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江苏省委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经过中共六大的调整，大革命失败后遭受严重挫折的革命形势得到初步复兴。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这一问题，认为：“江苏省委是全国各省最强的组织，在目前斗争紧张及中央各部工作需要增加人员之时，必须由江苏调出人员去”。会议决定调江苏省委常委、军委和农委书记彭湃等去中央工作，江苏省委则再抽调人员加以充实。

在这前一天，江苏省委常委会已初步研究准备调陈云参加省委工作。八月十五日，有罗登贤、李维汉、任弼时、彭湃和康生等参加的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再次讨论这一问题。省委书记李维汉指出：在工作紧张的程度上，在对外县工作的了解上，陈云都比较强，并且陈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会议决定调李富春和陈云参加江苏省委常委会，李富春管军委兼组织部，陈云管农委。这时，陈云自己感到“能力太差”，“不敢就”，“康生来说服，就了省农委”。

几天后，刚刚调往中央工作的彭湃在开会时不幸被叛徒白鑫出卖，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一起被捕，于八月三十日在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惨遭敌人杀害。陈云怀着对战友牺牲的悲痛心情，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陈云后来回忆说：“我到江苏省委时是一九二九年（在彭湃同志牺牲以后），那时李维汉是江苏省委书记，当时任省委委员的有任弼时、康生（那时名赵容），我也是一个。还有两个叫徐锡根、王克全，徐、王两人在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参加罗章龙分裂党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而离党叛党了。还有一位是李求实，不知他是以江苏党报职务参加会议的还是青年团职务参加省委会议的我就不明白了。李求实是四中全会后牺牲的。周总理那时代表中央参加过省委会议。李立三在立三路线时也代表中央来参加过会议。”“一九二九年在江苏省委时，省委机关是在上海北四川路弄堂（胡同）内一家商号，没有商品是算作经纪人的商号。”

九月二日，陈云第一次参加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九日，省委常委会议确定军委和农委组成人员名单。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陈云、宗孟平、英举、赵和等组成，陈云任农委书记。从此，陈云在人生里程中迈出了新的一步，负责领导江苏全省的农民运动，视野进一步拓宽，领导能力进一步提高。

对于农民运动，陈云是比较熟悉的。这不仅因为他从小生长在农村小镇，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在农村工作。然而，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农村，如何进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民主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处在摸索阶段。

这年六月，共产国际曾就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提出中共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批评中共六大“不故意反对富农”的策略。中共中央在八月作出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开展反对富农的斗争。决议要求“各级党部按照本地实际的情形，依据这一决议的总的路线决定具体的明确的策略”。九月十九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就国际来信和中共中央决议，联系江苏实际情况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集中在国际来信和中央决议中主要论述的富农问题上。陈云根据自己在农村工作的经验，说：“中央指出富农有或多或少的封建剥削，我觉得语气上要肯定一些，富农大部分是封建剥削，在江北（指苏北地区——引者注），在嘉善、溧阳等地方，富农完全是地主的剥削。他是向地主租来一百亩地，他自己又雇许多长工、短工来种，这即是地主剥削。他虽是一个佃农，但他作了地主和雇农的中间人，性质上仍旧是地主性剥削。”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使中国农村经济不断破产，地主富农为维持他们的统治，只有用野蛮的封建方式来剥削压迫农民。因此，乡村中只有爆发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中国农业生产力才有发展的可能。会议决定由陈云就国际来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指示，起草一个决议案。

为了发展江苏的农民运动，九月二十五日，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农委的工作。刚就任不到一个月的陈云在会上汇报说：“农委尚未开会，主要原因是我不知农委的工作。孟安（即彭湃——引者注）说有工作大纲，但未得到。”经验比较丰富的李维汉和李富春给了陈云热情帮助。李富春指出：“农委工作，第一，调查统计农村经济材料。第二，专门讨论外县农民斗争策略，如富农策略等，将讨论情况供给省委。第三，与外县来人谈话和发动农委工作，这是目前主要工作。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搜集外县统计材料，对秋收斗争形势应有讨论。” 李维汉赞成这一意见，指出：第一，农委是建议机关，它在省委领导下搜集、统计材料，提出策略和计划到省委讨论。现在农委须有计划地搜集土地革命材料，这是农委必要的工作。第二，农委要抓住秋收、年关或中心地区的斗争并详细讨论，提出计划给省委。第三，恢复外县工作。这个星期日须开农委会，第一次会议李富春参加。

事实上，陈云到任后的大多数时间在江苏各县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努力恢复和发展外县工作。他到过丹阳、常州、苏州、无锡、扬州、南汇等地，一边了解各地经济情况，一边检查各县党组织的工作。在苏州，他参加基层支部会议，讨论帝国主义在苏州的经济侵略以及富农等问题。在无锡，他在县委下建立由五人组成的区委，领导群众斗争。在扬州，他指导当地火柴厂的斗争，“解释公开活动策略的运用”，“很详细地解释富农问题”，说明乡村里主要是反对地主的斗争，但因为富农有半地主性，也必须反对富农，要求他们加紧土地革命的宣传。陈云还向他们强调：党的组织必须经常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和省委的通告等，以教育同志。

通过考察，陈云深深感到大革命失败后，社会阶级矛盾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地主在农村收缴欠租，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在城市，资本家延长工时，降低工资，开除工人。因此，各地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连续不断。然而，许多地方的共产党组织却很不健全，领导群众斗争的力量非常薄弱。现实迫切要求加强和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支部，以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陈云向江苏省委常委会陆续汇报了各地情况，并根据会议的意见，分别起草对这些地区的指示信。他在致中共苏州县委的信中，批评苏州的党组织脱离群众，在党组织发展问题上处于“和平保守”状态。他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党是领导工农广大群众斗争的党，党必须有千百万劳苦工农群众拥护。党要完成它目前革命阶段的任务，只有组织广大工农群众于党的周围，（在）领导广大群众的不断争斗中，使群众走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面前。如果党脱离了群众，即断绝了党的生命和活动。” 他指示苏州县委机关必须尽快搬到盘门附近的工人居住区，在行动上接近群众，才能了解群众生活，发动群众斗争。

