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这次回上海的使命，主要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领导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也要在上海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留在上海的上海中央局本来同共产国际保持着联系，但从一九三四年六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接连遭到三次严重破坏，联系中断。中共中央原来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的大功率电台，在过湘江时被毁。因此，中共中央此时已失去同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一九三五年三月初，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来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和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 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决定派陈云、潘汉年等分路回上海，去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并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就是前面所说，陈云在红军逼近昆明时，曾离开部队准备回上海，后来没有走成那件事。

这次，从重庆乘轮船到上海，路上需要四五天时间。陈云在民生轮上和一位国民党官员同住一个船舱。一路上，这位官员话非常多。按照旅程安排，船到武汉时停留一天，旅客可以上岸观光游玩。陈云担心这位国民党官员会邀他一起上岸，万一遇到熟人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便买了瓶酒，自斟自饮。船到武汉后，这位国民党官员果然再三邀请陈云上岸同游。陈云推托说酒喝多了，必须好好睡一觉，机智地摆脱了这位国民党官员的纠缠。 七月上旬，陈云安全抵达上海。

陈云到上海后，用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在旅馆里，陈云从电话簿上查到上海江西路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的电话。章乃器是陈云过去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亲密同事章秋阳的哥哥。由于这个关系，同他比较熟悉。陈云打电话请他约章秋阳见面。这时，章秋阳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仍做党的外围掩护工作”。 章秋阳立即把陈云接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三百五十八弄尚贤坊二十一号自己家中。不巧，刚安置下来，他们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何孝章正好来章秋阳家，见到陈云。虽然何孝章原来也是中共党员，但为防万一，何孝章走后，章秋阳立刻将陈云转移到公共租界北山西路的老泰安里一百一十一号他夫人家中。章秋阳还通知原商务印书馆同事、这时在无锡新监狱任书记员的孙诗圃来沪，参加掩护陈云。为了安全，章秋阳又在北京路租到一家钢铁商店楼上的房子，把陈云隐蔽在那里。章秋阳夫人每天派幼子送去饭菜和报纸。

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在这次大破坏中，继二月十九日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三十六人被捕后，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宣传部代理部长董维键等又被捕。二十四日，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等八人被捕，文德叛变。情况如此恶化，陈云在上海恢复中共组织的工作一时难以进行。

这时，陈云通过章秋阳找到潘汉年的弟弟潘渭年，同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并约潘汉年前来上海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潘汉年是在三四月间，经贵阳、柳州、梧州和广州，抵达香港的。后来，潘汉年曾到上海了解上海中央局和它同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潘汉年很快就重返香港，等候陈云的到来。

七月下旬，陈云同潘汉年在上海会面。这时，陈云已通过章秋阳找到上海中央特科的关系。为了应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中央特科多年来形成了简单、独立的领导体系。在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遭到大破坏而暂时未能恢复的情况下，中央特科等组织仍保存了下来。

陈云找到中央特科后的情况，他后来在一份材料上这样写：“经过章秋阳找到了当时上海的党的特科（即做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一个负责人。此人是广东汕头一带的人，这个人的姓名已记不起了。”他注明：此人容易查到，他是康生爱人曹轶欧妹妹苏梅的丈夫 。陈云接着写道：“苏梅丈夫为我安置住处，第一次在一间租住的楼上，地点记不得了。第二次即安置在朱军在法租界独家居住的房子的楼上。”朱军当时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住在那里的，还有他的夫人刘寄萍和一个小孩。“那时秘密工作时期也不便问各人的姓名，所以也不知他们叫朱军与刘寄萍，但后来朱军与刘寄萍在抗战后都到了延安，才知道姓名是朱军与刘寄萍。”陈云还写道：“我住在朱军处很安全。安全地住进去，安全地离开他家，从上海到苏联。”

陈云这次回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上海党的组织很混乱，决定“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 。上海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陈云去苏联的意见。“当时决定小开（即潘汉年——引者注）先走，我则因任务在上海工作，故不决定即走。” 后又来催促，陈云就起程赴苏联。

但是，如何去苏联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东北，并多次向华北用兵，平津上空乌云密布，取道东北赴莫斯科，安全很难有保障。中央特科安排的途径是，从上海乘苏联轮船到海参崴，再乘火车到莫斯科。而在国民党侦探和叛徒密布、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要安全登上苏联轮船，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时，宋庆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据爱泼斯坦回忆说：从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苏区以后，“有几年时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实际上成为存留下来的共产党员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地点”。 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友人马海德还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夏季有一天，宋庆龄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两位客人到了码头。在旧中国，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行无阻的护照，因而胜利地完成了送人的任务。回到诊所不久，宋庆龄给我打来了电话，她一再说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我表示感谢。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

马海德在文中没有说“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谁，但从时间上看，很可能就是陈云和陈潭秋。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粮食部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次他是到上海来养伤的。陈云没有谈过这次护送上船的具体细节，可能由于秘密工作的关系，他没有去问。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他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只提到：“西征军到达四川以后，中央因白区工作重要，故派我来白区工作，为中央代表。后在上海（一九三五年八月）与党的组织发生关系。由他们送我来莫斯科。”但他也谈到是和陈潭秋在这时同船去苏联的。

陈云一行上船后，苏联船长把他们安排在船长室里，“船长室享有检查豁免权，国民党警察不能进去检查”。 这样，他们安全地到达海参崴。陈云回忆说：“我和陈潭秋同志去苏联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记得当时天气炎热，我穿着绸衬衫。同去的有杨之华同志及何叔衡同志的女儿，一共七八个人。我们从上海动身，秘密地乘一艘苏联客船到达海参崴。在海参崴登陆后，苏方为了掩护我们，由他们的公安人员持枪装作押送走私犯的样子，把我们押送到海参崴公安局。在公安局我们都换上了西装，休息两天后，即乘火车赴莫斯科。”

九月上旬，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陈云同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联共中央领导人接见。 随后，陈云“参加听了少共国际大会（指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引者注）” 。在莫斯科，陈云化名为“史平”。

