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头语

前两年，我把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一份隐私（情书）交给了社会。现在，我又倾箱倒箧，将一份更早也更具隐私性的文字——日记——交了出来。情书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写的，日记则是一个人只为自己写的，是灵魂深处的独白。那么，一向拘谨的我，到了这把年纪，为什么心血来潮，要把这些最最不可示人的绝密隐私公之于众？

我想是因为，世纪末涌上心头的那股飘忽的令人惆怅又令人激越的乡愁。一个身心归属于20世纪的人，在与自己的世纪告别时，不免离情依依，向它投去最后一瞥，默默递上一份小小纪念品，一札刻着自己与世纪同行脚印的纸片。

一位文学朋友曾对我说，在现今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记录着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生存状态的作品，以20世纪40年代的为最缺。这给了我交出这些日记的决心和勇气。我的日记所记的正是这个时期这个阶层的事，因而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或许能为一首无比辉煌的世纪交响乐添加几个音符。我相信，从沧海一粟的个人那微不足道的心跳，可以触摸到空前宏伟的大时代的强劲脉搏，透过那株苍劲繁茂的历史大树的一片叶子，可以追寻它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光和影。因为这是20世纪无比悲壮的史诗的一个片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一角发生的普通人的戏剧。

时间：1941-1945年。

地点：四川乐山武汉大学。

人物：构成一所大学主体的师生员工，以及环绕在他们周边的各色人物。

剧情：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在一所偏安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纷纭杂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势。而戏剧的主人公，一个女大学生，用一颗热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记录下这一切动态。

登上舞台的教师队伍中，有许多全国知名的鸿儒，如文学院的朱光潜、缪朗山（灵珠）、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陈西滢、方重、罗念生、朱君允、孙家琇、刘永济、杨人楩、杨东莼、叶麐，法学院的刘秉麟、杨端六、戴铭巽、彭迪先、刘廼诚，理学院的张镜澄、萧君绛、吴大任、石声汉、高尚荫，工学院的邵逸周、郭霖、张宝龄、白郁筠、余炽昌，两任校长王星拱、周鲠生……有的只露一面，有的则有相当充分的表演。在日益加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几年中因贫病交加而英年早逝者至少有七人），一些人恪尽职守，教书育人，不少人迫于生计自谋活路，也有少数人把尊严廉耻抛在脑后，不择手段地只顾捞钱。林林总总，构成一幅20世纪40年代的儒林外史图。

在乐山舞台上亮相的，还有校外的各界社会人士、文化名人和军政显要，如李约瑟、黄炎培、冼群、冯玉祥、杭立武、白崇禧。而乐山舞台以外的人物则更多，如孟志荪、罗斯福、王世杰、胡适、郭沫若、成舍我、孔祥熙、汤恩伯等。以读后感的形式述及的中外作家则有斯诺、鲁迅、赵超构、臧克家、郑敏、徐、张爱玲等。至于在读书笔记中出现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人物，更是不胜枚举。这是一出历时四载、人物众多的热闹大戏。对各色人物进行观察、描绘、分析、评说，是一个渴望了解人生的年轻女孩至感兴趣的题材。

舞台上最活跃的当属一群青年学子，一群在战时艰苦条件下保持蓬勃朝气的少男少女。五色缤纷的女生宿舍，住房与伙食，多数学生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二斗三升米的政府贷金，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惨痛早殇，异乡孤魂的最后归宿“第八宿舍”——学生公墓。各种思潮倾向的交汇冲撞：认真求学以图报国的热血青年；只顾啃书不问其他的夫子；胸无大志混文凭者；追求真理传阅进步书刊的“左”倾同学；通过娱乐社交发展信徒的基督教外围组织“团契”；不带政治色彩的各种文化与社交活动：剧团、歌咏队、校友会、同乡会、迎新送旧、郊游、学术讲座、茶馆文化、小吃、集体游戏……与一切时代的大学生无异，生活中占很大比重的是还处在半开放半封闭状态的男女社交，狂热的或羞怯的求爱信，避人耳目的人约黄昏，导致精神失常的无望的单思，两心相许终成眷属的美满姻缘，锥心刻骨的失恋，惨痛的失足和被弃——形形色色的婚恋观和求偶实践，构成一座20世纪中期的大观园。