陈云还深入常州，重点指导天宁寺的抗租斗争。

常州当时有一个由铁路部门、电机厂、几家纱厂和小规模的铁厂形成的新型工业区。四一二政变后，小规模的工人斗争仍不断发生。共产党员仍有五十余人。常州东南乡的天宁寺地区，在中共常州县委领导下，农民的抗租斗争已坚持了两年。天宁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宏大庙宇，僧侣众多，拥有常州、丹阳、江阴周围几县的上万亩土地。多年来他们利用收取浮租和高利贷等方法，加重对租种他们土地的佃农的剥削，农民对他们十分痛恨。陈云第一次赴常州了解情况时，曾指示常州县委：“目前东南乡要扩大土地政纲宣传，深入斗争到更高阶段。”他还具体指导常州县委加强群众工作，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决定秋收时继续进行抗租斗争。回到上海后，他在省委常委会上作了汇报。常委会经过讨论，认为：天宁寺斗争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范围涉及几个县，且党过去在这一斗争中有相当的组织，因此，天宁寺的秋收斗争不仅是常州的斗争中心，也是全省的斗争中心。有天宁寺土地的各县，应派出有斗争经验的农民在常州讨论，把持续两年的抗租斗争提高到土地斗争。陈云在会上说：“农民不进到没收土地，就必然是失败的后退，将过去胜利动摇。”“我们要获得胜利，只有坚决地前进。”

会后，陈云受省委委托，起草了《江苏省委致常州县委信——过去的错误缺点、目前工农斗争形势及今后工作方针》。信中写道：就一般常州的经济状况说，常州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还是非常薄弱，且与封建剥削的关系甚为密切，农村的豪绅地主是目前乡村的实际统治者。从常州农民斗争的形势看来，秋收确实有发展成为广大农民斗争的形势。所以，常州的党组织应当认清这一形势，加紧布置秋收斗争。十月一日，省委常委会决定派陈云去常州一个星期，召开同天宁寺有关的几个县的秋收斗争会议。

十月六日，陈云来到常州。第二天，他就赶到天宁寺斗争地区，召集三名常州县委成员和两名区委成员，以及租种天宁寺土地最多的都家桥的一名农民开会，传达省委指示，讨论省委给县委的信。次日，他又召开常州县委会议。会上，县委汇报了在都家桥、谭庄、管庄等村庄发动群众、成立清算浮租委员会的情况。当晚，陈云又召开有十五人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同几个村的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谈话，了解各村情况和群众要求，研究如何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农民斗争。

当时任常州县委书记的管文蔚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陈云同志，觉得他考虑问题比较实际，工作作风深入细致。”他详细了解情况后，就说：“武进（常州）东南乡如谭庄、运村、管庄、杨桥、寨桥等处，天宁寺佃户集中。多年来寺方以浮收增加对佃户的剥削，群众普遍对此不满，党就应该因势利导，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你们成立了天宁寺佃户清算田租浮收委员会，搞抗租斗争是对的。要在这个基础上把不种天宁寺田的农民也吸收到农会里来，造成声势。对天宁寺的斗争一定要紧紧抓住。天宁寺佃户斗争的扩大，一定能推动整个武进东南乡的斗争。”

在当晚会议进行中间，有人来报告说，天宁寺已派出二十多人，勾结地痞前来强迫收租。会议决定第二天在前黄公学的大操场上召开减租大会，清算天宁寺浮收的田租，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县委连夜发动附近几个村庄的党支部，动员农民群众参加大会。第二天，即十月九日，前黄、都家桥和谭庄等村庄的农民约三百多人赶来参加减租大会。他们把天宁寺下乡收租的人从船上拉出来，要他们写一个不再收租的字据，斗争取得初步胜利。接着，县委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我们同志报告，这次胜利是群众的力量，并且这种胜利还要继续斗争才能保持。” 会后，常州县委成立自卫团组织，分派代表到各村活动，继续开展斗争。

十月十四日，陈云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汇报天宁寺斗争的情况，提出省委应尽可能派一个特派员去继续指导工作。省委常委讨论后，认为天宁寺已同国民党县政府勾结，武装压迫一定会到来，斗争将很快发展到武装冲突的阶段。因此，要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加强群众组织，以天宁寺的斗争影响和发动农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会议决定由陈云起草一封给常州县委的指示信。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实践，陈云对农村情况和土地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他作了《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对全省农民运动形势作了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党领导农村斗争的任务和策略。他在报告中说：

“目前江苏农民运动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重了。”“在江苏农村，土地日益集中于地主阶级。各地除实行铁租制外，近来预租制、押租制，收租使用大秤和大斗等，都在日益普遍化。苛捐杂税有六十多种，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剥削也十分严重。所有这些，使广大农民破产，无衣无食。农民的反抗，使地主武装迅速增加起来。今年大荒普遍，只有三成到五成的收获。再加上军阀混战，徐海一带的老百姓大受其害。因此，抗租、抗税、抗债的斗争四乡都有。这些斗争，有的是我们党领导的，或者是同我们党有关系的；自发的斗争也非常多。总之，斗争正在发展着。如果这些日常的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就会逐步动摇封建的土地关系，给国民党军阀统治以打击。”

“党在现时农民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仍然是加紧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在指导思想上，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应该看到，游击战争的条件，不是主观制造的，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激烈的斗争，必然要走上武装冲突。同时，参加游击队的，是农民群众中最觉悟、最勇敢的雇农和贫农。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就应该加紧武装农民。在江苏开展游击战争的前途是存在的。”“要抓住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军阀强加于群众的一切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灾害的事实，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有计划地在农村提出斗争的口号、任务和方式，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反对征工筑路，反对军阀战争等斗争。在策略上，要使各种日常斗争互相推动，汇合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总的斗争。”

