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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6 1945 年 12 月 24 日 上海——乐山
到上海已是第三天了。飘零了四个月的孩子，现在找到一个家了。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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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火车，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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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半到上海，坐了一个半钟头的人力车，在黑夜寒冷里敲姑母家的门
，由孤零冷漠走进温暖和关怀。这种感觉是在家人所不能体会的。
一天的火车行程给了我很多的乐趣。我喜欢那有规律的波动，喜欢听那有节奏的声音。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黄褐色的冬天的田野，遥远的记忆又用她温柔的手指抚着我的头了。仿佛那个曾经是“我”的六岁小姑娘又在我对面出现，舒服地坐在爸妈中间，睁着懵懂的眼望着四周形形色色的人，有味道地吃着蛋炒饭，吃完自己的一份还不够，把正吃不下去的妈妈的一盘也夺过来。那时爸妈都还年轻。亲爱的，谁知道十年以后，同样的一幕会不会重演呢？那时的小姑娘，现在还在哪厢呢？
正在圣诞节欢欣的空气中的上海，是繁华得叫人忘掉才过的八年苦难和眼前的危机。店铺大玻璃橱里青色紫色的电光昡照着五彩缤纷的圣诞礼品。外国男女满街乱冲，中国人浮着一脸油滑，东张西望。红绿灯交替闪着独眼，电车、汽车、马车、三轮车、人力车合成一道发着吼声的河流。一切都有些陌生，但一切都从记忆的面纱下露出熟悉的面容。 1 点半钟僵冷的人力车路途中，我不断在心中叨念——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对于这个神秘的地方，我怀着无穷的好奇和兴趣，我将要和她相识，去了解她，可是我又有点儿怕她。
“家”也是充满了不平凡的材料。我这位姑母是爹爹的二妹，我们叫她蓉姑。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女性，刚强，精明，琐碎，唠叨，具有典型的“杨家”性格。在十年前，她和成舍我离了婚，逞着自己的才干，撑持一个相当奢侈的家和两个娇养女儿。八年来为生计折磨得焦头烂额，火气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习惯于女儿们的任性，她唯一的发泄就是不断地唠叨。但唠叨是她的（也可说是杨家的）本性，在八年前就如此。她对女儿爱但爱得不得其法，女儿回答她关怀的是暴躁和冷漠，到现在也不过是有程度之分。这些家常每日发生的小事故在一个外人看来也许认为是太不合理和不能坐视的，在她们自己却因年久的习惯而不感到有什么不应该。而且在根本上她们之间并没有恶劣的感情。这只是一种纵容的结果。
连我自己也奇怪的一点是，我对蓉姑很快地有了从来不曾对任何“长辈”发生过的友谊。似乎是极其自然而不费力的，我能长久地听她诉说，而且毫不做作地和她谈话。我觉得我很能了解体谅她的处境，由衷地想给她一点小地方的帮助，代替她女儿给她的体贴和安慰。在开始我发现她是个不惯于受人服侍的。她什么也不让我动手，但我的随便会渐渐消弭我们中间的距离，她会把我当女儿看待的。在性格方面，她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她是个彻底实际的人，从来不懂得音乐、艺术、精神生活。可是我却能和她谈到许多问题，并无勉强的痛苦。你知道吗？在我来此的第二天晚上，我就把你给供出来了。我说得很诚实，唯一的谎言是“当然我们还没有决定，反正还早”。我把你的照片给她看了，照实地回答她许多问题，也自动告诉她一些。不过我知道怎样选择说话的资料。我知道某些东西她很能反应，而某些她是不能理解的。比方说，我告诉她你的家境和你苦斗的情形，她颇为赞同地说：“家境苦一点的人比较会知道自己奋发。”但我就绝不会告诉她你对音乐或一部伟大著作的狂热。这种见一行人说一行话的巧妙手腕并不是初次试验，只是从来没有这样自然罢了。是她的母亲般的关切软化了我个性的尖角，还是我长大了一点呢？
关于蓉姑，我已说得很多了。这些我的亲戚，你将来都有机会认识，把你自己所得的印象和我的素描对照一下，不是极有趣吗？但更有趣的是我的两个表妹。今天怕没有工夫和你长谈了，现在已 12 点多，下午我要参加二表妹幼殊在圣约翰大学的圣诞 party ，顺便就发这封信。第二天继续吧。你瞧，说着就开饭了。
No.27 1946 年 1 月 3 日 上海——乐山
到上海后还只给你写过一封信。可是如果你知道我在 1945 年年底怎样奔波，你就不该怪我了。当我看到报上有 1946 年元旦起改变外汇比率的消息时，我心急如焚，顾不得人地生疏，开始尝试办签证手续，想乘这最后的关头把外汇买到，以后就可放心等船了。我这情形你大概不很清楚，我也懒得一五一十告诉你。总之，没有船票不得签证，没有签证就不得结购外汇。所以我向美国领事馆交涉，请求先替我签证。谁知一个问题没解决，倒引起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来了。这也是说来话长，一句话，就是钱不够，还差 2300 美金。这个数目，请你算算合法币多少好了。所以，别说几个月，就是几年我也出不成国。你替我想想，当时我面对着这种面目狰狞的难关，数着一年最后几天，我整个陷入昏黑的绝望。 30 号是星期日，所有机关休假， 29 号我还在做临死的挣扎。明知绝少希望，但为了求自己心安，还拼命找人，钻洞，出卖唇舌。可是到了 31 号，我就死心塌地放弃了。一天不出门，坐在家里给爹妈写信。我不知道他们接到那信会怎样顿脚叹气。我实在没有精神充笑脸了。
元旦来了， 1 号， 2 号， 3 号，天天饿虎般地搜索那令人心惊胆战的报纸，可怕的消息居然还没有露面。我也就苟延残喘，得过且过地过了几天。以后，要从根本上解决我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作弊！为了通过美领馆，我可以先借一笔美汇，到了美国再行奉还。当然要物色这样一位债主不是易事，他得在美国，他得有这么多资本可借用，他得能信任我。唉，我真厌烦死了。为了这劳什子喝洋水，假如这次真的去不成，我也不惋惜。过两三年再去，和你一同去。
一个多月没有接到你的信了，你在大考吗？你该没有生病吧？这样徒刑般的长期隔绝，在我们分别后还是第一次。我简直不敢希望哪一天得到读你信的幸福了。要不要我恫吓你：假如三天之内我再失望，我就要想法忘掉你了！这真苦，彼此都苦。我们还是没有恋爱的好。
昨夜写到这里，也许太疲倦了，不能继续下去。今天阴冷，可是这时微微露出一点太阳光，让我抓住这线光明，寄给你。
我有那么多话要告诉你，简直无从说起。我的生活环境从南京沙漠换到这片丰裕的田原，收获确实不少，可也是一笔烂账，抽不出头绪。先给你说和我相处的人们。
大表妹是我们家里一个特殊人物，自小就爱穿着，女性特征发达，崇拜美国电影明星，特别是嘉宝。假如不是学音乐，受艺术陶冶，她会和世俗脂粉无异。在我来这里以前，她正为恋爱问题和蓉姑决裂了，蓉姑把她赶出去。正好她丈夫也和父亲闹翻了，于是一位大少爷和一位娇养小姐就在外面过了几个月流浪生活，吃尽苦头。最近大表妹才和她妈妈和解，虽说只是表面上的妥协。而她那位杨先生也弄了一个日侨管理处的肥缺，所以他们的小家庭也开始建设起来。这个冬天，大表妹已买了三件皮大衣（黑、白、棕三色），蓉姑一见她就唠叨，怪她不把钱用在当处。她们母女碰在一起，就有一出奇怪的戏可看。蓉姑是个十足的物质主义者，满脑子算盘，而且脑子里的活动完全都从口里说出来，丝毫不自觉她的不绝的话对于听众是多么 boring 〔没劲〕。女儿却有股横暴，不过自搬出去后客气多了。好，偶然大表妹回来一次，翻箱倒柜，抱走一大堆东西，其中有些当然是她自己的衣物琴谱，而有些就是公有的了。蓉姑于是发话了：“你把家里的东西都往你那边盘是吧？！……你自己买的便宜日本瓷器，没看见替我买一点？！明明晓得我需要这些东西！你那个老妈子不要，为什么不让给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找了许久的。真没有良心。”大表妹说：“我怎么晓得，你说你有人了嘛！”“你怎么不晓得！那个宁波人根本没有来。再说你自己怎么不用一个人？这样餐餐在外头吃也不是事呀！……”诸如此类，你我分得这样清楚，倒更像西洋人的作风。
