立、李富春、董必武组成党务委员会。由于博古同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工作，会议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

从这时开始，陈云的主要精力放在党的组织工作上，达七年之久。

十二月会议后不久，陈云因过度疲劳，致使流鼻血的旧病复发，“病势相当严重”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从陕北公学选调女学员于若木来护理他。于若木是山东济南人，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她读完初中一年级后，独自到北平求学，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期间，受到在此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小舟（时名周怀求）进步思想的影响。初中毕业后，于若木考取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她年仅十六岁。抗日战争爆发后，于若木先回到山东，然后和妹妹一起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对初到陈云身边的日子，于若木是这样回忆的：

“我去后，只是给他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他因为医生要求静养，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便经常和我聊聊天，有时还让我唱革命歌曲我唱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他听。相处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一。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不久二，我哥于道源来到延安，陈云同志把他作为我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把他请来，向他说明了我们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我二哥对陈云同志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结了婚。”

婚后，于若木给远在英国的大哥于道泉写信，介绍了陈云的情况：

“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一，他是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幼稚无能。”

于若木在信尾还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你送给陈云同志一支钢笔，因为他没有。” 从这时开始，陈云和于若木一起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路程，患难与共，相爱始终。

陈云身体一直不好，但他始终带病坚持工作。

最初，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地点设在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一座小院里，有七八个土窑洞，第一个窑洞就是陈云的办公室兼住所。陈云的办公室和住所非常简朴，东西很少，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木椅子、一个旧的帆布躺椅，还有一个旧的木头书架和一个冬天烤木炭火的火盆。东西虽少，但摆设很有条理。陈云当时的秘书刘家栋回忆说：“办公桌上文件的摆放，都有一定的位置顺序。哪些放在桌面上，哪些放在抽屉里，都有一定之规。而在桌面上放的文件，也都是一叠一叠的分类堆，哪些是急办的，哪些是预备提交部务会议讨论的，都有各自的位置。我去给他送文件时，都按这种规律摆放，有时我放错了，他会马上纠正过来。书架上的书，大都是马列主义原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一些理论参考书籍，堆得满满的，但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也都是按一定位置摆放的。”

陈云具有这种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是他能够做到办事心中有数、效率高的重要原因。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敌机轰炸延安时，中央组织部的窑洞大部分被炸塌，陈云住的窑洞虽然幸免，但被山坡上炸塌窑洞滑下来的土封住了门窗，陈云被封在里面。当时在场的中组部干部刘淇生回忆说：“我们见状都十分焦急，担心封的时间长了，洞内氧气不足。于是，连忙七手八脚把土搬开。陈云同志镇定自若地从洞内出来，微笑着拱起双手向大家鞠了一躬说：‘ 谢谢大家，辛苦了！’看着陈云同志安然无恙，我们都舒了一口气。” 陈云和中组部的干部连夜搬到延安北门外原中央党校的两排窑洞里。一九四一年秋又搬到杨家岭，同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为邻。

陈云刚到组织部工作时，部里的人手很少，连他和李富春在内，只有十一二名干部。组织部的下设机构也很简单，只有三个科，即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各科都有自己的职责，严格按分管的范围办事。这种状况维持了一年多，到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三九年春，组织部下逐渐增设了审计科、交际科等，达到十三个部门，工作人员也增加到三十八人。 当时，组织部的人手虽然很少，工作繁重，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大家的热情却很高。在部内，陈云平时说话不多，但讲起话来“条理清楚，观点明朗”，给人以“聪明机智，精炼果断，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印象。 许多曾在组织部工作过的人，都十分怀念那个时期的生活，常常回忆起和陈云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有的人说：组织部“像一个大家庭，上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部长陈云同志、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采取直接领导的办法工作，办事效率很高”。 有的人说：“那里风气很正，大家团结很好”。陈云看上去“瘦瘦的，显得精干、文静”。他“对人很和气，总是以一种很平等的姿态来与你交谈，说起话来像唠家常似的，使你感到十分亲切。”

中央组织部是中共中央管理党的组织和干部的工作机关。陈云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总是抓大事。像调查研究、制定干部政策、重要干部的调配等大事，他都亲自抓。 在工作中，陈云重视发扬民主，注意倾听大家意见。在陈云主持下，中组部很快建立健全了集体领导制度。刘家栋回忆说：部务会议是集体领导的具体形式，是最高的权力机构。那时，每星期六上午，中央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会议由陈云、李富春主持，参加的人员还有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记录由秘书长担任。部务会议主要讨论的有：执行组织路线中的重大问题，如组织工作如何为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总路线服务；还有党组织状况，干部政策和干部任免，党务委员会工作，以及组织部机关建设上比较重大的问题。部务会议决定的事项，由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头去办。如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干部科办。重要的由李富春签署“陈李”两个字就发出去，不再传阅画圈。刘家栋回忆说：中央组织部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是健全的，领导之间是亲密团结的。既有各自的分工，又必须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重大事情都需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当时，陈云总负责，李富春承担常务工作。

对党的组织工作，陈云并不陌生。一九三○年十月和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先后在江南省委、江苏省委工作时，曾担任过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他又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在组织工作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抗战开始后，党面对的形势和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组部面对着过去不曾碰到的新情况，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对这一点，陈云看得很清楚。他说：“共产党十年的工作，因为时势的改变，工作方式往往不合于新的形势。”什么是新的形势呢？陈云指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走到全民阶段，中国的抗日和建国都是长期的，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各党各派各阶层必须消除成见，联合起来，“只有国共合作，才能够救中国”。 同时，他也指出：“我们有过国共合作的经验，吃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亏，这种血的教训，全党都应该记取，特别是在今天。”他强调，应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重视发展自己的力量，否则“那要我们党干什么”？

