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童年记忆
（1941年以前）

父亲是属鸡的

我最早的记忆片段是1941年的初秋，母亲带着四周岁的我从北平辗转一个多月来到云南，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父亲。父亲离开北平时，我才一岁。

我们在曲靖南边一个山脚下的空地下了长途汽车。在嘈杂的人群中，母亲一手提着布包，一手牵着我。她一下子就发现了正在等待的父亲，赶忙叫我：“甦之，快叫爸爸。”

高人半头、身穿长褂的父亲急匆匆地挤了过来，随即笑着把我抱起。他的脸紧贴着我的脸，我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浓密的黑发和有些陌生的、大大的面孔，他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里，留到了今天。

在北平时，奶奶几次抱起我唠叨：长得真像他爸，也是个“小武生”模样，长大了也会像他爸一样有出息的。离开北平前夕，奶奶特意给我买了一个涂有红绿彩的小公鸡模样的泥巴口哨。拥挤的长途车上我们只有一个座位，母亲只好一直抱着我。为了让我好受些，她一直让我拿着口哨玩儿，还练习了几次，要我一见到父亲就说：“奶奶说你是属鸡的，让我给你这个。”可是就在快到达之前，我不慎将它摔碎了。就在父亲带着我们坐上了去昆明的汽车时，我一下子搂住他，说“奶奶给我的公鸡——我把它摔坏了”，随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父亲急忙讲：“没关系的，爸爸再给你买一个。”

后来听母亲讲，奶奶最疼爱父亲，我才慢慢体味到，奶奶是用这个公鸡口哨来表达对儿子“老四”的牵挂。我每次回忆起这个情景时，都会责怪自己没有做好，把“奶奶说你是属鸡的”这句最重点的话漏掉了；但同时也会原谅自己：父亲自会明白的，母亲也会说给他听。

父亲1938年年底到达昆明后的第一张照片。

母亲和我，摄于1941年离开北平前夕。

我们母子从北平到云南，计划了将近三年。这一路也经历了不少苦难。原定的方案是我们从香港飞往缅甸，再坐汽车去昆明。开始，舅舅陪伴母亲和我坐火车到上海，从父亲的单位——国立北平研究院设在那里的办事处得到了帮助，折腾了半个月之久，才买到去香港的机票。但到了香港，经多番努力还是没能买到飞仰光的机票。母亲没有熟悉的人，孤儿寡母奔波了多日，最终下决心买了离开香港西去的汽车票。父亲收到我们离开的电报不久就赶赴曲靖接我们了。而我们却在路上走走停停地换乘了几个“大鼻子车”，还有一段路程是在越南境内，行程缓慢。沿路打电报又极其困难，当我们到达时，父亲已经等了五六天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把我抱起来时抱得很紧。二十多年后当我也有了儿子，也经历了和妻儿异地居住再相见时的情景，我才体会到，紧紧抱住自己儿子时的心境。

“再也不会分开了。”我长大后听母亲讲，那次相见时父亲曾向母亲郑重地许诺过。

我看到他开怀大笑

父亲先带我们来到昆明市区金马寺的碧鸡街。那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多为二层小楼，楼下是店铺，楼上是老板的办公室，有的店家还有后院住人。在这密集的街店里，有我们老家河北高阳县仝和工厂在昆明设立的“布庄”——办事处。父亲原想在这里只住一天，暂作休息。但第二天正逢中秋节，晚间街道上有传统习俗耍狮子，就特意多住了一天。

入夜，街面人头攒动，舞狮子的队伍挨家挨户从这头舞到那头，做各种表演，高潮都是由狮子大嘴里伸出一只手，设法抓到各个商店赏的红包。许多商家人员都是站在二层楼的外过道上，手持一个悬挂大红花的长竹竿，花里面捆有装钱的红包，来回晃动，舞狮队则要千方百计抓到。此时，围观的观众时而为舞狮队出主意呐喊，时而为举竹竿的人大声加油。在这传统节日里，我们的民族依然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狮子队来到了仝和布庄，这里的竹竿更长，花朵也更大，成了整条街的焦点。一个店员用力晃着竹竿，但舞狮队却早有准备，几个人紧紧抱起一根粗竹竿，双人扮演的狮子爬到了顶端，眼看就要抓到红花了，观众大声呼喊着。突然，父亲喊了一句“让我来”，并迅速把竹竿抓了过来。他的高个子和长臂膀，让局面立刻转变，狮子筋疲力尽也没成功，从顶端退到地面，研究对策，观众们一阵嬉笑议论。不一会儿工夫，一个长梯子移了过来，气氛再次达到高潮，狮子使用了它的最后一招，向上跳跃，但父亲也相应地跳一下，嘴里还喊着“给你”，如此几次之后，父亲才静静地让狮子得胜。在楼上楼下的欢呼声中舞狮子的人大喊了几声，大概是些祝福的吉祥话，以示谢意。仝和员工都很兴奋，父亲一边下楼一边开怀大笑，还和员工们说，我不舍得让他们再劳累了，他们也真有力气啊。

自此之后，虽然我看过他多次的喜悦，但总觉得远远比不上那一次。母亲说，他少有这般开怀的甚至是有些孩子气的兴高采烈劲儿了。

我的童年记忆是从那次团聚开始逐渐形成的。此前父亲母亲的事情，多是我成长之后逐渐从别的大人们那里听到的和串联起来的。

苏家，高阳，仝和工厂

我长大后，母亲在闲谈中逐渐告诉我许多老家的往事。父亲却说得很少，只是在“文革”结束后才讲得稍多些。

我们国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后延到1937年，有人将其比喻为黄金期或现代化萌动期。众多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脱离蒙昧，涌现出数不胜数的卓越人才。仅以教育界为例，就有蔡元培、范源濂、梅贻琦、张伯苓和李石曾等著名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那时，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之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

而在冀中平原，不起眼的高阳县却出现了两个奇迹。一是它竟成为了留学法国、出国勤工俭学运动的“赤潮”发源地之一，这和人才辈出的李氏家族有关。1907年，高阳人李石曾（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留法第一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在巴黎创办了中国人办的第一家企业“豆腐公司”（那时，法国经济困难，牛奶价格很贵，李石曾把在高阳老家学来的豆浆、豆腐制作技术引入法国，受到欢迎）。他从老家河北省高阳县招来四十多名同乡青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试行“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方法培养人才，拉开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二是高阳县的纺织工业和民族资本也在迅速发展，李氏家族曾起到重要作用。

高阳，在保定东南30公里，据高阳县档案馆记载，1943年，全县面积361平方公里，人口14.9万人。现在面积470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父亲的老家北沙窝村，就在县城西侧偏北两公里许。母亲的老家西河屯，又向北两公里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都成了高阳县的近郊区。

高阳及其附近的安国、博野、蠡县、定县、完县等地，轻碱地较多，很适合种棉花。这种棉花纤维长，能织出32支的精布，曾被称为“天津棉”。当时天津为进出口口岸，所以优质商品出口后往往被冠以天津的头衔，如河北泊头盛产的鸭梨，出口时冠以天津鸭梨的名字。建国前最盛时期天津棉的产量可达每年400万匹，占河北省纺织总量的四分之一。产品甚至远销到蒙古、东南亚一带。

苏姓大家族开办的仝和纺织印染厂，始于1916年。当时我的大伯父苏秉衡和他的堂兄合伙从天津买来了一台日本的“楼子机”（提花织布机），开始织造提花布，年年获利。这是高阳布业从传统土布走上现代机器纺织的开端，带领了高阳北沙窝村提花织布业的迅速发展。不久，我的二伯父秉杰，从高阳甲等商业学校毕业回家，开始专攻图案设计。三伯父秉璋在保定著名的商号“裕丰泰”做学徒期满回来。人力兴旺。1921年，在我祖父苏绍泉的主持下，我的三个伯父共同组建起仝和工厂。全家竭力筹集了8000大洋，购地15亩，盖房，购买楼子机32台，招收工人60名。厂子大门的对联是“仝心勤织纺，和气乐经纶”。经营麻丝，织提花麻布，又浆又染。“七七事变”前夕达到鼎盛，还在南边建立了25亩地的“南厂”。南织布北漂染，全部资产达二十多万银元，人员达四百多。成为染织兼备、工商并举的大型织染工厂，位居高阳布业之首。

仝和的外庄和商号，设于天津、许昌、汉口、徐州、潍县、西安、洛阳、昆明等地。仝和工厂的一些原料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后用日本洋行送来的麻丝。颜色用德国德孚洋行的品色和化学色，特聘设计师李相波改进花色图案，创出“渔翁得利”“孝感动天”“双龙珠”等知名产品。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推陈出新，是个奇迹。此时恰逢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唯独中国例外，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高阳县一带依然蓬勃发展，曾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直到20世纪末，美国学者仍在研究这段历史。

我的曾祖父是农民，他沿袭着祖辈的传统兼做些土布和棉花的小生意。祖父苏绍泉是秀才，在村子里做私塾先生，后又到县城里教小学，在村里和县城有较好的声望。他有意识地安排四个儿子的成长和就业，带领着几个儿子从染布作坊起家，逐步办成大厂。在他和我祖母的协调下，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和睦融洽。他的管理能力和大局观，对四个儿子，尤其是老三和我的父亲老四影响非常大。

