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几天后，陈云和博古便秘密离开上海，踏上前往苏区的路程。

当时正是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的时期。不满二十八岁的陈云，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信心。他在全总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和工会队伍中许多人叛变（如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等）时，指出：“他们的叛变是对于阶级的动摇，这一点要使下边知道，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假使懂得共产主义的ABC，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的要坍台，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地推动这一过程。我们是为阶级牺牲的，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这种教育目前是很重要的，要使他们的革命的人生观坚定起来。”

从上海去中央苏区，过去曾有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破坏，这时只剩下一条保持畅通，这就是从广东汕头出发，经过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这以前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许多领导人走的都是这条路。

一月十七日，陈云和博古在中央特科护送下秘密离开上海，乘船前往广东汕头。一路上，他们身着长袍，装扮成商人模样。第二天，抵达汕头，同等待在那里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彭年取得联系。在陈彭年掩护下，他们在汕头住了一天，再坐火车到潮安（今潮州），又坐船到三河坝，然后坐小船到苏区边界，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 等候在那里的，是专程前来迎接的中央苏区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和他率领的武装交通队员。

在卓雄等护送下，陈云和博古进入国民党封锁区向闽西方向进发。为了安全，交通队白天把陈云和博古安置在偏远的山区隐蔽。晚上天黑下来后，有人送一点红米、红薯、南瓜之类东西给他们充饥。饭后，他们就在当地一名交通员引导下，走荒无人烟的山间小路。带路的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站与站之间也没有横向联系，每人只负责引导一站，再由别人接替。

尽管这样谨慎，他们还是遇到过危险。当进入福建永定县游击区时，卓雄把陈云和博古安排在一个废弃的煤坑里休息，不巧碰到国民党军队上千人搜山。这时，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青年武装交通队员。他急中生智，带领两个交通队员绕到另一个山头打枪，把敌军吸引过去，另一些队员带着陈云和博古趁机突围，总算化险为夷。卓雄后来回忆说：“我看比较机警的还是陈云同志。因为他在下层工作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处理解决问题比较好。”

到上杭地区后，情况就好转了。那时谭震林在这一地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也在这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博古和陈云在途中见到罗明，并听取了他的汇报。

一月下旬，陈云一行历尽艰险，终于由上杭县的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这时，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陈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笑着大声说道：“总算到家了！”

博古和陈云到达中央苏区，标志着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都已安全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他们到达前几天，张闻天也已安全抵达。

这以后，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在瑞金沙洲坝的下霄村召开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和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任弼时、邓发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博古为总负责人，陈云“参加中央政治局，为常委。同时兼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也同苏区的工会领导机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合并，组成“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陈云继续担任党团书记，这是他的“专门职务” 。刘少奇为全总委员长。下设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女工部和社会部等机构。

中央苏区经过几年的艰辛开拓，这时已发展为包括赣西南二十余县和闽西十多个县、人口四百万、纵横七八百里的一大片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各方面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赣西南和闽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伊始，就大力推行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鼓吹共产国际提出的所谓进攻路线。他们过高估计革命发展的形势，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月中旬，博古发表《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讲演，强调：“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他们提出“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等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为了在中央苏区强行贯彻这一脱离实际的路线，他们先在福建省委，继而在江西省委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并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宣传所谓“进攻路线”和批判“罗明路线”的文章，批判打击那些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正确主张的干部。陈云后来说：“到苏区还不到十天，他们就搞了个‘罗明路线’。” 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批判“左”倾错误时指出的 “‘ 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

陈云和刘少奇同博古等的工作作风不同，他们虽然都是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却没有参加反“罗明路线”的运动。这时，全总执行局机关设在瑞金县城北双新桥一个祠堂旁边的二层小楼上。他们共同主持全总工作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使他们在上海工作时初步形成的一些正确思想继续发展，在全总工作中开始了局部的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

陈云同刘少奇对全总机关工作作了初步安排后，就前往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调查了解苏区工人运动的情况。汀州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最大城市，工商业比较繁荣，有“红色小上海”之称。陈云来到这里后，召开工会干部座谈会，了解苏区主要行业工会的情况。他根据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感到苏区工人运动在执行劳动法方面存在着“左”的错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政权，它一建立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对改善苏区工人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调动他们参加各项工作的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即照抄照搬了一些苏联的劳动法和只适合于现代大城市的条文，忽视苏区所处的农村环境和战争条件，片面追求工人福利，提出过高的工资待遇要求，如规定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须有四十二小时以上的连续休息。甚至规定“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寄宿舍，无代价的分给工人及其家庭住”，“免费的医药帮助”，等等。 汀州工人在一九三三年的工资比革命前一般增加百分之五十多，最高的增加了十五倍。这使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倒闭，失业工人增加，苏区经济萎缩。

全总执行局经过研究，召集闽赣两省的职工联合会委员长联席会议，听取各地工人运动情况的汇报，特别是实施《劳动法》方面的情况，着重研究如何纠正实施《劳动法》中存在的“左”的偏向。这时，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决议传达到中国，其中也提出《劳动法》必须加以修改，以适应于中国农村环境的意见。这就加速了《劳动法》的修改进程。