据陈云回忆：他这个报告是李立三帮助“拟的提纲”。在以后的近一年中，陈云继续对江苏各地的农运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江苏农村的斗争形势是在向前发展”。李维汉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曾肯定农委工作改组后，在外县（指上海以外的县市）工作的指导上是有进步的。

陈云在分管全省农民运动的同时，还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那时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江苏省委的所在地和工作重心。按照当时的党章规定，省委员会所在之市不另组织市委员会，该市的区委直接隶属于省委。所以，上海没有设立市委，由江苏省委兼管，下辖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浦东、吴淞等七个区委，有一百四十多个基层党支部，一千二百多名党员。

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作的领导，江苏省委规定每个常委负责联系一个区委，每星期至少要参加一次他所联系的区委联席会议。九月四日，省委常委会决定陈云联系沪中区委。于是，陈云在领导全省外县工作的同时，还参加沪中区委的领导工作。

对于沪中区委的工作，陈云也经历了一个从不熟悉到比较熟悉的过程。陈云虽然在大革命期间参加领导过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四一二政变后还担任过几个月的沪中区委委员，对上海城市工作有一定的了解，但那已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在十月三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陈云说：“我参加沪中区只二十天，对于一般情形还不十分熟悉。”

陈云在这几年的工作中，逐渐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工作地点，首先要详细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党组织状况。他对常州、苏州等地的工作指导是如此，在沪中也是如此。他从九月十日左右第一次参加沪中区委会后，就开始逐步了解沪中的工作情况。从常州返回上海后，更是集中精力深入沪中地区，并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在十月十七日的省委常委会上建议，省委成员除注意全省政治指导外，要尽可能地到中心支部去帮助工作。

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自国民党政府上年年底在形式上实现全国“统一”以后，统治集团内部依然矛盾重重，蒋桂、蒋冯、蒋阎以及蒋介石和改组派之间的纷争持续不断。这年十月，继蒋桂战争后又爆发了蒋介石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交通断绝，捐苛税重，物价飞涨，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江苏省虽不是军阀战争的战场，却是供应战争需要的大后方，同样深受其害。江苏省委决定抓住这一时机，拟于十月二十七日举行群众大会，在上海各界开展要求增加米贴的斗争，以反对国民党军阀间的战争。李维汉要求省委常委从二十日起，到各区去检查工作，全力准备二十七日的群众大会，进一步推进正在复兴的革命形势。

按照省委布置，陈云在十月下旬深入沪中地区，帮助沪中区委开展工作。他除每日同区委接头外，还多次参加区委常委会议和药业支部会议，系统地了解沪中情况，帮助他们确定以估衣、药业、报界、煤炭、彩印等五个行业为区委的工作中心，并根据每个行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各自的斗争口号。

在此基础上，陈云就沪中情况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沪中巡视记》。报告先叙述了沪中地区的政治环境，写道：“群众的成分：差不多尽是店员。大生产只有自来火厂，供给全上海煤气，作用极大。其他有市政工人如电话局等，惟此种工人待遇很好，薪水每年加，故不易打入。”“资方一般地多向劳方进攻，过去条件都被取消，如估衣业斗争失败后，工友不准会客，药业则取消从前定下的十七条款等。”“失业是普遍的现象，每业都有许多，如药业有四百多。”“黄色工会：差不多每业都有伪工会”。“工人情绪，除自来火及市政工人较好外，其余都觉痛苦，然不敢斗争，最主要的怕失业。”在谈到党组织情况时，他写道：“区委本身，我初去时只有宣委一人，现在书记回来了，组织有同志担任，还提拔一药业同志。做工作有计划，肯努力，惟工作能力，除书记外，都不大强。我跟宣委谈了几次，他觉得省委跟他们的关系太不密切。区委常委会定每周两次。”“支部情形，一共可称支部的有八个”，“其中以估衣、药业、彩印、煤炭为较好。估衣同志约十余人，药业三十人，煤炭二十人，彩印五六人”。“全区挂名同志共约一百一十人，惟能开会者最多不过五十人。支部生活差不多都没有。”

十月二十六日，陈云在参加药业支部会时，发现区委工作存在的问题：区委同志不太懂得群众，说话总是背名词，而且长得很；指导工作时，不能很具体地提出要点，使同志们注意，而且记得牢，办得到，只是空洞地谈许多原则，结果一件事情都做不起来；支部中的基本教育与训练太缺少。因此，陈云在第二天的区委常委会上，谈了自己的感想，对区委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他还对当时药业舒同寿店铺正在进行的斗争提出意见，建议他们以这一斗争作为支部工作的根基，尽可能利用店员提出的条件，打破群众对黄色工会的幻想，注意斗争本身的胜利，使群众减少惧怕心理。他还找不少积极分子做了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

经过陈云的努力，沪中区委的工作有了明显起色。在十月三十一日的省委常委会上，陈云汇报了沪中的工作。

为了贯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江苏的斗争，江苏省委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在上海杨树浦秘密召开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除省委委员外，还有上海各区委，外县各特委、市委、县委，以及上海工会联合会、青年团等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共三十七人。大会由李维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李立三、项英参加了会议。

1929年10月，陈云巡视中共上海沪中区组织后写的《沪中巡视记》第一页。

会议一开始，先由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他说：当前世界革命已进入高潮，中国革命也已“成熟复兴”，并形成“直接革命形势”。并说：“革命高潮即是等于直接革命”，“直接革命形势就是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因此，党必须采取“进攻路线”。第二天，李维汉代表江苏省委作政治副报告，同李立三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显然，李立三的报告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特别是十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指示信中提出的“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一论断，过高地估量刚刚开始恢复和发展的中国革命形势，背离了中共六大提出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使江苏省委的工作开始向“左”转。