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紧张、危险的环境中，陈云镇定地抓紧这段时间，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便于公开发行和流传，他以“廉臣”的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同群众间的密切联系。这本书最后是在莫斯科完成的。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加紧侵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本书一开头就指出，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而用重兵“围剿”中央苏区，随后又围追堵截突围长征的红军。书中说：“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萧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赤军起初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之势。”“年来蒋委员长亲自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朱毛早见及此，于去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个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两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现在中国两大赤军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剿共军事，无论在作战上运输上皆大感困难，赤军活动愈难抑止矣。”

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和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关头，这本书的最后几段，反映出刚刚闭幕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的《八一宣言》提出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的主张。指出：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

陈云充满信心地在全书结束时指出：“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这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由于用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得以在国外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它最早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登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此后便很快传回国内。一九三七年四月，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被作为附录，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该书收录的还有斯诺、韩蔚尔、史沫特莱等写的文章。陈云这本书在国内还先后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再版。抗战爆发后，陈云把这本书的版权“移赠巴黎《救国时报》，作为对于该报的捐款” 。

一位署名“绍章”的人士，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民生出版社刊印该书时写的前言中指出：“中国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之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是一件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件，他们历尽艰险，尝透了种种困难的滋味，可是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如今在市面上已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与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所以决定将它重印了。”“我们自己很客观的认为这本书是比较好的。”

大文出版社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将这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同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起编辑成册。“卷头小言”中说：“第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一位被俘的军医，他被迫随同部队在长途中跋涉，基于私人的观感，把沿途的经历加以描述，加以分析；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他对于红军人物本来有着模糊的印象，等到亲见亲闻之后，才觉恍然明晰。他说：‘那些名闻全国的红军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红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其他启示一般人误解之处颇多，真是不易求得的秘笈。”“第二篇二万五千里长征为美国名记者斯诺君的记录，曾刊载于亚细亚杂志上。”“这是两篇现代史上难得的史料，也是出人意外的‘特种游记’。我们撇开政治问题不谈，也觉得是现代青年应该一读的。我们之乐于选辑印行，其原因即在于此。”

陈云这本书，对广泛宣传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其英勇的长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少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读过这本书，成为他们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动力。

三十年代中期，远东日本和欧洲德国这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使世界各国人民正面临法西斯统治和战争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自然成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十分关注的目标。他们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十月十五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干部系统阐述长征过程的最早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候补书记弗洛林在听取汇报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陈云一一作了答复。

陈云在报告中，根据亲身经历，把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

谈到第一阶段，从江西到贵州，取得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胜利的同时，陈云指出当时所犯的三个错误：一是，部队出发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二是，上路时所带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物件。这由于当时认为西征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三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结果，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付出很大的代价。陈云说，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

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陈云认为取得了四个胜利：一是，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在当地招募新兵，扩充了队伍。三是，在遵义城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

“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指第五次反‘围剿’——引者注）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陈云指出红军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中取得胜利，是由于红军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他说：这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陈云在报告中还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分析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长征前，主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五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陈云说：我这里指的是我们对十九路军所犯的错误。“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那末现在福建和中央苏区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陈云说：“我到莫斯科后，在同王明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第二个错误是，组织西征时，没有向广大群众、红军战士甚至党内讲清楚它的意义，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第三个错误与干部政策有关。陈云说：当我们离开江西时，“把我们党主要的宝贵干部——那些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该撤离，而且也是可以撤离的。”比如，瞿秋白等本应同红军一起走，可他们却留在了当地，后来被捕遇害了。第四个错误是，“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这个任务。我们在对待商人问题上也犯有错误。”陈云说：“我不去详细谈这一问题了，因为另一位同志将专门来讲这个问题。”第五个错误是，“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我们本应深入敌人后方，却采用了阵地战术。”其实，诱敌深入苏区，围而歼之，这是有可能的。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都曾采用过这样的战术，而且卓有成效。

讲完这五个错误后，陈云指出：

“犯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陈云在报告中，还提到需要纠正的一件事，就是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展览上有一大幅宣传画，画的是穿着破衣烂衫的中国红军战士。陈云说：“必须指出，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事实上，红军的穿着要比画上的好得多。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攻城夺地。”

由于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毁，共产国际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直接来自中共中央的消息，对遵义会议的内容也并不清楚。由中共中央从国内派来的陈云所作的报告，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恢复了同中共中央中断近一年的联系。特别是陈云的报告详细、客观、平实，对他们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几年内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据斯大林办公室进出日志记载，12月3日下午，也就是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过了大约一个半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陈云、王明和康生，他们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诚挚的交谈。陈云这次向共产国际的汇报显然是成功的。他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陈云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一九三六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和几乎同时出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他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纲一起，成为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等人的重要著作，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难得的珍贵史料。

这次来莫斯科，是陈云第一次出国，尤其是来到他参加革命后一心向往的苏联，心情自然非常高兴。他和其他来到莫斯科的同志一起，由已在苏联工作两年多的康生带领着到苏联各地参观。随后，他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且进入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

列宁学校位于莫斯科列宁山上，环境幽静，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门为各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十月九日，列宁学校召开学生资格审查会议，听取并同意接收中国共产党选派的陈云等十一名学员入校学习。陈云的学生证编号为四千五百七十二号。 十一日，列宁学校副校长阿瓦琴科签署了录取中国十一名学生入校学习的决定，并决定他们从十月五日开始享受资金和食品的优惠待遇。 这时，列宁学校中国学生部的大学生及研究生共二十八名。 陈云等十一人组成特别小组，其中有同陈云一起到莫斯科的陈潭秋，还有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滕代远、高自立、孔原等。陈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列宁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从陈云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进校学习。这对酷爱学习的陈云来说，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同时，在以前商务印书馆学习的基础上，重新学习英文。他后来回忆说：在莫斯科，每天记三十个英文单词，几个月后，就能看莫斯科的英文版每日新闻，会话也能说些“洋泾浜”了。 翌年五月，陈云获得列宁学校学习“突击手”称号。 这以后陈云具备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同这段时间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陈云还担负一定的教学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进一步为中共培养干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作出《关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决议》，委托曼努伊尔斯基同王明、陈云、米夫等九人组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同时应考虑各校不同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该计划和大纲应极为符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为各小组确定学习期限。” 陈云积极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三月一日，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干部处又聘请陈云担任“党建、工会建设代理副教授”，“从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起，每年一百课时，每课时十六点六六卢布。” 这样，陈云在紧张学习的同时，又担负起一定的教学任务。