昨天大表妹请我们到她虹口的家去玩，我们分头去的。我比蓉姑和幼殊早去一步，到那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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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钟。大表妹才起床，披头散发，房中零乱无伦。你可想见我这位风骚表妹过着怎样一种慵懒的少妇生活。我给你描写她的装束：头发一直是电烫的，不过现在剪去了，系一条美国式的头巾，梳得风雅而略带明星味儿。身上穿一件华丽的锦缎旗袍，上面罩一件半中半西高肩细腰的短外套，最外面就是黑色的皮大衣。脚上一双窄窄的黑绒鞋，手腕上叮叮当当两只金镯子，是杨先生最近给她打的。对于她的性格，我最不能理解的部分也就可以拿这对金镯子代表。这太庸俗了。我万万没有料想到她会这样浅薄，这和我不能理解她爱上杨先生这样一个青年一样。第一次见面，这位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极其恶劣。他太容易笑，让你觉得他轻浮，可是他又不太爱理人，让你觉得他自傲，没有把你看在眼里。他一股商人气，据说对事务很精明能干，可是好像没有一点文化修养。他站都没有一个站相，好像没有骨头，没有性格，可是据说他脾气很坏，就只服大表妹。在我看来，他对她态度也是那样随便，满不在乎，并不十分殷勤，也许是得到了就无所谓了吧。我真怀疑他们这关系会不会长久。
昨天又是一幕令人哭笑不得的谐剧。蓉姑和幼殊到那里已是中午，立刻一阵哇啦哇啦，又是看牙齿，又是买东西，又是幼殊下午两点要回家演戏，来不及吃饭。于是由杨先生领她们去日本医生处看牙，顺便吃碗日本面。大表妹却偷偷叫我和她一同去吃西餐，不让她妈妈知道。哪知走到街上碰见了，于是蓉姑大发议论：“我是看见人多（因同去还有两个朋友家男孩），怕你花钱，就马马虎虎吃点面算了。我是处处替人着想呀！”回来以后还反反复复念着面只有一口口，没有吃饱，可是为了替他们省钱，不肯吃第二碗。我默默地听了这些，觉得她真可怜。老年和窘迫，把一个人弄得这么小，这么天真，谁想得到这是五四时代北平学生运动的先锋呢？
虽然大表妹和我这样不相同，我还是非常喜欢她，大概只是那点音乐的联系吧。第一次见到她，一种说不出的温情和怜悯使我抱住了她。我觉得我自己生命才开始，而她却仿佛是一朵凋萎的玫瑰。她比我小半岁，可是在精神上她比我老半世纪。大概有感于我的热忱吧，在年三十那晚，坐在楼下客厅里，我们低声谈了一两个钟头。她告诉我和杨要好的经过。原来他们已有三四年的交情，而且是共过患难的。听她的故事，好像听一则凄切神圣的故事。可是这位杨先生实在引不起神圣之感。
大表妹钢琴实在学得不错，她已在学作曲了。可是你知道像她这样的生活环境是不会培养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来的。我很想和她谈谈，好像没碰到时机。有一次我有点冒昧地问她：“你对于音乐还是很有兴趣吧？”话一说出我立刻知道不对，可是收不回了。她好像有点怪我似的，“怎么会没有兴趣呢？”我只好继续说下去：“你预备以后继续学作曲是吧？我觉得一个音乐家和一个文学家一样，学理固然重要，生活也重要，因为自来大作曲家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提取材料，假如他不去接近真实的生活，他所创作的纵使技巧很高明，也是空洞的，没有力量的。”我只暗示到此，说不下去了。大概我和她还太生，不好一下就点破。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和她深谈。对于突破人与人间的距离，我往往有那么一股狂劲的。你自己就经历过，是不是？
该睡了。写了一下午还只谈到一个人，真不划算。下次谈我第二个表妹，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资料。在谈到她以前，先问你：昆明学潮事件在武大反响如何？尽你所知详细描述给我。
No.28 1946 年 1 月 10 日 上海——乐山
这一次是你把我苦坏了。昨天蓉姑交给我那封信后，我在挂号单上盖了章，用一个月来所没有的健步奔下楼，交给邮差，又奔上楼。啊，那绿衣人儿多可爱！他真是一位天使，孩子心目中的圣诞老人。
原来已经是
No.36
了，以前的四封信到现在没有到手。其实在离渝和离京前都曾关照过收发室，可是我每到福州路办公处
必问有没有从南京转来的信，每回都令我失望。但愿这是邮递过慢，不是遗失才好，尤其那封有你妹妹（堂妹）照片的信。
说起你堂妹，我常生一些有趣的幻想。你想，假如一旦我有机会去一趟北平，做个不速之客去叩你家的门，和妈妈第一次见面，该是种什么情景？她莫明其妙地望着这位陌生的女客，听到她自称“媳妇”，会疑心她是骗子吗？其实，骗去了她儿子的爱情，和骗子又有什么不同？
科学青年会
的确是一个值得好好做的事业。假如能够把全国这许多无声的有心人集合起来，确实能为国家做点儿事。看你们那会章，这个组织的抱负相当大，前面的困难也必定极多。首先我所想到的是分子和经费问题，或者总称人事问题。你说现在还只限于工院同学加入，文法学院同学见科学二字就退避三舍。这当然是初办时的坏现象。一种社会事业怎么少得了文法人才呢？但这缺陷以后必能弥补。可是跟着来的一个新问题就更棘手了。当你这事业办得蒸蒸日上，颇有前途时，那些投机分子就来钻营了。那时必定有许多劣种混进来，把一个公家的东西利用来遂私愿。于是，这个机构越庞大，分子也越复杂，这一架生了锈的机器就要推不动了。至于经费，在开始的几年里一定大伤脑筋的。这不是政府机构，得不到国家财政的援助，又不像基督教青年会有外国人做靠山。募捐吧，谁肯信任你这几个无名之辈创办的看不到成绩的组织？所以，我以为理想举得高固然无妨，最紧要的却在如何从近处小处踏实做起。我相信你这次并不是冲动，可同时你也得留意观察你的同伴们，他们是否也一样冷静周密，而不是一时好新鲜玩玩的。我们不应当过于慎重从事，那样我们将不敢走一步。不过，最好一生中少遭受几次失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是有限可怜的，哪经得起浪费？那短短几个月的夜校工作给了我不少教训。原来当时不觉得，教训是要在事后反省才体会到的。说来真有点可耻，我们给了人家一点什么？这种局部的小修小补是没有意义的。要做得从大处着手，从总开关着手。在重庆时有一次看到报上一小则警语，印象极深。可惜忘了抄下。大意就是说当总机关关上时，拼命忙着换灯泡，换电线，是白搞。我们必须认识清楚，不能白搞。这儿我忽然想起我们以前常争论的那个问题来了。我所以坚持认为做一件事，“为人”和“为己”两种动机之别在此。当你一味热狂地推动一件事，不计较它能否成功，只拿“反正我尽了我的力为人”的想头来宽慰自己，然而事情一败涂地，这和根本没有做有什么区别？夜校的经历永远在我记忆中嘲笑我。当时我也曾让心头燃烧的火光照着我摸黑路回家。回想起来，那段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过做了我个人生活上的佐料而已。离开学校虽不过半年（我不敢说踏入社会），表面上似乎一无所得，可是我已经变了不少——我失去了幻想。为了我的文艺前途着想，这损失是莫大的。《萦》
那样的作品虽曾被我所不齿，现在却再也写不出了。一方面固然惋惜，另一方面也可庆幸。我由自己意识中的“超人”变成了“凡人”，闹“眼高手低”的笑话的危机减少了。时常想到一些少时怀大志，老来一无所成的人们的悲剧而打着寒战，天助我们别蹈覆辙！
到上海后给你的两封信都写得很空泛，没有涉及我自己的生活，你大概不很满意。这次赔偿你吧。你知道我是住在蓉姑家里，可是实际上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舅舅那里玩。你该没想到我还有个舅舅在上海吧？你更想不到这个舅舅只比我大六岁吧？说来话长。他是妈妈同父异母弟，可是和妈妈感情极好。刚抗战时就入了军校，毕业后参加作战，在宜昌襄樊一带，吃尽了苦，受尽了危险，结果害了很重的痢疾，引起胃溃疡，才告病回上海休养。这胃病一直折磨了他四年，今年才没有发，渐渐好了。
