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的返回途中，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个突发事件，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顾顺章，又名黎明，原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一名钳工。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担任过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队长。几年来，在革命走向低潮后，在周围复杂环境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已发生变化。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更使他对革命信念发生严重动摇。这是他被捕后叛变的重要原因。

顾顺章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很多党内核心机密，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住址，熟悉党内的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叛变后，立即要求面见蒋介石，准备建议国民党以突然袭击方式，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可是，顾顺章被捕那天刚好是星期六，南京国民党的政要都去度周末了。武汉电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公室关于顾顺章叛变的几封急电，正好被在那里值班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接到。钱壮飞心急如焚，立刻派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特快列车从南京赶往上海，找到平时同他单线联系的李克农，请他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但那天不是李克农同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陈赓联系的日子，一时无法找到中共中央。李克农立刻想起同他经常有联系的江苏省委。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找到了江苏省委，也就可以找到中共中央。

这时，江苏省委书记已由陈云担任。这以前，江南省委在一月十七日改为江苏省委后由王明任书记。但王明的注意力放在中共中央，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个把月。据康生回忆：“记得王明以后是陈云同志作书记，陈云离开省委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六月间，陈云之后大概就是王云程。” 这是一个极端危急的时刻。李克农找到陈云后，陈云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当即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

周恩来在陈云协助下，召集中央特科的李克农、陈赓、聂荣臻、李强等举行紧急会议，商定对策，采取应变措施，包括转移中央机关、改变领导人住处、斩断顾顺章已知道的工作线索、改变秘密工作方法、销毁机密文件等。

当夜，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陈云连夜派人找了一个印刷厂，出四倍于当时的工钱，在两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一百多张，发给上海各级党的组织，通知他们防范。

四月二十七日，顾顺章被国民党用兵舰押解到南京。然而，在周恩来和陈云等周密安排下，赶在国民党大搜捕前，已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应变措施。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一场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终于避免了。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百二十三号通知，指出：顾顺章“是最可耻的叛徒，中央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同志，更加紧我们在群众中的工作，更严密我们的组织，更特别注意我们的秘密工作。” 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仍基本上保存了下来。

顾顺章一举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被挫败，但环境的恶化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一度难以进行，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中央特科几年来在国民党内部逐渐建立起来的力量和关系基本上遭到破坏，许多打进敌人要害部门的地下党员无法继续坚持下去。后来，周恩来曾指出这次事件对中共是“致命的打击” 。

中央特科的主要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还“不懂得组织情报”工作，结果“四一二”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时毫无准备，遭受惨重损失。一九二七年五月，周恩来吸取四一二政变的惨痛教训，在武汉建立的中央军事部下设立了专门部门，负责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十一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活动，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打击和破坏。周恩来便提出建立中央特科。最初建立的是一科和三科。一科即总务科，主要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庶务工作。凡是中央召开的会议和设立的秘密机构及接头地点，都由一科负责。三科即行动科，也称红队，任务是肃清内奸，营救被捕的同志。一九二八年春又建立了二科，即情报科，由陈赓负责，发展了一些特殊关系，派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等潜伏在国民党高级特务机关内，因此能先机获取顾顺章叛变的情报。一九二九年底又成立四科，即交通通讯科，由李强负责，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共中央同各地党组织的电台联系。中央特科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指挥。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必须重新进行大的整顿。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特委工作虽然有它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于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为了整顿特科，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

陈云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叛变过程中显示出他的工作能力，他本人又具备中央规定的上述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但六月二十一日又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这时，陈云在危难之际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陈云回忆说：“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又称书记——引者注），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来走了，以后就是潘汉年负责。”

如何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陈云首先从改变中央特科（代号叫“新新公司”）的工作方式入手。特科工作应当深入社会，完全同党的其他组织隔离，基本人员要少而精。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首先改变这种状况。他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调整内部组织，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调离上海；同时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他又改变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同时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陈云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比如，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搬来，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

陈云自己在哪里办事？他自己回忆：“上海山海关路的印刷所是我当时的办事机关” 。这个地下印刷所的老板是李伟基，就是前面提到的陈云曾在浙江嘉善借以避居的李桂卿的弟弟。一九二八年冬，李伟基到上海，在新闸路星星印刷所做事。陈云知道后，到上海找过他。李伟基这样回忆：“有一天他与我讲，他和我合开一家小型印刷所”，“他先给我三百元，要我出面筹备”。“在山海关路肇庆里十七号，借了一间统厢房，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取名新生印刷所”。“名义上他负责内务，我担任业务，也雇了一位青年工友和收了一个学徒，大模大样地做起假老板来了。” 李伟基说的这位“青年工友”，就是特科人员李士英，在这个印刷所当校对。据李士英回忆：“我和陈云同志会面时，他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头”，俨然一个账房先生。 陈云后来说：这个印刷所从来没有被破坏过。