当时，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必须大量发展党员。在陈云接手组织部工作时，全国的党员人数只有四万多，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从全国范围来讲，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绝大多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区被破坏殆尽。这种状况，显然难以同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责任相适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为了克服这个弱点，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他还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

这是抗战初期党的一项重大决策。根据毛泽东这个建议，三月上中旬，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还指出，党内在发展党员问题上要打破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决议要求，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之一。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决议精神，中央组织部把指导各地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从一九三八年春天开始，陈云用相当多的精力对全国的组织工作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他认为：调查研究摸情况，是做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基础。为此，陈云要求中组部要建立相应的机构，确定人员，来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以便制定不同的对策，加强指导。

这年三月，陈云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调一些下面的干部来中央汇报，得到中央批准。当时，从华北来汇报的不仅有大区书记，甚至有乡村支部书记，陈云都亲自同他们交谈。他学习毛泽东十年内战时期在兴国才溪乡调查的经验，同华北来的几个村支部书记每人一谈就是三天，有时甚至谈到深夜。通过这样的谈话，陈云具体了解了这些党支部工作的全貌，了解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下面是如何贯彻的，也从中发现一些好的支部。刘家栋回忆说：“陈云同志的那些谈话，我都在场，负责记录。我发现，陈云同志在与他们谈话时，问得很细，边谈边记，发现了问题及时指出，并同他们商量如何解决；听到了做得好的地方，他就很高兴，而且对他们进行鼓励。” 在此期间，陈云多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与讨论党在河北、山东、东北、陕西等地的组织工作。他还利用这些地方负责人到延安汇报工作的机会，单独约他们谈话。他认真听取项英和东南局的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新四军内党组织的情况、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以及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他分别听取了湖南、四川、江西等地党组织的汇报，请他们介绍当地群众抗日斗争的情况，以及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等。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针对不同地区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他多次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党员“要反对关门主义，同时要反对拉夫主义”。 在敌占区，各省委的中心工作应是在农民和士兵中建立基础。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不要去做可能导致组织被破坏的宣传和斗争，要用联络感情等方法去团结群众，等等。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陈云对各地如何发展党组织又提出一系列具体办法。他指出：在华北敌后发展党员要由过去自外而内、自上而下地发展，过渡到自内而外、自下而上地发展。发展党员时，要尽可能注意发展对象，对活动分子和有能力的人应该正确了解。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党员的工作要在群众运动及公开工作掩护下，由派回当地的干部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这与华北敌后有区别。这样做，容易培养出群众信任、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党组织易于巩固。陈云说：有群众工作、有健全的组织生活、有积极分子的支部，党的发展工作容易开展起来，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党的积极分子。他还提出：对支部发展党员的领导，主要是在政治上讲清意义，推动支部全体成员行动，给予方法上的教育，制定发展计划，检查督促和具体指导；支部发展党员的方法，主要是注意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严格经过入党对象培养、支部讨论通过、通知本人等程序，加紧新党员入党后的教育；对新党员不仅要求他们抗日，而且要求他们信仰共产主义、经常积极参加支部工作、遵守纪律、交纳党费；新党员一定要有上级批准，经过候补期，举行入党转正仪式，宣读誓词。 陈云的这些意见，是在充分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各地党组织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当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中共中央及以陈云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一九三八年底，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就从四万多增加到五十多万，许多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区建立起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这支力量，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后来还成为党在各方面工作中的骨干。

在党的大发展时期，党员人数增加了，队伍壮大了，党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很自然地也比过去变得更为复杂。正如陈云清楚看到的那样：“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 。一九三八年三月曾与陈云谈过话的宋平，后来回忆说：“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我当时已经入党，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些问题上也若明若暗，还不能说思想上完全入党了。” 因此，陈云认为：“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

对新党员的教育，陈云一开始就着重于理想信念的教育。一九三八年春，他在抗日军政大学以《怎样做一个革命者》为题的报告中说：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什么叫到底？就是到人死的时候，上海话叫“翘辫子”的时候。因此，做革命者，第一要了解革命道理；第二要做好长期苦干的准备；第三要有牺牲精神，不怕铁窗、杀头，也不为名利和升官发财。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矛盾时，要服从革命利益。

随着不少新党员中的问题不断暴露，特别是“刘力功问题”的出现，使陈云对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进行了深入思考。刘力功是个知识分子，一九三八年入党，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到中央党校训练班学习。毕业时，党组织安排他去基层锻炼，他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组织上找他谈过七次话，耐心说服教育，他依然拒绝执行党的决定。这样，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向全党公布。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问题，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讨论，并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陈云通过剖析这个典型事例，论述了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看重纪律呢？陈云指出：

“理由很简单，因为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部队。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有严格的纪律。”

“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一。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

“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今天处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因此，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刘力功问题的这场大讨论和陈云的这篇文章，在延安各机关和学校引起很大震动。“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检查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党的纪律，是否言行一致地执行党的决议。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学生，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发。一时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一个严纪守法、团结奋进的热烈气氛悄然兴起。”

一个理想信念，一个遵守纪律，是陈云对新党员进行教育中看得最重的两个问题，也是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前提。

接着，五月三十日，陈云又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

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即。“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

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即“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

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即“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

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即“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 ； 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第五，做群众的模范。即“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