八年中，这座川西小城唯一的最高学府，给闭塞的地方带来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气息。被小城养活了的两千名读书人，与当地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接触维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与地方士绅、政商学界的礼尚往来；在本地中学和企业单位兼职兼课；当地的民情风俗，外国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圣诞节的音乐崇拜，复活节的洋童表演，令人垂涎的川式饮食文化，还有那美不胜收的风景名胜，随处可见的水墨山水画一般的风景，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边城》——种种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观，点点滴滴收入日记，构成一幅幅五色斑斓的浮世绘。

尽管远离大城市文化中心，武大却也不乏多彩的文化生活。除本校的活动，不时也有外来的学者名流、文艺家、演出团体光临。战时大后方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话剧的蓬勃兴旺，乐山也不例外。校内一些学生剧团不断演出中外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风雪夜归人》、《茶花女》、《莎乐美》等），一度的盛事是1943年春进步剧团中华剧艺社来乐公演，武大师生得以饱赏高水平的话剧艺术，如《孔雀胆》、《天国春秋》、《清宫外史》、《胜利号》，等等。与话剧并驾齐驱的是音乐，特别是合唱。那时，各大学和名牌中学都有自己的合唱团，例如我曾就读的重庆南开中学合唱团，在李抱忱先生的指挥下，在山城享有盛名。经过音乐艺术熏陶的各路中学生汇集到武大，自然结合为水平不菲的合唱组织，演唱有相当难度的抗战歌曲（黄自、冼星海、贺绿汀）和中外艺术歌曲。而流行于陪都舞厅酒楼的低俗靡靡之音，在校园内无立足之地。每当外地的名家（蔡绍序、郎毓秀、刘雅琴、张舍之等）来开演唱演奏会时，就是乐迷们最盛大的喜庆日。美术方面，举办过关山月、赵少昂、黎雄才等名画家的画展。校内则有凌叔华开过花鸟画展。在学生壁报上崭露头角的有漫画家方成。而在国内和法国专门学习过绘画的苏雪林，只躲在阁楼上偷绘她的黄山风光，借以陶冶情性，从不示人。由于对各门艺术的特殊爱好，这类活动在我的日记中有特别翔实的记叙，构成了阴霾的战时天空中一抹绚丽的云霓和亮色。

处于舞台中心的，自然是日记的作者我自己。由于父母长期在武大任教，我的地位不同于一般同学。武大不仅是我的学校，也是我自幼的家园。父亲杨端六任教经济系，做过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母亲袁昌英任教外文系，是“五四”以来的著名女作家。四年中，我两年住校，两年住家，我对武大的观察，来自学校和来自家庭的两种角度。有三年，我家住城西陕西街尽头一处名叫“让庐”的宅子，与苏雪林、凌叔华紧邻。这三位被誉为“珞珈三杰”的女作家的生活、事业和友谊，在我的日记中占有相当的份额，我写过一篇记述她们的回忆文。“让庐”，浓缩着我从少女到青年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把“让庐”作为我的日记的题名原因所在。

记述最详尽的是我的家庭生活，亲情、天伦之乐，因性格的差异和经济困难造成的摩擦、矛盾、冲突、烦恼。这幕家庭剧的核心，是母亲。母亲之于我，远远超越一般的母女关系。她不仅是至爱至亲者，还是谆谆善诱的师长，人生道路的启蒙者，是我心仪文学的领路人。从她那里，我继承了文艺的基因。她把我当作文学幼苗悉心培养，助我编织起绚烂的写作梦。在她的鼓励下以及通过对中外名著的阅读，在我心中燃起了狂热的创作欲望。我一篇接一篇地试写小说，但获得发表的只有一篇中篇小说。正当我似乎满怀希望要扬帆在文学航道上时，时代思潮的转型阻扼了我的航向，打破了我的作家梦。因为使母亲获得成功的那个时代已成为过去，她的那条老路，我已不可能再走，而新路又如雾中的远景一般渺茫。但四年中我把日记当作积累素材和练笔的场所，却也不枉然。它使我养成了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在后来的几十年，命运虽使我离开了文学，却没离开文字工作。