他叫袁昌雄（可想而知，不是吗？
），我叫他厅舅（因为他是我外公任山东财政厅长时生的），从小就以顽皮出名。十岁时爱上屋顶，爱玩枪，大了爱运动。记得抗战那一年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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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到珞珈山住我们家里，大表妹二表妹也在。他总向我们女孩子卖弄他胸脯和两臂的肌肉。十足一位阔少爷，可是丝毫没有纨绔气。爱玩，爱捉弄人，可是保持威严，不容人亲昵。如今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是一样天真、豪爽。我生平没有怕过什么人，可是奇怪，我竟有几分怕他，也许总有个辈分的戒惧吧。不过的确他也具有令人敬畏的地方。自信力是他性格中一种强烈的因素。当他板着脸不笑也不说话时，谁也不敢惹他。这种震慑力也许是做军官训练出来的。他并没有受很深的教育，大学都没念完，但他聪明，善用人。艺术素质极高。他根本不识音符，却能弹一手动人的《月光曲》，能随意给一个曲子配伴奏。他和我们一样爱古典音乐，知识也很丰富。单就这点他就不是肤浅的人。在政治认识上，当然不能希望他有什么深刻的见地。不过大概是凭一种单纯的不满现状感，他也有六成左倾。然而在生活作风上他又是讲究享受的，爱用外国货，不懂省俭，仍然大少爷脾气。
他和妈妈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喜肤浅的表现。他的未婚妻告诉我，当他接到我的信时，快活得一路笑着出来：“我的外甥女来了！我唯一的外甥女！”在上海的几年中，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亲人哩。他非常喜欢我，所以也不住地和我开玩笑，每次我到他家（其实是他未婚妻家），他总调摆吩咐弄这弄那给我吃，说是“填鸭子”。怕我衣不够，亲自上街给我买衣料做丝绵袍。他的未婚妻顾萦小姐只比我大一岁半，也把我当个孩子般地关照。一到他们家，我简直失去了那个含蓄而略带点儿孤高的自己，变成一个完全在大人们控制下的无能的小孩。连我睡觉时顾萦小姐都要看我钻进被窝，替我关了电灯才走。这虽别是一番滋味，到底靠自己的力量闯惯了的人有点过不惯啊！
顾小姐的家庭单纯而高尚。父亲是西医，苏州人，母亲则是普通家庭妇女。她也是去年才毕业的，念震旦外文系。两个弟弟念大学和高中，都是有教养而稍嫌文弱的孩子。难道苏州人都是这么文雅秀气吗？厅舅在她家简直是个彗星。而我和顾小姐在一起也显得粗壮如牛。可是她真可爱，纤秀温柔得像一只白鸽子。我先没有想到上海女学生中也有这种端庄淑静的大家风度，还是家庭的影响大啊！她学了三年钢琴，可是我觉得她音乐天分并不太高，她有的只是纯洁而质朴的心灵，善良的心肠，易于满足，不慕虚荣，但她缺乏火，缺乏澎湃汹涌的生命狂涛。她做厅舅的太太是再好没有了，她是体贴得无微不至，而厅舅是非有一个人替他料理不可的。他们两人已有十年的交情，像姊妹一样。厅舅害胃病时，就躺在她家养病，以后就住下去了。现在他俨然以家长自居，叫我去住，吃，玩，好像就是他自己的家。但我心里总不能完全泰然，我和沉默寡言的顾先生的太太是太生疏了，和她弟弟们也无话可说。
我说要告诉你我的生活，结果还是给你描写了两个人。实在除开这些与我的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人们，生活也是空的。关于二表妹幼殊，这次又来不及谈了，因为这题目涉及太广。我可以说，介绍她，就等于介绍了上海学生界的活动。
1 月 6 日那天中午，在沪的武大校友开了一次聚餐会，到了 34 人，还有几个未到的，可见校友在上海的很不少。那天会上情绪很好，大家决议成立校友分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之一，担任一个特写寄到武大周刊（？）上，借此和母校取得联络。这篇东西我还没写好，好像很不容易写得精彩。
陈家盛你该知道吧？也许不。他是政治系毕业的，绰号 Little gentleman 〔小绅士〕，短小精干，在学校时和他并不熟，只听舆论批评，对他印象极坏。所以他追绍温，我总替他帮倒忙。绍温本来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可是他对她表现得那么坚贞不二，她也不由得非常感激。去年年底四个月内，他去过三次成都，而且最后一次是由上海去的，因为他将要出国了。绍温心中存着强烈的矛盾，我在重庆时写信给她，还力劝她不要动摇，可是想不到现在这位受我无情地暗伤的人，倒极热心地帮助我。假如他知道我写过那样的信，不要恨死我吗？和他在一起，我总有种忘不掉的惭愧，因此也就格外觉得他好起来了。他现在是等护照下来就走，而他这个出国机会完全是自己挣来的。他做译员时很得一个美国将军的赏识，那老头子在去年回国前就要设法把他弄到美国深造。所以他的情形和我完全不同，他在费用上不成问题，美领馆也易于通过，现在只是中国政府方面费点儿周折。知道我正在为出国忙，他自告奋勇陪我跑了几处地方，非常关怀我的事。你想一个人正在瞎撞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助你一臂，这种情形是太可感了。而现在他探知我行不通的原因后，竟想出一个方法来替我解决。他写信给那位将军，请他拨 2000 多元借给我，他说凭他们的情谊，这点帮助大致是不成问题的，何况不是真借。这封信已经寄了，结果如何当然不能预料。假如我的出国问题真因此解决，他不是成了我的恩人？世上的事真奇怪。
我调上海总署的事至今还没完全弄好。昨天才见到卫生委员会主任，他答应这两天替我设法。本来再等等也没关系，只是不弄妥，我就不好写信给陶先生。已经半个多月了，他会不知道我究竟是存什么心。
在上海我看过一次电影，听过一次音乐会，看过一次文艺晚会。参加后者，也不过想见识见识上海文化人怎样活动。原来也无聊得很。赵景琛简直是个小丑。柳亚子是个大炮。张骏祥的《后方的话剧事业》还算有内容，此外都是耍猴把戏。
不写了，下面空白画点儿玩意儿给你吧。
No.29 1946 年 1 月 22 日 上海——乐山
你又该怪我信少了，现在是没有办法。从昨天起我正式入卫生委员会办公。这儿可比重庆人事室不同，办公时间内这个人是属于公家的了。你不会想到我现在干什么工作，也是一种临时拉差性质，帮第一科科长算各地病床补助数字，小学生的功课，我却是干得蛮起劲的。我需要紧张，因为半年来的吊儿郎当弄成我懒惰的习气，时间和精力浪费得太可惜了。你看，现在只是上午下工后到吃饭时中间的空隙（我在第三班吃饭，一点半钟），我偷来给你写几行。就在这一刻，饭钟悠扬地敲了，我不得不暂时丢下你去满足胃肠，再见。
现在是 6 点差 5 分，刚吃过晚饭。本来可以乘电车回去了，可是今天我要去上海俄专报名， 6 点半再走，又可以和你做半个小时的短谈。唉，刚才过去的一个下午真紧张，计算医院补助费，几页纸满篇是六七个圈圈的大数字。你知道自从离开中学，我就和数字绝了缘，今天故旧重逢，倒也还认得。小心翼翼，捉虫般地捉住那些符号，一忽略弄错了，就得全盘重来。可是核验时一看是对的，那种舒服就如同心里给浇了一勺油。算了，不说这些孩气话。我该惭愧，毕业半年多才好像第一次做工作。今天我才感到是这架大机器中的一小部分，我不是在这儿吃闲饭。
时间太短，想到什么写什么吧，说不定把重要的反丢了。
我一直没忘俄文。
刚来上海时，因为俄文书及字典都在船运的那只大箱子里，没书可读。有一次我独自逛街，钻进一家俄国书店，浏览了半天，结果买了一本Толстой：Рассказы（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因为这一种版本的许多书里，我只懂这一个书名。有几本屠格涅夫和果戈里的，我问那掌柜的英文名，她笑着说不知道。上海白俄多极了，尤其在我们所住的沪西一带。可是我觉得这些人都不是什么上流人，虽然在中国都那么神气，回到本国也许不受人尊敬的。这本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当然读不懂，只是喜欢有着它罢了。又一次我在一个白俄老头儿书摊上买了一本俄文读本，一个俄国人编的，中文解释。晚上无事读读，编法和牛光夫的不同，两种可以互相补充。幼殊见我想学俄文，介绍我到一个上海俄专，是一个俄人和一个华人