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坐落在离莫斯科几十公里的地方，是共产国际培养亚洲国家革命者的学校。其中的第八分校，是共产国际专门为培养中国东北抗联干部而设立的学校，学员约有二三百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常来这里组织活动，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如李立三、吴玉章、王明、康生等，也都在这里讲过课。陈云讲课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等等。由于陈云实践经验丰富，又刚刚从国内战场上来，他的讲课很受学员欢迎。当时在学校学习的韩光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党派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期间，经常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马列书本，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听者听不明白，最终也不知讲的是什么。而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我和刘仁、李范五、林纳、于苏等同学经常讨论史平同志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对他准确地把握时局的报告和富有权威的言论，我们也在猜测他一定是中央领导，果然，不久我就知道了史平就是陈云同志。”

在莫斯科紧张的学习和教学生活，并没有减轻陈云等对祖国命运的强烈关心。为了加强对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玉章去法国巴黎扩大正在那里出版的《救国报》。这份报纸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影响很大。《八一宣言》就是最先刊登在这份报纸上的。十一月初，吴玉章秘密到达巴黎。这时，法国政府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勒令《救国报》停刊。吴玉章找法国共产党商量，他们说，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改动，仍可继续出版。于是，《救国报》改称为《救国时报》。它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创刊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终刊，历时两年多；发行数量从五千份增加到二万份。那时，这份报纸是在莫斯科排版后，再用航空把报纸纸版带到巴黎印刷出版。为了扩大报纸的规模，吴玉章赴巴黎前曾同陈云一起商量过在巴黎建立印刷所的事。吴玉章回忆道：

“那时陈云同志也在莫斯科。由于他和商务印书馆有长期的关系，他特为我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了一封托买汉字铜模的介绍信。我到巴黎后即把信发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我们是多么盼望这套铜模赶快到来啊！ 一九三六年三月，铜模果然运到了巴黎。经过大家紧张的筹备，印刷所建立起来了。印刷所的建立，不仅避免了由莫斯科航运纸版常因气候关系致使报纸有脱期的危险，而且从此扩大了报纸印刷的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

一九三五年底，由于日本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直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政府开始试探要求苏联进行援助，与此相应也试图寻找渠道同中国共产党接触。一九三六年初，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王明同陈云、康生商议后，决定派潘汉年为中共方面联系人，回国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康生刻了一个有代表身份的图章，叫“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潘汉年在三月中下旬离开莫斯科回国。

陈云虽然还不能马上回到国内斗争的前线去，但他深深为祖国的危急形势而忧虑。他在《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上撰写文章，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日必先剿共”的误国政策。

这时，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全国各大城市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上海、武汉、南京、广州、西安和长沙等地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蒋介石为了平息学生运动，宣布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在南京召集十八省市专科以上的校长和学生代表谈话会。围绕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在学生运动中产生了意见分歧。

陈云在莫斯科密切关注着国内学生运动的发展。针对上述分歧，他于三月十九日写了《论全中国学生的救国运动》一文，发表在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救国时报》“民族出路问题论坛”栏目上，署名“史平”。在这篇文章中，陈云首先肯定北平及上海的学生在几次请愿示威游行中，“自己的队伍组织得比以前更加团结与整齐了”。“全国学生及人民的救国运动，正是暂时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他也指出学生运动存在的缺点，指出他们的分歧给了国民党政府封闭平津学生联合会、拘捕学生积极分子的借口。他委婉地告诫学生：必须利用各种可能的合法机会来进行宣传，应当利用南京政府召集谈话会的机会，当代表起行时，当代表经过各地时，当代表返还各地时，在各校学生及人民中间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强调：“当着华北存亡的关头，只要不是殷汝耕之流的汉奸，不管是属于哪个阶级的人”，“应该不问平昔的政见，不问阶级，使学生会、工会、商会及一切文化界职业团体，大家联合起来一致救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观点，是以全国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我们以为今天不问什么党派，不问什么人，只要是抗日救国，即令在其他的一些政见上还有分歧，我们都愿手携手地联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大团结，只有这个，才是中国全体人民解放的唯一道路。”他富有预见地指出：

“全国的学生运动已经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预演。全体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终究一定要达到目的和取得胜利。”

接着，陈云又连续写了《是真话还是谎话？》、《“诚意”和“基本准备”》等文章，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面坐视日本进攻绥远，一面拒绝与红军建立和平的关系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而继续进攻红军。文章指出：“进攻红军是减弱抗日力量的自相残杀。全国人民应该起来，要求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根本改变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撤退甘肃进攻红军的军队，把军队派到绥远、河北去守卫国土，要求南京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共同保卫中国领土，抵抗日本的侵略。”

陈云特别关注着国民党统治区中共组织发展的情况。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对中共组织的破坏采用了新的方法。他们除派遣奸细混入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内部进行破坏外，还利用中国共产党在秘密条件下党员与上级党部联系的困难，伪造“共产党”和“革命团体”，捕杀误投罗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陈云以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救国时报》“来论”栏目里发表《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一文，揭露了国民党这一花招，提出革命者应该如何辨别奸细的各种方法。他指出：在现时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由于革命组织常遭到破坏，因此革命者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可以按照报纸上登载的党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独立地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同时，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反而使敌人无从追踪，奸细们也无从施其诡计。”他指出：“这种工作方法，不仅为今天的上海，就是整个国民党区域都可以采用。”文章最后强调：“不管敌人如何凶恶地压迫革命者，但是革命是那些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所不能消灭的。”“愈是残酷的压迫，愈会增加人民的憎恨，愈能坚强革命队伍的意志。”

正在这个时候，一项回国的紧急任务，又落在陈云肩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同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这以前不久的九月十一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一点五万——二万支步枪、八门火炮、十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给这一计划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做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从十月二十日开始，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大举进攻。十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它指挥的三个军先后渡过黄河，准备执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但它同河东的红军主力间的联系被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隔断，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停止执行。十一月九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西进。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