第六学习即。“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陈云说：“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个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这篇文章还对“入党资格”、“党员的成分”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文章最初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七十二期上，后来被印成单行本，一九四三年又被中共中央列入二十二篇全党必读的整风文献。当时，陈云经常到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讲党课，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给在延安工作或学习过的许多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宋平、邓力群等多次说过：“印象最深的是听陈云同志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刘培植说：“这个演讲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对如何做一名共产党员的问题心中豁然开朗。我深深地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要把革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任何时候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在顺境时能出色工作，在逆境时要坚持原则。” 韩光虽然没有直接听陈云的讲话，但从陈云的文章中“得到很大教益”。他说：“使我比较具体、比较完整地理解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素质和任务”。

陈云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最初的几年，还兼管青年工作。过去，青年工作是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改组青年团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年救国组织，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团结各界青年共同抗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在北平、延安等地先后成立了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全国进步青年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发展全国青年运动与集中统一党领导下各青年团体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青年工作。会上，陈云指出：全国青年工作“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采用各种组织形式是好的”。“目前还不需要单一组织形式。党的青年委员会统一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统一了党对青年工作领导便可减少磨擦。”他还建议：“党的青年委员会要筹划统一青年工作及培养干部，它受同级党部领导及上级青年委员会指导。” 会议决定，陈云任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为副主任。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陈云起草的《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要求，县委以上各地方党部直至中央，都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各地党部应该把青年工作做自己主要工作之一，实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陈云十分重视中央青委的工作，在领导方式上又比较放手，许多日常工作让冯文彬等去做，他本人主要抓重大事情。当年在中央青委工作的武衡回忆说：“陈云虽然不是经常在青委办公，但青年工作的方针、政策及重大活动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 刘家栋也回忆说：“他经常找几个中央青委的负责同志来商谈青年工作，有时候也听取主持具体工作的冯文彬同志的单独汇报。对中央青委召开的一些大会，如五四大会等，陈云同志都去参加。还有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陈云同志也要参与研究，如国际青联组织代表团来延安访问，是加强我们对外宣传的好机会，因此，对如何安排，如何接待等具体细节，他都要细致过问，一切得到满意的结果，他才会点头同意。他就是这样，运用自己的丰富经验，帮助把关，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为中国革命造成损失。”

这时，国民党对争取青年的工作也重视起来，在许多地方开设训练班和干部学校来吸纳青年参加。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全国青年运动的控制，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多次通过正在武汉的王明等征询中共中央对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意见。

对这件事，毛泽东、陈云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十分重视，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他们认为，为了抗战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立在主动地位，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 毛泽东、陈云等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并且这样也可认真的推动国民党进步，这种进步在坚持抗战中是必要的与可能的。这时共产党应该做出一些模范，起点领导作用。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所说的话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为特务机关，那人家决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他们还特别提醒：“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 在武汉的王明却提出与此不同的意见。五月六日，王明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三青团应该建成“统一青运的青年组织”；“不分党派，容纳各党派参加领导，共同负责指导青运”；“依三民主义总方针决定青运统一纲领”；“在纲领下统一训练方针”。

五月十二日，毛泽东、陈云、朱德等复电王明等，明确指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其为国民党的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使它“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经过它“去改造国民党”。 不久，中共中央在另一份电报中再次强调：“你们可向蒋提出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最高要求，即各党派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民主集中制的青年群众的独立的团体，以试探蒋的真正意图，然后再作具体决定。”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陈云等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六月十六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第二天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规定加入该团者必须脱离原有党籍，不得参加任何党派活动。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团部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

在如何看待国共合作以来党的青年工作的成绩和缺点等问题上，中央青委和长江局青委出现了分歧。长江局青委认为：“自取消共青团以后便开始了青年运动的分裂”，“取消团是错误的”；主张对三青团采取“旁敲侧击的对立方针”，对全国的青年运动采取“先分裂后统一的方针”，甚至提出取消西北青年救国会，等等。中央青委认为：长江局青委的看法是片面的，“消极多，积极少，特别对统一战线原则不适合”。指出：中央关于改造共青团的方针是对的，“改造团是有成绩的”；缺点是现在没有提出适合全国青年统一的纲领，组织还狭小；对三青团应该“积极的推动它前进，而不是进去起反对派的破坏作用”。

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由陈云、冯文彬准备关于青年工作的议题，向将在九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汇报。陈云在会前作了充分准备，研究各方面的情况，还专门听取中央青委组织部部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李昌等的汇报。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二十一日的会上，比较详细地报告了全国青年工作的情况。他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中央为适应抗战新形势而改变青年工作的形式是正确的。今后青年工作要坚持统一战线方针，要建立我们党领导的全国性青年组织，也要用各种形式去发展青年组织，青年工作的中心应放在领导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 陈云的讲话，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为全国青年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这次政治局会议开了近两个星期，青年工作只是讨论的议题之一，更重要的是，会议第一天由不久前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最新指示。王稼祥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还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话说：“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会议围绕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的政治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陈云再次作了发言。他认为：“国际给我们的新指示是非常重要的。”陈云指出：现在党的声望比大革命时期还高，党领导的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发展都快，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事实说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中央领导同志有正确的思想方法，能客观地、冷静地分析问题，在抗战问题上既看到日本的弱点，也看到了持久战的必然胜利。陈云特别就党的组织工作谈了意见。他说：党的工作要民族化，以争取广大群众的信仰。党的组织不要轻易暴露，党在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能不公开的就不公开。要在用人方面有大的气魄，干部要提高理论水平，边工作边学习。中国的事情只要有了一批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干部就好办了。他强调：党内要发扬民主，负责同志要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见以诚。 这次会议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好了准备。会议决定陈云在六中全会上作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项英、张闻天等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会上，王稼祥向全体代表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用三天时间向六中全会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并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 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强调：“这次中央会议的政治报告，规定了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是要保证这条政治路线的完成。”“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