合办的，每星期上课三次，时间在下午
7-8
时，两个月只收费
800
元，可谓便宜之至。她有一个同学在里面念第一组，我想我可以跟上这组。她自己也很动心，不过现在正大考，考完也许报名第二组。这地点离总署不太远，又是回家必经之道，所以于我很方便，我真快活得要死。我又上课了。出了学校的人把上课看作一桩具有大诱惑力的事，多可怜！现在
6
点半，对不起，再见。
刚回家不久，忙着洗洗小东西，已经 9 点一刻了，真要命！听了 1 点钟俄文，很满意，决定读下去。每星期二、四、六上课，班上有幼殊三位同学在。上海的学生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豪华，许多是很朴素老实的，这三位就很好。今天是那俄国老头子教，他的口音我有点听不惯，好像有点大舌头，但他人很和气，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当然这种吃教文字饭的人你别希望他有什么学问。听了一课，他的教授法早给我抓到了。照书念，然后就书发问。巧的是所用的书正好是我买的那本。你别以为这上海俄专名字堂皇，其实就是两位教师，四班学生，每班二十来人，借一间简陋的民治中小学教室，房屋设备都不像是在上海的。可是我感到在这里亲切。相信不久后大家会熟识而成为一个小家庭化的学校。我这班只有我一个女学生，大概程度也最低，我必须好好争口气。
为什么你总担心我生活得不好？这真稀奇！我在这儿比在哪儿都快乐。是不是我比较适应于生活在繁华中呢？也许，我承认我喜欢周围形形色色的花样，我怕单调，所以我在南京住不下去。但我自己并没有被引诱坏啊！我轻视那些物质享受，我不羡慕别人拥有它们，可是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这些，我会觉得可惜的。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是堕落的初步吗？每次读你的信，我都有一种走进教堂时的教徒心理。你高尚的灵魂像一面镜子，赤裸裸地照出了我自己的卑小、平凡。“希望你不要安于平凡。”这句话像一声警钟，敲醒了我渐次沉睡的向上心。你在同苦难奋斗，我却和安乐妥协了。顾耕，这时候你的爱情就对我发生了真正的力量。只要我记着你，我就会自己警惕的。你不会被环境压倒的，你比我坚强一百倍，将来只怕我追不上你，配不上你了。想到你，觉得人生真够美丽的。从你不断的信中，我发觉这一年来你的变化很大，变得稳了，变得老成些了。你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思考某些问题，而我还是不负责任的小孩子脾气。以前我不是总觉得我比你大吗？慢慢地这种感觉没有了，因为你在长进，而我是停顿了。
看到你和我妈妈相晤的一节，非常欣慰。我知道你以前见到她就不免紧张，现在可不要那样了。以后你可以常去和她谈谈，只千万别说我们的事。我真有点儿怕你一时冲动，不顾一切，那就糟了。你想要是妈妈发觉我有事瞒着她，她会怎样伤心呢？
关于昆明事件在乐山影响的描写，我让幼殊看了，因为她那《时代学生杂志》需要这方面的消息，她如获至宝地要将它做一个通讯的材料。你不会顿脚骂我把“情书”公开吧？
上次给你详细描写我参加上海学生公祭于再大游行的事，因时间不够，没有写完，慢慢寄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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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我独自看了一个话剧，名《夜店》，是高尔基作品改编的，编得不错，演得更好。只有两点缺陷，一是噱头太多，一般观众反把它当作个逗笑的闹剧看了。一是人物终不免俄国化。也许是我有成见吗？其他布景、效果、舞台管理等都堪称上乘。在重庆看的两个剧
都不如这个好。你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不邀幼殊一同去，她已看过了。而我去后第二天，蓉姑也一个人去看了。我没想到她对这发生这么大兴趣。
No.30 1946 年 2 月 5 日 上海——乐山
不想十天一忙就过去了，也算过了一个旧历年。你是怎样过年的？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所不同的就是放一天假罢了。天气好吗？出去玩没有？现在我对你有一种权利，我可以闭上眼像看电影般幻想你在高西门外的马路上走，你爬上三育的石级，你坐在寝室里书桌前，对着一排直立的书，墙上你的彩色画像，种种，种种。可是你就不能同样地设想我。你所在的环境是属于我的，我的却不属于你。我常猜想你是怎样想念我的，我一定是以回忆中的姿态出现吧，是不？
怎么扯这些话呢？好像我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当真，我又遇到这可恨的情形，积了多少天的话都像一群淘气的小学生溜得无影无踪，留下空洞洞的教室给那发愣的老先生看。让我唤一声：回来，我的乖乖们，别害我一个个地去找。
奇怪，今天好像特别快乐。完全没有理由地，我从早起到现在老想笑。在电车上，伏在窗口看那疾驶过的街道，一眼瞥见阳台上一个汉子做晨操，大卖其劲，我觉得好玩好笑。一个老洋鬼子想搭车，门不开，傻傻地望着车开走，我又笑了。在办公桌上计算数字，把算草印到复写份上了，又开心得轻轻叫了一声。什么意思！莫非另一个人在那边高兴吗？喜悦的电流传到我身上来了？且不管，我告诉你我快乐，几乎相信现在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也许不是没有原因的。昨晚我看完了一本好书。钟达极力推荐，幼殊给我借到，我终于得到这第一部使我惊服的中国近代小说。这是茅盾的《腐蚀》。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它给我的满足是那么大，我一时说不清我的读后感。
这是以重庆特务工作人员的生活做题材的，采日记方式。那女主角的心理分析真是非常深刻，人情化。结构的严密，用笔的简洁生动，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恰好不久以前我又翻了一遍同一作者十几年前的作品——《蚀》的三部曲。相形之下，茅盾先生的进步是惊人的。我不稀奇一个作家的技巧能随时间而趋于熟练，可是谁想到似乎天生就的理解力和智慧也会改变得这么多呢？《蚀》和《腐蚀》哪像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单凭此老在成名之后还能这样不断地努力，这一点，已够我好好地反省。
但给我心灵以沉重的力量的是它的内容。看这部书，我有一种从来没有的经验，就如走进了人间鬼域。许多连梦也梦想不到的事情人情被他真切的笔法托成一个触摸得到的现实世界送到我眼前。要想不相信吧，觉得实在没有理由。相信吧，但这竟是可能的吗？二十几年来，我真正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单纯得可怜，戴上绯色的眼镜看世界，一切都被我想得十分美。我并非不知道人世间有卑鄙恶劣非人的事物，但我不能想象它们是怎样地存在着。而且我总觉得这类污物只不过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我相信许多人都是可爱的，可怜的。我太容易相信别人。当这部书残酷地告诉我那垃圾山般的狡诈、计谋、毒恶、口是心非、笑里藏刀……一种刀割般的刺痛使我不住地咬牙，发抖。我爱那受磨难的勇敢的女孩子，她有着可敬的性格，更有着可爱的弱点，她是真实的一个“人”，然而是一生遭遇非人待遇的一个人。为了她的痛苦，我像一个中学生一般地流着悲愤的眼泪。过后平静自省一下，将我自己拉在一起对照一下，我看到我占尽了人间的幸福。又感激，又惭愧，我被这过重的优待弄得手足无措。我更意识到在不自觉间，原来我也属于“特权阶级”。环境，早在我未出生以前给我安排好了一个舒适的安乐椅，我坐在当中做着梦。几曾梦到那些生在草堆里的婴孩是怎样摸索他们的生路的？