“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共产国际代表曾对陈云这种办法给以充分肯定，说：“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对于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特科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作了初步改变后，陈云同潘汉年等又集中力量研究如何重新恢复和建立情报工作。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的工作，在顾顺章叛变后一度停顿。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必须尽快重建。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周恩来在总结中央特科工作时说过：“特科工作之最主要部分，是要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尤其是直接摧残革命组织的反动机关，更是我们首先要打入的对象。” 根据这一指示，陈云指导特科首先想方设法打入国民党政府的上海警备司令部。这是一个负责破坏中共组织的重要机构。国民党当局这时正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要找会讲法语的人当翻译。陈云和潘汉年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遣鲍文蔚去当法文秘书，由此结识同警备司令部有些联系的人士，进而又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一个录事建立联系，这一关系在了解向忠发被捕后确已叛变并被秘密处决的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派遣人员，这是陈云直接主持进行的。据潘汉年回忆说：“那时，吴开先主持市党部组织部。他破坏我党的恶毒手法之一，就是发动自首，发展内奸。特科需要了解这一具体情况。”陈云、吴开先的同乡沈寿亚，“大革命时是跨国共两党的党员。‘四一二’后在陈云领导下做工会工作”。“一九三一年陈云领导特科工作，沈到吴开先的组织部当文书。陈云同他谈话，要他长期埋伏在吴处搞情报。”开始时，沈寿亚得不到重要情报，后来他升任组织科登记员，不久又当了科员。“这时他能看到有共产党员秘密去市党部自首的登记表，就向组织报告。”潘汉年“便让他相机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党员登记表格分别处理保存，并建议自首登记者应有相片存底。此说果被吴采纳，升调他专职保管自首登记表格。从此，他定期向组织报告党员和革命团体成员去组织部秘密自首登记者的姓名、职务、年龄等情，必要时还向组织提供自首者的相片。”这一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张浩（即林育南，大革命时期的工会领袖）的妻弟“向国民党市党部登记自首”后，“敌人布置他继续与张浩来往，足见敌方意在发现张浩上下左右关系，然后一网打尽”。中央得此密报后，要沈寿亚“将登记存底和相片弄出作证”，他都做到了。

为了做好情报工作，陈云特别注意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与工作关系，收到明显效果。前面提到，同陈云在商务印书馆一起领导过罢工斗争的章郁庵，即章秋阳，在四一二政变后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过一则启事，大概声明他不是“共产党员”或者“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这类话。然后即去他大哥章培（国民党浙江保安团团长）处当军需官。是否中央要他这样做的，陈云并不清楚，“因为这样重要的秘密事情，只能是上海区党委或者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知道，如赵世炎、罗亦农等”。“‘ 四一二’以后，党曾经派过一些党员到国民党内部做秘密工作，这是确切无疑的”。一九二七年夏天，陈云到杭州与章秋阳见过面，但他没有同陈云讲这件事。陈云认为：“按照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他也无权对我说明。”章秋阳当军需官期间，曾经掩护了一些共产党员，后在上海交易所当经纪人。顾顺章叛变后，陈云同他建立了联系，就让他利用其“合法身份收集情报”。 他除介绍陈云、潘汉年同他哥哥章乃器会面，讨论金融问题外，还“利用他的地位，在帮助党处理大宗外汇兑换上起到秘密掩护作用，而这是别人难以做到的”。 后来，陈云从长征途中奉命返回上海工作时的住所以及同先前到达上海的潘汉年的联系，都是章秋阳负责安排的。这个时候，章秋阳完全知道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重要职务。陈云后来对章秋阳这样评价：“我们即使今天无法证明他当时有否党籍，但是很清楚，他是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做了大量党员所应该做的工作。”

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非常艰难。这时，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并报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博古负总责。十月中旬，王明先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十二月上旬，周恩来也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江西瑞金。

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也作了调整，成员有陈云、康生、潘汉年、陈寿昌和杨森。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特科在严重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苦撑危局，继续忠诚地保卫着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月后，国民党特务机关用周恩来的一个别名“伍豪”，在上海《时报》刊登了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上海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了后认为，这个启事称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只有“伍豪”一人，决定暂不刊出。十九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这个启事，《申报》只得在二十、二十一日刊登。