十月三十一日，陈云在大会上作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对抗战初期党的青年工作进行初步总结。陈云指出：中央取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策“是正确的，取得了成绩”。以后在青年运动中应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青年”，不一定采取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个办法。要争取“把三民主义青年团变为全国青年合作的机关”，但“在实现以前，还需要参加其他青年组织，使它走向统一”。“战区青年运动要来一个大转变”，即是城市的青年工作转变为农村的青年工作。在云贵川桂大后方，要“用公开合法的方式去进行学生工作，但不能大干，要掩蔽一些”，如通过基督教青年会等去做，使它慢慢地转到农村中去。我们党领导的青年，“要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建立联络的形式”，“最好组织一个联合办事处”，作用是总结和交换青年工作的经验，还有组织上的联系。“青委是党的组织的部门，比其他要较独立些，但还是党的一部分。”“青委不要成为第二党。”党组织在调动干部时，必须考虑到青年干部的相对稳定，“不要流动太大”。陈云还强调：“青年干部的团结是非常重要，这对团结全国各党各派的青年有很大作用。”如何才能搞好团结？他说：“要冷静客观的态度来看问题。气量要大些。去小异而求大同。”“结论：孩子们团结起来！”

陈云在报告中还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四年的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对稼祥、泽东、洛甫的报告都同意，对我的报告也同意。”陈云幽默的话引起全场大笑，气氛变得十分活跃。他指出：

“这一时期党取得的成绩不小。成绩是哪里来的？国际帮助，中央努力，干部努力，最主要是中央领导的正确。”“这四年来，我们没有犯较大的错误，就是由于中央有政治远见，故能尽到把舵的作用，也不会被某些现象所蒙蔽，能看到现实的本质。同时，不停留这事件之中，能看到它运动的将来。有了远见，才能对事件的认识更加尖锐，远见就是马列主义。”

陈云强调：党内团结，应该是“思想上的团结”，同时“要在领导机关中互相尊重，不但口头上而且要在事实上尊重。大家虚心一些”。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十五个月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克服了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

六中全会期间，陈云还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三百一十四人，除西北青年救国会的代表外，还有华北、华南、内蒙古、南洋等地的青年团体和青年工作者的代表；除中共领导下的青年团体代表外，还有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的代表。朱德、王明、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也出席了会议。十月十日，陈云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向到会代表提出四点要求：（一）除检讨一年来青年运动的成绩外，还要与华北、华南、东南各省代表相互交换工作经验，使大会成为一个学习实际的学校；（二）驱除日寇不是空话，要动员全国青年踊跃参军，也要动员大批工人、农民参军；（三）希望讨论如何组织无组织青年的问题；（四）设法把各党各派的青年统一起来，除去相互间的成见。在陈云等指导下，大会开得很成功。会议通过《抗日少年先锋队章程》和《儿童组织章程》。为了加强各地青年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团结和统一，大会还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此后，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西北青年救国会和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合署办公，形成了以中央青委为核心，中华青联办事处为主体的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机关。这次大会，对各地青年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会后，在陈云指导下，各地青年救国团体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在各抗日根据地内还建立起青救会小组、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广大儿童、青年都被组织起来，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为更好地培养青年干部，后来，经陈云提议，在中央青委成立两周年之际，创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这所学校，由陈云兼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在陈云主持下，中央青委分别向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发出纪念五四青年节的工作决定；四月十六日，一九二七年被迫停刊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随后，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表为纪念中国青年联合的宣言，延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将五月四日定为中国青年节。

陈云主持中央青委工作期间，还以中央青委的名义发出许多重要指示，如《关于儿童工作的决定》、《关于开展国民教育的决定》、《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等。他认真听取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全国学联党团书记蒋南翔和冯文彬等对各地青运情况的汇报，研究各地青年工作的特点，提出指导性意见。一九四○年六月三日和七日，陈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起草《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和《中央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强调：“党必须加强青年工作的领导”，“青年工作干部应认识青年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指示和决定针对国民党当局日益加紧反共活动的情况，指出：在大后方，党的青年工作要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注意组织精干隐蔽，“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 。在华北及战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青年半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的及半脱离生产的）及武装组织（正规军的补充性的）；加强青年中的文化政治教育，并协助党政机关开展国民教育及文化运动；改进青年生活，提倡青年服务，以提高青年社会地位；积极参加瓦解敌伪军工作。 陈云在总结华北地区最先出现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组织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注意建立青年军事组织，深入农村的意见。 他以“史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简短的纪实小说《青抗先摸鬼子》，生动地叙述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晋察冀根据地九个青抗先队员，深夜到定县火车站消灭七个日本侵略军、夺取武器弹药的故事。

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兼管青年工作整整三年，到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青委书记由凯丰接任。这三年间，在陈云领导下，全国青年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全国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青年救国团体“有相当的发展”，“工作方式和方法已有相当改变”，工作中心也从城市逐步转向农村。仅以华北为例，抗战开始时，有四五千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又有几十万青年加入军队，上百万青年组织了青年救国会。陈云曾经指出：华北青年之所以能够如此活跃，基本原因在于共产党赞助青年而不是压迫青年，给了青年以各种可能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实际上也是陈云领导的青年工作能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此期间，陈云的工作重点始终仍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

为了保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全会结束后，陈云主持中组部部务会议进行传达，同时派出两个组织工作巡视团，分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根据地巡视和了解各地传达情况。陈云强调，传达会议精神时，“要把主要精神讲清楚”。他认为，主要精神就是依靠群众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六中全会期间，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个新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进步，一方面更加困难。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议，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检查工作的目的是，“发扬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提高工作与学习的效能，克服工作中的困难，纠正工作中的弱点；以便更顺利地完成各部门应负的工作任务，准备迎接更艰苦更伟大的斗争”。 根据中央的决定，这项工作由中组部“负责领导和督促”，由陈云、李富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动员。