这部书的写法极巧妙。它没有发过一个字的议论，却把一个严重的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神圣的中华疆域里是有着这么一个魔鬼张牙舞爪的洞穴，怎样去洗净？不把病菌消灭掉，还谈什么恢复病人的健康呢？
我知道经我这一嚷，一定把你兴趣引上来了，但我并不劝你看。你有太多更重要的事要照顾，别让我害你分了心。以后总有看的机会。而且，我看了，不就等于你看了吗？
那张高中毕业照我非常喜欢，多么健壮的一个大孩子啊！奇怪的是我老想着那是我的大儿子，我觉得我的儿子会是那样的。
昨晚（
4
日晚）本想给你继续写信，可是想不到加入幼殊同学们一个晚会，就花去了一夜。有十几个男女同学相约在她家“过年”。我下班后回去，他们正围坐在客厅桌旁，摊了一桌的碗碟糖纸花生皮和写着字的纸片。有几个我早认识的，并且在俄专同学。另几个第一次见，除一个交大的，全是圣约翰学生，大概也以英文系居多。很快地我就和他们混熟了，坐在旁边听他们说话，他们也不以我在而拘束。我曾告诉你幼殊是非常活泼的，她办着一个《时代学生》杂志，上海学生界任何活动都少不了她一份。
她是个小诗人，很有诗才，不过现在热心政治，不大动笔了。许多地方她和我很相像，比方都是理想家，理论家，都热爱生活，都不大像女孩子。可是在另一方面，我渐渐发觉我有着她所没有的，那是应付实际生活的能力。她还有一个缺点，也就是优点过分时的现象，她太热心外务，几乎是来者不拒。因此弄得成天不知忙些什么，开会、谈话、演剧、写短文……时间完全花在横的方面，但所做的有几桩是值得一做的却难说。她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是她好像不忍放弃，为了事，也为了自己。蓉姑就只希望她快点毕业（圣约翰是学分制，所以期限很有伸缩性），好减轻她一点负担。幼殊却好像从没往这方面想想。一个被娇纵的孩子往往是不自觉的最自私的人，尤其对于父母，我不也有些这样吗？有一次我婉言劝她：“当然要读书也不靠在学校里上课，不过假如把这学校过程告一段落也好，现在时势多变，谁也料不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你愿意活动，毕了业还是一样可以活动，是不是？”她也表示同意，不过我看她并不认真考虑这事。学校之于她，好像只是一个活动的环境，圣约翰的功课大概也松得很，我从没见她读过一本专业书或做任何练习。大考时她曾半个晚上消耗在推敲一个“民主”歌词上。
扯远了。昨晚那个会大概也是他们无数同类聚会中之一。我觉得他们全有一个“拖”的脾气，也许熟人碰在一起全这样，可是我一个生人就觉得不耐烦。我去时他们节目大概已进行完了，从几张纸片上我可以看到学术讲话的记录。那时该吃晚饭了，大伙出去买东西，我就留在家里等。半晌回来，什么也买不到，原来店子都不曾开门。派几人骑车去办，又过了很久带回一个馄饨担子，就在那星光披覆的草地上烧起红红的炉子，现煮馄饨。他们吃过以后，就随便坐在沙发上玩。幼殊告诉他们我会唱《嘉陵江上》和《国际歌》，经他们一要求，我没有推就唱了，然后他们又散漫地互相推人唱歌。他们却不如我痛快。实际上也只有一个姓钱的会唱。有一个唱了两句《游击队歌》说下面不会了。难怪呢，沦陷区的学生把我们唱老了的歌当件宝贝。我就说我会，他们大喜，听了以后更喜得相视而笑，我就干脆教他们，像教小学生一样唱一句，跟一句，直到学会。当然许多人根本缺乏音乐素养，唱唱就走了调，但他们那种热诚和天真使人感动得很。我不见得比他们都年长，可是我觉得自己是个大姐姐，无形中一下就老成了许多。这一来，我们之间原有的距离也突然缩短了，他们连问我的名字，因为“ miss 杨”太疏远了。有人提议也跟幼殊叫我静姐，都各自随意叫。真想不到聚会的重心一下移到我这新来者身上，被这群斯文又叫嚣的大儿童们包围着，我暗中稀奇他们的单纯。直到 11 点多他们才万分不舍地走了，一边唱着跑进寂黑的夜里，一边还回过头来七嘴八舌地和我道别。我进来向幼殊说：“他们比内地学生天真多了。”可是一上楼，就听见蓉姑发牢骚：“他们这些小孩子也真是不懂礼性，在我这里吃了那样多东西，连一声谢都不道就走了。只说打扰，打扰是借了我的地方自己买东西吃才叫打扰呀！我出了四碟糖，一碟瓜子，一碟花生米，还有带壳花生，茶茶水水，哦，还有一人一碗汤圆，我呢，只吃他们一碗馄饨，这个交易才做得好哩，哈哈！”你初听这样的话觉得难过吗？蓉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她有她的可爱之处，那就是她的绝对坦白。她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她一天到晚脑子里转着算盘，可是没有一个子儿不从嘴里吐出来。
年三十夜里，我们没打算守岁，可事实上还是守了岁，原来她和老妈子吵架，为着老妈子没有听她的调度，任自先洗地板，才包汤圆。这一架吵了个通年，直到初一清晨 3 点钟方才风平浪静，各自归睡。我埋头苦睡，哪里生效！那宁波女人的嗓子平日说话就像骂街，今番可以给运动会报节目了。她粗壮的“汽笛”夹着蓉姑咻咻不止的发沙的诉说，简直把你神经磨碎。可是一想到蓉姑多可怜，阿菊多可怜，我就一点怨意都没有了。这儿不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缩影吗？谁都没有错，谁都有她的苦衷，值得同情，需要援助，可就是两方利益冲突了。蓉姑常回想从前的佣人多么恭顺，现在的这般跋扈。谁说不是呢？这是时代变了，奴性要求人性了。给踩在脚底下的要站直起来了。可是苦了一般靠别人驮在背上的人。而事实上这般中产阶级如免去佣人也无法生活，抗战中大多数人都体会到这种苦了。问题是，将如何解决？公厨？托儿所？洗衣房？瞧！这不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原来别人早已摸索了老久，寻出这条路来。别人好心好意指着这条路叫我们走，我们偏不肯盲从，人总是相信自己的经验啊！为什么不毅然决然走这条捷径，却要兜着历史的圈子？其实哪里是人们看不清，而是少数人看清了这种根本的改革只是把自己享有的特权分让给没有的人罢了，而恰好这少数又是有能力造成这个改变的人。于是，“进化”不成，就逼出“革命”这条路来。这不是人类的悲剧吗？我又想到我们将来的生活问题。这些生存琐事，怎么免得了呢？你倒想得好；我们用电气，假如轮到我们用电气了，也用不着我们拼着命去“贡献”了。一日三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你放心现在的托儿所吗？我可宁愿自己教育。
说起孩子，我告诉你今晚的一段插曲。在署里吃晚饭以后，同事们全走了。现在我们备有宿舍，在虹口，早晚有汽车接送。而住在外面的同事，就由一辆吉普兜圈子接送，这也是署里替职员想得周到的地方。只是我住得太远，吉普不便为我一人绕这么大一截路。于是我们张主任〔张维〕就皱眉了。他说，“我不愿你一个人得不到这种便利。”想什么办法呢？他问我为什么不住宿舍，我不得已说要进俄专，不顺路。他很稀奇我为什么忽然想起要读俄文。我说在学校时念过，现在是继续。嗯，可是交通问题呢？“不放心你晚上一个人走那样僻静的地方，而且又是个女孩子。”他给我想到一个办法。原来和我同住一路的有
UNRRA
的职员，他们每早有一辆大车接。介绍一下，我就可以搭上去了。不过晚上还是没解决，我上课的那几天仍旧搭不成。其实我倒觉得没关系，走惯了也无不方便，好在家离电车站不算远，虽然冷清一点，
9
点钟以前回去是不要紧的。今晚他就要我搭他的吉普走，把他送到以后再送我回家，我当然乐得。在车上他像个老父亲般地抱着我，这时我们的关系是长辈对子侄，不是上司对属员了。他认识爹爹和我外祖父，所以特别有关照我的意思。但我以前却不认识他，总有点生。他又问我为什么学俄文，我笑而不答。他问：“想到苏联去是吧？”“嗯。”“苏联不容易去啊，去了就回不来了。”“哪里，还是回得来。”“不想到美国去呀？”“也想。”他沉默了一下，慨叹似的说：“女孩子拼命读书，等到读成了，一出嫁，什么都完了。”我说：“那也不见得，并没有冲突呀！”他摇头：“家事，小孩一个，两个……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们就生了九胎。”我说：“可以有办法……”“哪里，你没有经验，男女之间……”“不是，我说可以有医药上的办法？”他又摇头：“没有用！”“怕有害？”“不是，不是，就是不肯
take the trouble