三兄弟协助我祖父负责全面的产销经营。工厂的规模也日渐扩大，技术日臻成熟。

三伯父自幼就聪明过人，心算好，记忆力强，做事稳重，所以工厂自然交由他来管理。两个哥哥也都心服口服，全力支持他。他重视并善于引进新的技术设备，在村里最先购买了发电机，配套用于新式织布机和照明，最先进口并使用了德国不褪色的染料。他一向注意工人的福利，人缘好，也使得仝和工厂的声名极佳。劳资双方同心协力，工厂发展很快，几乎是一年一个样，成为高阳县数一数二的大厂。他还看到，高阳的优质棉花运到天津纺出好纱再运回来织布，存在往返运输的成本问题，所以高阳县不能仅限于织布，还应该发展纺纱业。

1935年10月，李石曾短暂回到高阳，考察了这一带的纺织业，提出要“扩充电灯、电气厂，发展交通，改造织染技术等事宜，拟先由地方自筹，再请政府指导与协助”，并推定苏秉璋专程去江苏、安徽一带考察，并请高阳县私立职业学校的校长李福田随行。我三伯父回来后写了《江南实业参观记》，随即在李石曾的鼓励下，联络了一些工厂商户商定共同集资，修建一条连接高阳和保定（还设想进而建设一条从保定到天津）的铁路。因为这时他们都意识到，随着保定被确立为河北省的省府，这条铁路必定对保定和高阳的发展起巨大作用，只是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而破灭了。

仝和工厂的产品有较好的质量，在逐渐扩大的市场上日益取得良好信誉。三伯父曾发现在县城的集市上，有的摊贩把别的厂子的布匹换上了仝和工厂的标记，以次充好，便立即前去进行了处理。

七八十年过去，依旧能在一些老人那里听来一些苏家和仝和的佳话。当厂子里有了发电机后，众乡亲都很羡慕，于是我三伯父（那时称他为三掌柜）决定，给每户人家安装一盏照明灯，不要钱。1924年至1930年，家乡遭遇水灾，粮食歉收，生活困难，三伯父就在春节前给每户都送去了粮食。南区厂子门外拴有一匹牲口供农户使用。又如，曾有两次清早在厂子的大门口，放着被遗弃的幼婴。三伯父就慷慨出资把他们寄养在老乡家，一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天长日久，苏家人的口碑好是自然的了。

我祖父年老得第四子，心中十分欢喜，觉得前三个儿郎都能派上用场，便更看好老儿子，希望后起的老四更有作为。祖父曾对我祖母苏阎氏满意地说：“老四的天庭饱满，灵性绝不比老三差，‘三岁看大，十岁看老’嘛，你记住我这句话吧。”祖母在祖父去世后，更是一心扑在老三和老四身上了。

那时的高阳人很有闯劲，不但表现在织布生产，还表现在出外经商中。除了保定、北平（前门地区）和天津（三条石地区），有些高阳人还跑到上海虹口区一条小街上做布匹买卖，这就是高阳路名称的由来。高阳路距离荣毅仁大家族和纺织厂（现在是上海纺织博物馆）不远（约六公里），这让高阳人很早就开始关注荣家的动向了。

李氏大家族和苏家是世交，曾有几起婚配佳话。现保存于高阳市区内的李鸿藻故居，与仝和工厂相距约2.5公里。巧合的是，我父亲所上的中学（现为保定一中）距离李石曾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也是2.5公里。

1950年，我曾问过三伯父，厂子为什么起名为“仝”，而不是同志的同。他喜形于色地问我：“铁路局的标志是个火车头，你注意到了吗，那个发明标记的人得到了几千斤小米呐。”我说我知道，像个火车头。他又说，它上面是个人字，下面的铁轨像是个工字，合起来是工人，构思巧妙。咱们厂子的仝字，不也是工人二字吗，思想很进步吧！

不分家的“分家”

1923年冬，工厂正处于空前发展期时，祖父病故。料理完后事不久，也就是春节后的一个晚上，由祖母主持召开了全家会议，讨论是否分家，很快地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分家”。“分家”的具体内容由刚上初一的父亲执笔，他们四个兄弟签字认可，内容是：

1．工厂的全部财产在近期做出估价后，资金并不分出，依旧统一管理使用。

2．将现在的资产均分成五个账户，相当于五个股东。他们兄弟四人各一份，祖母一份（含她自己愿意时用来接济她的两个女儿），按年度分红入账。

3．每份都可以随时自由取出，但只能用于自己的生活，不能私自另设门户或向外投资。

第二天对外公布：苏家的分家方案昨夜完毕。众乡亲还是很惊诧，没料到分得那么快，尽管都知道苏家的大家庭关系融洽。父亲在他晚年时曾向我们说：“苏家兄妹自始至终从没有红过脸——这就叫苏家。”

1925年夏，厂内资产评估完毕，正式建立了五个账户。自此父亲可以使用这笔经费了，但实质性的使用是在他1928年到北京求学之后，以及此后支持母亲在北京读完高中。他自己的和祖母的那些蓝布封皮的七八个账本曾在我家里保存，我上中学时常常翻着玩：纸面浅黄有印制好的红色竖格子，毛笔字很棒。第一页写有编号，会计是谁，年终时审核人是谁。以下就是正页：每个竖格分为三个格，分别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因何目的取走了多少银元，谁来取的。却没有本人的签字——由此可窥见当时民风的质朴。年底时，在一底页注明：总计本册或本年花费了多少，节余多少，分红利多少，净余多少。这些账本一直到1966年“文革”期间“破四旧”时，才被母亲紧急销毁。再有，父亲在斗鸡台考古出现了经费极其短缺的状况时，仍能坚持把后期的工作圆满完成，就是因为他动用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资金。

1938年，日军侵入冀中地区，工厂陷入侵略者之手。工人失业，厂内设备被拆散夺走。苏家只有不多的流动资金在手里了，自此各个股东都自觉地不再支用这些经费，以支持我三伯父在后方惨淡经营布匹买卖的运转，也指望在西安能从建立织布厂、筹建制革厂、筹建猪鬃制品厂等重新做起。三伯父全家也搬迁到西安了。此后虽然经过各种努力，新工厂始终没有再建起来，直到1954年彻底收了尾。

二伯父还带着独生子和护厂用的枪支等，携同部分职工约二百余人参加了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将军率领的八路军抗日游击队。二伯父的独生子苏润之参军后不久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折磨，出狱后不久去世，已安息在老家的烈士陵园里。大伯父也在家赞助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打伪军，做过许多事情。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接管这个厂子，后来高阳县又是国共展开拉锯战的地方。1949年后，这个厂子归当地政府管理，给我大伯父、二伯父家每个月几百斤小米——有时近一千斤小米，相当于“赎买”了这个厂子。厂子的办公室等房屋，曾多年用作村政府（镇政府）的办公室。

老家的种种事情我听起来总有些神奇和不解：在老家，我们苏家就那么有人缘？纺织厂能有如此的奇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一次次地回到父母的故土，和老乡们、领导们攀谈，在大槐树下久久沉思，我内心受到震撼，所有事实要比父母说的还要充实感人。这才知道，他们在向我们提老家往事时，都是轻描淡写、低调处理了。

北上求学：他的第一次抉择

我父亲在保定读书的情况，他几乎没有说过。反而是1950年间，大伯父当上了高阳县的政协委员，高兴地来北京探望和观光。他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后，顺口说：“你爸自幼爱念书，很小就能背诵三字经，从上小学起要徒步走到县城里，来回各走五里地也乐意。你爷爷虽然是教书的，却并不想让孩子们总是一味读书，怕读成了书呆子。但你爸爸有灵气，老师一说就领会了，还喜欢在大人们说话时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你爷爷对他这个乖巧儿子特放心。”

大伯父还告诉我，父亲进入保定“省立第六中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在前。家里人都看出来了，这个家业早晚要交给他的，对此大家也充满了期望。在父亲进入高中时可以住校也可以走读，他选择了住校，开始锻炼生活自理的能力。后来我得知，第六中学校风好，师资力量强，曾培养了生物学家牛满江等许多有才华的人。它就是今天的“保定市第一中学”的前身，距离“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所在地（旧育德中学）约2.5公里。

按照父亲填写的履历表：中学时代赶上了五卅惨案，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学校空气消沉，《大公报》《国闻报》应运而生。“我经常阅读，合自己口味。对第一次大革命至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历史，当时全不清楚”。虽然他说没能更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是因为报纸的报道不全面，而且说自己读大学时期的表现为中等偏左，但是我从他的一系列表现看，觉得他该近于左派了。

1928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单身北上求学，遵循祖父生前的遗愿，带着他的母亲和哥哥们的重托与期望：振兴家业，实业救国，应做出比他三哥更辉煌的大事业。

来到北平后不久，他报名参加了位于西城区北沟沿路（现名赵登禹路）西侧的北平工业学院的入学考试。期间看到该学院的设备陈旧，校园里空气沉闷，比不上师范大学等学校，担心在此学不到多少技能。在与同乡和新认识友人的接触中，他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峻，青年的责任重大，“国不保家也难保”，于是在接到工业学院录取通知书后，没去报到，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他也隐约想过将来当个历史老师，站在讲台上向青少年讲述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史及屈辱的近代史。于是他调头报考了爱国气氛浓烈、学术思想活跃的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文预科（那时各地的中学水平不一，所以要先读两年的预科）。半个月后，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