在讨论中，同意李立三采取进攻路线的意见占了优势，但也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在说明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已开始了新的高潮”这一提法时指出：“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周恩来后来在批判立三路线错误时说：“这个问题当时并未引起政治局热烈的讨论，只是在文件上有一点修正，这也足以证明中国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同时也就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

十一月二十日，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在第三次会议上发言说：“中央二中全会指出革命运动开始复兴，省委报告指出职工运动已走入了成熟的复兴”，“我认为省委估量是过高的”。“我同意中央开始复兴的估量，我们在决定策略时一定要记住斗争失败的教训。” 何孟雄的看法，使李立三“非常光火”，双方发生争执。据参加这次大会的苏常特委巡视员管文蔚回忆：“二十日，大会讨论中央政治报告和省委副报告，原定一天结束，但意见分歧颇大，争论非常激烈，二十一日延长了一天，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大会主席说明：因为秘密工作环境关系和各区工作紧张，讨论不允许再延长时间。遂由中央代表李立三同志作了结论。” 李立三在作政治报告结论时，批评何孟雄的意见是“明显的调和思想”。

大会延长的那天，陈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李立三等的主张虽然没有像何孟雄那样明确地反对，但也不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他说：“据昨天争论所谓成熟复兴变成了革命高潮。我以为开始复兴和成熟复兴是有差别的，但不是阶段的区别，而是前进一步，这在职工运动估量尚是正确的。”他强调：“不断示威自党中央到支部都是反对的，上海的示威和飞行集会是要分开的，为示威而示威这不是我们的路线，而是我们工作的结果。” 陈云的看法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但在总体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还没有认识得很清楚。这导致他后来在工作中仍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张。

二十六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革命复兴与江苏党的总路线和策略的《政治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革命复兴的形势下，群众革命斗争必然继续向前发展走向革命高潮，党的责任便是要推动群众斗争更快的发展到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统治。因此，党领导群众斗争的总策略，必须坚决运用进攻的路线。”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在新省委第一次会议上，选出李维汉、李富春、康生、徐锡根为省委常委，陈云、王克全为省委候补常委。李维汉仍任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仍兼任农委书记。

这时，上海和江苏的群众斗争继续向前发展，群众已不满足要求米贴的斗争，而要求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待遇作为斗争的主要口号。十二月起，江苏省委加紧指导各地党组织采取进攻路线，发展赤色工会，组织产业工会联合会，组织示威运动与政治罢工，并以个别罢工推动整个罢工，以便最后发展到总同盟罢工。这样，党在上海的工作便转移到以罢工为中心的轨道上。

陈云积极贯彻省委的决定，帮助沪中区委抓住几个中心支部开展工作。他们在药业方面组织了一百多人参加的互助社，受影响的群众约五百人。各支部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讨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并布置了药业的同盟罢工斗争。在码头支部组织了八个纠察队。一九三○年元旦，召开全上海估衣行业工人代表大会，有四十五人参加，正式成立工会，提出罢工条件，包括春盘不得开除工人、年关双薪等。一月八日，陈云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汇报说：“党的工作这一星期是加紧了，各支部都能开会，区委开了两次会，讨论药业、估衣斗争的策略。” 当晚，陈云又参加药业支部的活动分子会议，提出“失业工人马上安插，年关不得开除工人，增加工资”等口号。店员们情绪很高，准备在十三日开代表会，大干一下。

就在这一天，沪西区美商经营的安迪生灯泡厂一千多工人，由于要求成立工人俱乐部，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惨案发生后，江苏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认为，上海的工人斗争已明显的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并且部分地发生武装冲突，不仅在灯泡厂，在棉织业、药业都是如此。会议决定，省委要加强领导，使这一形势发展到革命高潮。“我们总的路线是要发动政治同盟罢工。我们的策略，要在全上海发动同情罢工和罢课。” 随后，江苏省委连续发动五天同情罢工。结果，只有同兴纱厂实现了罢工，参加示威的群众一千多人，有数十人被捕，其他厂都没有动作。但是，“省委并未从这次行动中接受教训，又要求各区委‘抓住阴历年关的斗争’和‘二七’纪念周，继续组织罢工，并接着布置纪念‘三八’的示威活动”。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组织还处于恢复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党员和工人的消极和恐惧情绪仍然严重存在；不少党支部还没有恢复和建立起来，即使恢复和建立起来的，也比较涣散；有的区委组织不健全，不注意领导同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日常经济斗争，工作作风也不够深入。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初步意识到这个问题，陈云在实际斗争中也感到了这一点。在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召开的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上，李维汉指出：从六次大会以来，党是有相当进步的，可是这种进步赶不上革命的发展，党从实际斗争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非常缺乏，许多同志对党的基本观念都弄不清楚。主要的问题是支部问题，要建立中心支部。

陈云在几次会上强调要正确运用群众斗争的方式。他在二月四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说：“同盟罢工的发动，应当把所有群众组织召集起来开代表会，运用群众路线来推动斗争，然后才有可能。”他针对有些同志认为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失败主义情绪严重、在工作中不起作用的说法，指出：“支部老同志还有些作用”，“如果说老同志都没有作用，我以为不是如此”。“我们改造支部的方法，首先要注意市委工作方式，经常和支部接近，把积极的同志挑选进来”。他总结最近的工作，认为：“同盟罢工策略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工作太浮，不切实，区委不能有许多具体方法，同时支部也是观念上很模糊，所以过去的工作只做了宣传，组织工作是没有做到。”“工会工作也太浮，小组会、代表会不能开起来，下层分会不能切实建立。” 他建议每个党支部组织一个工会分会，每个党员组织一个工会小组，使党的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一九三○年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对国内革命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思想逐渐发展起来。二月十三日，李维汉在前一天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研究如何布置江苏的工作。他说：“政治问题中央已有讨论，不久会有通告（即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七十号通告——引者注），不过江苏形势是不能等待，所以我们应当讨论一下”。他在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时强调：目前形势是工业、农业的危机同时发展，军阀战争明显扩大，必然会造成政治混乱。在革命方面则表现为工农兵三种运动的平衡发展和全国地域上的平衡发展。因此，党的总路线是要加紧组织全国的总暴动，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一省或几省的暴动就是全国总暴动的开始。在这一总路线之下，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组织兵变，并集中红军攻坚来摧毁反动中心力量。李维汉接着分析江苏的形势，认为明显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形势。因此，在江苏除坚决执行政治罢工、地方暴动、组织兵变外，还要加紧铁路、海员、兵工厂的工作。最中心的还是上海。这次会议标志着江苏省委在中共中央的“左”的错误指导下，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会后，江苏省委先后发出第十六、十七号通告，分别对城市和农村工作作出部署。决定从“三八”开始，组织政治罢工和示威，到“五一”举行总示威和总同盟罢工。