这时绥远战事爆发，日军支持伪蒙军向百灵庙发动进攻，在蒙古边境接取苏联援助已不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十一月三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明共产国际“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询问能否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十二月二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准备提供的一千六百吨箱装物资，派部队由新疆入境，护送到中国。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代表团正副团长分别由陈云、滕代远担任，成员包括电台报务员段子俊、译电员李春田和翻译冯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宴招待了陈云等代表团成员。

十二月八日，陈云等一行五人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前往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们脱下西装，换上苏联军队的棉袄和皮衣等，秘密到达苏联边境的霍尔果斯，计划从那里进入新疆。这时，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停下来等候指示。这一停就停了四个月。陈云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我、滕代远、冯铉、李春田、段子俊五人，准备由新疆入境回国。”“我们五人从莫斯科出发时，我与滕代远领受的任务是准备送一批枪炮弹药给中国红军。”“但到苏联边界，国内即发生西安事变，我们就在苏联边境待命，大约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才奉共产国际命令去新疆。”

霍尔果斯是苏军在边境屯军的一个小城，位于新疆伊犁的对面，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为安全起见，陈云等住在苏联边防军的一位骑兵营长家里。这位营长家共有六口人，有妻子、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对陈云等的到来，热情招待。陈云在这里看到了苏联为中国红军准备的大炮、机枪等武器，但这里距西路军所在位置还很远。由于西安事变后极为复杂的局势，苏共中央对中共的援助采取谨慎的态度，计划屡有改变。青海军阀马步芳等的部队，奉国民党政府命令，拼命地对西路军进行“围剿”。他们利用骑兵优势和当地宗教、民族的复杂关系，使西路军在狭窄的河西走廊受到极大损失。打通国际交通路线、接取援助物资的任务，难以实现。

这时是隆冬季节，周围冰天雪地。陈云等在霍尔果斯的绝大部分时间只能呆在室内，又没有中文书籍阅读，只能让冯铉读读俄文报纸，或者聊聊天。谈话的主题自然集中在大家最关注的西安事变上。段子俊回忆道：当大家得知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押起来后，个个兴高采烈。大家认为，蒋介石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不枪毙蒋介石难平民愤！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陈云坐在一旁沉思不语，等大家意见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冷静而严肃地说：“我看问题不那么简单。根据当前复杂的政治形势，蒋介石宜放不宜杀。如果现在杀了蒋介石，将会引起大乱，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影响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段子俊说：“事后证明，陈云同志的分析判断非常正确，与党中央日后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一致。这件事对我的印象极深，使我更增加了对陈云同志的敬仰与信赖。” 不久，陈云因流鼻血被送到阿拉木图去治疗。

在这段不太短的日子里，陈云把大家的生活和学习安排得井井有条，既充实也有趣。陈云在阿拉木图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回来后发现大家很不习惯吃每天从驻军食堂打回来的饭菜。他同大家商量，请房东夫人帮助买菜，大家自己动手做饭。并作了分工：滕代远会炒菜，由他掌勺；李春田是南方人，由他负责焖米饭；段子俊和冯铉当下手，一个负责烧火，一个负责洗碗。这不仅使大家改善了伙食，而且使这个小集体充满着革命家庭的气氛。

在焦急中等待的陈云等人，终于在翌年四月十八日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报，要他们五人“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队伍，以便回转国内。”他们立即整理行装，准备前往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当时正标榜亲苏的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派来一个苏联顾问，给了一辆汽车，还给每人一件牛皮大衣、一件羊皮大衣，以抵御旅途的寒冷。据滕代远回忆：“牛皮大衣穿在外面，羊皮大衣穿在里面。” 这样，他们六人乘汽车穿越边境，途经伊犁，到了迪化。

四月二十三日，陈云等人抵达后。“任务已经变更”，是要他们“到星星峡去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 陈云“才知道西路军已失败” 的消息。

那时，李先念、程世才等率领西路军余部几百人，翻过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越茫茫的戈壁滩，经安西、红柳园等地，且战且走，历尽千辛万苦，继续西进。他们没有地图和向导，只凭指南针行路。终于在四月底到达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对这一段艰难行程，陈云后来听了李先念等的汇报，这样记述：“南山（祁连山南）的四十余天冰天雪地的生活中，实在是中国红军历史上未有的苦境，但是正因为有了西进的一致目标，大家团结一致拼命西进，所以才能于四月底到达新疆。”

陈云到达迪化后，立即同盛世才商谈接应西路军余部的事宜。

盛世才原是东北军的军官，后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任参谋处长等职。一九三三年四月，他用武力夺取新疆最高权力。为了保持在新疆的统治，他伪装进步，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同新疆之间有着三千五百多公里长的边界线。从保持边境安宁出发，苏联也希望新疆有一个对苏友好的地方政府。双方通过谈判，苏联同意在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武器装备方面支援盛世才，后来又派部队帮助盛世才平息了南疆等地的叛乱。盛世才在督办公署和省政府中，聘用苏联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顾问和技术专家。一九三六年，盛世才进一步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巩固了他对新疆的统治。晚年，陈云回忆道：

、与盛世才最先建立联系的是苏联，我们党“一同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世才采取统战的做法也是从苏联延续下来的。二、盛世才是个军阀，有很大的野心。他与苏联和我党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我党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的平安。我们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的物资运送与人员往来的通道。”

陈云和滕代远等到达迪化的当天，盛世才设宴欢迎。在宴会上，陈云见到西路军工委会李卓然等发给新疆当局的电报。为了同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余部取得联系，陈云用真名给李卓然发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报使他们安心，同时督促他们去收容队伍。” 在同盛世才商谈中，陈云向盛世才表示感谢，“说督办掩护、关怀了西路军”。他建议盛世才派汽车并带电台、武器和物品立即前往星星峡，援接西路军余部进入迪化。盛世才答应了陈云提出的要求，指令新疆边务处驻星星峡的办事处和边防驻军，打着红旗，开着汽车，寻找和接应西路军的失散人员，并派出飞机空投粮食和药品。