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他时年19岁。

这个自作主张的消息传到老家，立即引起了波澜，很不被家人认可，几个回合的来往书信都是激烈的争论。祖母一向很疼爱小儿子，虽然不识太多字，但思想还比较开通，相信一向听话、稳健、从没做过莽撞事情的老儿子的选择必定有他的道理，就劝说大家不要太计较了。期间三伯父常到北平，准备在北平商业区——前门，设立分部以扩大经营范围。在和父亲的接触中也觉得他长了很多见识，还能把工厂遇到的困难梳理清楚，并提出较好的解决方法。三伯父更加醒悟：现今国家难保了，村镇和自家也难发展生存了。他回到老家劝说大伯父、二伯父后，家里的不满情绪才慢慢有所缓和。几年过后，家里人逐渐觉得这老四还是很有远见的，也将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父亲在北平入校之前的几个月里，居住在老乡介绍的位于西四牌楼颁赏胡同一个小院里，一个单人小房间。吃饭是个问题，他常常是到街头的小地摊上或胡同里挑担子旁吃小吃，这养成了他一直很喜欢北平小吃的习惯——面茶、馄饨、豆腐泡丸子汤、豆腐脑、烧饼、硬面饽饽、豆汁就窝窝头、菠菜豆腐汤就窝窝头等，他此生的饮食没有偏好也没有忌口。工作后，他认识了同事兼老乡王振铎，两个人口味相投，常一道去东单牌楼西北角的小吃摊点，吃卤煮火烧、涮羊肉等。在我上高中时，母亲曾把父亲保留下来的一个长长的1934年的支出账单给我看，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父亲自己的生活比较节俭，曾给了母亲生活费近百元大洋，并且在8月份毕业后找工作的空隙，随着三伯父去了青岛，又花费了百余元。

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末戊戌变法的产物，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几所高等学校之一，更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端。经过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师大在风风雨雨中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教育观念现代、学科门类齐全的全国著名大学。当时学校师资实力雄厚，仅文学院就云集着如梁启超、钱玄同、黎锦熙、陈垣、高步瀛、吴承仕、余嘉锡、张星烺等享誉国内外的大师。学校早期提出“诚实、勤勉、勇敢、亲爱”八字校训，后又陆续有“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学校师生的座右铭。学生们要求自己具备端正的品德、精深的学术和高尚的情操。师大的学生就是沐浴在高尚、儒雅、向上的阳光下学习、成长的，因此在社会上声誉颇高。

父亲对大学的学习生活很是满意，曾多次说，这六年太重要了，使他懂得做人，是他成长的定型期。首先，自己的思想在与进步青年的交融中得到提升。其次，许多老师的治学精神对他的教育和熏染作用极其深远。当时师大采取主、副科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措施，使学生既有专长又知识广博，触类旁通。特别是开设大量选修课，文理科学生可以交叉选课，既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又使各科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相互影响，使得文科学生也机敏，理科学生亦儒雅，体育科学生尚斯文。父亲选修了许多课程，如声乐课，器乐课（学习了弹钢琴、吹笙），图画课，西洋艺术史与美术史，对于他的全面成长大有裨益。现在该学校档案室里，还完整保存着他各个学科的优良成绩单。

那时的北平师范大学距离琉璃厂很近，他常去书店看书，也买了些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另外，学校就在厂甸地区，他也赶上过几次春节庙会，1947年春节时还饶有兴趣地带全家去了一趟，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他的大学生活及其环境。

他在大学期间，还频繁出入位于北海前门西边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说那里环境优雅，有传送书籍的自动传送带，还有自动饮水机等设备，属于国际水准，还藏有很多线装书，慢慢品味阅读它，编辑卡片，“真是难得的享受”。在寒暑假里，他没有把时间全放在老家，而是安排了一些时日专门来这里。为此还专门购买了一辆较时髦的英国凤头自行车。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就到大门西面的西什库大街的小吃摊点草草吃一点，有时是面茶就着硬面饽饽，或糖酥芝麻酱火烧，或戗面馒头，有时则是窝窝头和豆汁、咸菜。每每回忆起这些，他总是说：“挺好吃的呢！”

在他上大学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民族危机，救亡热潮风起云涌。据他在1957年的反右思想检查中所写，学校里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几种思潮和人物都有，他是中间而偏向革命的。他曾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北平学联举办的暑期社会科学补习班，听取过许德珩、侯外庐等进步教授的讲演，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思潮的影响，还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与此同时，也开始注意和关注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直到晚年，他依然能对这些人物当年的许多事情说个没完，说：“国家有这些财富，太难得了。”

关于他的大学生活，我得到三个“旁证”。第一个是50年代在颐和园，他意外遇到同专业但高一届的同学黄现璠 。黄1974年1月25日的来信说，“你还像三十年前大学时期那样慷慨激昂、侃侃而谈吗？回想当年同系相处，切磋琢磨情景，言犹在耳，也宛如隔世”。第二个是20世纪70年代，我有个同事是地质学家张文佑教授的儿子，我去过他们家几次，闲谈里得知，张先生的妻子刘蕴真，也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比我父亲低一年，相互熟悉。她说：“你爸爸个头高，走路轻盈，说话有口音但清晰稳重，对同学会的进步活动很热衷，大家说他像《家》《春》《秋》里的老大，爱国之心能流露出来，我们那时就相信他肯定是个国家栋梁。”还有一个是60年代初，家里突然来了位南方客人，曾是父亲的老同学，热情的叙谈中我能听出，当年两个人都有着爱国的远大抱负，父亲向他说起了韩振江的事，他听了啧啧不已。

给冯玉祥讲课

“怎么，您还和冯玉祥有接触？您的历史怎么那么多事情啊。”1967年，父亲在家里要写各种材料、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其中涉及曾去泰山和冯玉祥在一起待了两个月，我这才第一次把父亲和冯玉祥的名字联系起来。我有些懊恼地想：你怎么惹来那么多事啊？不管社会对冯玉祥怎么看，你认识他总不会是好事情吧？

后来才陆续听他讲了些情况。大学三年级时，经高新亚介绍，于1933年夏季，和另外五个年轻人一起，去泰山的普照寺给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半读半讲世界史课程，整整两个月。冯玉祥点名要思想进步、受传统观念约束较小的青年人来给他讲课，并要他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分析见解。父亲每星期二晚上讲，轮到别人讲时则做听客并参与讨论。每次讲课后都要在一起议论一番，古今中外畅所欲言。

这些年轻人的领队，父亲记得是姓裴，后来没有联系了。但“文革”前又听说，他是地下党员被派去台湾，不料因所在地下组织被破坏而牺牲了。

冯玉祥一口的保定府口音，遇到我父亲也说乡土话，立刻拉近了距离。父亲还陪同冯玉祥一家去探望了泰山孤贫（儿）院两次，也去过冯玉祥办的小学（今冯玉祥小学）。

这次特殊的经历时间不长，但对他思想观念和世界观的成长、提升有深远影响。在他晚年，向我们子女多次称赞冯玉祥“心地的大度，眼界的宽广，对人的平和，善于倾听的态度，纯朴自然与体谅民情的心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他所敬重并深受其感染的人。父亲还记得他写的诗《我》的最后几句：“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父亲还说，这次讲课对于冯玉祥有正面作用，他接受了唯物史观后的一些言论即为证明。例如他在第二年竖立了两个石碑，刻有他手书的两句话，其中的一句是：“若不信辩证的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

冯玉祥对一些御用文人的献媚取宠、见风使舵做墙头草、见利忘义等行为十分反感，这也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说“这就给我打了预防针，更懂得了做人的尊严、人格和义气”。这种感触的由来，是和一次课后讨论时冯玉祥的激动情绪有关。说到当年在与蒋介石作战时，冯玉祥说：“哪怕我再多一个团的兵力，我也不致败下。”大家听得很入神，都记住了这句话，却也没再说什么。几天后父亲又听他们中间的一人私下说，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冯玉祥心里有个很深的隐痛，不愿意明说。原来在那次作战中，有位曾跟随他多年的干将，冯玉祥本是很赞赏他的，只是没有外露，他却突然脱逃了，冯没这个准备，以致损伤那么大。而那人脱逃的原因，只是觉得冯玉祥对他要求太严厉，对下面将领们奖赏“还不够”，因此而叛变了。

父亲还讲到，其实冯玉祥对手下都是相当民主、客气的。就是对当地的村民百姓，也很注意体察民情。他在1933年初春节前夕，看到村子里许多老乡还在为缺粮而犯愁，就给每户发放了一袋白面。

父亲在从泰安返回北平时心情很好，路过济南时曾去趵突泉游览，并拍照留念。此后，他一直保存着那张照片，却不曾料到，此生为了探寻大汶口文化又来山东五次之多，其中有一次长达40多天。

父亲给冯玉祥泰山纪念馆的信件草稿（第1页，写于1991年）

北师大档案室保存的1934年史学部毕业照（后排左一韩振江，前排左二许兴凯 ，前排左五陆泳沂 ，前排左六系主任李佳学）

徐旭生之一：亲其师而信其道

1934年8月大学毕业，父亲是这一届毕业同学会的交际股成员（另外有编辑股、事务股、出版股），张罗了同学聚会、典礼等活动。

他本想毕业后在北平或者老家做历史教师，说是为了“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没想到天赐良机，毕业前夕，教育家、师大校长李蒸先生知人善任，认为父亲机敏且稳重，专心且善思，更适宜做研究工作，因此就推荐他这个河北汉子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求职 。赶巧该所的所长是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徐炳昶（旭生）先生（以下或称徐老伯）。徐先生对他素有了解，当场就满口答应说：我将向院长禀报，几天后你就可以来上班。