〔嫌麻烦〕。你没有经验，我们是经验丰富了。你不知道这个
sex-desire
一旦
stimulated
〔性欲冲动起来〕，双方很容易
yield
〔让步〕，于是总是
take a chance
〔碰碰机会〕，宁愿以后再去受怀孕抚育的麻烦。”我心里想，到底是医生，换一个人，谁会向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说这些。我想说：“别人也并不都像你一样生那么多，那么别人是怎样弄的呢？”可是我没有说。过一会儿他忽然问我：“胡寿聃和你是不是
love-mate
〔情侣〕？”我连忙笑着说不是。这真是怎么想起的，就因为我和他很亲密吗？由此可知其他同事大多怎样看了，也好，免得麻烦。可是他又说：“听说你有一个
boy friend
〔男友〕，已经
engage
〔订婚〕了？”我想起在重庆有一次同桌吃饭，给他问起我手上的戒指，就随便说了。我含糊地说：“
not already
，
but almost
〔还没有，但也差不多了〕。”他嗯了一声，过一会儿，又扯到胡：“胡寿聃这个孩子，人也很精明，很能干……”我没注意他批评他几句什么话，一心只等他说完，马上就一口否认：“不是，不是，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将信将疑地反问一句：“不是呀？”以后不一会儿就到了。唉，这真是烦人。为什么一个人的私生活一定得公开呢？何必要把别人这些事问个底细呢？人们对于这类事总感觉那么大的兴趣，这就是人性吗？亲爱的，我喜欢把你藏在我心底密室里，我高兴露出一角给谁看就给谁看，我不要把你变成别人好奇心的目标。
上海市学生游行的故事寄一份杂志给你，不赘叙了。
No.31 1946 年 2 月 13 日 上海——乐山
这两天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说来和你讨论讨论。上次接到妈妈信，安慰我不要为出国事的坎坷而灰心。她和爹爹夏天亲自来上海为我设法，务必要把我送出去。我们在商务印书馆有一笔股票，在汉口还有一批存书，二者出售其一，都够做旅费。我看了以后有何感想你当然不难猜想。可是这社会里要想靠自己赤手空拳去打开天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只好忍下目前的屈辱（这二字似太重），把眼光放在更重要的未来。我凭什么也还是父母翼下的雏儿啊！
这封信安了我彷徨的心。我不必再为半年后的路子打算了。这半年我就在总署干下去，虽然工作和我所学是南辕北辙。是工作就得有人做，是值得做的工作就得卖力去做。我已经是千百青年中的幸运儿了，还挑什么兴趣。工余时间，有多少就利用到学习上。这半年俄文一定有相当的进度，只是没有时间看大本的书籍。但只要有恒，总可以获得一些。
扯开了，我那念头并不是这些。说出来你不要吃惊：我要你暑假回北平经过上海时来看我。当然，这是有几个前提的：首先你决定回家，其次一定路过上海。还有，时间要在我走以前。这一去就是几年的事，我们有在分离前再见一面的必要。并不是像安姐所说，为我们的感情加一道壁垒。而是我们必须有这个机会好好谈谈，把以后的种种做一个通盘的计划。我们不能再像乐山时那样把相处的时光赋予浪漫的色彩，我们必须加倍警醒，拨开感情的雾，去研讨前面种种现实问题。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报载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还都公务员补助费，委任
有二十五万。这一笔意外的收入真叫我这穷酸鬼不知怎么支配好。我拿到它没有很大用场。买美金吧，不济事。平日生活我的薪水足用。而我又不愿多买东西养成奢侈习惯。但你回家路费是解决了。不过钱不能预先寄给你，我问过邮局，汇乐山一次限五千元，而最困难的是和我办公时间冲突。我早想汇点给你和安姐，竟一筹莫展。我求你告诉我老实话，你现在生活情形怎样？需要不？在重庆时汇兑便利，我却没有多少钱。现在我薪水增加
50%
，每月将近六万，伙食一万多，车费至多两三千，其余都可供零用了，我委实用不了这许多。
我知道你不喜欢提这些。可是我们的关系不能建筑在美丽的虚空上。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应付生活，面对现实中物质的一面。以前你不甘对我诉苦，那还是你对我的敌意之一种表现。现在你有让我分受你的一切的义务——你懂吗？义务。
好，现在再回到我们那问题，你来不来看我？这决定权完全在你，你可好好考虑一下，假如决定了，我们再做细节商量。
亲爱的，你该不至于给我一个否定的答复吧？你怕又搅乱了刚刚平静的心境吗？不会的。我知道你想见我，那么， dearest ， come to me ！〔亲爱的，到我身边来吧！〕让我用亲吻来洗去你这一年所受的折磨，让我灌输你新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吧！
假如你决定来，千万别为它心乱，仔细盘算一下，怎样好好度过这半年。不要贪多，最好所计划的都能做到。让我们以镇定平稳的心情来等待那不久以后重逢的快乐。但如果事实上不允许这快乐实现，也不要怕我失望难过。我们本预备一别几年的，那不过遵循原定计划罢了。
幼殊给我借了一本《新哲学大纲》，目前还没时间看。她又答应我开学后给我借《约翰 ·克利斯多夫》。
No.32 1946 年 2 月 19 日 上海——乐山
这两天我生活在阳光中。固然上海天气是这么好，但假如不是一连接到你几封信，初春的太阳哪有这样明艳呢？
我不懂你那么忙，怎能抽空给我写长信。生日卡和 No.44 详细的叙说都给了我无穷的快乐。我的生日自己没过，倒让你过去了。顾耕，做你的妻子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哪辈子修来的。自从我做那决定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想你想得紧。算算这时你已看到我的 No.31 信了，我真怕它会骚扰你已经平和的生活。我在做种种猜测：在做了一番矛盾和骚动的俘虏之后，你终于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还是不去！或者，不顾一切，去！如果你决定来，我不知道这几个月会怎么过。上次写信时的宁静理智并不常与我同在，当我知道和你见面的日期一分分在移近时，我癫狂的热度也一分分增高。每一闭眼，你的影子就立在我面前，那么近，那么大，渐渐具体化，几乎触摸得到。 Cupid 〔小爱神〕这一箭射得我不轻，不知道几时才会止血。——可是你咬牙狠心不来呢？那也许更好，只消一句话，死了我的希望吧。谁叫我自找苦吃，平地里又生风波。不，别管我，你自己觉得怎样做对就怎样做。我不愿我成为一个束缚男人自由的女人。我看到你们科青今夏的计划，就想到如你来看我，势必全盘放弃你的工作。我不能那样自私。可是……
你有一个团体为它出力，我也有一个，那就是武大校友会。上次成立大会上又把我推出来负责。实在我不愿意管这事，一则我自己忙得透不过气，一则我对它希望不大。只看看会上人们情绪的表现，就知道这半枯枝上开不出花来。但既然帽子戴上了头，不出点力顶着它又怎么办呢？只望把几件刻板的工作完成就卸了责。目前的工作是编会员通讯录，本来该由文书何代枋做的，但他事太多，又不大能写钢板，我就代他写。已经两晚，吃过饭就到他那《联合画报》社去写到 8 点，然后他送我上电车回家。大概还要写一次才完。何这人倒很有味，广西人，短小精干，性极好动。毕业一年多，因为在美国新闻处做图片展览工作，跑了半个中国。他学法律，不过我看他对新闻事业兴趣更浓。《联合画报》社本属美新闻处，现在脱离而成私营性质。社长我见过一面，也是小个子，据何说很有办法，现在里面主要的帮手就是何，另外几个低级职员，可是画报办得还很不错。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了，我觉得你们该有一份，就请他代订了，因为由他订可以打 8 折。我给他的地址是由你转，希望不久你们可以享有它。