检查工作进行了两个多月，陈云、李富春、高岗、高自立、谭政、滕代远、萧劲光、姜齐贤等组成检查工作委员会，负责总结和评奖，具体工作在李富春领导下进行。检查工作期间，陈云对延安各系统、各部门的组织工作状况格外关注。当时，延安地区党的组织工作虽然取得很大进步，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旧的组织形式与制度，不能即时随着新环境而改变，特别在组织工作的方式上，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完全跳出事务主义与手工业的方式。因此，工作任务扩大与庞杂，就容易处于应付与被动，或者陷于包办代替，以至负责者终日忙碌，下级同志则遇事依赖的状况。” 如何摆脱这种应付与被动的局面？陈云指出：地方党的组织机构要适合战争情况，避免与政、军机构产生磨擦；农村的党组织宜于在相当地区建立中心领导；党的机关的形式要随环境而变，做到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 他说：必须建立集体领导；地方党部在领导下级机关时，既要提出任务，又要“给方法”，要确立检查制度，帮助下面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他特别强调：集体领导必须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要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如例会制度、汇报制度、检查制度，其中以例会制度“为重要关键”；主要领导者恰当地发挥作用。 这些意见，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延安各系统、各部门改进工作有重要的帮助。在陈云和李富春等领导下，检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部门通过检查改进了工作，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团结，取得很大进步。

干部工作，是这个阶段党的组织工作的重点所在。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陈云十分赞成这个观点，他曾说：“这些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 但是，现有干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急需培养大批的新干部。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开展，新的根据地在不断建立，军队在不断扩大，党在全国需要用很多干部，如果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陈云领导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巨大努力。

开办各类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创办了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爱国青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涌入延安，一所抗大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陈云在一次讲演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景：

“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

为了满足培养干部的需要，在陈云、李富春指导下，中央组织部参与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培训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女子大学、工人运动学校以及中央组织部干部培训班等。陈云不仅参与这些学校办学方针的讨论，而且亲自为学员授课。在教学内容上，陈云要求各院校必须有两门公共课，一门是政治课，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门是军事课，学习军事知识、游击战术。他还特别要求一些学校要开设党的建设课，学习党的纲领、章程等。在干部培训上，陈云提倡采取“热炒热卖”的方针，即通过开办短期训练班，一方面对新吸收进革命队伍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训练，使他们尽快适应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招收前方的同志回来接受培训，通过提高素质，解决干部来源问题。这个方针实施后，收到很好的效果。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有约二十万人次的干部进入这些学校或培训班学习，毕业后大部分被送到抗日前线和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锻炼成长。这批干部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中央党校是培养党内干部的一所学校，也是陈云花费心血比较多的一所学校。中央党校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它的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抗大、陕北公学、中组部干部训练班和中央党校全部学员的编组计划，由王稼祥任主任，陈云、李富春、谭政、方强、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陈伯钧、张际春、成仿吾等参加。会议还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 从这时开始，陈云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达三年，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经常去学校讲课。他讲课的内容侧重于党的建设，其中《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支部工作》、《党员》等授课提纲，都由他亲自撰写，很有特点，是深受学员欢迎的课程之一。曾经听过陈云讲课的王兆湘回忆说：“我和同学们一样，最喜欢听毛主席讲的新民主主义和陈云讲的党建课。”“毛主席和陈云讲的都是我们革命斗争中的现实问题，通俗易懂，语言生动。” 宋平也回忆说：“陈云同志讲党课，善于把许多深奥的道理和复杂的问题，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陈云的幽默感，常常使课堂上笑声不断，气氛轻松活跃。他曾经对于若木说：“一个领导经常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大家见了你会害怕，只能敬而远之。而幽默可以使群众感到你可亲近，有话愿意向你讲，这也是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一种作风。”

干部工作是组织部门最主要、最繁重的工作。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认为，要做好干部工作，必须懂得干部政策。所谓干部政策，就是“用人之道”。陈云指出：“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党的干部政策，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次讲演中，全面阐释了自己的这个观点。

了解人，是正确使用干部的前提。陈云指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因此，了解人的时候要全面，既要看到长处也要看到短处。他说：“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短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陈云认为在了解干部的问题上，应该反对两种倾向：一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不能面面都看到；二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陈云说：“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气量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人。陈云指出：“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共产党是先锋队，要领导广大的后备军，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它周围必然是复杂的。今天只有抗大、陕公的同志去和敌人搏斗还不会成功，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陈云认为共产党人应该向孙中山学习，他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几天之内全国就有十几个省起来响应。何以孙中山先生能够得到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他气量大，什么红枪会、哥老会、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要，不论党派成分，各种人都要，所以能做大事。我们也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得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用得好，就是要正确地使用干部。怎样才能用人用得好呢？陈云认为：“只有一条，就是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陈云指出：要使人敢于说话，“就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要使人敢于做事，就“不要怕下面干部犯错误，要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陈云强调：“使干部敢说话、敢做事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这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

爱护人，就是干部犯了错误的时候要帮助他纠正，就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陈云强调：“爱护人很重要。”怎样才能算爱护人呢？他说：“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于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地爱护人。”

在听讲演的学员中，许多人即将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或敌人后方。陈云这些宝贵的临别赠言，对他们今后如何开展工作指出了明确方向。有的干部把这篇报告保存了几十年，他们认为：

“这些都不是纸上谈兵的东西，而是我们天天进行工作的实实在在的依据。”