四月，陈云、张闻天和刘少奇等开始对《劳动法》进行修改，准备提交在五一节召开的苏区工人代表大会讨论。陈云在参与这一工作过程中，于四月二十五日在《斗争》上发表《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批评苏区工运中存在着的“左”右两种偏向。文章论述了工人生活的改善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前提条件，批评苏区某些地方工会忽视改善工人生活的右的错误偏向。文章的重点则在批评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存在的“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陈云指出：

“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例如，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在年关斗争中，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而且，这种‘左’的错误，使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并欺骗工人，使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所以，这种 ‘ 左 ’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

陈云分析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主要来自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和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因此，他要求党和工会在领导经济斗争中，“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

陈云是个不说空话的人。他只要认清了问题所在，就努力去切实地加以解决。六月的闽西，骄阳似火。他冒着炎热再次到汀州，选择一家京果业店铺探索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经验。

陈云为什么选择一家京果业店铺进行“试点”？京果业是当时经营南北土特产（糕饼、果子、粉条、香菇等）的杂食店，在闽西较有特色和影响。陈云到达那里后，首先找了两个中共党员详细询问京果业的营业情况和上半年合同的执行情况，以及企业目前对订立合同的意见和要求。在初步了解企业和工人实际情形后，陈云三次召开党的支部会议，以党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加强对签订合同的领导。在第一次支部会上，陈云详细说明了刚刚结束的“五一”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左”倾的决议及新起草的劳动法草案的主要条文，考察每个党员对这些决议草案了解的程度，要求他们把存在的任何细小的怀疑都提出来讨论。经过两个半小时讨论，到会的党员都承认没有怀疑了。接着又经过两天酝酿，陈云召开第二次支部会议，讨论京果业各个商店对于上半年签订合同的执行情况，了解到一些商店的老板积欠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完全没有实行等问题。陈云把这些意见归纳成六七条，要求他们到各商店去宣传和征求意见。两天后，陈云召集第三次支部会议，由每个党员汇报向店员宣传的情况和群众所提出的要求。这样，又更广泛地吸收了群众意见，拟订出比较适合京果业实际营业情况的合同条文。

以这些条文为基础，陈云主持召开京果业工会支部的全体会员大会，其他各业的工会支部也派代表来参加。陈云先在会上作了对新的劳动法草案条文的详细解释，再由京果业支部的党员联系各店实际情形解释了某些群众有疑问的条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合同条文，并选出由五人组成的签订合同委员会，领导工人同各家店铺老板签订合同，并允许结合各家店铺的不同实际情形适当有所增减。

经过这样深入细致的工作，陈云帮助汀州京果业工会支部拟订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劳动合同，既保护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又兼顾了雇主的承受能力，能为绝大多数雇主所接受，各店铺顺利地完成了签订新合同的工作。

从这次深入调查中，陈云感到基层党和工会的干部在领导作风和方式上存在一些问题，即不去了解工人的想法和情绪，不去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没有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空谈原则而不联系实际。针对这种极坏的工作作风和方法，陈云在《苏区工人》刊物上发表《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的文章，细致地剖析这种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的害处，告诫大家：纠正“左”的倾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没有耐心的说服工作，没有充分的准备工作，没有实际解决工人所遇到的困难，一切企图以命令的方式来通过，丝毫不能解决“左”倾的错误，而且在工人中间可以发生更坏的不满意工会领导的情绪。他说：“说服工作，与深入的群众工作不是简单的容易的事，我在一个工人中的说服工作花了十一点钟。”把任何细小的怀疑与不满统统解决了，才一致通过他的报告。陈云强调：“职工会对于保护工人日常利益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但是过去重要，今天是重要，而且将来以至永久是重要。”“目前各级工会在纠正‘左’倾的领导上，不是空讲原则，而是要具体的领导工人解决他们自己感觉已经行不通的合同的某些条文”。

为了更具体地帮助基层工会工作人员提高工作能力，陈云于七月五日又在《斗争》上发表《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的文章，具体剖析一个很努力工作的巡视员在几次会上的报告，指出他的工作方式的错误，即出席会议以前毫无准备，只是由自己在支部会议上提出一大批工作，没有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缺少具体的办法、把握不住群众的情绪。他认为：在工作中一定要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们自己所想的来做。他说：“我写了这些文章，希望大家来参加关于‘领导方式’的讨论，把个人的好的坏的经验统统写出来，增加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有了正确的决议案还不够，要把正确的决议运用到群众中去，成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还必须经过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

在这前后，张闻天、刘少奇等也都发表了关于领导方法的文章，对提高苏区各级干部的工作能力、促进苏区各项工作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陈云和刘少奇还花大力气抓了苏区工会的组织建设。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工会会员成分的标准，规定凡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都可加入工会。按照这一标准，全总苏区执行局广泛进行征求会员的运动，吸收苏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雇农和苦力加入了工会。在中央苏区很快增加了五万会员，加上湘赣和鄂豫皖等其他苏区的会员，全总领导下的会员总数达到二十五万余人。