中共临时中央立即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反击。当时《申报》在上海的报纸中影响最大。二月十八日，临时中央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代写的“伍豪启事”，用来否定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广告处律师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二十日《申报》刊登了伪造启事后，临时中央当天又派人到申报馆询问：既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广告处律师回答说：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名义，于二十二日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否认他们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一种方法。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企图利用当年国民党伪造的这个启事诬蔑陷害周恩来时，陈云出来作证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六月，周恩来在电话中问陈云：关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报纸上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退出共产党声明，并也登了一个报馆告伍豪先生的小广告，这件事你是否知道？他们谈了四十分钟。陈云回答：“我记得了，有这两个广告。” 一九七二年六月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小组会上，邓颖超也向陈云提出同样的问题。陈云仍然回答：“我知道这件事，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小广告是上海临时中央对付国民党阴谋的办法。” 为了郑重起见，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对这件事再次作了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等二百四十余人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在申报广告处那个答复刊出后，临时中央继续采取措施。那时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要正面登一个广告说伍豪没有这样的启事，是登不出来的。于是，由特科想出请律师代登启事的办法。据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李一氓回忆：“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国律师不敢承担这样的事的，就想法找租界上的外国流氓律师。外国流氓律师，不怕事，只要有钱就行。为了找律师，我和潘汉年先找到黄慕兰，由她出面通过中国律师陈志皋，找到法国律师巴和。我们给了巴和一百两银子，由他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申报》上，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化名。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这一启事的公开刊登，进一步戳穿了国民党的造谣。

正当临时中央处理“伍豪事件”的时候，在上海爆发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根据工作需要，临时中央决定陈云离开中央特科，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到一九八一年，陈云仍满怀深情地指出：“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也出过一个大叛徒顾顺章。但这件事并不损害特科作为党的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开始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特别是上海各界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是上海沪西十七家日商纱厂三万多工人，为反对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声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抗战举行的总罢工。

沪西是上海日商纱厂最集中的地方。纱厂工人长期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具有强烈的民族反抗精神。这次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是时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刘少奇直接领导的。为了联合上海各阶级、各阶层人民，进一步推动全市抗日救国运动，刘少奇通过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上海工联”，即赤色工会）于二月中旬在沪西召开以日商纱厂工人为主体的上海各业工人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并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沪西日商纱厂工人连同家属近十万人，不顾生活没有着落的困难，毅然举行大罢工，使上海各界人士深为感动，纷纷解囊捐助，有力地促进了全市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

正当沪西工人大罢工深入进行的时候，三月十四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刘少奇的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和卢福坦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职务，由陈云接任全总党团书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职工部部长由康生兼任。

为什么临时中央要在这个时候改换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主要是因为刘少奇同“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临时中央在工运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刘少奇认为：“当前工人最迫切的要求是反对减工资、加工时、加重工作，反对开除、裁减工人，反对解散工会和剥夺工人自由等；对‘改良工人生活’的纲领口号，认为‘好是好，可是目前做不到’。这是与武汉、广州时代不同的。同时，因为工人组织不够和敌人的压迫，工人还没有如‘五卅’时期那样广大的参加和表示自己在反帝运动中的威力。这说明，工人的斗争，仍然是防御性质的，不是进攻的。” 而临时中央坚持认为：“工人斗争的形势是进攻的”，提出要将这次沪西工人罢工斗争发展成“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并认为刘少奇提出的方针是“表现了机会主义的消极” 。

对刘少奇的不满是共产国际代表提出来的，康生等对刘少奇也进行了批判。三月十一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博古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刘湘（刘少奇的化名——引者注）对工人怕斗争的意见和报告非斗争的精神是很不对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话说得很重：“工会领导是机会主义的领导，如再留下去，将来不仅不能转变，而且障碍发展。因此，全总党团或者解散，或者改组，这不仅是组织上的结论，而且应是政治上的结论。发一公开信给下面工会工作同志，与机会主义斗争。”会上，康生说：“对于全总工作的现状不能再容忍了。”张闻天说：关于全总工作，“主要负责的是鲁生（卢福坦的化名——引者注），第二是刘湘，最主要负责的自然是中央。”张闻天提议：“常委今天应决定一个党团书记。”博古说：“党团书记我提陈云，参加常委。” 会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问题。

