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7年春天，我在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演讲，主人出的题目是“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变化”。我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儒学价值的特点，一个是当代中国的变化。因为听讲的美国学生对中文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不可能像在国内演讲一样引经据典，所以我在演讲开始的时候就明确声明，我不会进入古典文本。于是我尝试用对比的方式，来呈现儒家思想与价值的一些特性，这就是：道德比法律更重要，今生比来世更重要，社群比个人更重要，精神比物质更重要，责任比权利更重要，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秩序比自由更重要，和谐比斗争有价值。一共八点。

2010年夏天，我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中央国家机关读书主题论坛做报告，题目是“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儒家文化，二是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三是儒家的人生观，四是儒学与当代中国。在第四个问题即儒学与当代中国的部分，我用对比的方式和现代的角度来看儒学价值观的特点，共讲了十点：道德比法律更重要，社群比个人更重要，精神比物质更重要，责任比权利更重要，民生比民主更重要，秩序比自由更重要，今生比来世更重要，和谐比斗争有价值，文明比贫穷有价值，家庭比阶级有价值。这次所讲比在塔夫茨大学多了两点，次序也略有调整。

2012年秋天，我应韩国学术协会的邀请，担任第14届“杰出学者特别演讲”主讲人，对韩国进行了学术访问并举行了系列演讲。在韩国做了两场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华文明的哲学思维基础”和“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后者集中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而前者虽然是专就哲学思维和宇宙论来讲的，但可以作为对中国价值的一种宇宙论哲学背景的说明。这两场演讲的题目都是根据韩国学术协会的要求确定的。因为韩方特别提出，希望演讲针对西方文明与西方现代性所显露的问题，从中华文明寻求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遍主义原理。所以我在演讲中提出，以古代儒家为突出代表，显示出中华文明对仁爱、礼性、责任、社群价值的重视，这些价值经过后世哲学的阐发更发显出普遍的意义。仁爱原则、礼性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都是与个人主义相反的价值立场，导向对协同社群、礼教文化、合作政治、王道世界的理性肯定，应该成为普遍性原理。协同社群突出社群的意义，以对治个人主义；礼教文化突出道德意识，以区别律法主义；合作政治突出合作的政治沟通，以有异于冲突的政治；最后，王道世界是一种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天下秩序。而这四点都以仁为核心，仁是以相互关联、共生和谐为内容的基本原理。这些提法的主旨皆在彰显与西方近代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普遍性原理。自韩国回国后，我立即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报告的中文文本，中文文本略有调整，其中增加了这样几句：轴心时代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价值成为主导中华文明后来发展的核心价值。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华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举其大者有四：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这四点是突出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对照，从上述十点中调整简化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把中华文明价值观的特色表达得更集中简练。

以上这些观点，都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及其特点，近年来我在各处作有关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报告中都常常提到，也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注意。事实上，2004年以来，我在不同的演讲中多次讲到儒家和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特点。

近年来，国学热在全国方兴未艾，广大人民群众对学习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的热情有增无减。因此本书也有两篇论述国学历史和国学概念的文章，以帮助读者了解学界对国学的一般看法。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曾有整理国故的运动，当时梁启超指出，国学的常识是两样，中国历史之大概和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是说，学习国学一方面要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一方面要学习掌握中国文化的人生观。他所说的人生观也就是价值观。因此，我们今天学习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既要广泛了解自己文化的发生、成长、发展的历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还要自觉学习吸纳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以此促进全民的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陈来
2015年2月4日立春