事情就是凑巧。那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与徐旭生一样都曾留学法国，是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且在法国与徐先生相识。李石曾与李蒸又一向关系密切，1930年教育部任命李石曾到师大出任校长，他委托李蒸为代校长任职近一年。北平研究院得到的经费资助也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中央政府拨款。我父亲和李石曾相识后才惊讶地得知，他也是高阳人，且和我的三伯父也有过良好接触——三伯父去南方考察也来自李石曾的倡导。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设在中南海的西四所（位于怀仁堂左侧）里，中南海新华门的大门口由身穿黄色呢子军服的高个头宪兵看守，挺威风的，凡研究所业务人员出入新华门时必行军礼致意。向父亲行军礼，这是我此生唯一见到的一次。研究所下设考古组和历史组。考古组刚起步 ，人员不多且不很稳定，由徐旭生负责，即聘请何士骥和我父亲等人共同工作。历史组则聘顾颉刚为主任，阵容强大，有吴世昌、吴丰培、刘厚滋、张江裁等为编辑，请刘师仪、许道龄、石兆原等为助理；又聘了陈垣、孟森、容庚等人为名誉研究员，冯家升、白寿彝、王日蔚、杨向奎、顾廷龙、王振铎、童书业等数十人为名誉编辑。其中，冯家升、王静如、白寿彝、王振铎等自此成了父亲的终生挚友。

年少好新交。父亲说他工作后“像海绵那样渴求知识，渴求和那些有学识的人交往学习”。对于那时同事们的名字，到了晚年他都能一一说出。工作不久，就和在南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傅斯年有了几次书信交往，傅与陈寅恪所崇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给他极深的记忆，延续了一生。还认识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钱临照、翁文江。在书柜里，一直珍存着王国维、向达、竺可桢、唐启宇、翁文灏等人当年的论文。

他和徐旭生在同一房间工作。几番长谈后，徐老伯见他进入角色快，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修国史”的任务开始着迷，就给予重压，同年10月底即让我父亲随他和何士骥等人一道至陕西宝鸡斗鸡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随后就交由他负责沟东区的发掘，由此翻开了他此生的新篇章（何士骥在西安负责整理沟西区的资料）。依我的感觉他就是“死认这一门且用心一也”。在徐老伯的长期指引下，他的脑海里逐渐酝酿形成了他晚年时呼出的理想：为重建中国古代史（史前史）而努力。

宝鸡发掘工作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用简单的话回答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时期，南京的重点是到河南的安阳殷墟做挖掘，而北京的重点一是北京南边易县的商周遗址的挖掘，二是陕西渭河流域的挖掘。斗鸡台的发掘目的很明确，就是找出秦人和周人的关系脉络，并和文献记载相联系做研究。他还说：我国至少有两千年的较完整、无间断的文字历史记载，是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的特色，不容轻视，而两千年前的漫长发展的古代历史也同样值得重视。

在1964年间，我和父亲偶然谈起郭沫若时又得知，郭老当年的几句话让年轻的他激动、铭记终生，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对郭老始终保持尊重。父亲说：郭沫若在20年代对中国考古学的地位和任务，写得很明确也很正确。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是‘鸡鸣不已’的时候。”这句话很是“激动人心”，使得这个学科从一开始就很健康。所以我这个从业者，光凭这一点，也要对他尊重，我就把这个守住。别人对他杂事的议论在我这里并不重要。

1959年，我在担任大学助教后曾正面问过父亲：古语“亲其师而信其道”原是说给老师用的，即做老师的让学生感到和你亲近了，学生就自然地愿意接受你传播的道了。但如果用在作为学生的你身上，即你对徐老伯，是先和他亲近了而后受到他的为人品德的感染？还是由于崇敬他的正义耿直而和他学术上走得越来越近了？他说：两者都有吧，相辅相成吧。进而又说，徐老伯重视古代文献，重视把野外发掘与古代文献资料相结合。这对父亲的影响很深，成了他一生的法则。

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参加工作前四年即1934～1938年里留下的部分文字材料时，也感受到他参加工作时的充沛精力与全身心投入，为充实基础、扩展知识面下了功夫：

和美国图书馆取得了联系，索要了两卷胶片，是考古方面的文献资料“微缩版”。那时没有扫描、复印手段，文献的传递只得采用胶卷，然后在专门的“缩微阅读器”上阅读，或是再放大洗印出照片来阅读。他还曾和英国杂志社联系索要了一些期刊，现在家里还留有三本1902年、四本1936～1937年的人类学期刊。

对国外的文献做系统调研，保存有文献卡片两大盒、外文文献目录的笔记本两本、记录的文献条目六七十页。其中有安特生的文献目录等，还有些德文的文献目录，后者似乎是为了鼓励傅吾康 先生介入考古学领域吧。

在赴宝鸡工作期间的手札，关于宝鸡历史资料的搜集，以及许多野外工作相应的知识书籍，如土壤学、人体骨骼结构、三角函数、摄影技术、素描基础等。

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国立中央博物院取得联系，索要了“野外器物登记表格卡片”和“填写办法说明”作为参考。

器物登记表以及填写说明

到中德学会学习德语，认识结交了傅吾康，并被吸收为会员，以后为了避免日军伤害，遵傅吾康的好意，挂了“总务委员”的虚衔。

那时，不知他从哪里得到了一本暗红色精装的由苏联印刷的非卖品《联共（布）党史教程》。日军占领期间，因傅吾康先生的保管而留存了下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

再有，他还专门定制了一个两米高的菲律宾木带玻璃门的大个头书柜。祖母曾取笑说：怎么你要在家开个图书馆啊。在这个书柜最上端中部，一直存放着两本大块头的书：《殷墟》和《城子崖》。母亲告诉我们，这是“绝对地”不许乱翻的。我记得在50年代初，有位来访的客人很敏感地发现了它们，说：“你不如卖掉吧，每一本就可以有近一千元收入呢。”这大约相当于父亲十个月的工资（每月1000斤小米），但父亲根本不予理会。

娃娃亲

1951年春，我的姥爷解尽臣和姥姥解闫氏来北京住了近一个月，我们全家都陪同他俩在市区各处参观。几天之后，我和他俩相处得很轻松融洽了。姥爷给我讲过很多我从不知道的小故事小知识，例如在做生意的同行内部，各有各的“行话”（暗语），我能记得其中一部分，如把由、申、山、大、井、口这些字喻为一、二、三、五、八、零。行外人看不懂。

有一次，姥姥给我讲起了父母二人的结缘经过，说，你现在14岁了，当年你爸比现在的你大一岁，你妈比你小一岁的时候他俩定了亲。我听着很惊奇有趣。几年之后我才鼓起勇气去问了母亲，她笑着承认了。几天后大概告诉了父亲，父亲就把他们结婚时算命先生写的算命单子从樟木箱子底部找了出来，给我“欣赏”了。

那是1924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傍晚，苏家和解家两个大家族的人都带着长板凳来到西河屯的空场子看大戏。春节期间各个村子轮番地连续演戏是惯例，每个村子里演几天不等，和村子的富裕程度有关。大多是京戏，也有河北梆子。在河北中部地区，农民的戏剧团体比较发达，演出水平和欣赏水准都不错。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北面的霸州是京剧之乡并诞生了李少春、盖叫天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赶巧两家挨在一起，开场之前大人们相互攀谈，一群孩子在一旁追逐打闹，手里拿着“刺刺花”（最小型的烟花）玩。两家互相谈论这些孩子，那年父亲15岁。祖母说这个13岁的女孩儿很伶俐乖巧啊，于是有人半开玩笑地提议把她配给这个男孩正合适啊，而且追索起来，两家在许久以前还有远亲关系呢。这可是亲上加亲。两家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我奶奶和我姥姥谈得很投机，此后就一直有走动，也就相当于都认了这门亲事了。我常想，这一个小小的刺刺花，偶然引来的长辈人聊天，竟然将母亲和父亲的人生轨迹结合在了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考古之家，演绎了七八十年的人生之旅。

两家原本认识，对方的情况都算知晓。西河屯村住户里，解姓人家挺多。我的姥爷也是上了私塾熟知经文的人，没去考秀才，在家务农，却能写一笔好字，村子里凡有红白喜事要他写帖子，春节时各家的对联，都非他莫属。我奶奶以前就听我爷爷说起过这家人。

祖母很疼爱父亲，父亲也一向很尊重祖母。1926年春节前夕，17岁的他要求我祖母务必向解家表示，要求明年小学毕业的母亲务必继续上学，直到把初中、最好是高中念完，如果解家的财力不够可以由他给予支持。

解家很重视这个要求，懂得这些道理。我姥爷虽比较富裕（土改时定为富农），却已没有足够财力，因为恰好此时我的舅舅正在天津的一个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学习，几乎已花完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但还好，半年后舅舅刚毕业就到北京东交民巷的一个外国银行当上了一个小职员，并在北平租了个小房安了家，经济宽裕了许多。于是我姥爷就利用这个机会，让母亲于1926年末，跟随回老家探亲的舅舅，一起来到北平，与他们同住一间平房，并按照父亲的提议，到当时北平最好的中学就读，父亲负责她的零用钱。15岁的母亲刚来北平时遇到了不少困难，例如她入学时学校已开学数月，功课一时吃力；从家里去位于北池子的第一女子中学要徒步两三公里，中午还要赶回家吃饭；班里多是城里学生，不少人看不起农村来的人。父亲是一年半后的1928年来到北平，母亲回忆说，他的到来让一切都转好了。

1929年，母亲18岁时才初中毕业，但毕竟是村子里第一个初中毕业的女生。

按照我父亲的主意，母亲继续就读北平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高中部，开始住学生集体宿舍。1931年初，舅舅所在的银行在天津设立了分部，因而随即迁往了天津。自此，父亲开始负责母亲的全部生活费用。