会后第三天，即三月十四日，博古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前面所说改组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决定。会上的一些发言，严厉批评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已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击”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刘少奇在会上被迫作了检讨。陈云参加了这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从会议记录上看，他没有发言。对这一段经历，陈云在一九三六年写的自传中说：“一九三二年上海沪西罢工以后，反对当时工会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我即调至全总为党团书记，同时为当时临时工作中央之常委。” 过了四年，一九四○年，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九三二年沪西罢工后，我被调到全总为党团书记（那时临时中央局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机会主义，现在看来，少奇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临时中央政治局三月十四日会议后，陈云主持全总党团工作。三月二十四日，全总党团举行会议，议题是“接受中央路线，检查过去错误”。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陈云、卢福坦、饶漱石、张浩、刘少奇、黄平以及上海工联负责人等。会议一开始，由康生作报告，主要谈“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之实质”。接着，卢福坦、刘少奇先后在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再次被迫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和“组织上的解决”。陈云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发言中强调：“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允许任何人离开原则”，“反对机会主义要在实际工作中来斗争”。谈到全总工作时，他说：“全总要成为有组织的集体的领导，要具体地讨论各工会的报告及中央的指示。”他提出，要抓住正在进行的沪西日商纱厂的罢工，把它“扩大到全上海”。

这时，沪西工人的罢工斗争成为全总党团面对的首要问题。三月初，局势已发生对沪西工人罢工不利的变化：由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第一线抗日作战的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市区；日商纱厂资本家乘机诱骗和威胁工人复工，破坏罢工阵线；而已坚持罢工数十天的纱厂工人及其家属，因断了工资收入来源，生活十分困难，不少工人“因肚饿”而产生了复工要求。面对这种变化着的局势，沪西纱厂罢工委员会理事会于三月十一日和十八日召开会议，提出十项复工条件，主要内容是：停工期间工资一律照发；工人生命必须有保障；无充分理由不辞退工人；承认罢工委员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撤除驻厂日军，等等。但日方资本家态度十分强硬，对罢委提出的复工条件不予理睬。三月二十一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如何坚持沪西工人罢工。陈云在会上汇报了罢工情况。他说：决定今天开沪西罢委理事会，“讨论条件，到工人中去宣传”。“我们的策略是提出工人的经济要求来坚持罢工。”他强调：罢委的工作要“到工房中去”，以工房为单位产生代表“来参加理事会，讨论条件”，“以车间为单位，来建立群众基础”，“宣传品要实际和普遍”。他还指出：“我对日厂开工的估量是不足的，我是没有这样严重的了解的。省委是否有这样的估量，我还不知道，但这是领导这场斗争的主要前提。”他还要求刘少奇留在全总“做宣传工作”。

沪西日商纱厂主这时却正在加紧威逼工人复工。三月二十日，日商各纱厂发出开工通告，并扬言：“如到时工人再不回工厂上工，将另招新工”。他们还派工头，挨家挨户地威胁和引诱工人复工。到四月中旬，约有两成工人迫于生活而进厂复工。随后，日本资方勾结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巡捕房封闭罢工委员会，逮捕罢工领袖，监视工人动态。在如此强大压力下，大罢工仍坚持到五月初才结束，历时近四个月。

在大罢工快要结束时，四月二十三日，陈云主持召开全总党团会议，听取上海工联负责人的汇报。陈云在讲话中分析了这次罢工失败的教训。他虽然执行临时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人运动的决定，但尊重实际，能够正视工作中的错误，说：现在“已复工的有七八千人”。“我们应切实的自己批评对于沪西问题的忽视”，“总认为罢工斗争涣散是机会主义的估计”。这次复工增加的原因，他认为：“第一，资本家的进攻。第二，我们对于‘大锅饭’ 的应用错误。第三，忽视青工、女工。第四，没有抓住下面的会议。第五，没有组织起来保护‘大锅饭’。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上的错误。” 这次沪西工人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据有关史料称：在大罢工四个月里，连同上海各业工人的斗争，“使日商工场、银行、商店等营业损失达九千一百万银两”。 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

陈云在主持全总党团工作期间，还十分关注南洋烟草公司和时事新报馆的工人斗争。

三月底，上海南洋烟草公司的下班工人，乘渡船返回浦东时，渡船被国民党海关的小水轮撞翻，淹死三十余人，激起工人的极大愤怒。厂里的赤色工会立刻召开会议，发动工人起来斗争。四月二日，全总召开党团会议研究这件事。陈云强调，要深入到群众中间去，提出切合实际的斗争条件。有人提出，应该反对上夜班。陈云认为这个要求过高。他说：简单地反对夜工，工人不一定愿意。有人提议成立“斗争委员会”，陈云说：“斗争委员会这个名称，恐怕不是群众提出的，还是应该提出群众容易了解的名称，如‘惨案后援会’、‘工人自救会’等。”