在此基础上，陈云和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农业工人工会、店员手艺工人工会和苦力运输工会的代表大会，建立起苏区几个主要行业的工会组织。他们还派出干部分别前往湘赣和鄂豫皖等根据地，加强对这些根据地工会工作的指导，使工会组织成为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柱石。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在华北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达成一定妥协后，便集中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开始发动第五次“围剿”。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各革命根据地“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 全总中央执行局领导苏区工人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征调会员加入红军。“在中央苏区创造了自己的工人师，在闽浙赣工会创造了三个工人团”，“在一般的扩大红军新战士中，工会会员平均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许多乡村动员了全乡工人加入红军，城市青工大多数加入了红军。”

八月一日，陈云出席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的成立大会。大会在瑞金城郊的竹马岗举行。朱德、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人也出席成立大会，检阅了队伍。朱德亲自授予该师“中国工农红军警卫师”的军旗，要求他们担负起保卫红色首都的任务。后来，这个师改编为红军第二十三师，成为一支勇敢善战的部队。

到达革命根据地后，陈云就十分重视当地的经济工作，初步显示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他在两次到汀州工作期间，针对国民党对苏区封锁造成大多数厂店和作坊关厂关店的情况，指示省工联干部：要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工会干部要学会做生意，要根据具体情况，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银行可发放贷款支持恢复纸业等生产并组织土特产出口，要积极组织失业工人的生产合作社，如为红军做斗笠、被服，为农村修造农具等。汀州工会干部按照陈云的指示，努力恢复生产，组织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合作社，恢复了四十多个纸业合作社和私营造纸厂坊，以及织布厂、被服厂、斗笠厂等，还组织失业的苦力工人二百多人到赣南开采钨矿。同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贸易，组织苦力运输工会派出船队，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去白区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使闽西苏区的工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得到改善。

陈云对征集和节约粮食的工作很重视。由于长期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和国民党对苏区日益严密的封锁，苏区的征集粮食成为严重问题，“许多县份收到的谷子还不到十分之一”。陈云在《斗争》上著文号召“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口号之下，紧急地进行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 他自己身体力行，同从白区来的邓颖超、博古、李维汉、潘汉年等二十二人一道，响应《红色中华》提出的节省运动的号召：“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

这一时期，陈云还倾注很大力量来领导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共中央成立组织局，由李维汉担任主任，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张闻天任宣传部部长，李维汉任组织部部长和兼管妇女部，陈云任白区工作部部长。据李维汉回忆：“中央组织局是一个畸形组织，会议主席是我，参加的人是常委，做结论的是张闻天。”“重要问题博古也出席。讨论查田问题，毛泽东也来参加过。”

这时，蒋介石正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他总结国民党在第四次“围剿”中失败的教训，改变长驱直入的战略，调集五十万军队，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对中央苏区实行合围。在这种形势下，开展苏区周围的白区工作，对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批评了各地对白区工作的忽视，提出“党必须加强在附近苏区白区中的工作”的任务。陈云领导的白区工作部，就是为此而建立的。

十二月初，陈云在《斗争》第三十七、三十八期连续发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的文章，总结几个月来开展江西和福建白区工作获得“微弱的进步”的情况，分析苏区周边白区工作的具体环境和工作中存在的弱点，指出做好白区工作的可能性。他认为：苏维埃区域土地革命与工农群众生活的改善，对于在国民党军阀豪绅压迫下的工农群众有深刻的影响，党要根据白区群众自己的需要与经验，领导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从群众切身的经济政治要求上把群众斗争发动起来。他强调：“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是组织群众与领导群众为政权而斗争的最重要的步骤”，“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转变，不放过每一个白区工农到苏区时的机会，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地方政府与工会应该在边区来往要道与圩场设立俱乐部、饭店，招待吸引白区工农来参加与停留。”

这时，爆发了“福建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从上海调来福建“剿共”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在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认识到“剿共”打内战没有出路。他们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走抗日反蒋的道路。他们响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的号召，派代表到瑞金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这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博古等继续把国民党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以层出不穷的新的企图来欺骗群众”，“我们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础上竭力和这些政党奋斗，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由于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能够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配合行动，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失败。蒋介石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重新集中兵力，从四面包围中央苏区，使红军进一步陷入险境。

正如陈云后来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所说：“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指福建省的建宁、泰宁两县和江西省的黎川县——引者注）去侧击向延平（今福建省南平市——引者注）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

当时，陈云十分关注这一事变。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第五期上发表《福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与赤色工会在福建的任务》一文，认为“这个政府不是人民的，也不是革命的”，但不能简单地“把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与反对人民革命政府并立起来”。文章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该在他们大吹大擂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去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集聚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掀起广大群众的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要在“实际的群众斗争的行动中，抓住人民革命政府每一个欺骗、动摇、不彻底、叛变、出卖的事实，在群众面前证明这个政府的纲领，是欺骗群众的”。

这些论述说明，陈云对福建事变的看法，虽然同博古等的“左”倾指导思想有所不同，但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对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来积极活动的中间派别，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

陈云后来对自己到中央苏区后的这段工作，作了这样的评价：“当时工会工作获得相当成绩，白区工作则无成绩。”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省委的代表。博古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关于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称中央书记处）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等组成，博古仍为中央主要负责人；还选出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

这次全会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认为：“中国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漩涡中，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在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是尖锐的提了出来。”并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全会强调要在党内“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 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提出：“白色区域的工会工作，仍是党整个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为使全部革命职工运动得到坚决的转变，“党必须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到工厂、工会、罢工三个基本工作上”。