日记的叙述是双向的，既有形而下的具象描绘，又有形而上的思想务虚。往往是一段实事，跟随着一段感想评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思想认识谈不上成熟，却也不落陈规俗套，不时冒出新意。虽芜杂，但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真诚强烈的爱国情怀。这是与抗日战争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出生在1949年以后的人，处在50年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环境，和平已像每日吸入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而平淡无奇，可能难以体会到战乱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和痛苦。那年头，尽管偏安大后方一隅，还能照常读书过日子，但天空也无日不布满战云。除了随时有可能在日寇炸弹下家毁人亡，且不知哪天沦为铁蹄下的亡国奴，这不是危言耸听。翻到1944年秋的日记，当世界大战的胜败已成定局，和平的曙光已出现在天际时，日寇却大举进犯西南各省直逼四川。我们一家人惶惶无主密商逃生之计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切肤之痛，使我深感缺少一个强大祖国、强大人民军队的庇护，何谈黎民百姓的安全福祉，缺少国家民族的安定，何来个人的前途和希望。我的根深蒂固的国家民族观念，除了得自于父母师长的教诲，就是在这种现实环境中扎下根来的。它不是抽象的、理论的、概念的、灌输的，而是像饿了要吃饭的本能一样实实在在不言自明的。日记中，我密切关注着时局，与个人生活穿插交错的是国内外战事的动向，有如一篇微型的战争风云录。青年时代深入心田的这种体验，使我懂得这50年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和平局面的弥足珍贵，尽管会有人讪笑这不过是毫无深意的老生常谈。是的，是老生常谈，但它是真理。

与忧国情怀并行的是忧民意识。战争缩短了我家与一般百姓生活上的距离，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了平民大众。从阅读文学获得的精神富足与幸福感，使我愈发同情那些被剥夺了文化雨露滋润的下层民众。我写过一篇以民众教育为题的小说《静水》，并倡议在女生宿舍办民众夜校。忧国忧民的双重情怀，使我对文学的理念，由初时的以写作自娱转向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同时，随着社会进步思潮的大形势，我又逐渐抛开远离政治的清高思想，转而接触并接近进步思想，萌生了想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愿望。日记在描绘一个知识青年个人的思想转型时，也多少展现了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的社会动态和历史景观。

恰如我看重事业和责任，我也执著于个人幸福和爱情的追求。浸透心灵的文学，使我的情爱观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我不齿于世俗的择偶“条件论”，只求一个灵犀相通的知音。几次试探失望之后，在即将离校前，却不期遭遇到梦寐以求的爱情体验。那如火如荼的初恋，也是最后的唯一的终生之恋。日记中那些颇似浪漫言情小说的记述，并无丝毫虚夸和矫饰，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情流露。尽管那只不过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爱情故事的一次小小的演示，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却也可以说明在一个人心相对纯朴的时代，青年人对待爱情的真诚执著。

日记的最后一篇，标明日期是1945年8月10日。历史在这里为腥风血雨的八年抗战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我四年大学生涯的结束。接下来，我的生命旅程跨入了就业、留学、迎接解放的新篇章。取代了日记的，是历时三载的两地情书，1999年以《写给恋人（1945-1948）》为题出版，那是我的大学日记的续篇。

全部原始日记约计50-60万字，为避免过于冗长芜杂，我删去了大量篇幅，压缩为25万字左右，尽管不得不为此舍弃我以为并非全无史料价值的内容。

删节工作总共动了四次艰苦的大手术，历时三载。这期间，我的老伴严国柱协助我做了大量认真的权衡轻重去留的考虑和决断。在我几度丧失信心和勇气而欲罢手时，是他给我打气，以他的化名“顾耕”（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中包藏的做人态度，鼓舞我坚持下去，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一提。

为了关心和支持我出版这本日记，许多朋友和同志曾热情地给以精神鼓励和实际帮助，有的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为我联系出版单位。对沈昌文、戴文葆、李辉、邓九平、张昌华、沈晖、林言椒、傅光明、陈小滢、陈应年、常绍民、董秀玉、孙晓林、孙法理、皮公亮、杨弘远及其他朋友和同志，我铭感在心并致以由衷的谢忱。

我要感谢母校武汉大学和武大校友会的鼎力相助，特别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负责同志，是他们的慷慨采纳，圆了我出版日记的梦。感谢负责编校此稿的王雅红、陶洪蕴等同志，她们认真细致的审编工作，改正了原稿中许多差错，提高了书稿质量。

杨静远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