虽都在北平，但他们极少能用上电话。所以，从1928年起他们两人就开始有信件往来，并成为了主要联系方式。两人用的是进口信纸，用蘸水钢笔竖写，行文都清秀工整，当然母亲的字比不上父亲的，父亲说他很用功地按照一本教科书《钢笔行文千字帖》练习了钢笔书法。

两人都把信件保存了下来，直到50年代末。我是在1955年上高三时最后一次看到那些信件。信里没有海誓山盟的言语，也没有卿卿我我的字样，也很少涉及物质金钱的追求，多为心灵的沟通，却很有韵味，总让我一再地联想到作家冰心那个时代的文章，清澈素雅。我现在体会起来，这个时期（也许可以一直延伸到50年代末）是他俩一生中最愉快、最幸福美满的时期。

我入神地翻看，父母在一旁会意地抿着嘴笑。我想，这是二三十年代特有的时代精神吧，竟可以让自己儿子来欣赏咀嚼。我这一代人很难想象，更别提我的下一代了。

父亲写道，我觉得这个钢琴曲子（像是月光曲类的小夜曲吧？我记不清了）很美；母亲写道，吹笛子总是不算动听，那几个小曲子只是勉强吹完整了。

母亲对于一次花销很心疼。她和几个同学多方策划后，终于去万寿山玩了一天，很愉快，只是坐人力车到了西直门外北面的高梁桥再租了个马车到那里，又在石舫边的听鹂馆吃的午饭，花的钱超出了预算，如果让她母亲知道了准会责怪她。她带去了笛子，只是大家在石舫处聊天却没有兴致唱歌吹笛子，于是它成了摆设，几个人轮流拿着它照相，效果不错。

那时去万寿山主要是走从高梁桥出发的水路，它旁边的小路可以骑驴或坐马车。很窄的汽车路是此后日本占领时期才从西直门修到那里的。建国后沿这条窄路做了扩建，只有从北京大学西门到西苑的一段路和原来的路线不同。

我还记得，在信里，父亲对母亲的饮食和花销都过于节省做了几次劝导，说早饭不吃是很不好的，不要轻信诸如“废止朝食论”、李石曾倡导的“素食论”等。要母亲中午在学校吃食堂时最好打两个菜（母亲告诉我，那时的一个菜就只是盛一菜勺）。父亲曾和母亲约定一个周末，两人到北海公园前门的东面、北池子路口的一个有些名气的饭店 去吃“肉末夹烧饼”，这个饭馆距离女一中也很近。两个人还曾约定到中山公园的水榭看温室花草，观看院子里那一大片大鱼缸里面许多稀有品种的金鱼。足见他俩的心情很好，充满着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

他俩还曾对会计职业和护士职业做了多方比较，母亲在二者之间要做出选择，似乎倾向于后者。父亲倾向于前者，对她说：这样可以让你和你哥哥，还有我哥哥有了共通之处。

和这些信件同时保存着的，是我父亲的五六本硬皮本的日记，它是书店出售的专门来写日记的厚本，像本书，用进口纸张印制，印有竖写用的浅色格子，每页的边角都有一条励志的名言警句。大概是从大学期间写起，直写到他1938年离开北平前。里面多是工作生活的纪实，如来往信件，见到的客人，曾有多处提到了和他的老师“旭师”的接触情况，如讨论了什么问题，提到了哪些古书，一同去了哪里等。当然里面也很自然地写有涉及国家危亡、民族苦难等几句话式的感慨议论。

我注意到父亲很节约。这日记本的价格肯定不菲，原是每一天占一页的格式（日志），但他没有留下多少空白处，是挨着写的。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每天都写，而是有事情才写。

我还注意到，一个日记本里夹着两三个自制书签，是压平了的暗红色干枫叶，在它的叶梗处拴有彩色丝线编织的小穗子。过了几天我才醒悟：啊，它必定是母亲的作品啊。

这些日记，在50年代末销毁了，很是可惜。而最可惜的，是父亲此后在昆明八年时间里，仅仅写了一本日记，也是个“洋纸”硬皮本，里面的字越写越密，内容越来越简练，紧凑得很，最后几乎只剩下几页空白了。而且这本日记其实已属工作记录了，我记得里面多是和谁见面了，做什么了，以及不多的信件往来记录等，也有一次提到，上月薪水还未到。

1932年夏，母亲高中毕业后返回老家，更是成了村子里第一个女性高中毕业生。几个亲戚姑娘们还前来串门，专门来看看高中毕业证书——“洋学堂”的证书是啥样儿。

经过两家的积极筹备，1932年末，父亲请假回老家结婚。新房是一个单独小院，北房五间，是我祖母特意重新翻盖的，在家族里面算是质量较好的住房。八十年过去，目前尚存，据称这里准备作为文物保护点“苏家老宅”——父母的房子和它北面仝和工厂的几排房子。

两个人都是家里的老小，加上父亲有自己的账户，所以完全遵从了他母亲的心愿，婚礼的大场面在北沙窝村子里是少有的。解家送来的嫁妆是五个大樟木箱子。

祖母并不迷信，但是为了烘托喜庆的场面，还特意请来了一位以前认识我祖父、在县城里有些名气的算命老先生前来，根据两人的生辰八字，当场写了一个帖子宣布说：必是多子多孙，向南方发展必有大吉大福。这个人写的字很好，写在大幅白色绸绢上，我们子女都看过，可惜在20世纪60年代也销毁了。

1933年春天，父亲回家探亲数日，特意在他的小院子里种植了一棵槐树，还带着祖母和母亲，到保定市区里的中央公园（现名莲花池）游玩，留有风景照片。

斗鸡台：他在梦里喊的名字

对于父亲在斗鸡台工作情况的总体评价，是直到1967年我去徐旭生老伯家探病时，徐老伯说给我，我才知道的。

徐老伯说：“你爸爸那时英年笃学，意气风发，一往直前，聪明睿智，从不知累——我很看重他，是你之楷模。”接着，徐老伯让我扶他起身走到书柜旁，从最底层拿出了一个久久封存的牛皮纸袋子，里面是父亲1935年初写给他的“信件”。徐老伯说：“这是他给我的一份额外的工作汇报，他‘良工不示人以璞’，所以我一直珍存着它呢，三十多年了，你拿回去留做纪念吧。”原来徐老伯安排他在春节放假、民工休息三天的时机，由白万玉先生陪同，到斗鸡台附近的几个小地方观光考察一番。他当作“奉徐公之命”，认真去办了，回来写了这份汇报。

我回家后对父亲说，徐老伯很是赞扬了你一番呢，还是四个字、四个字的一大串，我背诵得不很全了。父亲听了笑着说：“徐老伯可从没这样表扬过我。他的这些话，应当用来形容他自己的年轻时代，放在他身上才最合适。或者，你要理解为他把这些作为标准，作为对你的要求，作你的楷模吧。”

母亲说，人家把大事情交给了你，不就是对你最大的赞扬吗。父亲得意地笑了，双手十指合拢微微摇着头说，你这话说对了。接着又感悟地说：

“好的老师，好的课题，好的切入点啊。”

我没料到，在那红色海洋的浪潮里，这师生二人还有如此兴致回顾过去。而父亲上面说的14个字，到了1994年他再次向我说及，我才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不久后，母亲想起父亲在斗鸡台的一个趣闻，就翻出了三张旧照片给我看。那是父亲在宝鸡的工地，发现一个民工很憨厚，干活卖力气，所以对他很赞赏，慢慢得知了他的大心思——到了明年开春时他积攒的工钱就能娶上媳妇了。于是父亲资助了他一点钱，答应他提前支付些工费，好让年纪不小的他年前完婚。参加婚礼时，父亲给他们照了几张相片，情节是新媳妇下了轿子就由媒婆搀扶着，踩着红色的羊毛毯子前行，旁边几个人把走过的毯子赶快移动到前面接替上，一直走到新房门口举行仪式。事后，那个新媳妇第一次看到相片，看到了自己的模样，高兴地说，这可羞死人了。这张相片成了他家的珍宝。只可惜，现在我家里只存一张了。

在斗鸡台工作期间，吃饭、住宿、文物存放、文字初步整理等都是在陈宝祠里。当时正逢宝鸡—西安段铁路的建设后期，负责斗鸡台这一段施工的工程师是一位比父亲大几岁的年轻人，他很忙，常坐着“专用车”（平板车，由车上一名工人双手推拉一个把手做动力，在铁轨上奔驰）前后巡查。这里几乎只有他俩是文化人，时间一长，谈得很投机，当地老乡对他俩也很尊重。他很喜欢考古，两个人多次在斗鸡台的山坡上观看一些古迹，如废旧古堡和父亲工作居住的陈宝祠，还有东北方向不远处传说中的陈仓古城遗址，在那里可以拾到一些旧瓦片和带锈迹的铜箭头——这些捡来的铜箭头带回北平后曾摆放在他办公室的一个小展柜里，从昆明回来后再次摆放出来多年。父亲还在陈宝祠里的佛像前请这位工程师给他照了张相。

铁路线基本是东西向，北面是丘陵和山坡，南面是平坦土地，界线较明显，但一个小山包正好位于设计的铁路线上，所以需要开挖隧道。而这个山包却是绝好的圣地，上面建有古老的陈宝祠，最南端还有古堡。从庙宇向西、向南、向东看，都是视野开阔，唯有北面连着土坡。父亲和同事们就借住在这个庙宇里。父亲说，到了夜间，能听到从戴家沟的草木丛里传来的狼的嚎叫声。