在总的方面，陈云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在实际工作中，他对省委的具体做法或多或少地提出了一些异议。如对“三八”示威的组织问题，陈云曾在会上指出：“根据现在形势，‘三八’要罢工示威是没有可能。” 在讨论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的省委常委会上，陈云说：“中央通告在一般策略上是更进一步，这当然是表现形势发展的结果，我完全同意。在职工运动中组织政治罢工，这一策略在外县中心城市是根本没有开始，赤色工会建立极少，黄色工会策略还未能达到下面去，这样即使同盟罢工、政治罢工爆发，也是非常困难的。”“在农村中地方暴动出现形势是一般成熟。经过去年的饥荒，农民一般是要饭吃，要土地，而我们主观上还未开始，这是非常严重的。”陈云这种态度，在会上受到省委负责人的批评，认为“这是右倾病的”。结果，“三八”这一天，全上海只发动起一千四百余人参加示威游行，有二十人被捕。

三月九日，陈云乘火车到达南京，巡视沪宁铁路一带的工作。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近几个月来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一定开展，特别是和记兵工厂正酝酿着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陈云重点检查了这个厂的工作，认为“支部是有相当生活”。他参加了这个厂的支部生活会，“纠正同志畏缩观念，告诉他们许多工作方法”。他还检查了黄包车夫、学校和工联的工作，指示工联要“以和记蛋厂和兵工厂、两浦为中心来完成组织”任务。接着，他巡视浦口、浦镇两个地区，于十二日晚召开浦口支部会议，决定其中的两个党员分别参加市委和组织部的工作。

按照原定计划，陈云同无锡县委约定于十二日晚从南京到无锡。但这时局势已日趋紧张。十二日晚上，陈云从南京报纸上看到无锡县委被破坏的消息，焦急万分，决定第二天一早搭车赶到无锡，布置善后工作。“不料上车后见十二日沪报，始悉大部分机关破坏，而且三个反动士兵认识我，恐他们在车站等我，故我无锡不下车，临时补票到苏州。”他在第二天向省委汇报说：“苏州工作昨晚已巡视，今日开县委会，我在此等三日，如某来同赴锡，如某不来，你们不来信通知我地址，只好回沪一次，找地址后再出发。”

由于情况的变化，陈云在十三日回到上海，参加李维汉主持召开的上海各区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上海在“三八”示威后的形势和如何发动“五一”总同盟罢工。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江苏省委在十八日召开的常委会上，决定二十二日成立由党、青年团和工会等组织的负责人共十九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领导“五一”总同盟罢工，李立三兼任书记。各区也相应成立行动委员会。陈云参加了总行动委员会，并兼任法南区委书记和法南区行委书记，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工作。

法南区是一个大工业区，下辖法租界和南市区，有铁路、兵工厂、法电厂、造船厂、丝厂等重要产业，是准备“五一”总罢工示威的重点地区。然而，省委在各区委书记联席会上已几次指出，法南区的工作“几近坍台”，决心派得力同志去那里，要求在两个星期内做出成绩。把陈云调到法南区去，显然是要他去完成这一事实上无法完成的任务。

陈云到法南区后，连续几天深入几个重点工厂开会，了解工人要求，组织工人斗争。在实际工作中，他感到“区行委工作抓不住中心”，“区委同志工作很浮”。他重新组建区行委机关，分别成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确定工作中心是铁路、兵工厂、法电厂和造船厂等产业。

那时，按照江苏省委的决定，每逢纪念日都要组织群众在南京路上举行“飞行集会”，即示威群众从各方陆续汇集到南京路两旁，听到一声哨响，立刻拥上街头，举行短暂集会，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政权”等口号，散发传单。这虽然反映出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的革命激情，却是“左”的错误行动，结果总造成许多积极分子被捕，或被打死打伤。

四月十日，在上海各区行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李维汉说：最近，虽然我们积极组织罢工罢课，但由于没有深入群众，而不能得到实际的成绩。因此，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各工厂内，把原定组织的示威活动改为分区组织。陈云在会上针对有些干部仍希望继续在南京路上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意见，说：“在南京路示威政治上影响是有的，但对于工人的讲演比较起来是分区好得多，不过分区讲演一定要避免飞行集会的方式。”

经过紧张的动员准备工作，四月十九日，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人七百多人，在赤色工会领导下，为要求增加工资、废除苛规举行罢工。江苏省委于同日组织市政工人的声援性同盟罢工。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量更为乐观，于二十五日发出紧急通告第七十五号说：“这一同盟罢工已震动了全上海”，“很有发展到全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可能，将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信号”。江苏省委也认为，电车工人罢工后，上海工人的罢工情绪非常热烈地表现出来，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的客观条件非常成熟，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党要抓住这一形势，更坚决地扩大罢工，组织“五一”总同盟罢工，要争取每天都有罢工的实现，使广大群众卷入罢工潮流，从而得到更大胜利。结果，又遭受新的重大损失。二十七日，江苏省委在仁济善堂组织了有七八百人参加的上海各界“五一”纪念总筹备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时，有一百多人被捕。五月一日那天，上海有一万多工人、学生，在南京路上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但这次活动中又有多人被捕。