四月初，时事新报馆的资本家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无偿加印《大晚报》。在遭到工人拒绝后，资本家竟联合警方将大部分工人驱逐出厂，开除工人积极分子，并利用工头威胁工人签志愿书回厂复工。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被迫离厂委员会”，提出恢复四月以前的状态，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等条件。他们还要求报界黄色工会（指经国民党政府注册的工会）召集各报馆群众大会予以支援。四月十九日，全总党团召开会议，研究时事新报馆工人的斗争。陈云在会上指出：这个斗争很重要，我们应动员全体员工坚持斗争。“现在我们应知道报馆团结的重要，斗争的胜利应是全体的胜利。若不全体结合是要被资本家各个击破的。” 他着重说明了对报馆黄色工会应该采取的策略，认为：我们要用群众的力量监督黄色工会实行我们的条件，抓住其与资本家秘密谈判等问题，领导工人与黄色工会作斗争，但不要避免与黄色工会的联系。我们要运用工人自发组织的“被迫离厂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去推动工人进行斗争，要把我们的策略变为他们的主张。这就是我们独立领导的方式。

陈云用很大精力来指导时事新报馆的斗争，并从中加深了对黄色工会斗争策略的认识。四月二十一日，他撰写《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斗争中反黄色工会的工作》一文，近九千字，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个别同志的领导曾经有过企图不去积极领导工人与黄色（工会）领袖斗争，避免这些斗争”，“要求赤色工会会员简单地执行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的策略，以粗糙的原则去领导工作”，结果我们的“任何策略也不能执行”。他说：“在群众自己还未完全了解黄色（工会）领袖欺骗时，还未了解黄色工会欺骗实质和饱尝痛苦经验时”，“过早的放弃与黄色（工会）领袖的斗争，于斗争是有损无益”。“这里的确要精细的艺术的，分毫不差地领导，决不是粗糙的原则的领导。”

陈云这些看法，虽然主要仍是依靠赤色工会，要求他们去同“黄色（工会）领袖”斗争，但比较过去完全拒绝同黄色工会接触的“左”倾做法前进了一步。他在指导时事新报馆的斗争中，还提出要尽量利用公开工作路线。他认为：不仅要在罢工中扩大工厂赤色小组的基础，“尤其要利用被迫离厂委员会的公开路线，吸引各报馆积极工人，去用各种名义，如时事新报工人后援会、同情会、保障劳资条约会等，甚至去组织各种灰色名称而有领导斗争作用的各种组织，有系统地建立报界工会的革命反对派，同时也就是真真艰苦地准备同盟罢工的发动。”

按照这些从实践中总结的经验，陈云在指导上海工联开展工作时，除动员各方援助纱厂、报馆斗争外，还结合反日运动，在造船、市政、法电、电话等行业广泛开展斗争。五月九日，陈云在全总党团会议上总结五一节的工作、布置今后任务时，指出：“总的方面，工联工作是有进步的，在斗争上比较积极，组织上有些发展，已开始初步的转变。” 尽管这时陈云在总体上还受着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束缚，但由于他注重实际，深入群众，因此在具体工作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上海在这一时期先后爆发的十六个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中，全总参加领导了十二个。 据上海党史资料记载：“自三至七月，党员增加一倍，团员增加一倍，工联会员和赤色互济会员各增加四倍。”

陈云在直接指导上海工联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后，又把工作重心转向领导全国工会的工作。六月初，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全总工作和上海正在开展的罢工斗争时，大家认为，全总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对各省工作和苏区工作注意不足，现在工作的重心应改变，尤其要抓紧唐山、青岛、河南、京汉路、山西孝义兵工厂等地的工作。对于铁路总工会和矿工工作也应有具体的讨论。

这以前，陈云的工作主要是在江苏和上海，很少领导全国性工作的经验。六月十二日，陈云主持召开全总党团会议，落实临时中央的指示，具体布置外省工作。他说：总的说，外省工作是放松了，现在在工作上要向外省中心地方转变。去满洲和河南的同志已不成问题，可以马上去；准备分别召集北方各省代表开会；在青岛可以建立地方工会。在苏区方面的工作已开始，俟外省问题解决后就注意苏区工作。

陈云是抓工作就一抓到底的人。他随后几次主持召开全总党团会议，研究全国各地的工会工作。六月十八日，他在总结全总党团三月下旬改组以来的工作后，着重检查全国的工会工作，指出：全总工作在外省和苏区工作方面无成绩可言，今后要加强对外省与苏区工作的联系，江西、南京等处也要派人去。当天，他再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东北和山东的工作。他指出：东北工作主要应在政治上来动员群众，组织独立的义勇军；应以赤色工会为中心组织广大的反帝同盟，领导反帝工作。在组织上，首先是铁总的建立，抓紧各条铁路的工作，广泛的发展赤色会员，干部的分配也应着重铁路工作。这一天，他还给全总派往山东的特派员写了一封长信，指示他们要“加紧一切反帝的宣传与反帝斗争的领导”，特别要抓住青岛日本纱厂和日本支配下的矿山工人，开展反帝罢工。“抓住任何厂内细小的工人斗争，是赤色工会领导经济斗争的第一等任务”，“必须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