两天后，陈云准备起程前往星星峡。这时，盛世才方面提出，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要放下武器，以免出事。滕代远回忆说：“陈云同志为此坚持斗争很久”，说西路军余部“到这里不容易，放下枪不成了投降”？最后取得了胜利。 为了避免声张，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对外改称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这样，盛世才派出汽车、部队和顾问，携带服装、武器和食品，随陈云、滕代远等前往星星峡。几十辆苏联卡车，排成长长车队。从迪化到星星峡有五六百公里。途经哈密时，同地方军阀尧乐博斯的部队发生过战斗，将他们击溃，扫清了到星星峡的道路。

星星峡位于甘肃和新疆群山交界处，人口稀疏，只有几十间土房子，二十多户人家，是新疆通往内地的重要关口。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陈云和滕代远等赶到星星峡，同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西路军左支队领导干部和指战员四百二十多人会面。大家拥上前去，热烈拥抱，真是百感交集。陈云看着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两颊塌陷，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他后来描述说：他们已经有四十多天没有洗脸，每个人手上有一二毫米厚的黑皮，面黄肌瘦，简直不类人形。如果说红军过草地已经很苦的话，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中所受的苦，更增加百倍。他们中有师以上干部十多人，团营连干部约七十人，班排干部很多，战斗员都是三年以上的老兵，党团员有二百六十人左右，还有无线电专业人员、译电员和医生等技术人才约五十人。 陈云后来说：“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这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尤其是保存了一批干部。”

这一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纪念大会上，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将士们表示亲切慰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十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几万人，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

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士热泪滚滚，欢呼雀跃。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黄火青回忆说：“党中央的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陈云同志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大家听了更是兴高采烈，使我们这些从祁连山荒原僻野中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出来的红军战士，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

原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回忆说：“陈云同志讲完话，我们卸下了车上载来的东西，这都是我们所最需要的，每人一套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哈密瓜，我们立即分发下去，穿戴起来，并剖开哈密瓜欢乐地大嚼。有的说：‘中央想得多周到啊，吃的，穿的，用的，全都给送齐备了。’有的说：‘孩子离不开娘，革命离不开党中央，真是一点不假。’我们一直欢乐到深夜。”

原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的警卫员杨天云回忆说：“当陈云同志讲话一完，就进入紧张的行军准备工作，如换发服装，补充弹药、擦好枪支等。当换衣服时，指战员就是舍不得换帽花‘红五星’，下命令也还是舍不得，不少同志把‘红五星’摘下来装进自己的衣袋里，有的把‘红五星’用针缝在帽子的里面，一直戴在头上。”

会后，陈云同西路军的领导干部谈话，李先念、李卓然和程世才等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战斗经过和现有人员情况。当时，西路军的失败使指战员心情异常沉重。陈云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鼓励大家，并说：“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你们。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好共产党员嘛。”

针对西路军官兵身体十分虚弱的状况，陈云要求他们：“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 他到处张罗米饭、蔬菜，还设法搞来新鲜的牛羊肉，使西路军官兵的体力得到一定恢复。

在星星峡，还给西路军余部补充了不少武器弹药，其中有二百支步枪、二十余万发子弹和两挺轻机枪。

五月四日，陈云率领西路军左支队的指战员乘车向迪化进发。途经苦水时，陈云再次把部队集中在一起，鼓励大家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提出要严守秘密，遵守纪律，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西路军战士冉正全回忆道：“五月四日，我们排队上车，离开星星峡四十多公里的地方，汽车停了下来，部队被带到沙窝里。”陈云又向大家讲话，说：“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还剩几百人，你们是沙里淘金，是党的宝贵财富。”接着，陈云介绍了新疆的社会状况，说：“我们到新疆去，对外称‘新兵’。若有人问，就说我们是修公路的新兵。”

路上，发给每人新疆币一万两（相当内地一千个铜元），作为零用钱。他们经过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达坂城等地，在五月七日抵达迪化。

到达后，西路军余部身着国民革命军服装，暂时进驻西大桥附近新建成还未启用的阜民纺纱厂职工宿舍。不久，他们从阜民纺纱厂迁到东门外的营房。陈云和滕代远也住进营房。

他们在这里先安排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早日恢复健康。在伙食方面，每天有大米、白面，盛世才还每天送来七八只肥羊。同时，还按每天每人五十两新疆币发给菜金。陈云认为，这点菜钱是不够的。他和滕代远决定，拿出他们的津贴，给每人每天加菜金一百五十两新疆币，以保证每餐还有豆腐吃。另外，每人发了两套衣服。每人每月再发五千两新疆币作为零用钱，以便购买袜子、牙粉、肥皂等。过端午节时，盛世才又给每人发了一万两新疆币零用钱。五月九日，毛泽东致电援西军刘伯承和张浩说：“河西工委会四百二十人已与陈云会合并得到优待。”

这些措施使西路军指战员的健康得到恢复。六月中旬，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虽仍指出“现在的任务，还是要保证他们恢复与保护身体的康健”。但是，他很欣慰地说：

“如果把初到星星峡时的四百多人，再现在来看一下一，那简直认不得。现在经过个多月的休息，吃饭吃饱，大家脸亦长得胖胖的，个个年轻力壮。我相信你们随便哪一个看了都会觉得是可爱的革命子弟。如果现在把我们的人与本地的军队一比较，那就立刻可以看出我们的比本地的要年轻、精干、清洁、聪敏虽然我们的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旗徽章，但是我一认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

李先念看到陈云身边没有勤务员，把红三十军的司号员、共产党员盛先传调给陈云当勤务员，直到陈云回延安。 后来，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盛先传被派到苏联情报学校学习。

在部队休整期间，陈云和滕代远特别注重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时，部队的情绪不很稳定。陈云深入到干部战士中去，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特别是找了三十多位团以上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在摸清干部战士思想的基础上，他同滕代远决定，在迪化不讨论西路军失败原因等问题，而“把党的新政策及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奴伊尔斯基同志的七次大会的报告，先向他们传达，以便首先在党的政策上面去团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陈云在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汇报中说：“我与李光（即滕代远——引者注）正在努力造成这样一种前提，就是先在党与国际的正确政策上在政治上团结全体干部，以便将来在你们领导之下能够使这些干部正确的平心静气的研究他们在工作中间的错误和教训。同时我们之所以不去讨论西路军的整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情形，也不知中央的意见，以我们毫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形的人去武断的发表意见，这只能坏事。”