黄浦滩的夜景真美。那不是一种乡村式的淳朴自然之美，不是海滨的雄浑之美。那是一种畸形化的大都会文明的罪恶之美，充满着内容，饱溢着耐人寻味的含义。当我独自行过那苏州河上的大铁桥时，我总忘神地望着远远近近不可思议的景象。矗立在眼底的是那 14 层的百老汇大厦，《联合画报》社就在它脚下。如今是驻着美军。天黑以后，千百只方孔窗户齐明，像一座透明的大鸽笼悬在深灰的清凉天空里。那里面虽没观光过，可是活在她体内的生物们过着怎样高度的物质生活不难想见。然而只要把视线转一个五度角，你眼界就如飞过了几千里的空间和几千年的时间。瞧吧，在那浑浊的水面上，横直狼藉地浮着数不清的破船，一眼望去，像是丢弃朽木的场子。仔细观察，才见那各式各样的船上挂着破烂的衣服，同旧褪色的万国旗一般。黑洞洞的舱里，东倒西歪排列着洋铁桶、瓦罐子、小煤炉、铁锅……淡薄可怜的炊烟从烂黑的芦席缝中钻出来，窥视水面漂浮的秽物。在这一切腐败肮脏的死物中间，蠕动着的、跳跃着的、吵嚷哭骂着的，是称作“人”的生物。也是那般褴褛污秽，四周环境正好给他们做保护色。大人（男人和女人）懒洋洋地务着他们自己的事，全是没有表情的黄脸，几个站在近岸的船板上的闲汉好奇地望着我，嘴边浮着奸猾无赖的笑意。但一群跳蹦的孩子却最吸引我的注意。他们把那些破船当作游戏工具，从一只跳到另一只，把身体伏在木条和绳索上翻杠子。从破烂腐朽中捡得生命，在破烂腐朽中挣扎生命，然后把生命交还于破烂腐朽。这是这群“人”的三部曲吗？外滩大铁桥优美而高贵的弓形弯在他们头上，美丽的铁条交错形成的图案中穿驰着电车、汽车、人力车，和满身财气的人们。那才是真正的河流，生命之流俯临着一汪死水……
每当我走到这地方，我就慢慢地伫立了脚步，消失在芜杂的迷阵中。但偶然一辆吉普擦身而过，将我惊醒，我发觉原来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目不旁顾。我的迷惘的搜寻的眼光找不到共鸣的一瞥时，我忽然看到空中一双大眼睛在会意地深深注视着我。幸福和痛苦像一道泉流注入我寂寞的胸腔。我就是如此地想念一个人。
你拒绝了那骗局工程，我认为做得对。幸亏你发觉得早，那是一钱不值的受人利用。将来很可能落一身臭名。那样一个家伙你怎么斗得过他！
我问了邮政总局，乐山通汇并无限制，以后我可以每月寄你一万元。至于北平妈妈处，上次我问你地址就是想给她寄点钱去，可是给你几句话吓住了，我不敢冒失行事，请告诉我可以怎样做。我不喜欢你跟我扭捏，我相信你对我不会抱矜持态度。
昨晚信没寄成，回家就接 No.45 。到底你同意了我给妈妈寄钱去。真是，你这小鬼，为什么在 No.44 中吓我。现在我立刻寄两万元去，并写了一封奇怪的信，不久她一定会问你的，你怎么说？——我越想越觉得你不会来上海了，事实困难太大。 God help me ！〔上帝救救我！〕
No.36 1946 年 3 月 23 日 上海——乐山
可怜的孩子，刚刚看到 No.52 ，我知道你那脆弱的灵魂又在给痛苦啃啮了。不过既然决定回北平一趟，你就不用难过了是不是？赶快写信告诉妈妈，让她老人家安心。
现在我告诉你老实话，关于你的路费，我绝对可以给你寄去。你知道，我在等那笔六十万左右的还都津贴（还都津贴二十五万，眷属旅费等三十余万），可是不能算定哪天发得下来。前几天起了一度风波。原来行政院公布公务员领还都津贴资格是在去年 9 月 3 日以前报到的，或在 9 月 3 日以后报到，但以前仍在中央机关服务者。我却是 9 月 21 日报到，而以前的商务印书馆并非中央机关。当时一瓢冷水迎头泼下。你知道我向来对钱财看得很淡，那是因为不感到它的需要。自己做事以后，比较懂得钱的用处，也不过拿它当作换取生活必需品的媒介。只要我能生活得过去，额外的钱我也并不希冀。但这一次我却急切需要它的。当想到我可以利用它做多少事时，越觉得失去它的可惜。但我生性是善于替自己排解的。我很快就把这回事抛开一边，心里想着本来是分外之财，得不到就算了。难道我得国家的好处还不够吗？人心这样不知足！
于是我静静地过了几天。当许多同事都在饭前饭后大谈特谈时，我不曾参与一句。我还不肯把自己卑屈到这一步。胡寿聃对我是再周到也没有了。他是一个实际人，不懂得朋友间微妙的情感，有点像爹爹。可是他一片为朋友着想的诚心真难得。每逢一些类似的事，他总先通知我。这次……
恕我不得不中断以上所写的，我要把这一刻的情绪捉住给你。
刚才，我从一个晚会回来。到上海后，还是第一次参与她的“上流社会”，说来是很凑巧的事。我在署里吃过晚饭，照例坐在办公室里等上俄文，正预备继续给你写信，隔壁张先生（这是我们的副主任，矮胖子一位），忽然叫我过去，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一个音乐晚会。他的朋友正来邀他，大概请他带几个人去。当然，我为什么不去？只有一个顾虑：俄文。可是这机会只一次，而俄文缺了还可以补。当下，我就跟他们坐了总署的吉普，先到百老汇大厦接一位美国上尉，然后一直开到主人家。
这是一个 family party 〔家庭晚会〕式的音乐晚会。主人姓江，主妇高贵文雅，很有法国 salon lady 〔沙龙女主人〕之风。医生特多，小姐们也到了不少，我只找一位和我同姓的广东小姐谈谈。她似乎除了和主妇认识外，其余也都是生人，坐着没什么趣味。大概来了十多位贵宾吧，大大的客厅里沙发全坐满了。由于大家都不熟，空气始终是疏淡而矜持的。
我注意观察一下，所有的太太小姐全披着一件软茸茸光滑滑的皮大衣（除了另一位和我）。全是鬈发或梳髻（除了我）。全是高跟鞋套透明丝袜（除了我脚上的一双又大又脏的雨鞋）。我有趣地意识到我变成她们中间怎样的一个怪物，但我并不感到羞耻或骄傲。先生们倒不这样清一色，有西装也有长褂，只不见中山装。
顾耕，我的小朋友，我真想你也在场，我们两个一块儿欣赏这场面，这半殖民地国家中超卓的一群——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的生活。我不断地想起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描写，当然这比起他那贵族社会来，只是小焉者矣。
8
点半开始进餐，丰富的西菜。我根本是饱的，只得也随着应应景。他们采取流动方式，各人拿了盘子取了自己喜欢的食物，再坐到客厅里去吃，这样也好，就免得大家围坐一张方桌，刀来叉去地吃得那么形式化。
饭后开始音乐节目。这却坑坏了我。由于张先生，他们知道我也爱唱，第一个节目就排到我。没办法，只好请那位上海鼎鼎大名的钢琴家董光光小姐给我伴奏，还是那首舒伯特的《圣母颂》。可是这谱子是低的，唱起来真吃力，再也没有这样受罪的。你知道，我怕表演，一想到别人在听我，不由得喉头就紧了。但我并不因唱得不满意而不快。难道我还想在这些人面前出风头吗？但是，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让我唱，我会觉得有些不甘心的——这个弱点得让你知道。
然后节目进行下去。差不多每位可以弹或唱一点的都来过了，不过说实在的只是给两位主角撑台面。这两位就是那董小姐和一位林医生，唱男中音，据说是全上海第一号嗓子。的的确确，这两位的技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钢琴好坏我不大能判断，但男中音却是我所听过的中国人中最好的。他前后唱了四次，我只知道 Caro Mio Ben 〔我亲爱的〕和 Evening Star 〔黄昏的星〕。差不多所有的人唱的都是很严肃的古典歌曲，把会场造成一种高尚古远的气氛，叫人忘记了时代，忘记了燃眉的现实。
轮到请 Drewry 上尉表演时，他站起来申明他弹的是风琴，不能弹钢琴。当主人再三催请时，他又站起来，做了一篇短短的演说：“ I am very happy to see in this party that China is well accomplished... You are the very people that can help China to go towards real democracy ！”〔我很高兴从这个晚会上看到中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你们才是能使中国走向真正民主的人！〕
不错，民主，走向美国式的民主。当美国的美国式民主有它强大的工业和资源做后盾而得以存在时，我们也想学样，靠在他人的经济势力上！——试看，今夜小姐太太们身上穿的，脸上涂的，脚下踩的，哪一样不是舶来品？大家懂得点子音乐、艺术，就可以使全国的人都有饭吃了？当然，我不会傻到把上尉这几句客套话当真，即使他真有这种感想。可是由于这几句话所引起的感触却是无穷的。我用不着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你自然懂得的。