这时，规模空前、酝酿已久的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正在中原大地全面展开。六月初，法南兵工厂由于赶制一批炮弹而发生爆炸，造成死四十余人、伤近二十人的惨剧。事发后，资方草率处理善后事宜，激起工人不满而引发斗争。陈云和法南区委对这一斗争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一场反对军阀战争的实际斗争，要适时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做额外工作、要求增加工资、抚恤死者和伤者等口号，并决定设立总罢工机关，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扩大宣传。六月五日，陈云在省委常委会上作了汇报。常委会同意陈云的意见，决定发动上海各兵工厂罢工，各工会、各团体都要扩大宣传，形成一场大规模的反对军阀战争的运动。这次会议还决定陈云在出席法南区委会议外，还要出席浦东区委的会议；在分管农委工作的同时，还要兼任妇委书记。陈云肩上的领导责任更重了。

这时，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事事依靠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李立三实际上在中共中央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六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强调：“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这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七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八月初，在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李立三还兼任江苏省总行委的书记。

在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下，江苏省委的工作全部转移到组织上海八十万工人进行政治罢工、准备武装暴动的轨道上来。六月十日至十四日，江苏省委常委会每天都要开会研究如何组织罢工。他们认为：“革命形势日益迫近高潮，依据于主观和客观条件，革命高潮最有首先在上海爆发的可能”。李维汉进一步分析说：大革命高潮告诉我们，一切政治事变在上海反应最快。他还说：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马上变成全国的运动。现在形势比五卅时更加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上海有广泛的政治罢工，它就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开始。从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估计出发，省委决定在六月十七日举行分区示威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召开上海群众大会，七月六日全省举行总示威。

陈云经过几年的实际斗争锻炼，虽然初步养成工作细致、比较注重实际的性格和作风，但作为只有二十五岁、而且到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对总的政治路线的把握还难以独立作出判断。六月以后，他在几次会议上都表示：“我对于中央决议整个路线是同意的”。并认为：“目前革命形势是农民斗争已到高潮，我们最中心问题是组织城市政治罢工来爆发工人斗争高潮，这就是革命高潮，我们特别要认清这一点。” 陈云在一九三六年写的自传中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认为自己“在党内没有参加小组织活动，只是当时立三路线的执行者之一。” 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那时，陈云同省委其他负责人一样，全力投入迎接“革命高潮”到来的准备工作。他几乎每天都在省委、区委开会，或到各工厂召开人数不等的会议，讨论如何组织罢工。他主要指导了美亚绸厂和法电厂的罢工。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法电厂的罢工。这是江苏省委在这段时间里领导的罢工斗争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一次胜利。

法电厂即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是江苏省委很重视的一个工厂。在红五月运动中，法南区委就指导法电支部酝酿罢工。党支部书记徐阿梅认为这时罢工还没有群众基础，拒绝执行省委、区委的罢工命令，因而被开除党籍。陈云是不赞成开除徐阿梅党籍的。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三○年五月开除徐阿梅同志的党籍是错误的，当时我并不赞成。后来在苏联，我要张祺同志回国后，通过组织想法恢复徐阿梅同志的党籍。” 徐阿梅被开除党籍后，坚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继续领导法电工会的斗争，仍在为党工作。

陈云分管法南区委工作后，六月十三日，徐阿梅找到陈云，汇报罢工准备的情况：公司机务部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改善待遇的要求，资方态度强硬，一条也不答应，现在内部的群众会已开完，今晚准备开工会代表会，决定怠工。陈云指示徐阿梅：要公开揭露黄色工会和资本家勾结的事实；工联会要进厂散发传单；立即召集人开会。陈云从公司回来后召开法南区委会议，商量法电厂罢工问题。按照区委的决定，第二天，陈云一早赶到法电厂，将传单带进厂里，交给法电支部，由工人在电车上散发。当天下午，法电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十八日，法电机务部工人开始罢工。法南区委立即成立法电工作委员会和特别宣传队。二十日，在上海体育场召开法电群众大会，有九百多人参加。会议号召大家要团结一致，坚持罢工。陈云还指示法电支部要在斗争中扩大积极分子队伍，说：“发展新同志是很重要”。同时要“用国民党合法请愿的办法来打击他们”。在这期间，陈云“抓住法电支部，一天接头两次，开会一次，支部的确推动起来” ，在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电工人罢工以后，法租界内一度断电，自来水供应也很紧张。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插手调解，资方仍不理睬。在上海各界声援下，法电一千六百多名工人坚持罢工五十七天，资方最终同意增加工资、释放被捕工人等条件，罢工取得胜利。

这时，陈云还担负指导农村武装暴动。七月八日，李维汉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组织同志到沪宁线的农村去加强工作，“立刻在农村中干起来，这要陈云多负责任”。八月，陈云还一度兼任过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可以想见，当时陈云的工作是何等紧张。