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今后的任务，并且讨论了红军建设、经济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等问题，通过了修正的苏维埃宪法，最后选举产生二百一十一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

二月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十七人组成主席团（陈云是成员之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后之最高政权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下设立十一个人民委员部，作为中央行政机关。

这时，陈云“住在中央局” ，地点在瑞金沙洲坝下霄村。据钟玉林回忆：“同住在一起的，有博古、张闻天、李维汉等。”“苏维埃开会时，陈云很希望毛主席能够继续当选为主席。”

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国内外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工人斗争有了新的发展。陈云反思了福建事变中白区工作的策略，指出：“从总的方面看来，在开展福建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基本的弱点之一，就在我们不曾用一切力量把运动开展到工人群众中去。”而妨碍这一点的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拒绝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这种关门主义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开展，阻碍了党去争取群众。”他指出：“福建事变在职工运动中统一战线的教训一样应该成为全国党的教训。”

六月七日，陈云在为中共中央编印的供白区工作同志内部学习的一本小册子前言中指出：

“白区的工作同志，白区的一切组织，他们的任务是要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捐减税，要求自由买米买盐，反对抽丁筑路，要求筑路给工资，等等。在城市要抓住工人和贫民任何的细小的不满，领导和组织他们的斗争。在领导斗争中，不是要提出许多要求，不是要提出过高的群众还不了解或不能立刻为这些要求而起来斗争的口号。在提出要求时，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适合他们的需要，并估计到争取每个日常斗争胜利的可能性。我们领导的艺术，不在于口号提得多，提得高，而在于每个口号为当时当地群众所能接受，并立刻起来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要不放松每个机会去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政治觉悟，使群众去为更高的口号而斗争。”

他还指出：

“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一。般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参考党中央各种决议，同时要审慎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灵活地运用各种工作方法。”

陈云这段话，反映出他的实事求是的品格。

陈云从在江苏省委领导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到中央苏区再次领导工会工作，正是第二次、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全党盛行之时。前面已说过，在这种情势下，陈云在领导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但是由于他重视调查研究，了解工运、农运的实际情况，因而逐渐学会从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中总结经验教训，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因而也逐渐在自己的思想上发生了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变化。要实行这种结合，既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而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最重要最现实的就是要深入了解当时正在进行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斗争实际。陈云就是这样去做的。为了了解农民运动的实际，他在江苏各县农村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还对常州天宁寺的农民斗争进行了典型调查和指导，最后形成了《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为了了解上海的工人运动的实际，陈云对沪中区每个行业的经济状况和工人斗争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写出了《沪中巡视记》。为了做好中央苏区的工会工作，陈云曾两次前往福建汀州调查工人现状和苏区《劳动法》实施状况，还对那里的京果行业的店铺进行典型调查和《劳动法》实施试点，并三次召开党支部会议，广泛听取工人党员的意见。正是通过这些实地调查，陈云不仅了解了农民群众和工人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而且了解了他们的革命斗争要求和愿望，认识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可靠力量，认识到党的一切斗争和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去做，如果离开或违背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利益就不可能成功。

陈云在领导白区的农运、工运和苏区的工会工作中，先后提出了一些从实践中包括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看法和思想，例如：群众斗争的口号必须是“群众了解和所能接受的”口号，“要慎重地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形来提出适当的口号”；群众斗争的要求必须是“适合他们需要”的要求，“在工作中一定要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把握群众情绪、做好群众工作的“钥匙”；领导经济斗争要审慎了解“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做好说服和团结群众的工作，“不是简单容易的事”，要把群众中“任何细小的怀疑与不满统统解决了”，群众才会拥护和支持；保护群众的日常利益，“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但是过去重要，今天是重要，而且将来以至永久是重要”；“必须一切工作向着群众”；“什么东西都要依靠群众，经过群众去做，这是我们最要注意的”；“站在群众面前领导群众，绝不要离开群众”，“我们在每个斗争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离开群众”；“一切工作方法，必须随着每个地方的不同情形来决定”；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做好工作的关键”，等等。

这些看法和思想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陈云在领导白区的农运、工运和苏区的工会工作中，在一些具体做法和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上，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倾指导思想和“左”倾做法是有不同的，说明陈云是善于向实践、向群众包括向失败的教训学习的，也说明陈云对毛泽东后来概括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已有了相当的和难能可贵的认识。陈云的这些看法、思想和重视调查研究的做法，在他后来的革命实践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得到坚持、丰富、完善和发展。他在毕生奋斗中所留下的这些宝贵的富有特色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唯物辩证法思想，以及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从他这些早期的认识、思想和做法中，已经可以从不同方面看到端倪。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对夺取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形势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在军事上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单纯防御战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拼消耗的阵地战，使多年艰苦奋斗开辟出来的中央苏区，在人力和物力上都受到严重损失。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后，战争形势日益恶化。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尽最大努力挖掘有限的资源支持战争。这年春夏间，陈云受中央委托，检查和管理军事供给部门的工作和军工生产。