想起战前我自己密切的四周所过的那种优越的别有天地的生活，那些艺术陶养，那些高高在上的情操和思想，经过八年血战，人们还是照旧过着那“高尚优美”的日子。忘记了过去，麻痹了目前，推开了将来。几点钟以前还读到王仲良的信
，这个刺眼的对照！
这些人将中国带上民主之路？哼！好一个尖尖的反讥！
苏州河上的景象又映现在我脑膜上，这幅真实的图画，永远地被收进我意识的博物馆了。
顾耕，我想见你，我真想，可是我怕等你跋涉千里赶来时，我已扬帆远去。为什么你总怀疑我在疏远你？你难道不知道我想你想到连妈妈都忘了吗？爱情是个无情的专制魔君。我爱你，连你的弱点一同爱，也许我正是爱的你那些弱点，比方像敏感，好胜，爱幻想，把现实美化，无论做什么事脱不了一个自我的成分……因为这些正好也是我的弱点。你记得我曾说过一句吗？“我们个性太相近，也许结合不太理想。”这是纯理智的顾虑，虽然我嘴里这样说，我死也不肯照它做。这世界除了你，没有人能使我把结婚看作一件最幸福的事。没有你，我也一样要结婚，那也许只是奉行做事，不会有发晕的快乐。至于弱点，只要我们自己知道，防着它就是，只要它不阻碍事业，就保存一点儿也无妨。我还舍不得抛弃它们哩！
现在是夜半两点差一刻。因为姑母不在家，我才任性地写到这时。你瞧我还是一个需要人在旁赶着的顽童哩。
关于还都费，总署决定自己发，由业务费里拨，所以不受行政院限制，凡重庆来的都可以得。
No.37 1946 年 4 月 1 日 上海——乐山
不要着急，我还没有走。在上海还得待上一个时期，直到你来也说不定。但我又不敢把这个希望灌给你，灌给我自己。且等吧，我们要沉住气接受那幸福或是痛苦。
我知道你一定要来的，我就尽我所能等你。我所登记的船公司是 President Lines 〔总统轮船公司〕，据说要五六月才有船位给我。我也知道上海现时常有船走，如果拼命想法，也未见得弄不到，可是我不闻不问，只靠牢了“总统”。万一这边轮到我走了，你还没来，那就是天意。
顾耕，你不许着急，这一年你吃苦吃够了，以后就会否极泰来。我们两人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再说一遍，求你不要一发急就胡乱糟蹋身体。不要以为我老在劝你保重是出于姑息之爱——我一直以为我的爱人能吃苦是我的骄傲。但最近的一个可怕的事实更增加了我为你的健康的担忧。
上次我为了能和几个最好的朋友聚首而欣喜若狂，可是这快乐被一个阴影玷污了。王瑛兰本是我们这一群中最健康的。假如你还记得我那堆照片中的一个又高又胖的圆脸女孩子，那就是她。如今她还是比我高许多，而且比以前更胖，可是，她得了一种极不幸的病。在昆明时曾开刀七次，都因手术不高明而留下病根，现在又在上海开第八次刀。医生说他从没遇到过这样严重的病例，如果能好，那是在一个半月以后，如果再不好，他敬谢不敏了。原来这种病并不是不能好的，但假如是属于 T.B. 的一种，就没有希望了。医生劝她照 X 光，我真怕照出来是那魔鬼，那真不堪设想，那就等于对这活生生的人判了死刑，比死刑更可怕，因为她将不能干脆地死去，她还有得拖，做几年的活废人。这样茁壮的青春的生命，这样卓越的智慧，清醒的头脑，真不能忍受啊！她有着浓重的西南联大气息，豁达，恬淡，一切都看得很透彻，可是行动起来却能积极有为，奋勇前进。四年的通信里，她显然比我老成得多，我一直对她存着深切的敬意。我觉得我的灵魂依靠着她，像依靠着一位大姐姐。可是你真想不到一个倔强快乐的人会给病磨得这副可怜相。看着她，任何人都会发生一种感觉：“人类真弱。”她的圆脸露在雪白的被单外，还是那么红，那么胖，可是上面自信的光彩哪儿去了呢？她完全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孩，天真而热切地望着我们。她渴望我们去看她，陪她，从我们去，就怕我们走。谈笑可以使她暂时忘去病，可是只要一想起，她就焦躁地小孩般地哭泣起来，喊着：“我不，我不来了……”动不动就嚷要死，不要活，和种种撒娇式的不理性的话，真叫人痛心。祈求上帝，她不是害 T. B. ，让她脱离这病吧。
仰兰
和我因办公时间限制，只能每星期日去看望她一次。虽然规定探病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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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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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总设法留到很晚才走。可怜她一星期凄凉寂寞，只望这一天啊！刘君若已去北平，但幸亏吴南强来了。南强这孩子素来沉默寡言，见到她也没有多少话说。在初三时她就和我最要好。可是在高中我们的感情一度疏远，我曾为这隐隐痛苦。毕业后我们又融洽了。见到她，我只觉得被感情的液汁浸软了，什么也说不出来。昨天在那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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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黄昏，我们从弘恩医院出来，同走在清静的霞飞路上，那一刻心灵的颤抖是永恒的。我们性格很不相同，谁也不完全了解谁，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每个人都了解每个人呢？南强，还是那样黄黄的微弯的头发，轻轻的声音，轻轻的步子。又是一个在我生命里抹不去的影子。我不能对她表示我的感情，只把她的手捏得更紧一些。
顾耕，这世界虽丑得可怖，可也真美得出奇！
告诉你，她们全知道你，全关心你，听说你要来，都想见你。仰兰说要是你来时我已走，叫你去找她。她叫我说：“这里有你一位同乡问候你。”南强也是浙江人。奇怪，我为什么和浙江人有缘呢？她们看了你的照片，异口同声说你漂亮。真滑稽，我从来不知道你是不是漂亮。好像这形容词用在你身上很不对头。你觉得我漂亮吗？
有一件事我最觉得可怕，就是我已感觉我在受环境的包围。我一天天和受苦的人们离远了。我记得你说过一句真理：人真是下贱，永远是自己受了什么才懂得别人的痛苦。我就是受得太不够了。我深深为我这几年担心。我要你解救我这危机，时常警惕我吧。将来，我愿你带我到一个苦的环境里，让我们常和受屈无告的人类站在一起吧。不然，又是那条循环不断的上层社会的老路了。
《大美晚报》编辑徐大春是我朋友，我可以订一份送科青。《星期评论》再打听。
顾耕，这次我答应你，假如我们能相见，我们一定去合照一张相。
王人美到我室来了，她就坐在我对面，非常朴素，完全看不出曾经是位红影星。有一次我们在上班时忘形地大唱起《渔光曲》来，惹得同事们侧目而视。真是两只“野猫”！
出国前的一个月（补述）
我终于办好了出国的全部手续，预订了 7 月 4 日启航赴美的船位。 5 月 23 日，顾耕从成都绕道西安，行经陇海路来到上海。 6 月初，我辞去了善后救济总署的职务。堂姐安祥也在上海，和她的未婚夫相聚。蓉姑因腿伤住进了公济医院。没有长辈，安和寺路的房子就由我们几个年轻人随意占用。 6 月 23 日，我们跟着幼殊一道，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反内战”大游行。但更多的时间，是消磨在双栖双飞，遍游大上海。最常去的地方，是法租界一处不大的公墓，因为那里少人，最清静。 6 月里的一天，我们在徐家汇天主堂私下举行了订婚仪式，主持仪式的是顾耕在上天津工商学院时认识的一位劳神父（匈牙利人 Ladani ）。我们两个都不是信徒，但在那一刻，什么也比不上天主堂那庄严神圣的气氛，更能吻合我们与天国认同的心情。
那是怎样神志昏乱的一个月！原来打算冷静地讨论未来的计划全都一风吹。一对被爱火烧得迷迷糊糊的恋人，无比贪婪地攫住久别后难得的重逢，吝啬地享受着更久的离别前短暂而痛苦的相处。我们在情欲的惊涛中扑腾挣扎，几乎没顶，但到底还是保持了最后的清醒，没有越过最后的防线。他带着哭腔对我说：“我爱你，我不能害你。” 7 月 4 日，他送我上了“梅格斯将军号”（ General Meggs ）运兵船，朝着渺茫未知的大洋彼岸，渺茫未知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