在干部问题上，陈云一方面强调党要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强调干部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因为“干部对于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的模范” 。为了保证干部的质量，陈云提出要重视干部的挑选、提拔、使用和教育培养。对挑选干部，陈云提出四条标准：一、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二、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三、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守纪律。这四条干部标准，概括起来是两条：一要讲政治、二要讲能力，陈云说：“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对提拔干部，陈云强调：原则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方法是“要有准备，预先审慎考虑过的才提拔”，“切忌提而不当又放下去”。具体说来，“先从日常工作中认识之，证明能胜任较繁重的工作；尤须于斗争中考验之，证明政治坚定，主动得力，作风端正”。“从群众运动中发现和提拔。”对使用干部，陈云提出：“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量才为主，应急也不可免。量才的原则是用其长，不是用其短。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陈云强调：“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要一致起来。只停于实际，就不会有远大目光；只停于高远理论，就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和实际两者不能或缺。看不见理论和实际统一，或者看不见理论和实际有别，都不对。”

“为政之要，用人为先”，“国家安危，在于所任”。历史上的先哲们就已懂得用人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又说各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者的最重要职责就是“出主意、用干部”，讲的也是“用人之道”。陈云在出任组织部长期间，他所思考和所领导的干部工作，归结到一点，也就是在努力研究、探索、实施和丰富党的“用人之道”。他把党的干部政策概括为“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强调党的干部工作要抓好挑选、提拔、使用和教育培养四个重要环节，以及他所提出的挑选干部要坚持四条标准：忠实于党、联系群众、独立负责、遵守纪律，提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原则，都是对党的干部工作经验的重要总结，都是对党的“用人之道”作出的重要贡献。其中不少关于用人的见解和思想，至今对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指导和启示意义。例如，他认为了解人要全面，要看到长处也要看到短处；认为“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优点的”，因而“无一人不可用”；认为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认为用人要“善用各种人才”，“才能成大事业”；认为用人做事一定要“上下相互信任”，上级一定要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认为对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定要“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同时“不要‘抬轿子’”；认为对涉及干部的政治生命问题，“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认为使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是“一要讲政治，二要讲能力”；认为使用干部要“兼顾”本人才干与事业需要，以“量才为主”；认为对干部量才的原则是“用其长”，“发挥长处是克服短处的最好办法”，等等。这些都是实践经验和领导智慧之谈，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搞组织人事工作的领导干部认真领会和记取的。

作为组织部长的陈云，还十分关注党的干部队伍的团结问题。当时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团结现象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新干部与老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以及同类干部之间。其中，“以新老干部的不团结为最多最久”。 这里说的老干部是指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特别是同国民党进行的十年内战中培养、锻炼并保存下来的；新干部是指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与提拔起来的。这两部分干部总的来说在政治方面是团结一致的，是努力奋斗的，但正如李富春所说的：“由于老干部和新干部所产生的时代与斗争环境不同，出身成分与生活经历不同，参加革命和入党的时间不同，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不同，因此斗争经验、工作知识与能力、政治修养与锻炼、对党对革命的认识、工作方式与方法等等，不可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使他们在“处理日常工作、日常问题上，难免不发生某些认识上的分歧；在思想、意识、生活、习惯上，难免不发生某些隔阂”。 由于新老干部各自存在着“先天”弱点而带来的矛盾，甚至在个别干部中发生某些日常无原则的纠纷和“格格不入”的现象，因此，如何促进一切干部在实际工作、实际生活中的融洽与团结，使新老干部更能彼此学习，互相推动，自觉地克服各自的弱点，使党的整体力量更加增强与壮大，是组织部需要重视解决的一个问题。

干部的团结问题，引起陈云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指出：“新老干部不团结的实质，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干部与新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 为了调整这种关系，促进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陈云在认真分析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认为：无论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老干部的优点是“经过长期奋斗，是我党我军之骨干”；“有宝贵的经验”。但是，也要注意克服三方面问题：一、不要卖老资格。“老革命是好，但不要成为包袱，使前进不轻快。”二、要提高文化，这是前进的关键。“没有文化，政治水平很难提高，不能看得远，只看到目前，只看到陕北。这不行，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三、要主动团结新干部。新干部的优点是“对事物敏感，工作热情”，但存在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实践经验少。因此，新干部要尊重老干部，新干部的锻炼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开始。陈云指出，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应该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他生动地举例说：“我们许多老干部，他们有一肚子的实际经验，但是讲不出来，写不出来。知识分子新干部读书多，会说会写，但是没有实践经验，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很空洞。一个是会写没有经验，一个是有经验不会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非常需要相互帮助，彼此学习，共同提高。” 在陈云的帮助下，许多新老干部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相互之间增进了了解，逐步形成团结互助的新局面。

干部又包括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两种。当时，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努力同非党干部共事。但是，由于过去党处于秘密环境或被“围剿”环境，与社会接触的范围太狭小，形成过关门主义的不好的传统，一些人看不到或不了解非党干部的作用和重要性，因此，在处理同非党干部的关系上存在一些缺点。具体表现是：对非党干部政治上不信任，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正确，而非党干部的意识、习惯都有问题；在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只要求非党干部政治上工作方针上服从党的领导，而党员却不服从非党干部行政上的领导，以致党的领导完全代替了行政领导，行政问题不经行政机关解决，使非党干部感到棘手，工作无法做好；曲解党性为脱离社会的“纯洁”，不愿结交党外朋友；干部部门没有把非党干部作为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非党干部没有可以直接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申诉冤屈的机关，等等。