陈云深入实际，对设在瑞金的军事供给各个部门进行普遍检查，又到离瑞金较远的岗面兵工厂和塞上兵工杂械厂进行调查。在岗面兵工厂，他住了一个多星期。这个兵工厂是红军在一九三一年底建立的，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陈云在那里先后找几十个人了解情况。据陪他检查工作的马文回忆：“谈话时，陈云同志十分注意听别人讲，中间很少插话，遇到他觉得不清楚的地方，才请人重复一遍，直到了解清楚为止。职工们虽然是第一次和陈云同志见面，但由于他的谈吐举止都很平易近人，因此大家都毫不拘束，非常愿意和他谈厂里的事。”陈云重点检查了枪炮科和弹药科，了解工厂每天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各种设备与工具的情况以及为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在塞上兵工杂械厂，陈云发现职工们普遍对该厂厂长意见很大，主要是作风不民主，甚至打人骂人，体罚职工。陈云同有关部门研究后，认为这个厂长的作风严重阻碍了工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必须及时处理。当陈云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鉴于李厂长的错误性质，必须给予撤职处分时，全厂职工热烈鼓掌拥护”。

军委总供给部是同革命战争有极密切关系的部门。经过检查，陈云认为这里的状况是“一刻不能忍耐”的。在军事工厂中，没有建立生产品的预决算的核算制度，工厂的管理没有厂长与领工的负责制，原料与工具没有人负责保管，兵器仓库非但无锁而且无门。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还助长了一些部门中的贪污营私分子。陈云撤掉了总供给部长的职务，并在《红星报》上发表社论， 严厉批评这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错误。陈云的决心，极大地震动了军事供给的各个部门，激发了军事工厂职工群众的积极性。陈云后来在一九三六年写的自传中说：“西征前曾由中央委办军事供给各项生产的管理，这个工作极有成绩，三月计划两月完成。”

尽管全党和根据地军民做出最大努力，但由于“左”倾的错误指导，红军在所谓“短促突击”的阵地防御战中，分兵把口，东堵西击，兵日少而地日蹙，在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十月上旬，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向兴国、于都和瑞金等地集结，实行战略转移的命令。

对这次战略转移，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在广昌失守后即向共产国际去电请示。六月下旬，经共产国际复电批准后，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秘密进行，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由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处理。

七月初，“三人团”派出以寻淮洲为军团长的六千余人的部队组成抗日先遣队，打出中央苏区，深入敌后，以调动和分散国民党的兵力。八月初，又令任弼时率领第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突围，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与此同时，对保障红军转移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准备工作。

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到何处去，任务是什么？中共中央从保守军事机密的观点出发，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这对长征初期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长征出发前夕，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同中革军委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分别担任红军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的中央代表。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中革军委驻地梅坑向陈云交待了任务。朱德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它的前身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能打硬仗，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周恩来谈了中央的意图：长征由五军团殿后，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他对陈云说：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机断处理紧急问题。周恩来还向陈云介绍了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等军团领导人的情况。

陈云对部队情况不熟悉，过去从没有在部队中任过职，也没有作战经验。他感到担子很重，压力很大，但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必须挑起这副重担。他向朱德和周恩来表示，一定同军团其他领导人一起，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后卫掩护任务。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晚，陈云同红军第五军团从江西的曲利出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当时，红五军团下辖两个师，即十三师和三十四师，兵力计一万二千余人。陈云立即深入到部队中去传达中央精神和了解部队情况。十月二十日午后，陈云来到陈伯钧任师长的第十三师，向各团负责人报告目前形势和突围西征的任务，以及当前几项紧要工作。“十五时以后，会始完毕。接着，即率领各团首长去石尾渡河点考察徒涉场。” 黄昏后，陈云随部队渡过于都河。

长征的突围行动，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开路先锋，八、九军团随后作两翼掩护，中间是中央和军委的两个直属纵队及大量辎重物资，五军团在最后担任掩护。这种甬道式的西进队形就像是五个人抬着一乘笨重的轿子，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后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指出：“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 往往是前面的先头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就要守下来等，等后面部队到了再走，主力部队也变成掩护部队。这样既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机，也使主力部队损失很大。

五军团走在所有部队的最后面，殿后掩护的任务更为艰巨。他们在长途行军中，既要击退紧跟在后的国民党追兵，还得设法解决部队的伙食供应，因为走在前面的部队还可以弄些蔬菜等东西吃，走在后面的常常什么也没有了。陈云后来说：“长征时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没好好睡过觉。” “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政治动员，随着困难的加大和离根据地越来越远，部队减员和开小差的现象增多。这个现象，在五军团也很严重。

为了克服这种现象，陈云于十一月四日晚，再次来到五军团十三师指导工作。他“召集了各团政委、总支书开会，讨论今后政治工作问题。” 第二天，他又深入连队了解战士开小差现象增多的原因。经过了解分析，他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政治动员不够和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陈云利用行军间隙机会，同师领导召集有关干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在接着的十多天内，陈云同十三师指战员们一起行军和战斗，深入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一直到十一月十五日，五军团在湖南郴州冲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后，陈云才回到军团部。

这时，中央红军主力进入湖南的潇水、湘水地区。蒋介石已经察觉红军的战略意图是向西北同二、六军团汇合，连忙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国民党广西、湖南、广东和中央军的各路部队，约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近四十万人，在湘江沿岸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