这位工程师说，他根据此前考古人员的介绍，已决定改变原有的施工计划，对这个小山坡原定的明开挖改成了隧道开挖，以便将这些古迹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将这个隧道命名为“斗鸡台隧道”，尽管这会加大一些工程量。说这是陇海铁路上最短（一百多米）的隧道，单从经济角度看是最傻的方案了。

现在此地已夷为平地，原隧道处仅剩一点痕迹。2011年10月12日，《宝鸡日报》说位于隧道东西两个道口的顶石，保存在了宝鸡金台区文化馆，长、宽、厚为160、60、10厘米，要四个壮劳力才能抬起。两端的顶石由邵力子和杨成武分别书写了“斗鸡台隧道”五个大字，写得苍劲浑厚，显示了那时民众的爱国之情，也显示出当时对于这段铁路工程的重视和对此地考古工作的关切。

建国后，我父亲还四处打听这位工程师的下落，却无结果。父亲很想念他，说那个技术员敢于挑重担，做事果断，这样的人业务成熟得快，是个有用之才。父亲在说他，其实似乎也在说自己。就在本书定稿前夕，我意外地在网上得知，在戴家沟有位戴宏杰，“他在那时还算一个有文化的人。他经历并参与了党玉琨的盗掘和苏秉琦先生主持的考古发掘。苏秉琦在斗鸡台发掘时，他被当作民工中的技术骨干，抄抄写写什么的，所以对考古中的一些常识有所了解。我们找到他时，他已八十高龄，但脑子记忆特好，对当时的一些主要人名都记得很清。对一些考古术语用得比较准确。对苏秉琦先生很崇拜，多次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见一次苏秉琦先生” 。推算下来，这位还记得我父亲的戴宏杰应是近百岁高龄的人了。

1937年初夏，是父亲第三次也是建国前最后一次出差宝鸡。回到北平时，距离我的出生只有几个月了。母亲突然发现他睡觉时说起梦话了，而且说的都是野外现场的事情。有两次，甚至从梦中突然坐了起来，双手对持像是抱着个东西，喊道：“快看这！这里又有个头骨！新发现啊！”

母亲把这个新情况告诉了祖母，祖母半开玩笑地说，这个老四，真是属鸡的命，迷上了宝鸡，果真把鸡当成宝了。

在我年幼时，听了这个故事没当回事。现在回想，宝鸡的工作对于他已是如同生命。

在返北平前，考古队先到西安做器物的进一步登记整理，再正式装箱运回。他们在西安停留总共一年，还借机对西安市区及附近的几个遗址作了调查，也登了大雁塔和华山。在华山脚下购买了刚出版的华山碑帖和好大一卷石刻拓片，一直珍藏到文化大革命时。自此，父亲对华山有着特别的关心和感情，多次在家提起华山，这可能和他晚年出版《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的书名不无关系。

父亲曾给我们介绍过，在宝鸡—三门峡一带，村民中斗鸡娱乐的风俗由来已久，老乡们用的斗鸡是专门培育的，它的头顶和脖子几乎是光秃秃的，鸡冠子很小，而腿很粗长，有助于搏斗，等等。

他还注意到，放羊的羊倌对于他的每一只羊都能辨认，能叫出它的外号。这个见闻竟然启发了他：识别陶器的外形和纹路，可以像分辨羊只那样细微化。他在宝鸡停留的时间不算长，却很注意从各个方面吸收素材。我进而知道了，他在野外坚持晚间写文字总结和善于向老乡学习等习惯性做法，都是从徐旭生那里学来的。

我在2010年特意去了宝鸡斗鸡台，找到了沟东区、沟西区和戴家沟，却已是物去人非，找不到遗迹。斗鸡台的隧道已于1956、1984年拆为平地。山坡上有了不少住户，新出现了登山台阶和即将完工的市政府办公大楼，很难想象当年在这里会听到狼的叫声。询问那里的老者，他们对我手里拿着的旧地图和村落地名茫然不知。到了2012年，郭大顺先生建议，由国家文物局的孟宪民等人前去实地考察，找到了迁移后新修建的陈宝祠，还看到了许多新的盗洞。

2014年4月26日，我参加了在宝鸡召开的纪念陕西考古工作八十年座谈会，见到了罗宏才先生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他的《陕西考古会史》一书。他发现了我父亲在斗鸡台工作期间的见闻录（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6年第七卷第二期，第79页）。里面述及当时工作的艰苦，是父亲不曾在家里说过的，现将部分语句摘录如下——他们共11人于1934年11月19日乘两部载重汽车从西安启程：

车厢装满了行李，箱子，和一切日常及工作器具，人就坐在上边。

高高地坐在车上，迎着峭厉的西风，引起一种悲壮的情绪。

光景动人的陈宝（祠），也式微的不堪了。只有不大的三间正殿，三间门洞，和四小间东西厢房。陕西考古会的临时办公处，就设在此地。

各屋都门窗洞开，立刻找来些高粱秆作窗棂，用麻纸糊起来然后把行李铺在旅行床上就睡了。

夜间凉风阵阵，真有说不出来的凄清滋味！

而徐旭生先生，是在此前的自备科学考察中受过极度艰苦环境锻炼的年长者。他作为带头人，为鼓舞士气，曾在工作站撰写了新联，显示着他高昂向上的感受：

流星闪光，兆秦族兴王之运，实即启全中国大一统之机，庙建陈仓，像设北坂，水涯于今存古祠；雊雉来格，乃宗教祀物之胤，亦可为数千年群神祇之姊，栋宇无恙，雕绘如昨，村老岁时奉蒸尝。

这尤使我深受感动、心生敬佩。我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位品德高尚者的常年带领下，才会逐渐被熏陶培养为一个合格的学术领军人物。

令人惊讶的两件真事

这是带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记得那是1954年，考古工作者白万玉先生顺路来我家。白先生的家在西直门，和我家相距一站地，他是常客。他们谈论着发掘方面的事情，我不懂，也没细听。忽而怎么地，听白先生又说：哈，要是再来检查咱们斗鸡台的账目可就有戏唱了，你没有假公济私，反而是假私济公啊，那该倒贴不少钱还给你才对啊。我听懂了每句话，却不明白整体的意思，事后我和母亲问父亲那句话是怎么回事，他敷衍说，那是白先生随便说说的，全当玩笑听听呗，算不上事。此后我也就淡忘了。

1994年，时任北京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先生来我家做客，又聊到这事。父亲又是含笑说：没什么。1997年父亲去世后，我在赵其昌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里看到，他曾于50年代住在十三陵的长陵挖掘现场，夜晚休息时，听白万玉先生聊天时说的一件往事：在宝鸡斗鸡台工作的最关键时刻，经费许久不能到位，又恰有一位民工因墓坑坍塌伤亡，现场工作很难为继。为了让这个摊子不至散伙，父亲就毅然写了个条子，请白万玉次日一早，带上一名体格健壮的民工和防卫用的枪支，徒步三天直奔西安，去找那时在西安的三伯父。我的三伯父看完纸条让他俩休息一夜，第二天就把500大洋藏在几个麻袋的货物里，雇了两匹骡子。他俩日夜兼程，安全带回了斗鸡台。那期间仝和工厂在西安已有布庄，三伯父正好在西安策划再开设一个织布厂。这笔钱相当于我父亲9个月的工资。但事后，他没有向研究所汇报这个事情，更没有申报（要回）这笔费用。赵先生说，白先生提到此事，对于我父亲的敬佩溢于言表，常挑起大拇指。我看了这篇文章后连忙问母亲，母亲说，在1936年父亲返回北平时只是简单一说，但还真的不知道是那么一大笔钱。

这倒是让我回忆起另一件小事。我曾听父亲说，当年的战乱和人员的调离，使得许多现场的照片和原始资料缺失了。我进而问父亲，家里的这个小小测长器，该是公家的吧，怎么没归还呢？他说，你们头脑里都是供给制的思想并习惯了，用啥都得找公家解决和报销。我们那时没那么优厚，缺啥小件就自己掏腰包买呗。母亲告诉我，他手里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和三脚架也是自己花钱买的。

第二件事关于阿房宫。在本书写作后期，我注意到，早在1933年，北平研究院的徐旭生、常惠、何士骥、张嘉懿就致力于西安一带的考古调查。此后在我父亲写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一章《绪论》“三遗址的选择与发掘区确定”中，转述了古迹调查的七处“重要遗址”，第七处为“阿房宫遗址”：位于今长安城西二十余里之阿房宫村附近。其地残砖瓦不少。村南有大土台，俗名“上天台”，通常认为即阿房宫址。根据调查，其遗址所在，约尚在台西二三里，古城村之东南。这个结论竟然和现今我们动用了很大力量确定出的遗址位置十分一致。

我父亲当年是否去过阿房宫遗址，没有文字记录。他在家里极少提过阿房宫三个字，因那时大家还不关注阿房宫。但我能回忆起和遗址探查有点关联的几件小事。在斗鸡台发掘后他们曾在西安驻扎累计近一年。王振铎伯伯在1961年曾在他家里对我说起：“我们年轻时，哪儿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下班急于回家操家务，你爸爸就是没白天没夜晚的干，到了野外更是兴奋，从宝鸡完工就立即到西安市里关起门来整理起瓦片儿了，如醉如痴不顾家——新婚的家啊！”

在西安忙累了怎么休息呢，我回想起父亲说的，“四处走走，和老乡聊天，晚上还去听戏，那时西安有大大小小的戏院几十个，一年到头演，小戏院门票很便宜，我们几个人就去过好几次呢，秦腔嗓门粗犷有力，唱到感情深处也很婉转动人。没有钱的穷人就一直蹲在戏院门口周围闭眼听戏。西安的戏迷多得是”。