陈云发现这些问题后，指出：“团结于党周围的非党干部是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是党广泛联系群众的桥梁。不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党的政策就不会完全正确。不经过党外人士的传布，党的政策就不能深入群众。没有党外人士的同情和合作，革命胜利就不可能。” 他说：“这个问题，目前和将来都是对我们党的一大考验。” 为改善同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陈云提出了九条办法：

一、“重视非党干部的作用，在政治上信任他们”；

二、“打破宗派主义，即打破‘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人造墙壁”；

三、“使用人才的原则，是用人唯贤”；

四、“要尊重非党干部的思想自由和生活习惯，同时要求他们在工作上服从党的总的方针”；

五、“非党干部负责某一行政部门之领导时，党必须要求他们在工作上符合于党的方针，但该行政部门之党的组织则应教育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保证行政任务完成”；

六、“在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中，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应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

七、“要相互开展善意的批评”；

八、“党对非党干部应在政治上、工作上、物质上给以帮助”；

九、“党的组织部门或干部部门，负有照顾非党干部之责任”。

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一切不好的倾向，陈云认为必须进行斗争，方式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

在促进新老干部团结的过程中，陈云特别强调要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他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他还说：“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促进党内外干部的团结，壮大革命力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抗战爆发后，从全国各地回到延安的干部，首先要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然后等待分配工作。有些长期同组织失去联系的干部还要等待组织的审查。陈云要求组织部的干部一定要妥善做好接待工作。嘱咐他们：“要热情接待，说话和气，对人尊重，要有礼貌，使组织部形成良好的作风。” 每一个来中组部工作的干部，陈云都要同他们谈话，提出要求。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袁宝华至今记得陈云第一次约他谈话的内容。陈云对他说：到中组部工作，就要善于发现每位干部的长处，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更好地使用干部。人总是有长处，有短处的，只有善于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善于发现人才。“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

审查干部是中央组织部的重要工作之一。陈云要求中组部的干部一定要牢牢把握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当时，常常有许多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到中组部上诉，陈云对这些干部尤为关心和爱护。他认为：“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陈云曾碰到这样两件事，他都以对党负责、对当事人负责的精神，认真组织调查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一件事是，有一个年轻人，因为有人说他是托派，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后来虽然解决了党籍问题，但是此前七年的党籍完全不算，同一个新党员一样。这个人要求帮他弄清问题，并提供了四个证明人。陈云立即责成中组部一一写信去调查。后来，各方面的复信陆续收齐后，知道以前确实是弄错了。陈云说：“我们承认了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现在变成活人了。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另一件事是，奉命回延安的南下宣传团干部丁秀、刘志兰，要求进党校或训练班学习。陈云告诉他们，暂时不能录取，因为有人检举他们是托派分子，需要审查，但保证替他们弄清这个问题。后来中组部只花了两个星期，查清他们不是托派，并通知他们去学习。陈云说：“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正确地替别的同志做证明人，所以领导人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无论是领导党的工作，领导军队，都要十分注意。”

干部分配，也是中组部的重要工作之一。陈云总是和干部科的同志一起制定干部分配方案，教育大家一定要有全局观念，既考虑到延安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国统区、敌占区的需要；既考虑到抗日前线的需要，也要考虑到敌后根据地的需要；既考虑到眼前的需要，也要考虑到未来的需要。他提出：对干部要量才使用，但又要反对借口量才使用而讨价还价的倾向；对缺乏经验的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在斗争中丰富经验，历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对长期做一种工作的干部，要设法使他们向全面发展；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可以交流使用，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重要原则，在中组部的工作中得到认真贯彻。刘淇生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中组部干部科的接待工作十分繁忙。我作为干部科的成员，主要负责干部的审查、分配工作。有时，我们白天参加完生产劳动，收工回来院子里坐着一大堆人等着我办理分配手续。这些人多数是从敌占区来的，有学生，有地下工作者，也有进步人士等等。我根据陈云同志制定的干部分配原则，经过审查，把他们分配到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女大或其他工作部门。他们手持分配通知书，兴高采烈地走向学习、工作岗位。”

对干部分配上出现的错误倾向，陈云敢于坚持原则，予以纠正。一九四一年，陈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规定：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全部学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于党的各方面工作；女子大学、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无论是高级班还是低级班都留百分之五十作妇运或青运等方面的干部，其余统由中组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当时，王明不肯执行中央规定，坚持由他担任校长的女子大学的学生按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归女大和中央妇委分配。陈云就致信王明说：

“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组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我向你声明一，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一九四二年，中组部从在延安的东北籍干部中挑选十人，准备派回东北敌占区工作。其中有些人因害怕敌占区工作危险而拒绝服从组织分配。陈云亲自找他们谈话，进行严肃的批评，并为中央党务委员会起草决定对他们给予处分。对服从组织安排的干部，陈云亲自写信予以表扬。陈云历来这样是非分明，在原则问题上从不退让。正如王鹤寿所说：“他从不做老好人，他总是旗帜鲜明地与危害党的思想、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

陈云不仅从政治上爱护每一个干部，在日常生活等方面也十分关心和体贴干部。无论谁找到他，他都会尽力热情地帮助解决困难。陈云谈到自己的感受时说：

“我住在那个山上，有时候也烦得很，刚刚看文件，就会有人来找你，到底会不会他呢？很犹豫。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热心来找你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所以还是应该会一会。有时候正在写一件东西一，个不速之客，事先不打招呼就跑进来了，你不能还是直挺着腰板坐在那里不睬人家，只得放下笔来，倾听他说话 ； 谈话的时候，还要聚精会神，耐心地郑重地解答各种问题，这样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如果花了几个钟点，替一个干部把事情办好，也还是值得的。做干部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不怕麻烦。除非不接受人家的要求，既然接受了，就得彻底替人家解决一，花些时间，决不是白白浪费的。”