这时，红军已没有任何退路，只有拼死冲过湘江。十一月二十七日，红一、三军团主力迅速渡过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渡河点，拼死抵抗国民党的中央“追剿”军和从广西方面赶来的桂军。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又掩护军团的主力。由于中央及军委纵队负载太重，行动迟缓，湘江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十一月三十日，五军团在湘江东岸被围追的敌人切断了，他们在前后夹击中打了一天，掩护全军过江。深夜十二点多，陈伯钧率领的五军团第十三师在石塘圩接到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带来陈云写的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拉过湘江”。 于是，陈伯钧率领部队连夜急行军六十多里，抢在敌人合围前渡过湘江。但担任五军团后卫的第三十四师被追击上来的国民党部队截住，经过英勇战斗，部队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锐减为三万余人。但部队毕竟还是冲破了国民党四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处心积虑企图一举围歼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后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

“西征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有许多用钢骨水泥筑起的工事，埋伏了机关枪。这些地带敌人认为是攻不破的，他们本想以此来把我们困死在苏区里。我们击溃了工事里的敌军，冲过了四道堡垒封锁线。”

过了湘江，红军进入广西、湖南边界的西延山脉主峰越城岭，也称老山界。这是红军出发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这里山势连绵，道路崎岖，国民党军已无法形成合围之势。摆在红军面前要克服的，首先是自然界带来的困难。

中央红军经过一千多里的长途行军，又经过湘江血战，这时已人困马乏。老山界海拔二千多米，群峰高耸，悬崖峭壁，气候瞬息万变，有的地方连当地老百姓也从来没有上去过。红军凭着勇敢无畏的精神，终于征服了它。陈云后来在托名一个军医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这样描述道：

“赤军之能够翻过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而且在此山高人迹稀少之区，未受损失者，确是赤军上至首领下至兵夫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军所不及者。”“我在第六连的先头走，简直是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天气又冷，风又大，山又高，山下的泉水的流声如万马奔腾，人又疲倦，可是不敢合眼一一，因为路太狭了，只有海关尺（即英尺——引者注）”“阔的路。队伍越走越慢了。走几步，停五分十分钟，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时间已经是次晨两点钟了，前面顺次序地传下了司令员的口头命令：‘各连队随地靠路旁露营。各连火伕到前面煮饭。’”“实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下是湿是干的，大家就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下把被单往身上一盖就睡。人生再没有比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睡得舒服的”。

陈云细腻生动地描述道：“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

自然界给红军带来的困难还是次要的。湘江的惨败，以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直打的被动仗，同以前几次反“围剿”战役形成鲜明对比，使红军干部和战士心中产生许多疑问和不满。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开始表面化，引起部队中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对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和怎样挽救目前的危局，高层领导人中间也产生激烈的意见分歧。这是关系红军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关头。

陈云后来这样记述那些缺乏实战经验的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

这时，蒋介石已在湖南的洪江、芷江和贵州的松桃、铜仁一带，集结了近二十万国民党部队，设置四道防线，布成大口袋阵势，张网以待，准备在中央红军向湘西同二、六军团汇合时加以围歼。博古和李德却完全不顾眼前这种严重局势，仍死抱着前往湘西这个既定目标，带着红军往蒋介石设好的口袋里钻，这显然会使红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王稼祥、张闻天以及周恩来等逐步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改向贵州挺进的正确意见，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占领湘南的通道县城，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此后又经过黎平政治局会议的激烈争论，终于在十二月十八日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创立新根据地的原定计划，改为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后再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陈云由于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还有几天路程，因此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在通道会议后和进贵州前，博古曾打电话约见陈云和刘伯承。陈云同刘伯承离开五军团部赶至洪州司，见到博古。博古向他们通报了通道会议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已决定不在湘西地区的会同县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改向贵州进军。 中革军委还根据陈云和李卓然两天前反映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电报，决定把八军团编入五军团，陈伯钧任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军委还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根据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在以后几天内，协助五、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决定以两日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实行编制。” 十二月二十一日，陈云和刘伯承离开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这以后，他们率军委纵队经黄平，过乌江，向遵义进发。

贵州老百姓当年生活的贫苦，给陈云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一天，在部队向黄平前进途中路经剑河县时，陈云目睹毛泽东送毛衣给一位老妇人。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象。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红军突然转向西入贵州后，连续打了一些胜仗，一时摆脱了前堵后追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并有一些缴获。同时，部队进行了轻装整编，行动灵活，士气逐渐增高，行军速度加快，部队急速向遵义地区前进。

但在一九三五年的元旦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有不同意见，再次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中央政治局在猴场镇外的一个姓宋人家的庭院里召开会议，经过讨论，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据此，决定红军立即抢渡乌江，迅速攻占遵义。陈云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

猴场政治局会议还根据实际状况，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指出：“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刘英在《我所知道的陈云》一文中说：陈云“是一个实干家，有组织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对工作要求很严”。“在整编时，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针，有问题就向中央汇报，得到中央同意后，就大刀阔斧地干，彻底打掉了‘红章’ 纵队的坛坛罐罐，该扔的扔，该埋的埋，使部队得以轻装。他还把强壮的人员充实到前梯队的战斗部队中去，大大缩减了后梯队的负担。”