六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北方五省工作会议，讨论北方政治形势、职工运动、士兵工作、游击战争与苏区建设等工作。当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时，陈云建议：“上海应准备一些干部与北方对调，以便增加北方工作的经验。”

组织失业工人斗争，也是陈云这时相当重视的问题。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本侵略东北及上海造成的破坏，中外资本家竭力把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纷纷关厂停业或减少工作时间，使失业工人和半失业工人大量增加。据当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不完全统计，仅上海一地就新增失业工人二十四万。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为生存而斗争。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又被资本家用来威胁在业工人：如果他们要参加罢工等活动，就要雇用失业工人来代替他们。在全总布置工作的会议上，陈云几乎每次都要谈到如何组织失业工人斗争的问题。四月二十三日，他起草了《全总失业工人工作的决议》，指出：在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时，除了赤色工会当前基本任务的一般口号外，必须根据失业工人的实际要求，提出要求失业救济金，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以工厂产业为单位来进行失业工人工作，“使失业工人不仅不被资本家利用为进攻在业工人的工具，而且要成为每个斗争的主要队伍”。

从一步步实际工作中，陈云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他是个慎重的人，不爱说空话。一九二九年他刚参加江苏省委工作时，每次开会都很少发言，话也比较简短。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加上他在工作中能用心思考，这时他已能独立地主持中央某一领域的工作了。

在全国工人运动逐步开展并呈现出高涨势头的时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加强全总党团的领导，在七月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决定取消中央职工部，职工部“人员并入全总”，它的任务也“由全总党团负起责来”。 因考虑到秘密工作的险恶环境，开会比较困难，决定由“七人组党团，三人组常委”。这就更加重了陈云作为全总党团书记的领导责任。

七月三十一日，陈云主持召开新的全总党团会议。会上，传达临时中央的决定，研究党团成员的分工，并决定：苏区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失业委员会由黄平负责，在黄色工会中建立反对派问题由陈云负责，铁路委员会由卢福坦负责。会议还决定：陈云负责江苏、山东、河南的工作，刘少奇负责东北的工作，卢福坦负责广东、福建的工作，钱广负责海员总工会的工作。康生在会上说：“以全党说，现在对全总党团已加强万分，现在组织已确定，应更有计划地去进行工作。”

陈云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重担，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七月底八月初，在短短二十天内，他一连撰写了十多篇报告和文章，计三万多字，详细记述了三月中旬以来全总领导的几次大的斗争，总结其中的成绩、经验和教训，成为陈云早年工作中写作的一个高峰期。他在八月初所撰写的《全总改组以后的工作》一文中，简述这一时期工作的概况：“全总在三月二十号改组以后，坚决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在几个月的工作中间，是得到一些成绩。”“全总首先加强上海工联的领导与实际工作的帮助。”“在领导罢工运动上，全总都直接参加，领导了沪西纱厂的同盟罢工，领导了报馆罢工与商务斗争、祥生斗争、电话及丝厂罢工；上海十分之九以上的自发斗争及罢工，全总都派人或领导工联去参加及领导，使过去旧的全总与工联对于罢工斗争领导的消沉的状态，予以转变。”“在组织上把上海从二百余赤色工会会员发展到一千一百人左右”，“恢复了几年来失去的阵地”，“逐渐向着上海八大中心产业（铁路、英电、法电、电话、兵工厂、造船厂、祥生、瑞溶、电气）去发展组织与巩固组织。”“提拔了及工作过程中锻炼了二十余从产业中间出来的新的工人干部（纱厂十四个，印刷五个，烟厂三个，市政五个，铁厂二个），组织了三次训练班。”

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蓬勃高涨，从客观上说，是由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三省及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消极抵抗而引起全国工人反帝怒潮持续爆发；由于资本家借口战争损失加重工人工作，延长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取消已有的津贴与米贴，关闭工厂，使大批工人失业，痛苦加深；也由于这时红军连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苏维埃区域不断扩大，鼓舞了工人斗志。它同陈云具体细致的工作，并在工作中逐步认识以至在一定范围内纠正过去一些“左”的做法也直接有关。