但是，江苏省委积极执行“左”倾冒险计划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几年来艰苦积聚起来的那点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据全国互济会调查，从一九三○年四月到九月的半年中，江苏省被杀害的党员和群众达三千一百三十人，被捕一千四百八十人。全省县委组织也从六十九个减少到二十二个。李维汉回忆说：“从省‘二大’后，我们天天喊组织同盟罢工，政治罢工，却总不能形成同盟罢工的形势，更达不到政治罢工的目的，斗争屡遭失败，党员数量下降，法南区由二百二十人减少到一百五十人，沪中区由一百多人减少到九十人，吴淞区则只有三十人。当时，全上海的党员最多不过一千人，其中还有些不坚定分子。赤色工会会员人数也下降了，沪西区原有三百人，减少到一百人。群众斗争情绪也日益消沉。”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计划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种种挫折和失败的惨痛事实，引起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对中央、省委的领导产生怀疑或不满。许多预定的会议开不起来，以至省委认为需要在党内开展“反右倾”。八月七日，陈云在各区委书记、军委书记联席会上，听了李维汉代表江苏总行委作的关于“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报告后发言说：“总的报告是同意的，我参加许多会议，但是了解总是不够，主要原因是对于总的形势和路线是了解不够。”由于工作视野的局限，对总的形势和路线了解不够，确实是陈云当时难以对中央和省委整个工作部署提出不同意见的“主要原因”。他又说：“党的动员问题，我们开了几次活动分子会，同志们的了解还以为暴动不是很近。” 这多少反映出他在实际工作中对“积极准备武装暴动”这种做法的怀疑。八月二十五日，在各区委书记、军委书记联席会上，陈云再次谈到工作中的困难：“支部工作是非常严重”，“敷衍精神不仅在示威上，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针对这些问题，李维汉在会上强调：目前，在党的问题上，“右倾是主要的危险，每个同志都这样承认，在今天检查工作中，许多同志的实例都证明右倾的危险”。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发展，虽然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他的主张和做法已超过共产国际允许的范围。八月中下旬，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着手采取措施，停止各地执行城市暴动和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九月十三日，江苏总行委也举行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处理执行冒险计划的善后工作。

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十四人，中央审查委员二人，还有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江苏省委、满洲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的代表二十人。陈云和李维汉、李富春、王克全一起，作为江苏省委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停止并结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行动。但是，三中全会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没有从思想和理论上清算与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继续强调“不去努力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这给王明等搞非法小组织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三中全会上，陈云和朱德等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被重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改组为中共江南省委，管辖江苏（包括上海）、浙江、安徽三省的党组织，领导机关仍然设在上海。陈云被任命为江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江南省委仅存在三个多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又恢复江苏省委。这三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内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风波。

江南省委成立初期的工作，主要是传达贯彻落实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自我批评精神检查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各项工作。十月五日，江南省委召开第一次省委常委会议，李维汉、陈云、王克全、夏曦、顾作霖、李硕勋和李求实等参加会议。陈云在会上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和共产国际决议的主要内容。他说：国际指出目前尚没有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当然这是暂时的现象，革命很快可以在南方几个省区爆发并取得胜利。因此，中国党的总任务是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加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要使土地革命的真正利益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巩固同中农的联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要确定总同盟罢工方针，发展赤色工会。这两方面的任务是要在建立苏维埃的目标下，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要防止冒险主义的“左”倾，但目前要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无情地反对调和主义。最后，陈云以国际决议和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检查省委工作，提出：“在反动统治区域，发展农民战争是同样重要，我们的任务是创造苏维埃及红军。”“集体领导问题，我想以后应当每个人大家多负责任。”“区委的调动的确不宜经常调，否则对于建立中心工作一定有妨害。要恢复巡视制度。”

那时，前一阶段“左”倾冒险主义行动的重点地区南京，中共市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八人被捕并被杀害。省委要求陈云立即派人去恢复工作。这次惨痛教训使陈云想到省委的工作方式需要改变。他在十月九日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上海工作接头应少一些，经常接头对于区委工作很吃亏。省委决定减少接头时间，由天天接头改为隔一天接一次头，开会时间也必须有限制。这次会议着重研究了农村工作，提出：“现在必须坚决发动农民暴动，动员群众，抓住群众迫切要求来发动走向武装斗争。” 会议决定陈云不再出席区委会议，而用较大精力来领导外县工作。这时，陈云还继续兼任江南省委的妇委书记。不久发出江南省委通告第二号——妇女运动策略路线与建立各级党部妇女工作委员会，纠正党内忽视妇女工作的现象，要求全党来做妇女工作。

为了在全省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江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二十六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农民运动报告，总结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农民运动的成绩和缺点，提出当前农民运动的任务、策略和组织问题。他在报告中说：十个月来，农民运动是有发展的，特别是五月以后农民运动有较快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党的政治影响和农民斗争区域扩大了，农民建立了武装，部分地区建立了红军。缺点主要是，在立三路线影响下，发生了定期暴动、命令暴动的现象，不能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目前，江南省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生长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

十月二十八日是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陈云主持了这天的会议。李硕勋在会上作军事报告。下午，大会在通过关于苏维埃运动、妇女工作、党报工作等决议后结束。会后，陈云立即着手布置外县工作，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这时，江南省委为了在上海的领导干部中加强工人成分，于十月三十一日决定陈云参加上海工作的领导，外县委员会书记改由刘瑞龙担任。陈云的主要精力便集中到领导上海工作上来。他担任纪念广州暴动总筹备会的主席，夜以继日地投入筹备工作。

就在江南省委积极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掀起了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这封信把李立三的错误提到了路线的高度。认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立三同志提出的政治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路线互相对立的”。这是三中全会前共产国际没有提出过的新结论。

中共中央到十一月十六日才收到共产国际这封来信。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并在二十五日作出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以及赞成过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可是，通过不正常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悉共产国际来信内容的王明（陈绍禹）等人，改变原来拥护三中全会的态度，打起“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旗号，集中攻击瞿秋白和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求改组三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央。王明还抛出了《两条路线底斗争》（后经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公然宣称：“维它（即瞿秋白——引者注）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 这本小册子，提出了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治纲领。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由于长期对中央不满，也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身份秘密来到上海。他分批会见王明等人和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人。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而不是召开紧急会议，说他已报告了共产国际。由于米夫的直接干预，中共中央的处境更为困难。中央政治局会议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通过第九十六号通告，表示：“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会议还决定改组江南省委，由刘少奇、夏采曦、王克全、陈云、何孟雄等十三人为省委委员，刘少奇为书记。会议根据米夫的提议，决定在刘少奇回国前（当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由王明代理省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三十七人，其中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王明、博古（秦邦宪）等十五人。这次全会开了十几个小时。会议通过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案说：“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还通过了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两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原来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不仅当上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胜利，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陈云参加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从中央候补委员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他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观念出发，拥护共产国际的指示，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他回忆说：“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参加了，在我第一次表决时举手反对开四中全会，赞成开紧急会议。但四（中）全会作结论时我拥护四（中）全（会）结论，表决时举手拥护全会的结论。” 他认为，在党内“大家有许多争论是应该的” ，但坚决反对分裂党的行为。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严重笼罩下的上海，敌人正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如果党内出现大分裂，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人公开退出江苏省委常委会，酝酿组织“第二省委”，加紧分裂党的活动。陈云在江苏省委会议上指出：王克全等的行为“是分裂党，帮助敌人”。“我们要作决议来号召全党起来斗争。” 他还说：国际指示我们要开四中全会，“这是应该遵守的”。“目前红军在前线上拼命，上海的斗争我们不能领导，支部（会）开不起来，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是否允许还要停到开紧急会议么？”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党的分裂，陈云说：“自国际来信后，中央是否越来越坏，这是不对的，是向好的方面跑，这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斗争领导到正轨上去，要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尤其是要反对露骨的右倾，反对对国际怀疑。”