这个稳妥的做法取得良好效果。陈云说：“执行这个办法是很有成效的。他们对于党的策略、国际决议和报告完全同意，现在大家毫无怀疑地认为中央的新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一来党中央在政治上的威信是提高了。”原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饶子健回忆说：由于陈云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为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把部队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西路军战士喻新华也回忆说：陈云到各队找干部谈话，进行个别启发教育，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做思想工作，常用摆龙门阵的方式。有时他提出问题，同志们答不上来，他做解释或答问。”

五月下旬，西路军指战员的思想情绪已得到稳定。但是，国共两党谈判这时还在激烈斗争中，新疆同陕北路途遥远，他们短期内显然难以返回陕北，而赴苏学习又一直得不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陈云、滕代远同西路军领导干部商量，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组织部队学习文化知识。

陈云看到：这些干部和战士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在家时读不起书，参加红军后又接连打仗行军，没有机会学习文化，因此指出：“将来的红军为了战胜敌人，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必须装备先进的武器，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就需要有文化知识。文化课好比是一把开门的钥匙，没有起码的数学物理知识，就进不了军事技术这一科学大门，不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就好比瞎子走路，会迷失方向。”他要求：“大家要安下心来，下苦功夫学习文化知识，掀起学习高潮，每天用半天时间学文化，半天时间学政治、军事课程。”

开始时，许多战士对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他们从十几岁参加红军以来，一直用刀枪同敌人拼杀，现在坐在安静的学习室里很转不过弯来，觉得拿笔杆子比拿枪杆子还重。陈云发现这种情况后，出了几道题目让大家讨论：暂时不能回延安我们在这里该干什么？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靠枪杆子就够了吗？笔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克服轻视笔杆子的思想？怎样摆正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部队以支部为单位，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到学习的重要，安下心来学习。

在此基础上，陈云、滕代远对部队的学习作了细致安排。他们按照各人文化程度的不同，分别编成甲、乙、丙三班。陈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中说：“甲班的程度是等于高小一、二年级，乙班的程度是等于初小三年级，丙班的程度是一、二年级。”“算学课在上级干部中已经进行得很快，比例、三角、几何、代数均在进行。”“中上级工农干部中算术本来是门外汉，现在已经学到小数部分了。”“战斗员中的算学亦分三班，加减乘除大家快要学完了。” 教员本着能者为师的原则，主要从西路军内部挑选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兼任。滕代远上语文课，陈云上政治课，冯铉、段子俊也都担任教师。教材一方面从新疆书店购买，另一方面把党的有关文件印成教材，既学文化，又学党的政策。

进入新疆的西路军指战员很多是各级干部，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陈云亲自抓他们的政治学习。他同滕代远每星期给干部作两三次政治报告，主要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国际形势等。他要求凡是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要认真读几本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每人每星期要向他汇报学习情况，谈心得体会和提出问题。然后，由他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

经过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西路军官兵中形成了学习热潮。有的西路军老战士回忆说：“很短的时间，在陈云同志的教育下，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学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大家在文化学习中学习比较认真，比着学、赛着学，白天黑夜都在学。营房的墙上、食堂里贴满了生字，甚至在沙土地上都用树枝写上了不少生字。那种热火朝天的劲头真像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

到七月上旬，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指战员，在过去学习的基础上，大都掌握了近两三千字，达到能记笔记和阅读报纸，数学则学会四则运算及百分数。在七月中旬组织的文化考核中，参加语文测验的一百零六人中，有五十一人得了九十分以上；参加算术测验的三百九十人中，有一百九十二人在九十分以上。参加政治测验的四十八名干部，对党的重要政策问题都有所了解。 这就为下一阶段学习军事技术和政治理论打下了基础。

陈云对部队的军事训练也抓得很紧，坚持“上午出操二小时”。每天拂晓鸡叫头遍的时候，部队就已集合在操场上，精神抖擞地练射击、刺杀和格斗等动作。陈云经常扎着腰带来到操场，检查指战员们的操练情况。为了检查战士们操练的成果，陈云经过同盛世才交涉，组织部队各队之间的实弹射击比赛，还亲自为各队获得前三名的人颁奖。

部队还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和娱乐活动。陈云性格虽然比较沉稳，但他很喜欢文体活动。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召开五卅体育运动会时，陈云就曾是运动会的评判员之一。在陈云的积极倡导下，部队修了排球场和篮球场。每天晚饭后，大家聚集在操场上进行游戏和打球。电影那时对指战员说来是很新鲜的事物。为了让指战员们开开眼界，陈云从苏联领事馆借来电影机和放映员为部队放电影。后来，他进一步指示部队挑选人员去苏联领事馆学放电影，保证部队官兵每月能看上一二次电影，大大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

如何安排这些指战员，以后到哪里去，是必须早作考虑的重要问题。起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提出要陈云选三百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后来，陈云虽一再催促，他们却迟迟不作答复，又不肯说明原因。对他们这种态度，陈云十分不满。西路军指战员也盼望着能到苏联去学习。六月十九日，陈云给王明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同西路军指战员谈话中所了解到的西路军情况、作战经过和失败原因以及退入祁连山后到抵达星星峡和迪化的情形，并以对革命和对干部战士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这四百多人以后的安排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说：“我肯定的说，现在到了迪化的四百多人都是百战余生的人，每个兵士训练一下就是我们将来的军事干部。”而现在他们身带许多次花，身体很弱，如果有可能给他们相当的休养，今后对于中国革命不知能做多少工作。为此，陈云提出两个问题，要求王明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出明确的答复：“（一）为什么不允许先把必须医病和休养的干部先送苏联？（二）为什么不允许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到国际来报告西路军的情况？”并对王明采取不理的态度表示愤慨。他说：“如果你承认我是一个中央委员，如果你们还是要我在这里工作”，“这两件事情你们必须明确答复我，我才好做事，否则我真是应付为难。你以不理或者不着边际的‘考虑’两字来答复我，我很不满意。这个态度不能共事！是则是！非则非！应该明白答复。”