这时，中共中央正酝酿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部队过乌江后，张闻天在团溪同陈云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一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 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一月九日，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进城前，临时组建遵义警备司令部，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遵义是贵州省北部的商贸重镇，市面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是红军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个中等城市。由于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红军当时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因此，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积极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十二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当时贵州省立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召开遵义县民众大会，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陈云同毛泽东、朱德等参加大会。他后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我们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了群众。我们的这些做法使当地老百姓拥护红军的热情高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这时由于红军强渡乌江成功，把原来紧跟在红军后面的十几万国民党“追剿”部队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战局稍趋平稳，为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会议是在遵义旧城当地军阀柏辉章公馆的一幢二层楼上举行的，后称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参加了。

会议首先审查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决定改变这个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接着，会议讨论了“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是会议的主要内容。按照会前的准备，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强调没有能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客观原因，“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 周恩来作了补充报告，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

接着是与会人员发言。过湘江后，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路上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三人统一了思想，在会前共同拟订了一个发言提纲。会上，张闻天按照提纲，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陈云回忆说：毛主席讲话的内容“主要是军事问题”。“毛主席讲，人是要吃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子弹是要打死人的，李德他们不懂。” 陈云还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的那些。” 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提纲提出的意见。张闻天回忆说：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会上，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会议指定张闻天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从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是二月五日左右的事情。到三月中旬，鉴于战争环境瞬息万变，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统一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当时，军事是最重要的工作。这样，就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一起，组成中共新的坚强的领导班子。陈云在十月十五日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指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几年的锻炼，开始走向成熟，为引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打开新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到部队后，极大地鼓舞了各级干部和部队广大指战员。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纲中指出：“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遵义会议后，红军周围的敌情仍极为严峻。自红军进入黔北后，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或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他又迅速调集中央军主力薛岳率领的八个师进入贵州，向遵义地区进逼。黔军王家烈也派三个师分别向遵义和湄潭等地发动进攻，川军十多个旅沿长江布防，阻挡红军入川，湘军、鄂军和滇军也分别从东、北、南方向压来。面对如此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由遵义地区北上，渡过长江，向川西北挺进。

这时，陈云的工作又有新的变动。一月十九日，中革军委把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央纵队，任命刘伯承和叶剑英为正副司令员。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一九三六年写的自传中说：“遵义会议以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但在行军中除注意干部问题以外，一般的还是奔跑于几个兵团。”

与此同时，陈云还兼任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部长。据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的刘英回忆说：“遵义会议后，陈云接替李维汉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地方工作部是红军总政治部之下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党和政府，打土豪、分东西，安排伤员。”“记得有一次，陈云半夜把我喊醒，原来是前方有几个伤员转移下来了，伤势很重，必须寄养在老百姓家中。我那天很累，但马上起来，去与老百姓联系。由于红军沿途打土豪、分粮、分衣给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很拥护我们，都把红军看成自己的队伍。我们留一些银元和贵重物品给老百姓，托他们照顾伤员，他们很愿意帮忙。”

刘英还说：“陈云当地方工作部部长时间很短，以后，又是李维汉当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是政治局委员，但长征期间中央没具体分工他管哪一方面的工作，因此，是一个机动干部。哪里需要人，中央就派他到哪儿去。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吸引滇军东调，然后突然从贵州西进，直逼昆明。进入云南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白区工作，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回忆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从昆明走，不果，折回红军中”。

回到部队后，陈云又一次担负起重要任务。这时，红军正准备抢渡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和横断山脉之间奔腾而下，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中间只有羊肠小道通向岸边。国民党为了防止红军渡河，已下令把所有船只掳往对岸，控制住对岸渡口。这是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能否顺利渡过金沙江，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

按照行军次序，红一、三军团为左右两翼，中央纵队居中，分三路直扑金沙江边。当一军团攻占龙街渡口时，这里的船只已被国民党烧毁，三军团占领的洪门渡口，只有两只能渡十几人的小船，而这两处渡口又都无法架桥渡江。这时，中央纵队的先头部队在刘伯承率领下，以一昼夜行军二百里的速度控制了皎平渡口，先缴获两只小船后，又找到四只比较大的船。全军三万多人就凭这几条船过江，它的艰巨性可想而知。陈云后来说：“当时哪怕有一条船沉没，都会极大地影响士气，我们必须迅速渡完，以免敌人追上。这一切都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性。”

为了顺利完成渡江工作，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成立了渡河司令部，陈云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委，刘伯承为司令员。他们精心组织，并规定了严格纪律，使渡河秩序井然。国民党当局完全没有料到红军会突然插入云南，发觉后又以为红军将乘虚直取昆明，把兵力用于防守昆明。这就为红军抢渡金沙江赢得了时间。陈云后来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渡江持续了九天九夜。我们没有损失一人一马。” 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更详细地描写了这一过程：

“赤军渡河时，不能架浮桥，只在交西渡（今皎平渡——引者注）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烂，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每次来回，均须专人在船舱中将流入之水以木桶倒入江中，才能复渡，故危险异常。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而赤军全部人马，几乎都从此渡河，故除日间渡河而外，夜间则于江之两岸，燃烧木材，火光照耀江面终夜渡河。”

“我曾见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一。而且每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正由于红军上下一心，组织严密，到五月九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陈云后来这样评说红军的渡过金沙江：“赤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我曾亲自渡过金沙江，我亦觉此事为平生一大幸事，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者。”