陈云常常说，凡是干部担心的事，也是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应该关注的事，只有帮助干部解决困难，才能使干部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比如，有些干部夫妻分离两地，他通过组织手续努力帮助他们团聚；有些未婚夫妻，他也尽可能给以照顾，使双方的工作地靠近，以便能经常见面。他对干部子女、烈士遗孤，更是关怀备至。为保护这些革命后代，陈云安排各地党组织把他们送到延安，送入学校学习。他还向中央建议，把一些父母不在延安、无法得到照顾的，以及年龄小不能自主学习的孩子送到苏联去学习。陈云强调“育我后代”也是党的责任。 每逢星期六，是陈云家最热闹的时候。他常常接许多孩子到家里来，为他们改善生活。陈云不管工作多忙，总要抽出时间给孩子们讲革命先辈的故事，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陈云对孩子们说：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有一次，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患了急性败血症，陈云立即派人将他送进医院治疗。第二天，陈云赶到医院，把组织照顾他的营养品全部带给虎生，还用节省下来的津贴买一只鸡给他补养。经过医生们精心的治疗，虎生一天天好起来。大家都说：“虎子的命真大。”刘虎生却说：“我的命是疼我爱我的陈伯伯和医生、护士们给的。我虽失去亲生父母，可我得到胜似父母的关怀和照顾。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幸福的。”后来，来延安的孩子越来越多，陈云嘱咐中组部有关部门，每星期六一定把孩子们接到组织部来，而这一天，也是组织部伙食最好的一天。

得到陈云关心的不仅仅是党内的干部，还有大批党外的朋友。当年在中组部工作的王鹤寿回忆说：“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经过组织部的干部科谈话，报告陈云同志后，他常亲自再找他们谈话，谈话的目的除了解情况外，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再多邀他们的同学或朋友到延安来。”

高士其是著名的微生物专家，被陈云称为“第一个红色科学家”。一九三○年，他从美国回国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一九三七年冬天，他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救国主张的感召下，历尽艰辛来到延安。因高士其身有残疾，体质很弱，行动不便，陈云格外关心，并派专人照顾他的生活。由于延安的医疗、生活条件较差，高士其的病情日益严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送高到苏联治病。 因种种原因，高士其始终未能成行，陈云又指示中组部地方工作科，想办法花高价从香港买来药品送给他。不久，又设法将他送往香港治疗。陈云的关怀和细致周到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高士其，从此两人结下终身友谊。在陈云的影响下，一九三九年一月，高士其郑重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很快得到中组部的批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热情洋溢地致信祝贺他“站到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行列”，勉励他“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

何穆和陈学昭夫妇也是受到陈云关怀的知识分子。何穆曾经留学法国，是专攻肺科的医学博士。陈学昭也曾留学法国，是文学博士。当时，他们一个已是重庆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个已是中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何穆、陈学昭经周恩来介绍，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从重庆来到延安。陈云、李富春亲自接待他们，给予周到的安排。何穆被分配到延安中央医院担任肺科主任，陈学昭到鲁迅艺术学院搞创作。为照顾他们的生活，陈云请他们搬到中组部招待所居住，并送给何穆一匹马，上班时骑用。最初，他们的热情很高，工作很努力，受到大家好评。但是时间一长，出现了问题。一九三九年夏天，何穆向组织上提出离开延安的请求，原因同另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一方面，简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难以适应；另一方面，同一些工农干部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使他们感到苦闷和失望。对何穆来说，还有两件事使他心情烦闷，一是他同陈学昭之间出现了家庭矛盾；二是没有治好周恩来的臂伤感到内疚 。陈云得知情况后，亲自出面挽留，但他们坚持要回重庆“休养”。这年八月十日，陈云和李富春向中央报告说：何穆医生要求出去休养，我们与之谈了三次无结果。他提出的问题是：“（一）无医生；（二）医生工作的适当条件。而最近的原因则大概是由于恩来同志的臂未弄好，给以刺激。”报告建议：“（一）允许其暂时出去，给以任务（请医生、买器具，弄一个好医院）；（二）书记处再有同志与之一谈或可留之不出去。” 后来，虽经组织上恳切挽留，何穆、陈学昭仍坚持要走。离开延安时，陈云为他们送行并对他们说：“你们俩人来了，我们欢迎，如果一定要走，我们也欢送，你们出去以后有什么困难，愿意回来，我们随时欢迎。”当时，刘家栋就在陈云身边，他后来说：“我心里挺受感动的，认为陈云同志真正是大将风度，话说得入情入理。”

回到重庆后的何穆夫妇，立刻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起来，行动很不自由。不久，他们的儿子因病未能及时救治而夭亡。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丧子的悲痛，使他们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一九四○年底，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何穆和陈学昭又回到延安。陈云热情地欢迎他们，并妥善地为他们安排工作。经过这次反复，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陈云和李富春等的影响和帮助，何穆和陈学昭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何穆回到中央医院后，工作十分出色。不久，他上了前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经受住考验。后来，他经陈云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医院和白求恩医院院长，为党的医务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陈学昭先在《解放日报》编副刊，后调到中央党校做文化教员，从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陈云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在延安传为佳话。

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和优良的作风，赢得广大干部的信任和尊重，成为大家学习的表率。大家深深感到中央组织部真正是干部之家，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凝聚和团结了党内外广大干部。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谈到高级干部要善于团结大多数时曾经指出：“这一点，陈云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 wJrnDqdu8IvN/lQobAUPpamUYfyx6JaaCFzKqsLAXleap77KJtRbIBG8sneJ5/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