陈云预感到西路军余部可能还得留在新疆一段时间学习军事技术，在这封信的最后，提出希望解决在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书籍、军事教官和学习军事用的汽车、铁甲车、机关枪、飞机等问题。因为天气热了，希望批准用八千美元购买汗衫、短裤、毯子、被单等物品。信中坚决反对共产国际从这四百多人中随意挑选和分配干部，说：“一切分配干部的标准，你们应该共同讨论好通知我如何执行，我坚持主张到莫斯科分配（如果不去莫斯科的话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王明必须负责用中文电报答复我，我自己才有所适从的去分配。西文电报经过口头翻译我时常弄不清楚。”“如果这个问题你们不答复的话，那末我作为你们同意我的意见，不主张在这里分配，那末我也就一个干部也不放手。”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两党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下，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延安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陆续开赴山西抗战前线；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全国形成同仇敌忾、一致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七月十五日，正当陈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前一段西路军余部生活、学习情况的汇报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安得良诺夫忽然拿来季米特洛夫的一封电报（俄文）给陈云看。经过翻译后，陈云了解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决定西路军余部不去苏联，而是留在迪化学习。接到这封电报后，陈云“考虑了一个钟头”，随即同滕代远、李卓然商量，又同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成员谈话，认真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陈云平心静气地说：“你们希望学习心切，这自然很好”，但是，“共产国际要我们在此学习，总有道理。”他还提醒说：“国际要我们遵守纪律和有忍耐心。”根据共产国际这个决定，陈云和滕代远提出把“新兵营”进一步办成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学校的目标。

由于陈云本来已有西路军余部不去苏联学习的思想准备，他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后，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信的末尾，提议要“迅速的来组织学习”，因为大家要学习的心情很迫切。学习些什么呢？陈云提出了下一步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的计划，即：（一）军事课，包括战术和装甲车、汽车、大炮、飞机（如果时间很长的话）和坦克；（二）政治课，包括中国问题、列宁主义问题和党的历史等；（三）文化课，包括中文和英文。

这时，又发生一件事情：七月上旬，盛世才提出要将西路军余部改编成一个营，说名册可以造假的，这样可以按照新疆部队发响，而不必每天送羊肉。因为他的部下怀疑为什么这个“新兵营”每天特别送羊肉，而又不发饷。陈云经过考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不妥”。他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如果改编以后，督办也可借口应付环境派军械处、军需处的人来发生关系，那时我们不能拒绝，关系愈多，情况愈复杂，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和新疆都不见得有利。”还说：“我认为在改编以后还有一个可能，督办也可借口应付环境，说你们不足一营人，所以派些别的人来与我们混编一起，这对于我们更困难。”因此，他们决定原则上不接受盛世才的提议，但是，“拟回信时说话仍需婉转”。说明：“我们在此是暂时的，我们身上还有钱可以自给，所以请他们不必发饷，羊子也可以不必送。”并表示：我们在此已蒙优待，十分感激。因为新疆是比较贫穷的省份，不要因为我们而妨碍省府的预算，这样我们过意不去。正当陈云准备将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送出时，“接督办来信”，“说他同意我们办法，可以不发饷，但羊子仍旧可送，一切仍照原来办法。这样，改编问题已经可以没有问题了。”

为了更好地组织大家学习，陈云同滕代远、李先念、李卓然等商量，决定对西路军余部按照“学校的方式”进行整编。西路军工委继续保留，将左支队改编为总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每大队编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人左右。团营连干部编成干部队。为了使西路军总支队官兵尽快开始学习军事技术，陈云先从苏联顾问那里详细了解盛世才机械化旅的装备情况。这时，盛世才拥有装甲车、汽车和火炮各一个营的装备。还有十多架侦察机和教练机，专门成立了一个航空队。这些技术兵种，都聘有苏联教官执教。这对红军长远发展是需要的。西路军指战员在这里学习军事技术，条件是不错的。摸清情况后，陈云正式向盛世才提出请新疆军官学校教官和苏联教官帮助西路军总支队学习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由于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支持这个要求，盛世才只得同意。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陆续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和兰州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决定在迪化也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十月中旬，八路军总部代表周小舟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新疆跟盛世才商谈设立办事处事宜。征得盛世才同意后，十月下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成立，陈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滕代远担任办事处主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最初设在督办公署，后来迁到南梁新疆塔城行政长官的一所住宅（今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一号），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

周小舟来到新疆，沟通了陈云同中共中央的直接电讯联系。十月二十三日，陈云和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汇报西路军余部入疆以来的情况，说：

“西路军余部四百三十人抵迪已有五月余，仅以本身力量进行中文、算术、常识、军事、政治的训练，进步虽有，而新武器还没有学习，多次要求赴苏学习，未得国际批准。”“现在要求护送皮衣回陕北上前线抗日，否则即准备全部分到迪化学习飞机、铁甲、汽车、炮兵和骑兵。则今日已商准督办，下星期送一百五十人入学学汽车三月，毕业后再学铁甲车、坦克。我们认为，利用新疆在三年内培养五千军事的新干部是可能的、必需的，且学校名称、设备现比陕北完备些。中央意见如何，望转报国际和指示我们，以便遵行。”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陈云、滕代远提出的这个计划。十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同毛泽东复电陈云、滕代远：“同意将四方面军人员分配到迪化各学校去学习新技术”。并指示他们“请即设法建立从新疆到兰州的航空交通”，说“此问题解决后派送干部等事均可不成问题”。还提出：“国际同我们久不通电，经济上的接济亦已停止，干部尚未派回一个，望设法催促。”“有便请送一批俄文及中央的书籍来。”

陈云、滕代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将西路军总支队转入机械化武器装备的正规学习和训练。时间初步安排五个月。第一、二、三大队先学习驾驶汽车，在学会驾驶汽车的基础上再选派学习驾驶装甲车和坦克；第四大队学习使用各种火炮。干部队继续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陈云作了动员，勉励大家进一步努力学好新的军事技术。他说：日本侵略者有飞机、大炮、汽车、装甲车，他们仗着这些武器横行霸道，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光靠步枪、剌刀，也需要有飞机、大炮、装甲车来对付侵略者。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的！等有了再去学就晚了。许多战士自从见到盛世才机械化旅的装备后，心里早想学习。西路军原连长袁彬回忆道：“陈云同志的号召说到我们的心里去了，大家的高兴劲就甭提了。那些天里，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感慨万千、心往神驰，聚到一起谈的就是机械化。”