四中全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分裂党的活动，但没有生效。他们的分裂活动变本加厉。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并决定开除王克全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三十日，江苏省委又作出《关于开除王克全党籍的决议案》。

在这期间，陈云也受到打击。说他在纪念广州暴动工作中执行调和主义，以致造成失败。有人甚至说陈云“不仅是客观上，主观上也是反革命”。陈云一度被排除在新省委名单之外。然而，这些没有使陈云消极。他坦然地说：“我个人离开工作是必要的，虽然我主观上反对立三路线很坚决，但在实际工作是没有把握的。我要能下去，对工作是有帮助的。” 大家经过反复讨论，认为陈云不能离开省委，否则会使省委工作受到影响，而且陈云又是工人，因此仍把他列为新省委的成员。

经过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陈云在思想上发生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更爱动脑子想问题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的江南省委常委会上，陈云作的组织工作报告中，几次提到“要对工作多想想”。他说：区委开会的方式要改变，每礼拜要有一两次比较长的会议，讨论政治问题。“一天要有两三个钟点”想想工作。现在省委工作，“一切大小事体集中常委，使常委减少政治工作讨论的时间，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想想工作”。为此，他建议江南省委仍然改为江苏省委，以便省委常委缩小工作范围，挤出时间，“使大家能想想”。

后来，陈云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七中全会已经作了决议，“但是我们自己还要算一算账”。他说：“从一九三○年三中全会选了我做候补中央委员，四中全会选为正式中央委员，一直当到现在”，“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都举了手。这个错误能不能怪别人呢？不能怪别人，这不是偶然的。我和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能够结合起来，是因为我自己有‘左’倾观点。”“我的‘左’倾观点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有来路的。大革命失败以前，我在工厂工作，搞工会，搞支部书记，康生是我的老上司，我当支书，他当区委，我当区委，他当县委，我当县委，他当省委，一共搞了八年，那时脑子里无所谓有什么大的主义。到大革命失败了，站不住脚，脱离了生产，参加领导机关工作，受了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盲动主义的影响，以至立三路线的影响，许多‘左’的观点在我脑子里成了天经地义。认为工人在工厂不是为了吃穿，似乎是为了罢工，而且要坚决地罢，一直罢到底，从工厂里罢出来。认为党内斗争，斗争得愈凶，党就愈巩固，‘党是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这里面有什么教训？陈云认为，其中的一条“就是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他说：

“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主张决定了，就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客观的情况。假如人家说这是机会主义，你也不要忙于就跟着人家说这是机会主义要看一，看。假如人家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路线是不是正确，正确在什么地方，我也应该考查一下。过去是不是考查了呢？没有考查。”“ 认为政治奥妙得很，其实说奥妙也奥妙，说简单也简单，因为政治并不是那样抽象，是很具体的东西。比如，在上海要罢工，该罢不该罢，应该弄清楚，不要听书本上和别人讲什么社会主义建设胜利，资本主义动摇崩溃，所以我们这个工就要罢。其实社会主义胜利，资本主义动摇，对于你那个工厂有什么影响？那个资本家是否就要垮台？你这个工罢下去，对工人有利还是没有利？”“ 又如打中心城市，该打不该打呢？那就要考虑考虑，敌人城墙有多厚，多高，敌人有好多，你自己大炮也没有，你自己能不能打进去？打进去能不能站稳？如果不能站稳打进去又要退出来。这些都是具体问题，只要辨别就能弄清楚。”他还进一步指出：

“现在不要说有了正确的领导就不会犯错误了”，“我们相信毛主席，但绝不是盲从，盲从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对问题仔细地考查，翻来覆去地考查，这样不管毛主席在这里领导也好，离开毛主席也好，大体上不会犯大的错误，否则风潮一来，就又要犯错误。”

陈云在七大会上的这些话是纠正第二次“左”倾错误十多年后讲的。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使他进一步养成了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多想问题的习惯。

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其后党内连续发生的“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这种严重挫折的历程，不仅在考验和锻炼着党，也在考验和锻炼着每个党的领导者和党员。年轻的陈云，从这些挫折中悟出和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对工作、对一个主张和决策的提出，一定要多看看、多想想、认真加以考查，也就是绝不要盲从。想一想所做的工作、所提出的主张和决策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看一看客观实际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究竟怎么样，认真考查一下这些工作、这些主张和决策在实际中行得通行不通。这种多看看、多想想、多考查的精神，就是“不盲从”的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分析是非”的精神。后来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十五个字，同这种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其精髓都是不盲从、坚持实事求是。陈云从挫折的历程中，及时总结出这种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也正是因为陈云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较早地懂得了这种不盲从和实事求是精神，并且能在实践中加以坚持，才使他政治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在以后的工作中少犯了许多错误。

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下旬，王明等制造的党内风波稍稍平息，这时却又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使陈云走上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