陈云特别重视党和赤色工会决不能脱离工人群众，必须从工厂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在五月八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在发言中曾指出：“我最近的确感觉到我们的纪念工作都是临时来干一下的现象，工作不能推动的原因主要确是由于陷于在上面的机关中，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天，他在全总党团会议上布置工作时说：第一，要抓住中心产业，如重工业、铁路、英电、法电、公汽、祥生、电气、瑞溶、兵工厂，从红五月开始，在三个月内完成。第二，在组织问题上，工会要超过党的发展，工作重心要放在小组上去。第三，领导工作方式要转变，过去不去了解下面的情形，所以办法不适用，现在应该深刻地去了解下面的情形。 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全总党团会议上强调：“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绝不要离开群众”。“我们在每个斗争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离开群众。” 他分析当时正在开展的上海工人斗争，感到许多罢工不是赤色工会去组织和领导的，赤色工会只是参加和去抓尾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赤色工会与企业联系薄弱，工厂中的赤色小组还不巩固，还不健全。因此，陈云强调：“巩固我们已有的工厂小组，加紧领导这些小组的工作，是赤色工会去组织罢工最基本的工作。”

为此，陈云撰写了《怎样巩固赤色小组》的文章，提出：“每个工会小组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厂内车间内的一切问题。赤色工会领导者要告诉小组每个会员，把车间内资本家工头压迫工人的每个事件，无论大的小的，都不能放过，都要借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在这样的日常领导斗争中，可以增加赤色工会会员在车间群众中的信仰。把这些群众组织在赤色小组内，附属组织内，预先经常告诉赤色工会会员随时随地去准备。领导工人的厂内车间内的斗争，是组织群众，组织罢工的主要前提。”要“加紧厂内鼓动群众，加紧领导群众，斗争是为了组织群众”。 陈云的这篇指导性文章切中时弊，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随着实践的发展，陈云对黄色工会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黄色工会是国民党承认并控制的合法工会，它的领袖通常同国民党政府及资本家有较密切的关系，但有的也为争取工人的合法利益做过一些事。在各工厂里，都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参加这类工会。如何对待这些黄色工会，是工人运动中无法避开的大问题。过去，中共在临时中央“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把黄色工会看成同国民党一样，采取完全打倒的态度。刘少奇曾经提出“有条件的参加”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但随着民族矛盾逐步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黄色工会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们中不少人也积极主张武装抗日，以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云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特别是一九三二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增兵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也乘机以关厂威胁中国工人。反对日本侵略和日商资本家压迫，成为中国社会相当广泛的各阶层民众的共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组织赤色工会和赤色小组已不能适合客观形势的需要。此前，全总按照职工国际关于在黄色工会内建立革命反对派的指示，在组织报馆工人斗争中，已放弃组织赤色工会，转而参加到黄色工会中去揭露其领袖出卖工人的活动，建立革命的反对派。陈云指出：“在黄色工会内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正确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万分重要的，必须一切工作向着群众。”“在中国的黄色工会中我们要大量地去发展革命反对派，吸收许多新的工人，培养许多新的干部，是十分严重的工作。”

九月十一日，陈云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地提出：“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工会是有不同的”。 第二天，他在全总党团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打破关门主义：“最近经验告诉我们，不要怕反革命派别影响下的工人，不一定用反对派名义去组织，可用各种各样名义去组织，现在没有采取广泛的公开的路线，这是要打破的。关门主义：一、表现在把水平线提得很高。二、只要积极干部不要群众。三、建立赤色小组领导反对派，这是要打破的。什么东西都要依靠群众，经过群众去做，这是我们最要注意的。”“对黄色工会会议我们过去不注意，这是错的。” 十月十日，陈云在全总党团会议上又指出：我们的工作是要掀起民族的反帝伟大斗争，要抓住一个中心，即采取什么方法来动员群众。这首先要有广大的政治宣传鼓动，要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到工农、城市贫民、学生中做广大的运动。为此，“必须纠正‘左’的倾向，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提出群众尚不能接受的口号，纠正不与尚未能接受我们领导的群众一起做工作。”“像‘民反’的反帝斗争一样的东西，目前的确需要，要成为一种广大下层统一战线，下边的工厂的组织也应该是这样的。”

陈云是尊重实际的，他的思想在实践中一步步起着变化，虽然这时他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临时中央“左”倾思想的束缚，但已处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逐步变化过程中。这为他以后在苏区工会工作和工人经济斗争中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作了准备。对这一时期的工作，陈云曾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中我自认是在白色区域中工作上最有兴趣的一个时期。工会工作获得了成绩，我亲自参加了许多罢工和黄色工会工作，个人的获益，实在不小。”

这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国民党利用顾顺章、向忠发等叛变后提供的线索，加强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总部派马绍武到上海，筹建上海行动区。十一月，建立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总部，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他们利用叛徒，安插内奸，积极破坏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