各项军事技术学习全面展开后，陈云又进一步提出培养航空技术干部队伍的计划。他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经历，以及在苏联见到强大空军对保卫国家的重要作用，来新疆后又看到盛世才航空队的情况，深深感到建设一支空军的重要性。后来担任飞行班长的吕黎平一直铭记着陈云在选派他学飞行时所说的话：

“我们在中央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华北军民狂轰滥炸，制造了很多血案。如果我们党有了一支自己的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革命的胜利就会早日到来！空军是很复杂的技术兵种，要建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新疆的统战环境，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我们党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的航空技术队伍。只要有了人才，再想办法通过国际援助获得飞机，我们的空军不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吗 ！”

早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从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校的学员中选调过近二十人，到苏联红军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不具备航空条件，这些人后来多数改了行。这次，陈云又把建设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航空干部队伍提上议事日程。他同滕代远等一起，从西路军总支队中挑选符合条件的学员到新疆航空队学习，最初选了三十人，后来选定为二十五人。

随着抗日战争的激烈进行，中共在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大。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迫切需要大批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十一月十日，陈云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请他转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电报指出：“全国工作大开展，领导干部不够分配，请即刻将陈云、赵容（即康生——引者注）、邓发、李立三、吴玉章、滕代远、陈洪铮（即孔原——引者注）、陈潭秋、高自立、曾山等诸同志派回中央工作。”同时提出：“过去你们答应派大批干部回来，不知究竟派了多少，何以至今毫无消息，是否途中发生了问题。” 第二天，陈云、滕代远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提议应请中央要求远方将王明派回中央，王明亦迫切希望回国，现国内工作更加开展，（王）稼祥、邓发可仍留远方为代表。”

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十一月中旬，王明、康生由莫斯科飞抵迪化。十一月二十七日，陈云同王明、康生等同机离开迪化，经兰州、西安，于二十九日到达延安。陈云离开新疆后，中共中央代表由滕代远担任。十二月中下旬，滕代远、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等也奉命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由邓发接替。一九三九年六月，陈潭秋到迪化，又接替了邓发的工作。

陈云回到延安后，向中共中央提出挑选一批既年轻又有文化的干部去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的建议，并得到批准。于是，陈云又从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挑选了十九名符合条件的学员 ，大都是团营级干部，并逐一找他们谈话。当时在抗大学习、曾担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的方槐回忆道：

“现在我还记得陈云同志找我谈话的情况。开始他问了些一般情况，接着拿了一份《新中华》报考察我的文化程度，然后问我对学航空技术有什么想法，当我汇报说担心文化低，怕学不好时，他说：‘你读过书，当过青年部长，还能写写工作总结，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党在困难的条件下办了这么多学校，目的是培养你们，寄希望你们掌握现代化技术，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过去你们这些放牛娃、种田出身的人不会打仗，不会做政治工作，通过学习都会了，因此对学习航空技术要有信心。’他还说 ：‘在苏联时，我曾经问过一位空军飞机师，文化程度低的人能不能掌握航空技术，那位飞机师讲，只要不是石头，就能学会。这话说得多好啊！你们这些同志都不是石头，只要肯钻研，努力学习一，是定能够学好的。’一席话，既亲切，又朴实，说出了极为深刻的道理，鼓起了我学习掌握航空技术的勇气。”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第二期机械班开学。中国共产党选派的四十三名学员参加学习。入学前，邓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按照同陈云商定的意见，宣布参加这次航空队学习的分为两个班，吕黎平为飞行班班长，严振刚为机械班班长，成立一个党支部。由于盛世才不允许在他的军队内有党派组织，因此，邓发宣布航空队党支部由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并要求大家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邓发还为每个人取了化名，叮嘱大家要记住。

一九三九年九月，周恩来在赴苏联医治骨折路经迪化时，在陈潭秋陪同下，接见了在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的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吕黎平回忆道：

“周副主席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转达。’”“ 当周副主席听到我们的考试成绩都在四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 ：‘ 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一九四○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西路军总支队离开迪化、撤回延安。航空队的学员包括这时已经毕业的机械班的学员，以及中共中央派往新疆工作的干部，继续留在迪化学习和工作。一九四二年四月，新疆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毕业。中共派去学习飞行的二十多名学员，毕业后留在航空队并被编入飞行中队，以巩固和提高飞行技术。

这时，国内外形势十分紧张。苏联卫国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阴险毒辣的投机军阀盛世才，又投到了蒋介石门下，翻过脸来，在新疆推行反苏反共政策。后来陈云在一份材料里谈到盛世才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盛世才当反对邓发同志为中共代表时，他一方面写信给毛主席反对邓发同志再去新疆，但在邓发同志离新疆时盛表面上非但去送行，而且说希望邓发同志早日回新疆。”

自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切断了新疆到延安的通道。正当陈潭秋准备将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分批撤到苏联时，盛世才就先下手。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他以“督办请你谈话”的名义，突然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软禁起来。同时被软禁的，还有中共在迪化的全部人员，包括在航空队学习的人员，共计一百二十多人。不久，盛世才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也被迫关闭，苏联顾问、专家撤离回国。一年后的九月二十七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被盛世才秘密杀害。

由于中共中央多方设法营救，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在张治中支持下，国民党才全部释放在新疆被捕入狱的中共人员。七月十一日，他们从迪化回到延安。其中，航空技术人员有三十一人：飞行员十五人，机械员十六人。随后，他们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于一九四七年初到达安东（今丹东），参加东北航空学校的创建工作。这时，陈云也在东北参加领导工作。当然，这些已是后话。

陈云从莫斯科回国到新疆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七个月时间，但是他同滕代远等一起，依靠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利用同盛世才建立的特殊统战关系，接出并安顿好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建成一所多兵种的机械化学校。那时培养出来的一批技术力量，后来在人民军队的空军、炮兵等机械化部队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qLTtEokJPorjnpkbZmX9y3iAG/+/kdR4ZZ3z71qzYhOgBQjOQzEkWHSdh1FP8f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