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就把国民党“追剿”部队远远甩在后面，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处境好转，红军得以在会理地区休整了五天。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外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作战行动，批评了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在部队中叫苦、甚至企图改变中央领导的错误。毛泽东指出：“现在为了摆脱追敌不肯多吃一点苦，将来会吃更大的苦。” 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指出：“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 会议还讨论了红军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飞夺泸定桥。在此期间，陈云比较多地参加地方工作。五月下旬，红军进入冕宁县城后，陈云在总政治部驻地会见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了解冕宁县地下党的情况，商量建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组织冕宁抗捐军的事。随后，陈云在总政治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由陈野苹任主席，李井泉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财粮科、弱小民族科和行政科。陈云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 此后，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曾召开上千人的群众大会，组织五十多人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创建川西北根据地的任务，红军陆续派出一些游击队，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了指导这些游击队的工作，陈云在紧张的行军中写了《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一文，着重说明：“游击战争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而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因为这是游击战争胜败的关键”。 他根据自己的实际体会，对如何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提出许多具体意见。陈云指出：在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上，首先需要细心了解每一地区群众不同的最迫切的要求，用群众心坎内的要求鼓动群众起来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在组织群众的工作上，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关门主义。估计到游击队常常可能得不到上级按时的领导，必须能够在各种顺利的、困难的、复杂的环境之下独立地工作，就必须使游击队的领导干部具有各种才能，而这种才能必须给以培养和教育。这篇文章发表在长征路上由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对开展地方工作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就在陈云这篇文章发表时，他又接受新的任务，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陈云回忆说：“泸定桥会议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在过了泸定桥的一个地方（是在房子里，不是在外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我，刘少奇、博古、刘伯承是否参加记不清了。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会后，陈云抓紧做了几天准备工作。长征以来同陈云在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刘伯承，担心陈云路上的安全。他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六月七、八日，在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随后，他只身一人从这里悄悄地离开长征队伍。离开时，陈云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经费，大面额的国统区货币约三千元，以及小面额货币和光洋约二百元作为路费。还带了一部线装的《三国演义》。陈云回忆说：我带了一只热水瓶，把大面额钞票放在了热水瓶胆下面。

经过精心安排，护送陈云离开灵关殿的是当地的地下党员、在灵关小学任教的席懋昭。他们出发不久，突然从后面追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长，荥经县的地主。在红军攻占天全时，他准备逃回荥经县，被红军扣留。为了利用他掩护陈云出川，当陈云和席懋昭离开灵关殿时，故意让他溜掉。当他追上来时，席懋昭主动同他搭话，说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外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三人便结伴而行。

一路上，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碰到检查站，席懋昭和这个教育局长便上前答话，陈云因怕不是本地口音带来麻烦，假装去解手混过去。第二天，他们经天全到了荥经县城，在这个教育局长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以后陈云和席懋昭便转向雅安，昼夜兼程地赶了五六天路，到达成都。在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在他那里住了一夜，并托他将钱汇给章乃器。这时，章乃器在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任副总经理。后来，这些钱交给上海特科，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 陈云心很细，还要来美丰银行的一叠信封信纸，以便日后如果遇到什么情况时可以自称是这个银行的职员。次日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内容为：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是他向中央报告平安到达成都的信号。

这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围剿”红军。成都城内到处增岗加哨，戒备森严，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陈云同席懋昭第二天就乘汽车离开成都，在内江住了一晚，便直奔重庆。他们在快到重庆的地方，下车步行进城。在重庆，陈云拿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找到他的弟弟刘叔禹，住了下来。陈云回忆说：“在重庆，我把信交给刘伯承弟弟开的中药铺的伙计。他问什么人写的，我说姓刘。这时刘伯承弟弟出来，他说老板不在，在家里。我说，我知道，在十八梯（重庆较场口附近——引者注）。我就走了，他便赶上来，说对不起，因为有人敲竹杠，不敢接头。随后一起到他家里，住在他那里。刘伯承母亲也在，问长问短，招待很好。”“同在成都一样，在重庆我去找刘伯承弟弟，没有让席懋昭跟我去。这是秘密工作的需要。席懋昭住在旅馆里。”

十多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民生公司轮船票。陈云启程赴上海时，将剩下的一些川币，托刘叔禹买了一只一钱多一点的金戒指，后来把这只金戒指带到了延安。刘叔禹送陈云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二十多天中，陈云在席懋昭护送下，行程七百多公里。后来，陈云回忆这段行程时写道：“过金沙江、大渡河后，一人被派离军赴沪，在灵关殿，由一小学教员（灵关小学）席哲明（即席懋昭——引者注）带上山，经土匪区依靠哥老会关系，重进天全城，经小教关系，在县政府取得护照，到荥经席哲明家，再赴雅州，到成都，经刘伯承朋友招呼，买票到重庆，在伯承弟弟家住了十余天，坐民生轮直航到上海。”

轮船鸣着汽笛缓缓东行，陈云的心情难以平静。短短两年多时间内，陈云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从中央苏区长征到西南，经历了这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这时又要回上海去了。新的艰巨任务正在等着他去完成！ WxSUftmcbsbessVdC9dOTzCRsXnyxjw/QvQG3QUnA1njWgRQdjMqbokOS+tyJq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