在这种恶劣形势下，临时中央在上海的行动日趋艰难，不得不把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出上海。十二月下旬，陈云接受了中央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秘密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去帮助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转移。

瞿秋白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当时他病得很重，不能远离上海，中央特科把他安置在鲁迅家中隐蔽。虽然鲁迅这时也受国民党特务监视，但鲁迅还是尽力保护瞿秋白夫妇。随着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日益猖獗，为了保证瞿秋白的安全，也为了保护鲁迅，中央特科决定把瞿秋白转移到其他地方。

这是阴历十一月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大约已到深夜十一时了。陈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铜盆帽压低到眉毛以下，把一件旧西装大衣的领子翻起，掩住双颊。黄包车夫到北四川路一处停下。陈云看看四周没有人盯梢，便迅速沿街走进一座三层楼住宅，上了三楼，按照中央特科预先告诉的门上记号，找到了鲁迅的家。陈云轻轻地叩了两下房门，里面出来一位妇女。陈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听罢，很客气地把陈云请了进去。

这时，瞿秋白的东西已准备好了，只有两个小包袱。其中一个装着几本书和一些文稿，另一个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陈云奇怪地问：“还有东西吗？为什么连提箱也没有？”瞿秋白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接着问陈云：“远不远？”陈云说：“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说着，陈云准备下楼去叫车子。鲁迅这时对陈云说：“不用你去，我让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他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

乘此机会，瞿秋白把鲁迅和陈云互相作了介绍。陈云上前尊敬地说了一声：“久仰得很！”这是他第一次见鲁迅。鲁迅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庄重而略带忧愁的面容显示出他非常担心瞿秋白夫妇和陈云的安全，他问道：“深晚路上方便吗？”陈云很有信心地安慰鲁迅，说：“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一会儿，女主人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陈云就提起一个包袱，说：“走吧！”瞿秋白走到门口，想起一件事，对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给××带给我，或者再请陈云同志来这里拿一下。”陈云随即答应说：“隔几天我来拿。”鲁迅又叮嘱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请××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瞿秋白答应了一声。

他们三人往楼下走去。鲁迅和女主人站在门口，一直目送着他们。陈云走到楼梯拐弯处，回头望去，仍看到鲁迅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这副面容在陈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陈云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时，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他满脑子都是鲁迅这个形象，连夜写了《一个深晚》的短文，记叙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夜晚。陈云在文中写道：

“鲁迅虽然死了，但是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的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上解放中华民族与解放劳苦大众的光明大道。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

陈云本来准备再到鲁迅家去替瞿秋白拿那几本书，还想再去同鲁迅谈谈。但他的处境却越来越危险了。那时也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比较大的破坏。杨尚昆后来在回忆中说：“十二月上海地下党又遭到一次破坏。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干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也遭逮捕。事态继续扩大，担任过团省委领导职务的胡均鹤等多人被捕叛变，这就直接威胁到主管群众工作的陈云同志的安全。组织上要派人通知陈云，但不知道他的地址。”

杨尚昆这时已停止在上海的工作联系，准备进入苏区。不久前他在全总做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时，受陈云领导，知道陈云的住处。由于情况紧急，中央特科不得不派人来找杨尚昆。杨尚昆说：“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现在是否还住在那里不敢说。”但事情紧急，杨尚昆答应去闯一下。

这时，陈云以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穿长袍，住在北四川路的石库门住房的前楼。后楼住的是陶恒芙，是心脏病专家陶恒乐的姐姐。这里离杨尚昆隐蔽的静安寺路梅园新村比较远。杨尚昆回忆说：

“这一天，下着瓢泼大雨，天气阴冷。我心情很紧张，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去，把车前的挡雨帘子放下。陈云住处的现状如何我一，无所知。但特务抓人时，附近通常总能发现异状，比如弄堂口停着黑色的警车，暗探在周围审视来往行人等。我到目的地时，小心地观察；再看报警的暗号有没有动？发现没有动，这才鼓起勇气去敲门。这时，天已黑了，陈云同志还没有回来。我便写了个字条，意思是那边出了问题，托陶恒芙务必转交陈云本人。说罢，急忙离开。”

陈云回来后，看到条子就迅速转移了。后来在延安，陈云看到杨尚昆，还感激地说：“老杨，那次要不是你向我报警，我可能出危险！”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总党团成员卢福坦也被捕叛变。这样，不仅陈云的安全受到更严重的威胁，临时中央其他成员在上海也难以立足。临时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请示。国际来电要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陈云和博古等人随即做好前往苏区的准备。 bjQ4ArGo6U7paeSHcem6aIAilxI8pKFamERVjWJZ4gjEMwSnHcxsQxgfqpj2MV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