他说：“那时居民住房不算密集，不少地方能看到出露的建筑遗迹和人类活动遗迹……西安的里里外外几乎没有哪块土地没有被人挖掘过，耕地的地表常能找到陶片、碎砖瓦，处处都是宝，都有故事。”

父亲几乎唯一的一次提到阿房宫，是在五十年后的1985年10月初，他在俞伟超、张忠培和严文明先生的陪同下，考察了辽宁绥中姜女石秦宫遗址，回到家里聊天时侃侃而谈地说：“秦始皇觉得他是天子，北、西、南三面的疆界都清楚了，就差东面了，待找到了渤海湾时觉得对头了，觉得这里该是国门。于是他在这里建30公里长的碣石宫当作第二道门（内门）。

“于是他把修骊山、修阿房宫的现成的工匠调去，砖瓦制作、夯土办法也和以前都一样。我注意到，两处的夯土都细如面粉。直到汉武帝时建望海楼的夯土技术还是和建阿房宫时一样，大瓦当的图案也几乎和阿房宫一样，当然经过了百年图案稍有改变但技术没有变。”

我从他的这一段阿房宫土质情况的谈话得知，他的确到过阿房宫遗址，且触摸过那里的夯土和瓦砾——细细抚摸器物是他的习惯。于是我推测，他在绥中秦宫遗址惊呼“碣石宫”时，是因为他蹲在地上仔细抚摸了那里的细土之后，感觉到了绥中秦宫和西安阿房宫两地夯土的性状一致。只是不知道他1951年再次去西安试掘时期，是否再次去过那里。我现在翻看到，在他1951年书写的西安地区考古调查未发表的图件资料里，确实依旧标注着阿房宫的位置。

立业成家：举迁北平之喜

1934年，仝和工厂在前门地区西打磨厂路的街面开设了北平分部（母亲告诉我，那时在前门商业区聚集了不少来自高阳的布商，她在街面上有时能听到乡音），和北平的来往密切了，于是奶奶带着我母亲于1935年夏天来到北平，那年老家正闹水灾，先坐船后换乘火车。奶奶决心和老儿子住在一起了，先在西城区厂桥街道的南侧租下了一个院子居住，那是两个并排着的横向相连的大号四合院，屋檐下有燕子居住，秋去春来。在空中，常常能看到一群群鸽子飞过，它们的“脚哨”发出悦耳的音响，令人心怡。

父亲当然很是高兴。事前曾特意买来了一台美国造的当时最好的电子管式收音机，这在当时属于奢侈品。奶奶喜欢得不得了，摆放在屋子中央最显眼的地方。一有来客她就说，真没想到它的声音那么好，在院子里听着总觉得像是有个真人在屋子里说话，怪不得叫作话匣子呢。

父亲还向她讲，它的外壳可不是一般的木头，是用一种“柚木”加工的，这柚木的音质特好，可用于做提琴，它比胡琴的音色更柔美。于是奶奶的房间里经常有“戏匣子”里戏曲节目的声音，母亲和我也常常专门到她房里听。母亲说，那时我已能哼哼几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奶奶一再问：这得花费多少大洋（银元）啊。父亲说不贵。奶奶说：哼，我明白了，肯定很贵呗。

父亲还带着奶奶和母亲去了“万牲园”（俗称三贝子花园），即现在的北京动物园。父亲告诉她俩，五四运动前，这里规定每周二、四、六才是女性参观日，另四天是男性，不能男女一起进去的。

父亲骑自行车上下班，总是带着一个大的牛皮办公包，里面有稿纸，还有他的陶器瓦片。奶奶对此很不解地说：你这个老四，下了班多和我们俩聊聊天该多好，你却一头趴在桌子上，让你媳妇总看你的后背。再说，你看书写字也就罢了，还摆弄那些瓦片，还要来回带着它真不嫌麻烦，你索性把几片瓦片放在家里不就成了吗？

父亲说，那可不成，要是你们给碰坏了、丢了就不得了啦。母亲立刻说，今后我能保证，你桌子上的物件我绝对不会碰。

不久，徐旭生告诉了所有考古工作人员的一个行规：绝对不和收藏文物沾边，这是和南京那边的李济先生写信相互约定好的。此后，父亲一生再也没有把任何文物、甚至陶片拿回家，此生更是没有接触过任何古董，以及稀缺的古籍珍本、孤本。而母亲立下的保证“我不会动你桌子上的物件”也一直坚守了一生。我们也从小就知道，父亲的书桌绝不准翻动。到了晚年他再说起此事：“李济先生也和徐老伯一样，是位衷心爱国的学者，……所谓衷心——那个时代的产物：全靠自觉，全盘工作不和钱字沾一点点边际。”

母亲和奶奶的关系融洽，让父亲很欣慰。临到春节，父亲怕奶奶寂寞，还买来了“牌九”，陪着奶奶一起玩儿，热闹了几天。这副硬木制作、质量很好的牌九后来成为了我弟弟妹妹的积木玩具了。

我长大后听母亲讲，有一件事情她和父亲都迁就了奶奶。那就是母亲来到了北平，就要学习骑自行车。父亲告诉母亲若想会骑车你得先会推着车在院子里跑，训练手的平衡反应。母亲就在小院子里推车跑了起来，没注意奶奶看到不高兴了。当晚奶奶把父亲叫到她房间里说，哪有女人家这样地想着出外疯跑？都是媳妇人家了。于是父亲劝说母亲，别再想骑车的事情了。

我听了这事很不解，母亲解释说，那个时期，北平只有少数的女学生会骑车上马路。在20年代，有两个女学生会骑车都成了新闻上了报纸。母亲上学前十几年，教授女子中学的男老师必须在50岁以上，讲课时眼睛都不能正视学生呢。

母亲为什么要学骑车？她想，家庭已经安顿好了，可以出去学会计，进而找个工作。现在不准骑车也就罢了，过了这阵子，可以每天雇人力车去西四牌楼附近的会计补习学校也就是了。可不久后母亲怀上我了。我的到来打破了母亲外出实现“女性独立、摆脱家庭束缚”的梦想。

于是，母亲到灯市口大街西口南侧的一个打字机洋行里，购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英国打字机，在家里照着一本书学习指法，熟背了字母键盘的位置，想着将来能派上用场。

在“七七事变”的隆隆炮火声中，我降生了，那是1937年的9月。在那个时代，北平的多数人家在家里请接生婆来生产，母亲到协和医院里生产算是时髦奢侈的。在我出生后，医院照例立刻派出勤务工人，骑车送到我家和父亲办公室一式两份条状通知单子，是钢版刻写（竖立誊写）油印的，括号里的字是钢笔后填写上去的：

贺信

兹有（苏）太太于本月（15）号（下）午（五）点（二十五）分，生一（男）婴。

现在母子平安

特此报喜

北平协和医院妇产房
民国贰拾（陆）年（九）月（十五）日

这天父亲按原计划下班后骑车去医院探望，没有和骑车送贺信的人碰面。到医院后护士很惊讶，你怎么这么快就赶到了。这情景和我们现代的全家多少人早早挤在医院里等候大不一样。奶奶也只是在家里等待，那时似没有奶奶辈跑去医院等候探望之说。

奶奶对我这个孙子格外喜欢，说这个“小武生”天庭饱满真像他爸，是她的心头宝贝。家里充满了欢乐气氛，她也准备长期和我父母一同居住下去，于是她坚持由她出钱把这个庭院买了下来。

我一降生，父母就取名为甦之,一直用到1943年上小学才正式取名为恺之。但在生活中依然称呼我甦之，一直没有变。

我上中学后问他们这甦字的用意，他们说就是甦醒、复甦的意思呗。可后来我又想到，他们或许是指他们自己内心的感触——从乡村来城市，社会在变动，家庭模式在变动，他俩需要觉醒创造自己新的生活，心中对未来充满了期望。但也许是说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需要觉 醒。那个时期，觉悟、觉醒、顿悟、醒悟、悟性、新生等一些词汇使用频率较高。“觉悟”一语在20世纪50～70年代还常用，而“新生”一语似乎现在的应用面已很窄了。

抗战情结之一：韩振江去“那边”了，我们的热血曾一起沸腾

在大学期间，国内抗日情绪高涨，父亲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他的班级里，有位老乡韩振江，河北博野人（高阳西南三十多公里），个头中上等，偏瘦，说话振振有词，在抗日运动中很活跃。于是他们有了更多交往。

在我出生的前后，父亲每每骑自行车路过王府井大街东面的基督教堂时，都会看到它小塔楼北面竖写的30个大字，5列各6个字没有标点符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而他的心里已经变换为另外的25个大字，并常常在他心里叨念：

吾爱吾国，

甚至把身心奉献，

让国土和民族不致沉亡，

反得永生。

父亲曾对我们说，那时的国家大事是救亡图存，个人的心情就是“惟恐做亡国奴”。母亲告诉我，日本占领北平后在故宫成立了所谓的博物馆，知道父亲掌握着许多原始资料，以当“顾问”为诱饵想让他顺从，父亲当面回绝了，并立即感到必须避开这样的纠缠。为此，他和中德学会加强了联系，有时还以查资料为名到北平图书馆去躲避。

