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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源头，其后则有流变。就像孔门有四科十哲，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四科也渐渐分化了。后来的儒者，有一派重视德行实践，如宋明理学家即是。汉代选拔人才，有一科叫“孝廉”，也就是由孝顺、廉洁等道德的角度来选拔。“言语”，这就是追求辞藻之美的人了，也即是文人。“政事”这一类是从事政治的，在汉代称为文吏，他有儒家的知识素养，但从事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官场而非书斋。孔门四科中还有个“文学”，是指做学问。汉代以后，在史书中《儒林传》部分记载的儒者，大抵皆属于这些人。其学问主要在经学，故又称为经生。
文人、经生、文吏、道德家，虽皆出于儒，但这几类人在汉代就已经分化了，颇有竞争关系。例如王充《论衡》就认为文人最好。因为文吏没什么学问，不如经生。但经生研究经典，注来注去，跟我们现在的有些学者差不多，抄来抄去，没什么自己的见解，故不能讲自己的话，不会写文章。只有文人能读了书以后，化作自己的语言说出来，所以最高明。
不管谁比较高明，儒者分化的问题其实贯穿了整个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后代很多现象都跟这种分化有关。如宋明理学家跟汉代经学家的不同，就是德行与文学之分。宋儒批评经生都是口耳记诵之学，在身心性命上没有实践性。程颐（ 伊川先生 ）曾说：读《论语》，若未读时是这样一个人，读了之后还是这样一个人，便与未读相似。我们读书，确实常是如此，书中言语如“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非礼勿言”，虽读得烂熟，却一句也未实践。道学家如此批评经生，经生也不服气，说道学家讲的那一套，文献上没有支撑，都是自己的想法。所以戴震说我们做学问应通过文献考证来得到它的义理，不是你自己杜撰一套义理。文人当然也看不起经生，从王充以来就看不起，嘲笑学者不会写文章。经生更讨厌文人，觉得文人浮华，学问不扎实。道德家亦批评“文人无行”，文人则写了无数讥嘲道学家拘执迂腐的文章来毁谤他们。
不只是意见交锋，现实也是有竞争的。例如孝廉本是考校德行的，但后来孝廉这一科消失了，并入秀才科，考文章。因为德行很难判断，只能靠推举。世家大族掌握了舆论话语权，所以推举出来的都是世族。不得已只好考试。考来考去，孝廉就都变成了言语辞章。大家都追求辞采华丽，遂又有经学家出来主张科举禁止诗赋，唯试经义。
文学中，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学也”，认为诗跟学问是两回事；袁枚也嘲笑翁方纲“错把抄书当作诗”，他们都是想把诗人与学人分开的。
文人跟道德家也不和睦。从道德的角度看，文人有很多毛病，感性生命太活跃，缺乏理性的约束，张扬着才性，不受法度、道德的约束。可是文人就偏偏要以打破道德自喜。由于社会推崇文人、喜欢文人，所以历来默许或容忍了文人在道德上的失格。文人的许多行为，如果一般人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嫌厌，文人则没问题，或许反成了佳话。这似乎是文人的特权。但道学家讨厌文人，说文人光会耍嘴皮子，文章写得漂亮，才性机锋很好，但道德往往不敢恭维。所以道学家和文人处不好，最典型的例子是程颐与苏轼（ 号东坡 ）。
我们都觉得东坡是好人，有趣、可爱，读文学的没有人不喜欢他。但是东坡在他活着时，敌人多得不得了。当中有一些小人，但也有像程伊川这种，也是好人，却与东坡合不来。东坡一党，称为蜀党；伊川一党，叫洛党。读宋史，很多人只注意到新旧党争，不晓得新旧党斗完以后，旧党之间斗起来才厉害呢。你不能说程伊川是坏人，可是伊川不喜欢东坡，东坡也讨厌伊川。为什么？这就是道学家跟文人脾性不合啦。东坡喜欢开玩笑，不拘小节，伊川却最讨厌他这样。
而这样的不喜欢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乃是一个传统。所以小说、笑话里嘲笑道学家、骂道学家多得不得了。我们感觉道学家迂腐、呆板，这些印象都是哪儿来的？真正读过《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人，会觉得理学家迂腐吗？当然不是，这个印象是文学家给你的，你真正去读，便知不然。
顾颉刚曾举了个例子。抗战时他避居昆明，没书看，架上还有伊川的集子，但他从小就不喜欢伊川，印象中道学家就是迂腐的，故根本不想看。后因实在没啥书可读，只好拿下来看，看了大吃一惊，说挺好的呀，讲的道理都很好，我们从前搞错了（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 ）。
理学家对文人也是不满的。刚刚讲《宋元学案》，书中每个人都有学案，包括一些小学者都有。但苏洵、苏东坡、苏辙三个人有很多著作，影响也很大，却没有学案。他们的学案在哪儿？在全书最后，和王安石新学皆属附录，认为是杂学。理学家跟文学家之不合，可见一斑。
也就是说，儒者的分化，形成了后来复杂的动态关系。分化、竞争、对立，皆不罕见。然而，正因儒者分化，文人只是其中之一类，已不能得到儒学整体精神，所以中国文学史又有一个动态关系，要在天地已分、四科剖判之后，重新寻求整合。
我们刚刚介绍过严羽说诗不关学，可是就有另外一种思路，是要把诗和学合在一起的。杜甫就讲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性灵派笑人家把抄书当成诗，可是桐城诗家以迄晚清同光体却正是强调诗人跟学人合一的。
这样整合的努力，首先可以见诸于《文心雕龙》。整个汉魏六朝以来，顺着文人这条路子的发展，到齐梁已出现种种弊端，因此刘勰主张让它回到正道上，要宗经、征圣，回到孔子。
《文心雕龙》是继承孔子，向孔子致敬的书，刘勰梦到孔子才写的。不是只有刘勰一个人这样想，其后北朝苏绰这些人模仿《尚书》、隋朝宣布写文章浮艳者要受处罚，也都走这个路子，回到经典，文质相合。因整个六朝文太多了，质不够，所以要文质彬彬，重新回到儒家。
接下来就是中唐古文运动，讲的是文与道俱、文以载道，文章要跟道结合。这个道，是孔孟之道，重新回到孔孟即古文运动之宗旨。宋代以后，盛行科举经义，也就是俗称的八股文，要用文学去表彰、阐述圣贤的道理。可见儒家分化以后，又不断重新整合，是构成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长期动态线索，最后希望达到文质彬彬的理想。我们治文学史，不能忽视这个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