就在我出生后没几天，父亲在医院探望母亲和我，毕业后分手三年的同班同学韩振江突然来了。他得知父亲已经成家，就先去了厂桥我家，之后又从厂桥找到了医院来。他对我父母说了许多激昂慷慨的话（产房里的护士多次请他肃静），说身为报纸记者的他已经被日军盯上了，很危险，决心到“那边”去。这些话他们都明白，就是到延安去。父亲此前已经介绍了两三个人去了。因为有我二伯、大伯在吕正操的部队里，通过这个渠道可以从冀中分几步再转移到西安和“那边”。

过了些天，他匆忙地提着一个中号的皮箱子来到我家，让母亲为他保存，父亲则把准备好的一张很工整的毛笔字纸条递给他：

二哥如鉴：

兹有我的把兄弟韩振江，老实可靠，想前来和你合伙做生意，请你接待他。

弟琦
贰拾陆年某月某日

自他走后，一直没有消息，这和以前介绍过去的两三个人情况相同。以后父亲和他的哥哥们说起此事时，他们也都说没得到音讯。只因韩振江留下了他的皮箱，所以让我们全家一直没有忘却他的名字。

1965年，父亲携全家去新街口电影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唱起歌曲《松花江上》时，我看到他在禁不住地流泪，并赶快用手绢擦掉，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流泪。以后他对我们这些子女说，那时国难当头，民族危难，群众抗日救国的激情和斗志，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还很难深刻理解到。

韩振江的箱子，一直保留到1950年。父母想，新中国成立一年多了，还没有他的消息，那就把箱子打开吧。一看，几乎全是他的西服，另外还有一件短大衣和四五本写有他名字的线装书。几年后我长个子了，穿上他稍长的衣服也算合身。这让我加深了对韩振江三个字的记忆。

南下昆明：他的第二次抉择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了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的北平研究院办公地点，将未能及时转移掩蔽的考古原始资料、文件等大量掠夺，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很是痛心。父亲作为徐旭生的行政助手，在和后方取得联系后，和化学所所长刘为涛、物理所钱临照三个人一起，将北平研究所事前隐藏在中法大学的资料、贵重仪器等，还有他隐藏在中德学会的一些原始资料，一并委托东交民巷的英商太平洋公司，由天津搭乘英轮，取道香港和越南海防，终于在1939年夏天运到了昆明。

建国后徐老伯和我聊天时说，你爸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完全来自他的自觉。“七七事变”后史学研究所留有七八个人，但考古组就剩了他一个（徐老伯先于他去了昆明），他照例上班。有时为了躲开日军在中南海里的骚扰，就到北平图书馆去查阅资料。

北平城里的气氛逐渐紧张。家里小院子南墙外紧临着的大马路（现在的平安大街）上，常有日军背着带刺刀的步枪来往巡逻，军靴“咔咔”地很是刺耳。院子大门常常要紧闭着，小孩子更不能随便出去。还有多次，在急迫的敲门声后，两三个日军蛮横地冲到各个屋内四处搜查，首先是翻查抽屉，把里面的物品全倒在桌子上，进而翻查柜子，连同床下、被褥下都用刺刀挑起来翻看。我清楚记得，每次我都被吓得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腿。

那时，各家不允许存有收音机，害怕你用短波段听取外地电台。父亲把收音机用蓝布包起来，藏在院角厕所的柴火堆里，奶奶自此就再也没能听它了。家里也不能有较多的图书报纸文献资料、信件纸张等，免得惹麻烦。父亲把他自己的文字资料分几批带出去了，多是藏在中德学会办公室里了。

1938年，先期到达昆明的徐旭生来电报通知，说父亲现在可以并且要尽快动身转移去昆明。考虑到交通极度困难和时局震荡，也为了避免离开北平时日军的阻拦，只能和徐老伯一样，暂不带家眷同去。研究院设法给他购买了机票，从上海绕道香港，再到越南或缅甸。

奶奶实在没这个思想准备，曾一再劝说父亲：咱们好不容易安好了这个家，你却要妻离子散，丢弃我，这是何苦呢。能否就在北平另外找个工作，例如当个老师算了，不必长途跋涉去昆明了。“世态万变难预料，咱们活在一起吧”，我的身体也不好，你的儿子刚一岁还没断奶，“家有母亲儿不远离”啊，再加上日本宪兵无缘无故地常来家中搜查，日益紧张，家里没有个男人应承实在是太困难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奶奶的要求，沉默了几天，最终还是以“我离不开我刚刚开了个头的事情，那些资料需要我去整理”为理由恳求并带有些勉强地说服了奶奶，并承诺不久会回来的。然后，毅然决然匆匆启程，和刘为涛、钱临照历经一个多月时间到达了昆明，和徐旭生会合了。临行前父亲还特意给奶奶买了一架留声机和一些京戏、京韵大鼓的唱片。

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抉择，时年29岁。也是成家后第一次离开了小家。

关于他去昆明的行程，我有一个旁证。1986年年底，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从《人民日报》编辑手里转过来的信，是他的一位“船友”谭振中先生寄来的。原来，1938年他们同在一艘轮船上，从天津出发去的香港，两人在香港分手后各自去了昆明和重庆。两人当时在船上几天，互相说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慷慨之词，所以都还记得对方。建国后，谭先生曾多次打听父亲的消息，但都没有成功。原来，他在天津建筑材料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有一天意外地在1986年12月5日的报纸上看到父亲在内蒙古考察的消息。父亲接到他的信后，也很兴奋。次年，两人相逢，感慨万分。母亲说他们谈得很投机，让她也很感动。

父亲动身去昆明时，嘱咐我奶奶带着我们母子迁移到别处居住。1941年初，奶奶把厂桥的房子卖了，再买下西城区石碑胡同（现更名育德胡同）西头21号的小宅院，全家向西迁移了一公里多。这里居民密集，心里踏实些。这时，奶奶手里的零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老家那边，高阳地区于1938年初被日军占领，工厂厂房亦被征做仓库，设备被拆散军用，400名工人失业。厂子里能转移出来的有限的流动资金全部交由我三伯父带到西安开拓新的活动领域，每个股东都不再支取生活费用，无人例外。从日本侵略者对老家的占领开始，高阳地区就成了日军与国民党、共产党争夺的前沿，1945年以后又是国共拉锯战的焦点，直到解放军取得全面胜利。我们大家族的命运与情感，和这里息息相关。

自此，我们的生活费用全部依靠父亲的工资。父亲晚年曾提起：那时顾颉刚的月工资是400大洋；徐旭生自己给自己定的月工资是200大洋，有领导劝他再向上调一点儿，徐老伯没有同意；而父亲的工资是56大洋，直到抗战胜利，那时是确实不够花销的。50年代，王天木伯伯告诉过我：“你爸爸在北平，工资仅有56元，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的工资是高等学校教师的两倍，是北平研究院的两三倍呢。”

石碑胡同的新居是两进式的四合院，外部环境相对僻静些。接着奶奶又让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两家人也从老家迁来北平。我大姑家住在西单牌楼，我二姑一家则和我奶奶住在一起，院子里总算有了男人当家对外。我的两个姑父都是在高阳和保定与天津之间买卖布匹，转而住到北平仍能继续做这些生意。我的二伯父还开办了一个小衬衣厂和一个皮革厂，各有十几名工人，都是从老家招募来的。

1941年夏末，研究所来了通知，说现在交通情况稍好些，可以设法把我们家属从沦陷区转移到大后方去。父母通了几个电报，商量奶奶的安排问题。最后的决定是：奶奶已经近70岁了，还是说服她，让她在北平和两个姑姑一起生活，等待我们“不会太久”返回吧。

母亲把舅舅请来北平，由他陪同我们坐火车经天津去上海。按照奶奶的建议，多买些硬面饽饽，多煮些茶叶蛋，这两样能经住饿，“出门就不想家了”。

离开上海的前几天，母亲还执意请舅舅陪同去看了曹禺的话剧《原野》。年幼的我只是记得话剧开场时的一个片段：在铁路线旁边，一个傻子模仿着火车的开动来回跑着，并向旁边取笑他的人说：“鼻涕的味道是咸的。”

长大后我还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母亲曾几次说起来。我问，怎么在那个时候还有兴致看场话剧？母亲说，她以前只是在学校看过小的话剧（被称为“活报剧”），在北平等待去昆明的几年里，几次看到了报纸上的话剧广告，真想去看一场。那时看场话剧是很时髦的，剧目多是有进步思想的，涉及摆脱旧势力、摆脱封建家庭的，例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可是若想大老晚的，带着你出去看什么新戏，会让你奶奶觉得很张扬。如果协同几个同学去也很费力，那时没有电话联系啊。所以，到了上海，这里是话剧的发源地，当然机会难得。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第二次进入剧场，已是五年后重返北平之后的事了。

我有一次和父亲说起，我感觉曹禺写的《原野》不似其他几个剧本受欢迎，甚至被说成是曹禺的败笔。父亲说，这剧情在当时却引起青年一代尤其是女性的共鸣，妇女强烈要求摆脱家庭的约束，争平等求自由。又说，对于一个大号作品的功过，再过半个或一个世纪的后人来评说，也不为迟呢。

父亲的回答，也让我理解了，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上演了由鲁迅《伤逝》改编成的歌剧，父母看了电视转播还觉不过瘾，又设法买了剧场演出票，实现了母亲的心愿。

1941年，母亲带我去了昆明以后，奶奶把一间小房子锁了起来，里面妥善保管着我们小家庭的全部物件。她坚信并盼望着，我们一定能够早日归来。 TdBo0JELQyGXuDE/9yMYtyp9naOBdUr1zxNQPidPuYqoZSgQ4pVIH2HlQfqibi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